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讀胡老頭的胡說八道之二

 

 

胡老頭說，他在文革中寫的檢查材料100多份，分為三類，一是檢查自己的“罪行”；二是思想匯報，至少每個星期匯報一次自己的所思所想；三是對一些具體問題的交待和各方麵索要的調查材料。文革結束以後，報社把他寫的那一堆寶貝退回。他在出書時，精選了他1970年前後的認罪書。

 認罪書節選

  文革寫認罪書，比過去朝庭科舉考可難了。典型八股文，一會駡，罵的越臭越顯深刻；二會恨，恨不能把it皮扒了才顯堅定；三會愛，越肉麻、越騷情(陝西方言)，越顯忠誠；四會爬，組織要啥就順竿爬，爬的越快越顯態度好；五會咬，誣、陷不擇手段，方顯立功贖罪表現。目的明確----過關。

  這裏，我隻節選胡老頭認罪八股書中的反對毛主席、反對主席思想部分。

  開門見山，先從娘胎裏駡自己 ：我的家庭出身雖然不是地主、資產階級，但我從小就受地主、資產階級的教育。參加革命以後，我就違反毛主席的英明教導，沒有堅決走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沒有認真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盡管我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按:全套毛語錄。)我的階級立場並沒有轉變為無產階級立場，我的思想感情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對重大政治原則問題，我都沒有提高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來比較、來認識、來處理，長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執迷不悟。
   顛倒黑白：長 期以來，在若幹關鍵時期忠實推行劉賊黑司令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犯下了很多嚴重的 罪行。

 一、在1956年黨的“八大”時期的罪行
 在八大時，中國赫魯曉夫 劉少奇和鄧小平等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頭頭們，配合蘇聯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陰謀，也在八大會上，打著“反對個人崇拜”的幌子，進行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陰 謀。在鄧賊的報告中，就吹捧赫禿子反對斯大林，影射攻擊毛主席。他們耍陰謀，造謠言，公然從黨章裏刪去了“中國*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指針”的最高原 則，刪去了這一光輝的詞句。我是八大代表，當時 ，我實際上是站在黑司令部一邊，同意了他們這一罪惡的刪改。

二、反右派鬥爭前的罪行
 1957年初，毛主席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三月在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兩個偉大報 告。大叛徒劉少奇就跑到上海等地，發表反動講話，和毛主席唱反調。兩個司令部又一場激烈鬥爭開始了。劉鄧黑司令部在新聞界的代理人胡喬木等人把持人民日 報，進行了很多罪惡活動，我當時就是他們的幫凶。
 當 時，盡管我對毛主席這兩個報告的偉大意義是很不認識的，但我主持的總編室，還是起草了一個很不像樣的宣傳計劃，胡喬木根本不讓宣傳。胡賊說什麽：“毛主席 的報告在中央沒有正式公布以前，人民日報不能搶先宣傳，搶先，就是搶中央之先。”我完全相信了他這一 套鬼話，服從了他的黑主意。
 人民日報封鎖毛主席的聲音，不宣傳毛主席兩個偉大的報告，資 產階級的報紙《文匯報》和《光明日報》就首先出來歪曲主席講話的精神，製造反革命輿論。《人民日報》不宣傳，就是胡喬木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用一種讓位的 手法，讓資產階級來進行反革命的輿論領導，把無產階級的輿論陣地讓給資產階級報紙去占領。
 4月，毛主席把胡喬木、鄧拓和我們幾個副總編輯叫到他的臥室裏去，對人民日報封鎖主席的偉大聲音和反動編排，作了嚴厲的批評。批評這是“反對中央的方針”，是“唱反調”，“有鬼”，是“死人辦報”。我 沒有看出這是一場激烈的路線鬥爭，不僅沒有想過胡喬木、鄧拓是反革命分子，沒有想過這是他們反對毛主席的陰謀，反而認為主席對他們批評得太嚴厲，因而同情 他們，為他們辯解，同他們一起當麵抗拒毛主席的批評。主席還問我們幾個副總編輯是不是對鄧拓有意見不敢講？鄧拓是不是打擊報複你們？有意見可以爭論，要敢 於給鄧拓提意見，頂多被撤職 。我對毛主席這樣明確的批評還是迷不知悟，在主席問我們有什麽困難時，我又趁機叫苦，胡說什麽：“人民日報樹大招風，工作難辦，很多事擋不住，要求中央派一個中央委員來辦報！”
 毛主席指出《人民日報》辦的不好，“有鬼”，鬼就是胡喬木、鄧拓等反黨分子“反對中央方針”，和毛主席“唱反調”。而我卻把責任推到客觀，推給中央，事實上是替胡、鄧開脫罪責，怪中央沒有派中央委員來辦報。
 主 席批評以後，胡喬木到報社來公開反對主席的批評。他胡說什麽：辦報免不了出錯誤，有缺點，會受批評，其中也免不了有不正確的批評。大家不要怕，不要聽到什 麽風聲，就緊張起來。還說：人民日報並不是有意識地違背中央的方針，它對中央的路線、政策還是忠實的。這時，我還是沒有看出胡喬木反對主席的反革命麵目， 反而認為他怕我們受不住主席的批評，故意說這些話來穩定我們，要我們繼續工作。所以，我對他這些反對主席的黑話，不僅沒有向中央揭發，反而認為他說得對。

