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此前的討論中我們可見，聖賢們立學的模式，往往是有一個“子”提出一論，試圖把人的思想往一個方向上引領，這樣的力量一形成，就會有另一個“子”冒出來，針對前一個“子”論中最突出的亮點提出一個反論，其影響，又是試圖把人的思想拽向相反的方向。這第二個“子”，在反論的同時，又會在反論中加入屬於自己的新思想。而這新的思想，又便會成為下一個“子”著力去反的論題。如此往複，我們燦爛的文化，就在這立與反、反後又被反、從抬杠抬到極處、到不抬杠不抬到極處的爭鳴中，不偏不倚地走了一個誰也無法預知的進程，走到了今天。
而這，正中了老子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之說。也即，一個反論，一個反杠，就是道的一次湧動；而一個理論、一種力量在世界中發生作用、引起共鳴、將世界往某一極上引領時，新的、相反的力量就會在那個理論、那個力量的影響裏呈現弱的、有惰性的地方滋長並強壯起來，而且，這兩種理論、兩股力量，都能證明其合理性，看哪一端都不是錯的。
這時有旁人說了，那我是不是這樣就最好：不論見到什麽，都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杠上，我這樣做了，不就也能在曆史上留下一筆，就算是行道了？那我要提醒您了，您這是名家無師自通，不論認與不認，惠施、公孫龍都是您祖師爺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個問題還是很有意義的。“反者道之動”，難道遇論便反，就是道湧了麽？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個更深問題，那就是：為什麽遇論便反，反就不對了呢？
而若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一定要講講什麽是道了。而若不可避免，非要講講什麽是道，那就不得不從老子講起了。
講老子，筆者不打算講他到底是誰，也不打算講他生卒年，因誰也不很清楚。筆者就打算講講他跟道德經的關係，他在道德經裏到底想講什麽、和人們對道德經常有的誤解吧。
先講他跟道德經的關係。有人說了，那還不清楚嘛，就是他寫的啊。說得不錯。可是，近代的大哲學家馮友蘭說了：道德經不是他寫的，而且老子與道德經的成書不應該是在一個年代，因為道德經的有些章節，如對“名”的討論是老子時代所不可能涉及的，那是後學惠施跟公孫龍的專利。我聽您的，還是聽馮友蘭的？
我啊，誰的也不能輕易聽，我還是自己在這掰掰這瓣蒜吧。
馮友蘭的根據，主要是道德經裏關於“名”的論述，他認為“名”是名家的招牌，應是由名家把“名”的問題提出來，然後道德經才能對“名”進行論述，因此《道德經》應當成書在名家之後。
馮是大家，筆者不能說他不對，隻能謙虛地提出幾點己見。
一，這樣一種史學觀點，不管是多大的大家，如果不能有權威性超過、或者近似於《史記》的資料作佐證，都隻能視其為一種觀點、一種可能來參考，而不能（輕易）就劃為史實一列。二，馮友蘭提出，道德經如其他諸子的經典一樣，是由後世道學弟子們以老子之名共做的經典。這一點尤難立住腳。道德經與其他經典不同，它不是記載聖賢言行的文章，也不是一些不同主題的論文湊起來的合集，它是有專門單一的論題的，是直接論道、因此是思想的直接表達的。而思想這東西，就像一個人的簽名，是無法與人共享的，就算有人想學、想模仿，也難。反觀道德經各章之間，從口吻，格式，到思想深度、高度，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難分彼此。這樣的一部書，隻能由一個人寫，如果這個人不是老子，那一定也是一個有老子同樣智慧的人獨自完成。而這個人若不是老子，還能是誰呢？
最後補一點小嘀咕，名家研究了名實問題不假，但沒有必要非說他們研究“名”了，前人在同樣概念上，就不能有別樣的文章可做了吧。要知道《道德經》中對“名”的闡述，還是與名家的側重點有很大不同的喔，老子可沒那麽抬杠。
所以筆者仍願以《史記》為據，相信老子為《道德經》唯一作者更加可信。明確這一點，也讓筆者舒服些，因諸子百家走了一遍，竟驚詫於各家的祖師爺留下的經典，都或是完全由後世子弟冒名代筆、或是與學生合作的，竟極少是由本人全部親自操刀的，而孔子就是其中的範例。
所有人都知道，儒學至典《論語》非孔子所著。不少人都認為，孔子修訂六經，除了編改一些東西，還是寫了《春秋》的。或許是吧，但是，就算《春秋》是他所寫，那也是個“私生子”，因他寫的名不正，言不順。作為古今尚禮第一人，因為此書卻做了一次大逾常禮的事，何也？因他不是史官。按儒家說法，不是史官卻作史書，不在其位便某其政，便名不正。其實不正也就罷了，大聖人什麽文職工作不可做。但是他寫史書，還大違了作史不能渲染感情色彩的原則，這兒來一個微言大義，那兒來一個春秋筆法，不管出於什麽目的，這樣一來，這史，怎樣講就都不中正了。難怪孔子有歎：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不過，後人小輩對這事兒也不能太絕對了，因也許《春秋》跟孔子一點關係也沒有呢。馮友蘭就對孔子說的很徹底，按他說法，六經之中，沒有一卷是由孔子所著、所編、所評、所修改的。
那到底孔子有沒有動過筆啊？孔子自己倒曾說過，述而不作。但真正到底怎麽回事兒，限於篇幅，這裏就不多說了。
