高句麗問題真相：高句麗、高麗和朝鮮族不能混同

作 者： 厲聲 研究員 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 高句麗是我國東北曆史上的一個少數民族。她的族源不是單一的，且有主源非主源之別。她的主源應是穢貊族解體後東遷的各支後裔：高夷、夫餘、沃沮、小水貊（梁貊）、穢等。高句麗出自穢貊族係，不僅有漢安帝在建光元年（121年）詔書中稱高句麗為“穢貊”可證，而且直到5世紀後期，還有南齊官員稱之為“東夷小貊”（《冊府無龜·外臣部·備禦二》、《南齊書·高麗傳》）。 此外，還有一批非穢貊族係的成員先後融入高句麗族，如古代朝鮮遺民，漢族人、鮮卑人、肅慎人，還有荇人、蓋馬、句茶、契丹、百濟人等。 高夷人最先使用了高句麗這一稱號。高句麗在古籍中也作高句驪。高句麗稱號在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征朝鮮前就已經存在。最初是西漢東北玄菟郡下之一縣名。《後漢書·高句麗傳》稱：“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麗為縣，使屬玄菟。”玄菟郡開始設立時，便領有高句麗、西蓋馬、上殷台三縣。高句麗縣之名應該是因高句麗人聚居而得。此後，漢玄菟郡不斷加強對高句麗縣等地方的管理。也可以說，高句麗人至遲在漢武帝時已生活在玄菟郡內成為漢政權管轄之下的編戶齊民。漢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高句麗人在他們居住的中心地區建立起民族政權。盡管稱高句麗國，一直也沒有脫離漢玄菟郡和遼東郡的管轄區域。 隨著中原政權更迭，對北方管理機構及政策的變化，高句麗政權在玄菟、遼東地區發展、擴張，始終沒有改變其作為我國東北曆史上少數民族政權的性質。這從高句麗同中原及北方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聯係，不斷接受中原及北方甚至江南政權的冊封，不斷臣屬、朝貢等方麵可以得到證明。 唐高宗總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麗不遵聽唐諭旨，堅持向唐的另一屬國新羅（位於今朝鮮半島東南部）擴展勢力，被唐和新羅聯軍攻破。高句麗滅國，高句麗民族絕大多數融合於中原漢族，或東北當地民族中，少數進入朝鮮半島後融合於當地民族之中。 高句麗政權存在時，史家們有時記為句麗、高麗，到了隋唐時期，中原史家和高句麗人大都習慣稱高句麗為高麗。高麗實際上是當時對高句麗的簡稱或易稱。史書最早出現高麗名始於公元398年，此後高麗一名頻頻出現於史書，與高句麗全稱交替使用達百餘年，至隋唐時期高麗取代高句麗稱呼比較普遍。所以其本史實是：公元668年前的高麗是高氏高句麗簡稱或易稱，與事隔250年在朝鮮半島建立的王氏高麗無任何繼承關係。但由於公元918年朝鮮半島又出現一個名為高麗的王朝，曆史上和現實中人們往往將其混淆。其實這是兩個實質和歸屬截然不同的政權。 918年建立的高麗王朝，因其第一代王是王建，人們稱其為“王氏高麗”。我們不否認王建政權以“高麗”命名有興滅繼絕之意。然而卻是在高句麗政權滅亡250年後建立的。都城開京（今朝鮮開城），其活動範圍沒離開朝鮮半島。所以，高句麗簡稱高麗與王建的王氏高麗，無論從時間上，活動地域上，王族姓氏上，治下臣民的組成上都存在著根本區別，是不應該混淆的。 現代的朝鮮族人是在高句麗國家滅亡以後，長時間的民族融合與交流中，以新羅人為主體形成的，在融合過程中也包括留在朝鮮半島上的少數高句麗人、靺鞨人、漢人等。19世紀中葉以後，一部分朝鮮人從半島遷入我國，成為今日我國境內的朝鮮族。 通過以上敘述，高句麗、高麗和朝鮮族是有區別的，不應混同起來。