三、關於宣傳所謂兩個主席的罪行

 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會議上還指出：“反對個人崇拜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讓別人崇拜自己。”
 毛主席這一英明論斷，指的是蘇聯的赫魯曉夫，也指的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劉賊在1959年初竊據國家主席以後，在他指揮下，鄧小平、彭真、陸定一、胡喬木等反革命頭子大搞“兩個主席”的宣傳，大搞劉賊的個人崇拜，故意壓低毛主席抬高劉賊，為劉賊篡黨篡軍篡政作輿論準備。
 在這時期，胡喬木、吳冷西散播了不少反革命輿論，胡賊說以後黨和國家主要由劉賊領導，劉賊已經“接了班”。所以閆王殿正式通知搞“完全平等”的“兩個主席”的宣傳時，我是從思想上接受忠實推行的。從這以後，報上一係列的反動編排，我都要負很重要的罪責。
 四、廬山會議時期的罪行

 1959年秋廬山會議時，劉賊黑司令部的大頭頭彭德懷跳出來猖狂攻擊三麵紅旗，兩個司令部開始了又一場激烈的兩條路線鬥爭。我在這時，在報社組織“鳴放”，刮起一陣反對三麵紅旗的黑風。
 反 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吳冷西從廬山打電話給我，說這次會議主要是總結這幾年的經驗教訓，重點是研究這幾年究竟有什麽問題，吳賊要我發動編輯部大鳴大放，把這幾 年的問題都提出來。我認為過去反右派鬥爭時大鳴大放就放出了右派，所以不敢組織鳴放。以後吳賊又打電話催我，說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要了解編輯部有些什麽意 見，說是正式征求意見，隻要是在黨的正式會上講的，就不抓辮子，還要我先帶頭鳴放。
 我自己本來就對三麵紅旗有不少意見，所以在吳賊的催促 下，我還是在編輯部組織了三次編委擴大會，由我自己帶頭“鳴放”。我說人民公社“辦早了，辦快了，青海十天公社化，是強迫命令搞起來的”，“沒有典型試 辦，就全麵推廣了”。我說大煉鋼鐵“好多是燒結鐵，要算政治賬，也要算經濟賬”。我說大躍進中有些事是“左傾幼稚病”說“好些高指標是上麵壓下來的，下邊 不敢頂。”在大家“鳴放”時，我還插話煽動，當有人攻擊不民主造成浮誇時，我說：有些話是不敢說，有些話說了，上麵也不聽。

 在我的組織和煽動下，內部放出了很多惡毒的反動話，如：“大躍進時 期，很多混亂來自中央”，“中央應當承擔錯誤”，“革命三十年出現了一個饑餓的中國”等等。這樣，我就在報社刮起了一股反對三麵紅旗、反對毛主席的黑風。 在國內外階級敵人向黨、向毛主席猖狂進攻的時候，我又站在劉鄧黑司令部一邊，充當了他們向黨進攻的幹將。

