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海外版“3·20事件”始末 (轉)

人民日報海外版“3·20事件”始末 (轉) 人民日報海外版原副總編 安子貞 事件發生後， 江澤民總書記指示：不要搞文字獄。 一位所謂常務副總編說：黨中央機關報反對黨中央領導人，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李鵬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說：這是一件小事。人民日報社社長高狄說：那是對外國人說的。最後已查明是屬於誤登，那也不能輕饒編報人。 1991年3月20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留學生之頁》專版發表了一首題為《元宵》的“七律”詩，署名“留美學生朱海洪”。詩的全文是：“東風拂麵催桃李，鷂鷹舒翅展鵬程。玉盤照海下熱淚，遊子登台思故城。休負平生報國誌，人民育我勝萬金。憤起急追振華夏，且待神州遍地春”。這首詩一般看來沒什麽問題，但是，把每行文從上往下排起來，從右向左、每行錯一個字，斜念下去，構成對李鵬同誌的攻擊。這件事發生在七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前夕，被海外傳媒炒作的沸沸揚揚，弄得報社領導和我們這些當事人都很緊張和尷尬，感到不好向中央和讀者交代。江澤民指示：不要搞文字獄。李鵬說：這是一件小事。 事情發生以後，江澤民總書記為此作了三點指示：1、此事不影響黨中央對人民日報領導的信任；2、把發生此事的情況查清；3、不要搞文字獄。4月9日李鵬總理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也談到此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問：李鵬總理，3月20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登的一首詩除了表麵意思外，還有隱含要您下台的意思，請問您怎樣看待這個政治事件？李鵬總理回答說：這是小事一件，不值一提。中國這麽大，人口這麽多，有這麽幾個人反對黨和政府的現行政策，這不足為怪。這樣一類的事，古今中外，恐怕概莫能外。我想寫這首詩的人不能代表民意。今天閉幕的七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以絕對多數通過了國務院所提出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綱要以及我代表國務院所作的報告。這才代表民意。以上指示和講話表明，黨中央領導在淡化這件事，情況當然要查明，但並沒有責怪編輯的意思。可是，人民日報社社長高狄並不這樣看，他借口保密，未正式傳達江澤民同誌的三點指示。有人問他，對李鵬答記者問說“這是小事一件”怎麽看？高狄說，那是對外國人講的。實際上，他利用此事整了一下海外版，製造了一出不大不小的文字獄。當然，那也不完全是他個人的行為，而是海外版一年來矛盾積累的一個爆發。因此，需要介紹一下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以後海外版的情況，以及圍繞海外版上上下下的有關人物的表現，才能把這件事說清楚。“ 風波”之後，海外版成了“唐僧肉”好多人伸出嘴巴想吃一口 人民日報海外版創刊於1985年7月1日，從籌備到創刊隻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出版一份對開八個版中文繁體字、麵對海外讀者的大報，創辦者曆經艱辛勞頓，可想而知。創刊後，在譚文瑞同誌的主持下，後來由袁先祿同誌主編兩年{袁於1989年7月13日經長期臥床後病逝}辦得很有聲色，受到海內外讀者的歡迎。令人惋惜的是，在那場風波中發生導向問題，事件後，人民日報社更換了領導，上邊派來一個核查小組。