需要指出的是，高句麗民族和國家在7世紀以前漫長歲月和曆史發展中，在我國東北地區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至今仍保留著大量的遺跡遺物。遼寧省桓仁縣有高句麗第一個都城遺址下古城子、五女山城，這裏有高句麗古墓、壁畫、遺跡、遺物。吉林省集安市有高句麗都城國內城、丸都山城以及洞溝古墓群、好太王碑和大量出土文物。從吉林省的延邊、吉林、通化、白山，直至遼寧省本溪、撫順、鐵嶺、沈陽、丹東，都保存著不同數量的高句麗古城、古墓和各種遺跡、遺物。多年來的考古發掘證明，高句麗文化層疊壓在漢文化層之上。這些遺跡、遺物不是現代朝鮮族的文化，也不是王氏高麗的文化遺跡，而是我國東北古代民族高句麗人的文化遺產，理所當然是我國的文物古跡。1961年以來，國務院先後將洞溝古墓群（包括好太王碑）、丸都山城、五女山城、鳳凰山城等公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遼寧、吉林兩省各級政府也將有關高句麗遺址公布為省、市（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附看韓國人領土野心: 東北工程”引發爭論 高句麗之爭“曆史懸案”( 　　2003年12月9日，韓國古代史學會、韓國考古學會、韓國近現代史學會第17個學會在漢城曆史博物館發表聯合聲明要求：“中國應立即停止把高句麗史編入中國曆史的歪曲曆史行為。” 　　引起這次韓國學術界“集體抗議”的直接導火索是去年6月24日，《光明日報》發表一篇題為《試論高句麗曆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的署名“邊眾”的文章提出：“高句麗政權的性質應是受中原王朝製約和地方政權管轄的古代邊疆民族政權。” 　　這一觀點在部分韓國學者和媒體中間引起軒然大波，漢城大學教授李成王圭“不無擔心”地認為：“如果古朝鮮、扶餘、高句麗和渤海等曆史作為中國少數民族的曆史編成‘中華民族’曆史的一部分，那麽有可能引出韓國史隻是沒有被中國吸收的支流，是沒能參與‘中華文明’的野蠻落後的集體曆史而已等各種觀點。”而韓國漢陽大學教授慎鏞廈甚至撰文稱之為“‘曆史帝國主義’工作。” 　　由於“邊眾“是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三位學者的聯合筆名，而研究中心正是國家立項學術項目“東北邊疆曆史與現狀係列研究工程”（簡稱“東北工程”）的領導機構，由此導致問題進一步嚴重化。 　　對韓國學術界這次“抗議”給予極大關注的韓國“第一大報”《朝鮮日報》發表所指更為深遠的社論，矛頭直逼“東北工程”：“有分析認為，中國之所以這麽做是要重新確認與朝鮮族居住的東北地區的關係，並以此為基礎，製造介入北韓地區的理由，隱含高度的戰略意圖。” 　　“我們肯定不會與他們發生爭論，我們會按原有的學術部署繼續進行研究。”處於“風口浪尖”的“東北工程”負責人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厲聲態度肯定，他認為12月9日韓國17個學術團體所發表的聲明是非常偏激的。 　　旨在“研究中國東北邊疆曆史上的疑點問題以及理論上的難點問題”的“東北工程”由中國社科院與東三省聯合組織，於2002年正式啟動，曆時5年，預計一共投入資金1500萬元。厲聲一再強調，高句麗僅僅是“東北工程”中的一個課題，並非像部分韓國學者所說，“東北工程”完全是針對高句麗問題。“以前我們沒有提過這樣的觀點，現在提出來了，他們的反應非常大。”在評論“邊眾”一文時，厲聲說。 　　目前，中國國內學術界和其它媒體亦未見公開針對韓國有關方麵的態度做出評論，但香港與台灣媒體則表示了極大關注。 　　