五、在湖南時期的罪行
 1961年初，我在湖南搞農村調查時，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很嚴重。我認為：“人民公社沒有典型試辦就全麵推廣，強迫命令嚴重，弄虛作假嚴重。我先到長沙天華大隊調查了四十多天，肯定這確實是一個老紅旗單位，但我並不認為天華是一個很好的紅旗，認為他仍然有很多缺點。4 月初，劉賊到天華，胡喬木叫我們調查組又回到天華幫助劉賊。劉賊到天華幾天以後，忽然向我們宣布：天華是假紅旗，總支書記彭秀梅是假模範，我們第一次調查 是假報告，我們上次調查是受了欺騙。我當時提出過幾點不同意見，劉賊指責我“不懂農村的階級鬥爭，調查時沒有階級分析？拿一些大帽子把我壓下去了。當時我 沒有想到劉賊是反革命大頭子，在他的指使下，我對天華人民犯下了嚴重的罪過。
 第一，我幫助劉賊拔掉了這支老紅旗，我們調查組為劉賊搜集了很多關於天華大隊“陰暗麵”的黑材料，如公社化時拆毀房屋、丟荒土地、損失牲畜、人口死亡和外逃，以及刮五風等情況。
 第二，劉賊誣蔑彭秀梅同誌是假模範，我們就為他搜集了關於彭所謂“刮五風”、“抵抗上級”、“打擊幹部”、“虛報成績”等黑材料。
 第三，劉賊在天華搞資本主義複辟，我就幫助他解散公共食堂，擴大自留地和自留山，分散大隊集體副業，搞工分掛帥，物質刺激等等。
 第四，當彭秀梅同誌起來造劉賊的反，我又訓斥和壓製她；劉賊逼她離開大隊，我又壓迫她離開。
 六、1961年報紙大檢查時的罪行
 
 在 湖南時，劉賊對報紙工作作了一些黑指示，攻擊三年來的報紙宣傳進行全麵大檢查。1961年5月我回到報社以後，忠實執行劉賊的黑指示，大肆販賣劉賊的黑 貨。在這一時期，我在報社和新華社的編委會聯席會議上販賣了劉賊的黑貨。我組織編輯部對三年大躍進時期的國內宣傳進行全麵大檢查，還在新華社十個分社社長 會議上組織記者對三年來的典型報導進行大檢查。在我主持下，根據這些檢查材料，前後寫成《給中央的報告》、《補充報告》、《在七千人大會小組會上的發言》 等一係列黑文件。在這些黑文件裏，我對劉賊大加吹捧，對三麵紅旗大肆攻擊，甚至在好些地方把攻擊予頭直接對準偉大領袖毛主席。

這些黑文件 引用了幾十件“浮誇”、“瞎指揮”和“片麵性”的宣傳事例，為劉賊黑司令部攻擊三麵紅旗是“浮誇”、“瞎指揮”、“片麵性”提供了炮彈。其實這些事例，好 多都是劉賊黑司令部的大頭目們和他們在各地的代理人在大躍進初期以極“左”麵目出現時搞的鬼，而我所搞的黑文件卻把這些都算在無產階級司令部和革命群眾的 賬上來加以攻擊。

這些黑文件有好些地方竟然直接攻擊毛主席。比如1959年10月，毛主席親自給吳冷西寫信，指示人民日報宣傳吳橋養豬經 驗。主席指示：“關鍵在於一個很大的幹勁，拖拖拉拉，困難重重，這也不可能，那也辦不到，這些都是懦夫和懶漢的世界觀，半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雄心鬥誌都沒 有。這些人離一個真正共產主義者的風格大約還有十萬八千裏。”根據主席的指示，我們在12月17日發表了吳橋魁星莊養豬經驗，還引用主席的原話，寫了社 論。以後調查，據反映魁星莊在養豬方麵，強迫命令、一平二調很嚴重，他們向中央作了假報告，《人民日報》的報導也有浮誇虛假的毛病，所以在我主持搞的這些 黑文件中，就把這一報導作為浮誇宣傳的典型之一，竟然說什麽：“我們在社論中卻加以讚揚，認為這是有共產主義者的風格，有馬克思主義者的雄心壯誌。”這裏 雖然是批評人民日報自己寫的社論，是自我檢查，但實際上是把毛主席的讚揚當作錯誤來加以攻擊。