有點兒跑題，打住，下回還是接著談老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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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而這，正中了老子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之說。也即，一個反論，一個反杠，就是道的一次湧動；而一個理論、一種力量在世界中發生作用、引起共鳴、將世界往某一極上引領時，新的、相反的力量就會在那個理論、那個力量的影響裏呈現弱的、有惰性的地方滋長並強壯起來，而且，這兩種理論、兩股力量，都能證明其合理性，看哪一端都不是錯的。
這時有旁人說了，那我是不是這樣就最好：不論見到什麽，都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杠上，我這樣做了，不就也能在曆史上留下一筆，就算是行道了？那我要提醒您了，您這是名家無師自通，不論認與不認，惠施、公孫龍都是您祖師爺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個問題還是很有意義的。“反者道之動”，難道遇論便反，就是道湧了麽？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個更深問題，那就是：為什麽遇論便反，反就不對了呢？
而若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一定要講講什麽是道了。而若不可避免，非要講講什麽是道，那就不得不從老子講起了。
講老子，筆者不打算講他到底是誰，也不打算講他生卒年，因誰也不很清楚。筆者就打算講講他跟道德經的關係，他在道德經裏到底想講什麽、和人們對道德經常有的誤解吧。
先講他跟道德經的關係。有人說了，那還不清楚嘛，就是他寫的啊。說得不錯。可是，近代的大哲學家馮友蘭說了：道德經不是他寫的，而且老子與道德經的成書不應該是在一個年代，因為道德經的有些章節，如對“名”的討論是老子時代所不可能涉及的，那是後學惠施跟公孫龍的專利。我聽您的，還是聽馮友蘭的？
我啊，誰的也不能輕易聽，我還是自己在這掰掰這瓣蒜吧。
馮友蘭的根據，主要是道德經裏關於“名”的論述，他認為“名”是名家的招牌，應是由名家把“名”的問題提出來，然後道德經才能對“名”進行論述，因此《道德經》應當成書在名家之後。
馮是大家，筆者不能說他不對，隻能謙虛地提出幾點己見。
一，這樣一種史學觀點，不管是多大的大家，如果不能有權威性超過、或者近似於《史記》的資料作佐證，都隻能視其為一種觀點、一種可能來參考，而不能（輕易）就劃為史實一列。二，馮友蘭提出，道德經如其他諸子的經典一樣，是由後世道學弟子們以老子之名共做的經典。這一點尤難立住腳。道德經與其他經典不同，它不是記載聖賢言行的文章，也不是一些不同主題的論文湊起來的合集，它是有專門單一的論題的，是直接論道、因此是思想的直接表達的。而思想這東西，就像一個人的簽名，是無法與人共享的，就算有人想學、想模仿，也難。反觀道德經各章之間，從口吻，格式，到思想深度、高度，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難分彼此。這樣的一部書，隻能由一個人寫，如果這個人不是老子，那一定也是一個有老子同樣智慧的人獨自完成。而這個人若不是老子，還能是誰呢？
最後補一點小嘀咕，名家研究了名實問題不假，但沒有必要非說他們研究“名”了，前人在同樣概念上，就不能有別樣的文章可做了吧。要知道《道德經》中對“名”的闡述，還是與名家的側重點有很大不同的喔，老子可沒那麽抬杠。
所以筆者仍願以《史記》為據，相信老子為《道德經》唯一作者更加可信。明確這一點，也讓筆者舒服些，因諸子百家走了一遍，竟驚詫於各家的祖師爺留下的經典，都或是完全由後世子弟冒名代筆、或是與學生合作的，竟極少是由本人全部親自操刀的，而孔子就是其中的範例。
所有人都知道，儒學至典《論語》非孔子所著。不少人都認為，孔子修訂六經，除了編改一些東西，還是寫了《春秋》的。或許是吧，但是，就算《春秋》是他所寫，那也是個“私生子”，因他寫的名不正，言不順。作為古今尚禮第一人，因為此書卻做了一次大逾常禮的事，何也？因他不是史官。按儒家說法，不是史官卻作史書，不在其位便某其政，便名不正。其實不正也就罷了，大聖人什麽文職工作不可做。但是他寫史書，還大違了作史不能渲染感情色彩的原則，這兒來一個微言大義，那兒來一個春秋筆法，不管出於什麽目的，這樣一來，這史，怎樣講就都不中正了。難怪孔子有歎：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不過，後人小輩對這事兒也不能太絕對了，因也許《春秋》跟孔子一點關係也沒有呢。馮友蘭就對孔子說的很徹底，按他說法，六經之中，沒有一卷是由孔子所著、所編、所評、所修改的。
那到底孔子有沒有動過筆啊？孔子自己倒曾說過，述而不作。但真正到底怎麽回事兒，限於篇幅，這裏就不多說了。
有點兒跑題，打住，下回還是接著談老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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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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