“爭奪”高句麗曆史緣起 　　高句麗建國於公元前37年前後，都城位於中國遼寧省桓仁縣五女山城。高句麗本身是遊牧民族，能征善戰，與曆代中原政權及朝鮮半島南部政權戰爭不斷。強盛時期疆域東至遼東，南至平壤，跨越現今中朝兩國。公元427年遷都至平壤大成山。 　　公元668年，唐朝軍隊與朝鮮半島的新羅軍隊南北夾攻，滅亡了高句麗，整個民族或遷入中國西北及江浙，或融入當地。此役即中國曆史上的“薛仁貴東征”，唐朝在平壤設立安東都護府，疆域及至平壤。 　　在高句麗一共700年的曆史中，近400年其都城建於現今中國境內。現在很多中國學者認為高句麗是中國古代邊疆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或者至少在公元427年高句麗遷都平壤之前屬於中國邊疆曆史的一部分。 　　但是，中國曆代史書皆把高句麗誤作“高麗”，並與高句麗滅亡200年後在朝鮮半島興起的“王氏高麗”相混淆。盡管從《明史》開始已經對這種混淆進行了糾正，但是今日韓國部分學者以中國古代史書記載為證，論證高麗是對高句麗的繼承，並據此得出結論：高句麗屬於韓國曆史一部分。而中國學者則普遍認為無論是從家族、姓氏還是血緣來看，高句麗都與後來的“高麗”毫無瓜葛。 另一個令今天的中國學者被動的是，新中國建國後，由於中朝兩國的特殊關係，高句麗被說成是朝鮮的曆史，在郭沫若、範文瀾等主流曆史學者的書籍中，高句麗也一直被劃入世界史的一部分。 　　“那時候完全是政治因素起作用。”厲聲說，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朝兩國在中國東北舉行了兩次聯合考古，所有發掘的高句麗文物全都送給了朝鮮。 　　涉及曆史問題時，朝韓兩國向來態度統一。因此，此次爭論雖然嚴格意義上應是中朝之間的曆史，但韓國方麵未作壁上觀，且甘當主角。 　　不過，曆史上最先就高句麗問題向中國發難的並不是韓國，而是1920年前後的日本。當時日本統治朝鮮，圖謀中國東北，提出高句麗問題的用心顯而易見。 　　而此番高句麗問題“重現江湖”，在中央黨校教授張璉瑰看來完全是不斷的誤解和猜測所致。“70年代韓國經濟發展以後，民族情緒上升，一些少壯派的學者開始尋找韓國曆史上最為強盛的時代，於是就找到了高句麗。”張說，從那個時候，韓國學術界就有一些觀點認為高句麗曆史是朝鮮的曆史。 　　“問題開始複雜於1999年前後，中國一些並不了解韓國學術界的學者突然發現了韓國學術界的這種觀點，他們很吃驚，於是也開始進行研究，這樣一來韓國又很緊張，並聯係到中國的崛起，以為中國要重寫東北亞曆史。”張璉瑰說。 　　從去年10月開始，韓國學術界就此陸續成立了一些組織，如“中國篡改中朝邊界曆史對策委員會”等。 　　“東北工程”純屬社科學術研究 　　韓國部分學者和媒體堅持認為“東北工程”有極強的政治背景，這是這場爭論變得敏感的直接原因。《朝鮮日報》除了一再強調“東北工程”由中國政府出資外，在談及《光明日報》刊登的文章時，也特別強調該報“代表中國共產黨學術領域”。 　　對此，國內學者澄清：中國的社會學術基金以及相關機製不健全，社科學術項目如果沒有政府的資助很難開展。“東北工程”學術領導機構是一個由17人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其中3人以官員身份參加，即東三省宣傳部的副部長，“但是他們僅僅起到一個組織和協調的作用”，厲聲說，“我們的一些課題由他們負責通知給各自省裏的社科院和大學，因為這種工作無法由單個的學術機構完成。” 　　厲聲透露“東北工程”立項的初衷更多的是考慮到當時東北作為老工業基地，麵臨很多諸如大規模下崗、礦業城市資源枯竭等嚴重社會問題，“要解決現實問題，把曆史問題搞清楚也是非常重要的。”