七、在宣傳報導方麵的幾件嚴重罪行

偉 大領袖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揭露和粉碎了彭德懷的反黨陰謀，劉鄧黑司令部並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劉賊公開誣蔑“廬山會議犯了錯誤，不應該反右”，廬山會議 以後，“應該繼續反'左’”。就是要為彭德懷等大大小小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就是要繼續反對三麵紅旗，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由於我自己嚴重的右傾思想，並沒有從廬山會議中吸取經驗教訓，繼續堅持自己對三麵紅旗的一些錯誤觀點，從思想上接受劉賊“應該繼續反'左’的反動思想，因而我在宣傳報導中犯下了若幹嚴重罪行。

1、 毛主席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我在1965年卻主持撰寫了一篇《好字當頭》的社論，搞了一係列 的宣傳，宣傳什麽“好字當頭，質量第一”，實際上是反對毛主席提出來的多字當頭、多快好省統一不可分割的總路線。大叛徒劉少奇攻擊總路線是“片麵性”，是 “隻注意多快，而不同時注意好省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和我的思想是有相同點的。所以當大叛徒薄一波秉承劉賊的黑指示，提出“好字當頭，質量第一”的主 張，要我們用這一黑觀點寫社論，我就從思想上接受下來，馬上組織人寫社論，而且進行了一係列的宣傳。

2、毛主席號召大躍進，號召高速度發 展國民經濟，力爭盡快速度地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落後狀況。我自己思想上就怕高速度，怕緊張。所以劉賊攻擊大躍進是“浮誇”，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我 就容易接受。1962年初，反革命修正主義頭子胡喬木說什麽：“優秀的賽跑運動員不僅要跑得快，還要跑得穩，如果隻注意快、不注意穩，跌了跤了，反而跑不 快。”我完全同意他這個觀點，就主持撰寫了一篇社論《穩步前進》，把胡賊這些話都用上了。胡賊這話是攻擊大躍進“隻注意快，不注意穩，跌了跤”，所以這篇 社論受到蘇修和帝國主義反華專家大為喝彩。蘇修真理報立即全文轉載.反華頭目大叫:“中共向俄國投降了"、“中國不要大躍進,要穩步前進了。”我主持搞的 這篇社論，竟然為國際敵人提供了反對我黨我國的炮彈，這一罪行是十分嚴重的。

3、毛主席號召“工業學大慶”，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就組織了一 個采訪組到大慶，采寫了一批稿件，我們還準備配合撰寫一係列社論來係統地宣傳大慶經驗。我們作了一個宣傳計劃送書記處審批，鄧小平、彭真、陸定一不批準這 個計劃，他們隻準登幾篇通訊，不讓寫社論，不讓出畫刊，總之不讓大宣傳。彭真在一次會上誣蔑大慶強迫命令嚴重，誣蔑說“大慶驕傲了，先不忙大宣傳，等等 看”。我因對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單位常常懷疑有什麽“強迫命令”、“浮誇”，所以我對彭賊的話就相信，對他們的黑指示我就照辦。這樣，就大大壓縮了對大 慶的宣傳，實際上抵抗了毛主席“工業學大慶”的偉大號召。

4、毛主席號召“農業學大寨”。人民日報對大寨作過較多的宣傳。但我早就聽到一 些關於大寨的流言蜚語。以及廖魯言到大寨調查，山西省委四清組到大寨，他們刮起了一股詆毀大寨的妖風。他們主張報紙暫時不要突出宣傳大寨，說等到“四清” 以後再說。我把這個情況向吳冷西匯報過，吳賊說，那就暫時少宣傳。我忠實執行了他們的黑主意，實際上抵抗了毛主席“農業學大寨”的偉大號召。

5、 毛主席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人民日報也進行過比較集中突出的宣傳。以後，從羅瑞卿、肖華那裏刮來了冷風，他們反對宣傳空軍大院的衛生典型，說什麽：軍 隊的經驗不一定適合地方，宣傳多了會影響地方工作布署。這時，吳賊也批評宣傳解放軍太突出了。我就開始壓縮對解放軍的宣傳。除了對軍事大比武突出宣傳以 外，關於“全國學習解放軍”的宣傳也就逐漸減少了。這是我又一次在實際上抵抗了毛主席的偉大號召。