海外版青年人多，參與過一些活動，當時編輯人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受審查，在這種情況下，又搞“運動”，又辦報，人心不穩，人手不夠，主持工作的人履薄臨深，每天在提心吊膽的工作，盡管大家在工作上都很努力，但是工作起來仍然是很吃力的。就是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人民日報海外版竟然成為一些人心目中的“唐僧肉”，都想伸過嘴巴來吃上一口。我認為，這是造成人民日報海外版工作程序比較混亂的深層次原因。 比如，上邊給海外版任命了兩名副總編輯。一個是某某，他當時是上層宣傳部門的一名副局長，派到報社任核查組副組長。他被任命為海外版副總編輯後，我請他來海外版參加工作，他說核查工作太忙，一時還不能來；待到1990年5月核查組撤消，我6月底隨團去日本訪問，又請他來海外版代我主持工作，他仍然不來。我一再勸他參與海外版的工作，他竟然提出，一邊當上層部門駐人民日報社的聯絡員，一邊當海外版的副總編輯。這使我很煩惱。我說天底下沒有這樣兼職的，這使我們工作起來有困難，因為你說話辦事，我們不知道是以什麽身份出麵的。但他不置可否。他是上邊派來的，對他毫無辦法。某某任職不到職的原因是，他想來海外版主持工作而未達到目的。他來報社不久，高狄曾對我談過，想讓某來海外版，名次排在我下麵，我未置可否；過了兩天，高狄又找我說，派某來海外版有兩種意見，一是排在我之上， 一是排在我之下，你看怎麽樣好？我說：領導想怎麽安排就怎麽安排，不過讓某某來海外版主持工作，我就該離休了，因為已經到“點”了，不想再輔佐我從不了解的新領導了。第二天，我就向高狄打了離休報告。那時，高狄拿我也沒辦法，就又回到原議，人事局下文還是把某排在我之下。黨員登記期間，報社領導規定，來人民日報社的人，不管任職不任職的，一律在原單位登記。這就使報社的黨員同誌失去了解新任黨員領導幹部的機會和權利。後來，我得知，某某在動亂期間也有些不當言行，如果他不在海外版任職，我不會管它，既然在這裏任職，作為一名黨員幹部就應該在黨的會議上講一講。於是，我給高狄和編委會打報告，提請查清某的有關情況，並要求他在支部會上談談情況和認識。這事很長時間沒有回音。1990年8月初，我從日本出訪回來，在家寫了兩天稿，天氣悶熱，患了感冒，休息了兩天，高狄社長突然到家裏來看我，正好我同老伴到院子裏去散步未遇。這真使我受寵若驚，不知他找我有什麽事。第二天，我上班剛到辦公室，高狄就來了，他並未問我感冒是否好了，而是向我說，他派新來的人事局長去調查，某某的事在原單位不作為問題提出，問我有什麽意見？我當即回答說，那事怎麽處理，我不過問，我隻是請某在黨支部會上講講，使同誌們互相有所了解。高狄看我有點頑固不化，停了一會就走了。這事好長時間沒消息，到1991年2月，看到人事局的通知，免去某某海外版副總編輯的職務，回原單位工作了。另一位{海外版}副總編輯不提名了，他也是坐在海外版隻抓核查，不管辦報。好說歹說，在亞運會期間，版麵多、人手緊，這位同誌才答應上上夜班，頂下了連續上了幾個月夜班的蔣蔭安。可是，他隻上了二十多天，就提出要到醫院檢查身體，當時正值亞運比賽緊張階段，沒辦法，老蔣說，還是我上吧。這位同誌身體檢查的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一直到現在，仍然很健康。 這些人為什麽把辦報看作個大刺蝟，怕紮手不敢接觸呢？我覺得他們的心態是，辦報，一天發十來萬字，難免出這樣那樣的錯誤，確實容易被紮；搞核查是查他人，你在前邊趟“地雷”，踩響了，他就查你，為什麽“踩雷”傷人。雖然如此，海外版的同誌還是顧大局、識大體的，盡管不斷挨批評、作檢查，隻要工作任務來了，大家的勁頭就來了。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小單。他有一些錯誤，青年人容易衝動，上帝也允許青年人犯錯誤嘛，“文革”時期也說是受蒙蔽無罪。