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扇金戈》第1節: 空降（全文）

【版權所有，嚴禁轉載】2008年夏天，我重新加入了我五年前工作過的美國樂波特 (LaPorte) 公司，隨後被公司派回中國，任中國分公司的政府業務銷售總監，常駐北京。公司給我外派人員 (expatriates) 的待遇，第一期合約三年：除工資獎金期權等，還包括在北京租國際公寓，兩個孩子上國際學校的學費，配車和司機，及交納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當然還有每年兩次的全家回美國度假費用及國際醫療保險等。這樣的待遇在九十年代是美國外派的標配，但2000年後隨著國際人才市場的競爭和國內本地人才的成長，這樣的package已經非常少見，公司給我如此的待遇實在是出於對改進中國業務的迫切需要。

我所在的電子儀器行業是高科技產業中的傳統行業，形成幾十年以來，一直是美國的三家公司占據了全球80%以上的市場，而我所在的公司樂波特 (LaPorte) 是這三家美國公司中的老三。雖然我們是三強之一，但幾十年來，市場一直由老大贏飛公司和老二德和仁公司輪流領導，樂波特靠著還不錯的技術和產品，奮力在贏飛和德和仁中間打拚出自己的生存空間。

情況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發生了變化。前麵兩家公司在2000年初的美國經濟危機時，抓住中國加入WTO後經濟迅猛發展的機遇，憑借雄厚的資源優勢和品牌知名度，在中國市場快速壯大，不僅彌補了美國市場的下降，反而顯著成長。另一方麵幾家中國本土企業也進入了這個技術壁壘和資金門檻都很高的行業，他們的產品雖然在性能和品質上與三強有著隔代的差距，但憑著與中國客戶天然的聯係和低廉的價格，蠶食著我們的市場份額。

反觀樂波特公司，在九十年代初就進入了中國，先後成立了代表處和分公司，剛開始也經曆過從無到有的高速增長期。但公司對中國業務沒有長期的戰略規劃，對中國團隊也缺乏有效的培養和管理，在前有贏飛和德和仁後有本土公司的雙重擠壓下，中國業務幾年停滯不前，換了兩任總經理仍無起色。在這種情況下，公司把我空降到中國，先接手公司認為最棘手的政府業務，並計劃逐漸過渡到接任總經理。

雖說是“空降”，但我幾年前在美國樂波特工作期間，與一些中國團隊的同事打過交道，並非完全陌生。我那時做樂波特的無線通信行業的銷售總監，公司CEO也是公司創始人樂波特博士 (Dr LaPorte) 之子傑瑞 (Jerry LaPorte)，和負責全球銷售的副總裁方達克 (Chris Fonda) 也經常對我談起中國的情況，鑒於我的華人背景，與我進行一些關於中國市場和團隊的狀況的非正式討論，使得我對中國業務逐漸有所了解。在傑瑞和方達克與我討論我再次加入樂波特並把我調去中國時，傑瑞有一次說到他對中國團隊的感受：他始終不明白為什麽，中國團隊從基層銷售到總經理，都總表現得 “hopeless, helpless, and always whining (無望無助並且總像孩子似的哭鬧) ”。我並不知道傑瑞的感受由何而來，在我自己和中國團隊的一些同事有限的接觸中，他們給我的印象都是開朗健談，有很多宏大的想法，對於中國業績的停滯也有許多合乎邏輯的解釋。聽了傑瑞的 “hopeless, helpless, and always whining” 這樣言簡意賅又生動形象的描述，我心裏充滿了好奇，對於我將作為這個團隊的一員，從內部觀察體會中國團隊的狀況充滿了向往。

在討論我調去中國的過程中，負責全球銷售的副總裁，也是我的直接老板Chris Fonda (方達克) 向我詳細地介紹過中國的狀況。除了中國的業務外，我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討論團隊和人員，從我有限的了解上我也傾向於認可他的判斷：業績隻是表像，中國市場環境的特殊性隻是說詞，真正的原因是團隊的士氣，而實質的問題是管理和領導力。

Chris在九十年代中期親手建立了中國代表處，並取了中文名字方達克，如今已是全球銷售副總裁的他，仍代理著負責亞太地區的副總裁的職責。但文化上的隔閡使得他無法深入了解中國團隊的狀態，又顧忌於中國團隊各級成員對於中國特殊性和“關係”的重要性的告誡，使得他即使懷疑中國團隊的領導力，也不能確信自己的判斷，更不要說采取什麽行動......直到我們在2008年1月份在寒冷的北京的那次“偶遇”。