6、1964年，《人民日報》刊登北京 —渡河支部培養接班人的新聞，毛主席就在那張報紙上給吳冷西寫了一個重大的批示，要報社和新華社認真宣傳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報社和新華社為此 專門作了具體布置。但剛剛開始登了幾個典型報導以後，吳賊就責備我們有浮誇，故意為這一宣傳製造很多困難，以後，吳賊又說我們應該宣傳的培養接班人，不是 一般的接班人，而是各級黨委領導核心的接班人。但要選擇這樣的典型就更困難，各地黨委都表示很難推薦這樣的對象來公開報導。我把這種情況告訴吳賊，他說： 沒有就不要勉強。因而這一宣傳也就虎頭蛇尾，無疾而終。我沒有看重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沒有堅持去辦，實際上也是抗拒毛主席的指示。

7、 1962年以後，毛主席又一再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偉大理論，並指示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號召擊敗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 力的猖狂進攻。在城鄉開展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反擊的群眾性階級鬥爭以後，這方麵的稿子增加很多，報紙應確定宣傳方針。我們草擬了一個宣傳計劃送書記處審 批。由於我早就中了劉賊“階級鬥爭熄滅論”的毒害，認為“不論什麽事都聯係到階級鬥爭”，“年年搞階級鬥爭太緊張了”，所以我們所製訂的宣傳計劃就不是遵 照毛主席指示來擬定的。但是，就是這樣一個關於階級鬥爭的宣傳計劃，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都不批準，他們根本不讓報紙宣傳階級鬥爭，他們規定隻能在文藝作 品中描寫階級鬥爭，在理論文章中闡明階級鬥爭，就是不準在新聞通訊中報導國內的階級鬥爭，隻準談階級教育，不準談階級鬥爭。編輯同誌寫了一篇談階級教育的 社論，用主席的原話“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作標題，我就改為《階級教育要經常抓緊》。這是我又一次抗拒執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

8、 在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以後，在文化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內，革命群眾已經開始起來造反，他們對一些反社會主義的小說、電影、歌曲、圖畫以及風俗習慣， 提出了尖銳的批評。1964年初，彭真馬上召集陸定一、周揚、吳冷西組成的舊五人小組，策劃陰謀，妄圖撲滅文化革命初期的革命行動。會議還有許立群、王 力、姚溱、胡繩等壞家夥參加。會上由許立群匯報、彭、陸、周等反革命分子不斷插話，誣蔑和攻擊革命群眾“什麽小說、電影都是宣揚資產階級的，什麽歌子也反 動，什麽畫麵裏都有反革命的口號”。他們誣蔑在學術討論中，“動轍就扣政治大帽子”，是“左傾幼稚病”，“偏向”，要“糾偏”，要“撥正”。他們策劃搞 “純學術討論”，要“保護”吳晗、剪伯讚等人。這次黑會以後，吳賊馬上回報社布置。他布置理論方麵搞“純學術討論”，布置文藝方麵寫“撥正”文章。還布置 在國內版刊登一些《答讀者問》，糾正一些所謂過“左”的偏向，這方麵由我負責。我參加了這次黑會，我對革命群眾批評的一些毒草也認為是香花，也認為這是一 種過“左”行為，我從思想上接受了這次黑會的反動主張，所以積極執行吳賊的布置，在國內版搞《答讀者問》，放了很多毒。比如在這些答問裏，宣傳清明上墳， 鼓吹買高級商品，穿花衣服，宣傳奴隸主義的尊敬師長，宣傳彭真的“重在表現”、完全不講階級成份的反動觀點，等等，為資本主義複辟大造輿論。1962年， 毛主席就強調抓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 是這樣。”我中了劉賊“階級鬥爭熄滅論”的毒，對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很不理解，沒有站在革命的階級方麵去製造革命的輿論，反而站到反革命階級方麵去製造反革 命輿論去了。這是我違背毛主席英明指示的又一表現。