鄧小平同誌說，這幾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有錯誤應該檢查，我不大同意作為師輩父輩的人，不反思自己的“過”和“惰”，憑著人高馬大，谘意踐踏嫩苗，動不動就處分誰。小單對於給他以黨內警告處分，思想上不大通，經過說服，他接受了處分，並能夠正確對待。受到處分以後，他到長春鐵路局采訪，寫了幾篇有份量的報道，鐵道部政治部和辦公廳聯名行文給予表揚。對待這樣的同誌，新來的人事局長竟然以幹部交流{？}為名，硬是把他調出了報社。這既不符合黨的幹部政策，也不近情理。盡管如此，海外版的絕大多數同誌憑黨性幹工作，作出了應有的業績。一個時期，海外版的報道受到海內外讀者好評。1990年11月2日，江澤民總書記在黨中央召開的全國外宣會議的報告中，表揚了海外版：他說：人民日報海外版外麵反映較好，不僅有消息，還有文藝、曆史、回憶等，有向心力，吸引力。以上種種，絕非自我吹噓，都是有案可查，有當時的版麵作證的。 新來局長薦人去香港辦事處，推薦未成，刁難來臨 可是，這些情況，並未使我得到寬慰。首先，江澤民同誌的講話，表揚了海外版，人民日報社長高狄、副總編輯張雲聲都親自聽到了，但是他們並未在報社傳達。不知是他們另有看法，還是耳朵裏根本沒有聽進那些話。到1991年春，風波過後近兩年了，海外版的人員、部門班子，還是殘缺不全。我們幾次打報告，並提出具體人選，報人事局審批，人事局長給拖著不辦。在此交代一下新來的人事局長：他來自上層組織部門，任地方幹部局副局長，來人民日報提職為副秘書長兼人事局長。此人不象中組部出來的幹部。我對組織部門的同誌印象是，公道正派，和藹可親。他不是這樣，善於東拉西扯。我來報社後經曆的人事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有成坊、許靜、季音、俞成秀，都是秉公辦事，公正廉潔的。唯獨這位新局長，上任不久，就七大姑八大姨的拉來一些人，而對原在報社的同誌則百般刁難，甚至對編委會作出決定的事，也頂著不辦。人民日報社有個香港辦事處，當時歸海外版管理。1990年3、4月份，香港籌辦《紫荊》雜誌，調走了小黃（幸群），借走了老黃（際昌），陳禹山去了深圳，嚴重缺員。當我們正安排人員補缺的時候，新局長一方麵壓著我們報請去港的人員不批，一方麵屢次三翻向我們推薦他手裏人，某某懂幾門外語，保證合格等等。弄的我們沒辦法，就找了個理由說：派駐香港當記者的人，最少要在本社工作兩三年，才能考慮。這樣堵住了他的嘴，也就把他得罪了。結果，派駐香港的記者人選，反反複複，長期派不出去，嚴重影響了工作的開展。他還向組織伸手要官，想當人民日報的秘書長，未成，調離，最後還是在中央一個部門當上了秘書長。關於幹部問題，八十年代中期，有個順口溜：年齡是個寶，文憑不可少，後台是關鍵，德才作參考。這為新局長就是站在“關鍵”位置上的人。 1991年3月9日，我又給高狄打報告告急，很具體地敘述了海外版的幹部情況，那時，海外版編采人員隻有六十多人，每天出八個版，人員缺編，大多數部門領導不健全，有的部門隻有一個領導人，有的部門一個也沒有，由編輯代班。我請他過問此事，給海外版配備幹部。報告送給他，幾天無消息。3月13日下午在樓道遇到他，問他看到我送的報告沒有？他說，你提的那些事，等以後再說。第二天一上班，我再去找他，秘書吞吞吐吐地對我說：高社長出差了。 “常務”副總編上綱說：黨中央機關報反對 黨中央的領導人，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談到海外版“ 3、20事件”，不能不提到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某某，因為他對這件事唱的調子最高。某某來人民日報，晚於高狄、邵華澤兩三個月，在領導幹部中排列第三。他雄心勃勃，散布一些信息：邵是部隊來的，早晚要回營，高不久要更上一層樓，暗示報社的將來非我莫屬。他是中央任命的副總編輯，不知從何時起，有了個“常務”的頭銜。有些愛捧場的人，在人民日報所屬的報刊上連續出現人民日報常務副總編輯某某的稱謂。