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學者中，把“老莊”還是“莊老”的文章做得最大、最徹底的，大概當屬錢穆。錢老於此著作較多，不能一一學習，唯所能明白的，大概隻有其學問所關注的這樣兩點：1，老子的真實身份；2，道德經與莊子成書的先後順序。 而於此兩點，最引筆者留意的，又並非是其結論，而是錢老治學的方法。因世上諸多學問，結論決定於方法，方法決定於立意，結論往往不是最重要的，這對於國學尤其如此。
而對於考據法的論證，百十年前舊學向新學轉變，便是一很大的變革。在這一點上，胡適的影響確實非同一般。
錢老對老子真實身份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史記、莊子書、論語等經典裏跟“老”字有關（不論是名字裏帶老、還是年紀大）的人，以及傳說中跟“老子”這名字沾邊的所有人。都走一遍，看誰像老子。而所最多用的方法，就是對人物名字的分析。當兩個人物，隻要名字裏有發音相似、含義相似的字、就會被認定是同一個人。又如果一個人物的名字含義特別，就會被認定那不是人名了，而那個人物也不存在，隻取其名字所含之意。錢老便以這些為據，斷定人物間的關係，並斷言那裏有沒有老子。現舉幾例：
莊子書中有個叫老萊子的人，他指示弟子召見了孔子。錢老發現論語裏孔子的學生曾向一個正在除草的人問過孔子在哪，於是錢老說了，“萊”字有除草的意思，論語裏又正好有個除草的老人，所以，老萊子就是那個除草的人了。
再如，史記裏說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錢老的分析便是：李耳不是一個人名，老聃也不是人名，為什麽呢？因為字典裏有個跟“李”字發音相似的“離”字，而這個“離”字呢有長(chang)的意思，所以李耳不是姓李名耳，而是說耳朵長，講的其實是一個長著長耳朵的人，所以曆史上沒有李耳這個人。而老“聃”，也不是人名，因為在《說文》“聃”裏被解作耳曼，而曼這個字又在《詩 魯頌》裏被說成長，所以二者一聯係，老聃就是老“長耳朵”的了。因此，按錢老的意思，老聃啦，李耳了，都是古人給老子起的外號，言外之意，先秦時代的老子那麽有名，可是所有人稱呼他所用的名字，其實全都是外號，左一個老長耳朵，又一個老長耳朵地叫，可就是不提他的名字。
再如，當年函穀關攔截老子的人是個關令尹（官名）。錢老就此指出，其實不是那麽回事，到底是怎麽回事呢？是曾有個人叫關尹，莊子天下篇裏說他見過老聃（老長耳朵），因此呢，司馬遷作史記在寫函穀關那一段就是錯了，他是見了關尹這個名字就誤以為他是守關的，於是就寫出了函穀關守關人攔老子那一段，還把“關尹”這名字中間加了個“令”字，使名字正式變成了官名。所以關令尹就是關尹，二者是同一人，確定無疑。
看來研習曆史作學問，原來是這麽斷人名的，看來不僅錢老這麽斷人名，按錢老的意見，古人如司馬遷之流也該是這麽斷人名的。
如此說來，這倒可作一點引申，筆者知國內歌手中有個叫刀郎的，並且還有個叫西域刀郎的。那麽千百年後，一個研究通俗音樂史的便可以這樣說了：“刀郎和西域刀郎是一個人了，因為他們都是唱歌的，都是來自新疆，名字裏都有刀郎二字。。。我還可以提供一些佐證，就是當年的中國人正在風靡學英語，而英語裏縮寫很普遍，當年崇洋的華人因此原因，就把一個本來叫西域刀郎的人前麵倆字省了，就稱刀郎了。可見他們兩個，實在是一人也。”
再如此說來，百十年前，有個叫李立三的革命黨，前清時候，還有個打家劫舍的飛賊叫李三。以後的學人也可以這樣說了：“這倆人其實就是一個人。為什麽呢，李三這不是正經名字，中間肯定缺了字，他是俠盜，正好，有個革命黨叫李立三，他也是鬧革命的好人，因此，李三就是李立三了。。。李立三被叫成李三，肯定是因為熟悉他的人總稱呼他的名而忽略了姓（證據是：這是當年時代的華人中最常見的昵稱形式），老叫他立三、立三，立三叫久了，不知情的人知道他姓李，以為立三就是李三，於是，立三就成了李三，那個立字就被刪了，李立三和李三，實在是一人也，一定就是這麽回事情。”
於是這些，便成了學術。。。
錢老對道德經與莊子成書順序的研究，有一主要論證角度，便是對學問架構的分析。他認為，從論語到老子書的學問，是一個從質樸到深玄的單一學術進程，而莊子書兼二者而有之，正好在這進程的中間階段。質樸是深玄的根基，有質樸的學問，才會有深玄的學問，因此論語一定在老子書前，作為兼而有之的莊子書，就一定是成書於銜接這兩部書的中間階段，也即，一定是在老子書之前了。
筆者讀到此處便深歎，從這個角度推斷成書順序真是好哇，以學問的架構導學問的曆史，真是發前人所未發！
隻是，若這樣也能成為考據，筆者從中推出的卻是與錢老完全相反的結論：即莊子書一定是出於論語與老子書之後，而絕不可能在老子書之前，不論老子書與論語順序如何。
何也？因這學問的發展，從什麽時候起一定要符合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了？以筆者觀察，對於一具體學問，確會由淺入深漸進發展，但中間學科的出現，卻多是兩部或多部獨立學科出現之後持續發展的後續。觀論語與老子書，論語著仁義禮，老子書著道德，是不同的學術範疇，各成一家。而莊子兼孔老之學又獨成一家，那他一定是先通孔老方能兼之，莊子成書，便一定在孔老之後。 這裏或有另一隱情，即有說法講莊子的道學講得不那麽成熟，說明莊子對道的理解是朦朧的，也說明包括莊子以前的時代道學發展都不夠成熟，因此在莊子以前沒有產生道德經這部大經的土壤。
對於莊子的道學是否成熟，那是智者見智了，莊子書的立意既然不在研究道德上，自然不會花大篇幅講道體，世人何以知道他的道學思想全豹？天下所有的學問，在莊子那裏都是工具與假托，是為他的文章服務、達到目的即可，他並不是自縛於把所用之具闡述清楚的人，自然就無需為那些東西負責。但於筆者看來，莊子的道學不僅不是不成熟，反而是相當地成熟透徹。他的書，可以說是手把手地教人把道用之法結合於生活朝夕之中，他的一句道有情而無形一語中的，怎能說是不成熟呢？
看錢老講莊子兼孔老之學又獨成一家，頗感對莊子的學問還是說少了些，莊子不僅兼孔老之學，其實他的學問裏，兼通佛學真諦。
雖然那時的佛學並未傳入中國，可莊子書玄義暗合佛家經典《大般若經》。實令人歎為觀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