厲聲說，這種思路在“東北工程”的全稱（“東北邊疆曆史與現狀係列研究工程”）中亦有體現。而以巨大的課題經費支撐經濟並不景氣的東北地區的科研力量，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韓國方麵有人認為《光明日報》的文章是一種政治態度，這完全是猜測的。”一位國內科學者稱，《光明日報》作為中國知識分子主流報刊，在刊登學術文章時，有側重選擇學術前沿的傾向。 　　學術研究不該上升到“政治層麵” 　　“高句麗的曆史是一個學術問題、曆史問題，但如果它被演繹成古代中朝邊界問題，並影射今天的邊界問題，那麽問題就會相當複雜。”在中央黨校教授張璉瑰看來，高句麗的爭論在學術領域是正常的，如果擴大到政治領域，則是危險的。 　　在記者向韓國駐華使館提出就此事采訪時，韓國使館方麵的答複是“此事非常敏感，而且鑒於中韓兩國良好的關係，政府不便出麵。”與韓國使館的謹慎恰恰相反的是，韓國很多學者紛紛強調韓國政府應該參與其中，並開始試圖對政府施加壓力。 12月12日，韓國25名議員向國會提交了“敦促中國停止歪曲曆史的決議案”，認為韓國政府應提出強烈抗議，並與朝鮮共同提出對應方案。該決議案內容基本得到韓國政府官員肯定性回複。 　　12月13日，韓國國務總理高健主持的會議決定，將針對中國研究東北地區的古代史問題成立“高句麗史研究中心”，加強對高句麗史的研究工作。 　　更令人擔憂的是，200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在中國蘇州舉行的年會上審議朝鮮提出的將高句麗古墓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申請，如果通過，則表明世界組織將默認高句麗曆史上屬於朝鮮。而韓國方麵的態度是，全力支持朝鮮的申請。 　　“如果這個時候雙方都不克製，上升到政治層麵，將對中韓兩國非常不利。”張璉瑰認為從東北亞大的局勢來說，已經有朝核問題，日本軍國主義問題等不穩定因素，而中韓兩國沒有重大分歧，在很多問題上可以互相合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厲聲比較樂觀，認為這次爭論不會嚴重化。一方麵，中國學術界已經定下了不會主動挑起爭辯的基調；另一方麵，他認為韓國大多數學者還是相當冷靜。“我們注意到，韓國幾個主流的學術團體並沒有參與近期的高句麗問題集會。” 　　　　“一窩蜂”研究招“政治化”猜疑 　　學者認為，此次的中韓尷尬事件，與大陸學術研究自身存在的問題不無關係。改革開放後，國內學術界與外界經濟聯係日益緊密，學術研究往往存在較為嚴重的“趨利傾向”。無論是課題經費還是社會關注度，經濟學、法學等學科在社會上“獨占鼇頭”，一些MBA老師年薪達幾十萬，一些著名法律學者擔任律師可以獲得50萬元的律師費。而諸如曆史等學科，很多學者則需要自費出版研究成果，出現所謂“研究越多，學者越窮”的現象。這直接導致了研究人才分布的“貧富不均”。 　　本次采訪中記者發現，在國內尋找高句麗問題專家相當吃力。“我們對‘高句麗’的研究遠比不上韓國。”國內一位常年從事東北亞問題研究的學者無奈地說，“他們一位學者寫過幾十本研究中朝邊界的書，而我們的情況是以前的老學者已經逐步退出研究，繼承者又非常少。人才匱乏，立誌坐冷板凳的人太少。” 　　一位參加了“東北工程”的學者向記者透露，在“東北工程”中，研究高句麗時間在五年以上的人極少，但由於國家立項投入了課題經費，這一研究變得相當“熱鬧”。這種做法不僅會養成一批學術‘追星族’，也會讓國外誤解我們，誤以為有什麽政治背景。” 　　此次“高句麗”爭議事件印證了這種擔憂。 2005-07-29 11:0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