其實，中央並無此項任命，而他自己受之無愧，並未提出這樣作不當，不聲不響地給以默認。編委會分工，海外版由總編輯邵華澤分管，而“常務”卻趁機屢屢向海外版伸手，要我“輔佐”某人在海外版主持工作，主意就是他出的。一計不成，又生二計，他不甘心，尋找由頭向海外版發難。時光在流逝，機會終於來了。1990年2月5日，趁高、邵都不在家的時候，“常務”在編前會上提出：“聽說海外版前些天刊登一篇經濟討論會的報道，其中有農研室一人發言，這個人在政治上走得很遠了，你們查一下稿件是怎麽來的，查明情況向我報告一下。”參加會的同誌向我傳達了他的意見，我一聽找上門來了，開始說不理他，參加會的同誌有疑慮，說還是查一查吧。我們倒翻了一個多月的報紙，沒有查到。過了兩天，社長、總編輯都回來了。我感到“常務”的這樣的動作既小笑又可惱，編委會從來沒有說過要他管海外版， “吹皺一池春水，幹卿何事？”這個過不能再讓了。於是，我提筆給高狄、邵華澤寫報告，引了“常務”在編前會上說的那段話，接著寫道：“海外版的同誌對此事很重視，有些同誌思想上也有點緊張。我們翻閱了近一個月的海外版，現在尚未發現某某同誌提出的那篇報道。因為所說的報道，發表日期，具體內容，“走得很遠”的那個人的姓名，都不清楚，同誌們提出，請某某同誌幫助我們提供一些具體線索，以便查到上述稿件。”這等於既告了他的狀，又把球踢還給他。“常務”很惱火，當我再一次打電話向他要具體線索時，他說：你為這個問題寫報告給高狄、邵華澤同誌，還說一些同誌思想緊張，太過分了。我說，編委會委派我主持海外版的工作，有事報告社長、總編輯，是我份內的事，無所謂過分。至於有些同誌思想緊張，這是實際情況，因為這事是在我們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你在編前會上較大範圍提出的，叫我們查明稿件是怎麽來的，並要向你作報告，說實在的我也有點緊張。“常務”說，你們要做工作嘛，我沒想那麽多。我還是要他提供具體線索，他不好回答，說著說著，氣兒來了，啪一下就把電話摔了。過了幾天，我從農研室一位副主任處得知那個“走得很遠”人的姓名，查到了那篇稿件，報道的是《留美同學召開經濟學年會》，“走得很遠”的人叫周其仁，報道說，他就“有關中國土地製度、人口增長以及農民對改革的反應等講話，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歡迎。”報道的開頭說，“中國駐紐約領事館黃濤教授以財務讚助人之一祝大會成功”。報道這樣的會議、這樣的發言都是無可指責的。當我把這篇稿件的複印件附上說明，報送社長、總編輯以後，第二天，收到“常務”送我一堆材料，他寫道：“已同反映意見的同誌聯係，是一月二十三日的一篇報道，現附上。請安子貞同誌弄清此稿有關編發情況，告我一聲。”我把材料退還給他，說明我已就此事報告了高社長，待批複，你這次送給我的那張複印件 ，就是我送給社長、總編輯的那一份，上麵有我的字跡。即告訴他，這裏沒你的事了。高狄說我這個人厲害，他對“常務”亂抓權也不滿。在一次會上說，鬼也怕厲害的，即指此事。海外版與“常務”副總編，有了“積怨”，他對3·20事件，調門很高，說什麽“黨中央機關報反對黨中央領導人，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我說，同誌你錯了。在文革開始的時候，你跟隨陳伯達來人民日報社奪權以後，黨中央機關報反對黨中央的領導人，一直反了十年之久，那才是實打實的事兒。一個人在得意的時候，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忘記往事。此其類也？上述情況說明，諸如來自上層部門的這些人，他們插手海外版，不是來幫忙，而是來添亂。他們利用職權刁難海外版，給海外版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難。 高狄其人：曾就讀關東軍辦的偽滿建國學院高狄其事：45年後仍然留戀那段讀書的時光 回頭再說高狄。