那次我是去中國拜訪大唐和華為。1月14日下午，我從舊金山乘美聯航到了北京。入駐到中國大飯店後小睡了一會，時差就把我鬧醒了，看表時間才是晚上10點鍾，於是我就到了國貿西樓下的Old Henry’s Pub (老亨利酒吧)。正值一月寒冷的北京又是在周一清靜的夜晚，酒吧裏已經安靜，我是唯一的客人。我在吧台前坐下，點了一杯芝華士加冰。酒吧招待珍妮剛把我的酒調好遞給我，不及與我寒暄，卻隔著我的肩膀對門口喊：“嗨，方先生，今天來晚了。還是dry Gin掛杯，雙份馬蒂尼加兩枚橄欖？”我聽著這雞尾酒的配方怎麽那麽熟悉，回頭向門口看去，進來的正是五年未見的老領導Chris方達克。於是握手，問候，落座，馬上迫不及待地交流這幾年的境況。誰知這竟是我們今後數年的再次合作的開始。

那次談話，開始了我們後來認真探討我重新加入樂波特並去中國的計劃。隨後的兩個月裏，我兩次飛去公司總部所在的達拉斯，經曆了與包括傑瑞在內的各個C字頭的高管和幾個副總裁，名曰“討論”的一係列事實上的麵試。最後終於在四月中的一天，我再次飛去達拉斯，見公司的創始人Dr LaPorte 樂波特博士，這也標誌著我們雙方所有協議的達成。曾師從於著名物理學大師費米的樂波特博士也是物理學家，並任職於NASA，於我出生的那年在休斯敦創建了公司“樂波特研究室 (LaPorte Research Lab)”。後來樂波特博士退休，把公司交給他兒子傑瑞，傑瑞把公司搬到達拉斯，並於90年代中期在NASDAQ上市。現在傑瑞是公司的董事長兼CEO，樂波特博士還有名譽董事會主席之頭銜，但已經完全把時間放在他的養馬的愛好上，享受退休的生活。

我在樂波特博士位於達拉斯南郊的Waco的牧場裏見到他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 “Glad to have you back. You are one of us now (很高興你回來，你現在是我們中的一員了)”。我說 “I am glad to rejoin the team too (我也很高興重新加入樂波特團隊)”。他說: “Sure, but you an American now (當然，但你現在是美國人了)”。我這才明白他說我是“我們中的一員了”原來是指我加入美國籍了。我知道他說這話的背景：五年前我離開樂波特，是因為當時我所負責的無線通信行業在美國不景氣，公司有意解散無線通信的行業銷售隊伍有一段時間了，後來連續兩個季度的業績終於使得傑瑞要痛下決心。方達克念我多年為公司成功地開發摩托羅拉和諾基亞業務的貢獻，同時又覺得我的經驗和背景可以幫助公司改進中國業務，於是建議把我的美國團隊解散，而把我轉崗派去中國。但那時我還不是美國公民，長期離開美國可能讓我失去美國綠卡，因而我選擇了友好地分手。公司的努力和給我的優厚的補償，我對公司的理解和表現出的職業化姿態，使得我們雙方都互相敬重，為我們的二度合作留下了基礎。這也使我有了幾年的時間，解決了公民身份，在這次再討論去中國工作時，沒有了後顧之憂。

說是沒有後顧之憂，並不準確。我當時還在上EMBA，還有一門課每個周末要上課，經與教授協商，學校允許我在保證上課的課時數的前提下時間靈活，也可以在電話會議上與同學進行小組討論。而且辦理全家的中國長期居留簽證，國際醫療保險，找公寓和國際學校都需要時間，與方達克商量後決定，我先用短期商務簽證去北京上任，每月抽一兩周回一次美國，先把課上完，同時可以利用這段時間“熟悉”北京 (我的故鄉) 並安排生活。正式上任的日期定在公司新財年開始的7月1日。

（待續）

[老魯]

回複 'anngora亦虹' 的評論 : 感謝老朋友惦念，請關注並指導《羽扇金戈》係列

[anngora亦虹]

老魯，你以前的文章都哪裏去了？

[在水一方3000]

期待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