9、1965年，毛主席再次暢遊長江，號召到大江大海中去鍛煉，全國立即掀起到大江大 海去遊泳的熱潮。我認為應該先動員到淺水裏去遊泳，然後再逐步動員更多的人到大江大海去鍛煉，認為一下就到大江大海去遊泳不安全。所以閆王殿刮陰風，限製 這一宣傳就很合我的口味。他們反對強調到大江大海去遊泳，反對老年和小孩橫渡江河，反對宣傳遊泳的規模和橫渡的人數，等等，我都忠實執行了。使《人民日 報》對這一熱潮的宣傳搞得冷冷清清，我又一次抵製了毛主席的偉大號召。

10、劉賊在湖南蹲點以後，就用這來為自己吹噓。1964年他的特 務老婆蹲點以後，劉賊更是大肆吹噓，甚至狂妄地提出什麽：“不蹲點就沒有領導權”的反革命謬論，認為隻有他和他的特務老婆才有領導權，作為他篡黨篡政的輿 論準備。吳賊叫我根據劉賊這一黑話寫一篇社論，而且就用《不蹲點就沒有領導權》作題目，我就組織人寫出了這一社論。社論提出：隻有經過“蹲點”才能認識社 會主義建設的新情況，才能摸到新經驗，才能有效地進行領導。實際上是誣蔑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還沒有總結出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這篇社 論是為劉賊篡奪黨國大權製造反革命輿論的。（這一社論壓在劉賊那裏沒有拿出來發表。）

11、1964年初，有兩三個月的時間，人民日報曾 經比較集中突出地宣傳過工農群眾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偉大運動。小閆王許立群反對這樣宣傳，他反對人民日報寫社論來號召全國開展活學活用主席著作的群眾 運動。我當時不同意許的意見，我不把許放在眼裏，堅持報社要寫社論。社論寫好以後，因為得到康生同誌的支持，閆王們不敢反對刊登，隻好由大閆王陸定一親自 出麵對這一社論加上了所謂反對強迫命令的一段，耍了一個陰謀。在這一時期，我們提議每天在報頭刊登主席語錄，提議在報頭刊登主席的大照片，提議刊登主席著 作的通俗解釋文章和學習資料，提議刊登關於主席革命曆史的回憶錄，都遭到吳賊一再反對，不讓實現。以後，吳賊把黑司令部的黑指示說成是黨中央的意見，說什 麽這一時期報紙對學習主席著作的宣傳“太集中，太多了”，說“以後不要起轟”、“不要搞學習高潮”、“不要搞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說“這樣搞有危險性， 反而會損害毛主席的威信”。

當時，如果我是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立場，站在捍衛毛澤東思想的立場，我應該看出他們的陰謀，應該挺起胸膛 來反對和抵製這些黑指示。但是，由於我自己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很好改造，我對毛主席缺乏勞動人民那種三忠於、四無限的無產階級感情，加上我對革命群眾運動 都有反“左”防“左”的右傾觀點，一貫強調反對“形式主義”和“強迫命令”，所以當時對劉賊黑司令部和閆王殿這種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陰謀，不僅不能察覺加以 抵製，而且接受它，推行它，以後吳賊還下了好多死命令，不準登學習動員的會議新聞，不準登各省市關於學習的指示，不準隨便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等 等，我都一一照辦，我也揮舞起閆王殿的三根大棒來壓製編輯部同誌的積極性。比如在發表《小將們的挑戰》時，我就叫編輯不能把乒乓球比賽勝利簡單說成是毛澤 東思想的勝利；比如在四清運動中，我有時曾不適當地反對過學習中的形式主義和強迫命令。

12、對於那些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專門利人 毫不利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模範人物，黑司令部也反對報紙突出宣傳。我自己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很好改造，對於活學活用主席思想的雷鋒式的英雄人物 那種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和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偉大精神，當然不能理解。在宣傳這些典型時，我就常常強調不要浮誇，要防止副作用。劉賊批評報紙宣 傳英雄人物太多，“給人以壓力”，“副作用大”。所以我自覺地跟在黑司令部後麵，壓製對英雄人物的宣傳。如1964年上海報紙大張旗鼓地表揚文教界雷鋒式 人物彭加木，表揚他身得癌症仍然忍著巨痛在邊疆野地堅持工作，我和吳賊都反對轉載。以後新華社寫好稿子送閆王殿，陸閆王也反對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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