高狄初到人民日報社躊躇滿誌，好象天底下就他一個人革命似的，報社所有的人都不在話下。時間一長，就感到這人政治素質不高，中文程度平平，還缺乏民族氣節。比如，他上過兩年偽滿“建國大學”，這本來不算個什麽事，更不值得向人誇耀。可是，在1990年春，高狄受日本外務省的邀請訪日，回來寫了一篇報道，刊登在1990年5月31日的人民日報第7版上，題為《訪日歸來話友情》，讀後就使人大為詫異。為避免斷章取義之嫌，摘其兩段如下；“記者曾經在偽滿洲國建國大學讀過書，偽建大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物，然而在那裏讀書中日學生之間，相處很好。那時，中國同學偷著看馬克思主義和其他違禁書，有些日本同學也裝作沒有看見，不去告密。”另一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以後40多年來， 日本同學有的見過，多數沒有見過，但同學們在東京和大阪聚會的時候，好像又回到在一起讀書的時光。大家從那時誰挨著誰睡，談到現在從事什麽職業，從那時誰長得什麽模樣，談到現在誰老誰不顯老--------談到熱烈之時，大家共同唱起了就學時常唱的《畢業之歌》：‘熒光窗雪，積年累月--------’”在高狄的筆下，日本軍國主義占領下的我國東北，是一幅多麽美妙的“日滿協和”行樂圖、“王道樂土”風情畫！而事實情況是怎樣的呢？據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偽滿洲國史》記載，偽滿“建國大學”不屬偽滿教育部管轄，而是日本關東軍直接掌握的一所培養殖民統治骨幹的學校，以招收日本人為主，也招收少量“滿洲國”人。偽建大學製六年，課程是根據日本殖民統治的需要安排的，有“精神訓練”、“武道訓練”、“軍事訓練”、 “作業訓練”等等。上述情況說明，偽滿建大，對日本人是培養殖民統治骨幹的，他們是侵略者，不是留學生；對中國人是培養準漢奸的。當然，其中可能有個別革命者，至於在日本投降以後，學生各奔前程，也有不少像高狄同誌這樣參加革命的人，但所有這些都改變不了這所學校的軍國主義性質。那首畢業歌隻寫出兩句，下邊的內容是什麽，不得而知。畢業歌、畢業歌，若不是日本投了降，你畢業以後幹什麽？高狄還說，“好像又回到在一起讀書的時光”。日本軍國主義統治我國東北十四年，那是個什麽時光？那是趙一曼烈士就義的時光，那是楊靖宇、趙尚誌等抗聯將士為國捐軀的時光，那是日本731部隊拿中國人作細菌試驗的時光，那是日本強盜強迫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青年婦女充當“慰安婦”的時光，-------事經半個世紀，已經身為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的高狄，居然還想回到那個時光。請問高狄：你要再回到那個時光，我們中國老百姓受得了嗎 ？你拿著這樣的報道，何以麵對東北父老兄弟呢？近50年了，帝國的情結不斷，倒有點像海峽對岸那個當權者。 高狄擅離職守悄悄去長春探親回京後毛了手腳急忙尋找替罪人 上文說道，我找高狄解決海外版幹部配備的事，秘書告訴說，高社長出差了。他到哪裏去了呢？原來，高狄社長趁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開會的空隙，悄悄地回東北老家探親了。他不坐火車，不乘飛機，而是坐著公家給他配的新出廠的“奧迪”，衣錦還鄉了。他還叫交通處長給他保密。交通處長是個大大咧咧的人，密也未能保得住。在高狄離京期間，人民日報社發生兩件事，一是海外版的 3·20 事件，再是國內副刊版的一篇短文，把當時健在的張國基寫為已經去世了。高狄於3月25日甩下“奧迪”乘飛機回到北京。高狄來到人民日報以後，非常重視港台報刊有關他的報道，海外版的事情發生後，港台報刊推測高狄地位可能不穩。他看了自然著急。高狄 3月 25日晚上從長春趕回來，26日叫秘書送我一些港台報刊複印件叫我看，其實我都看過了，不知他是什麽意思。27日下午，高狄通知叫我到小會議室開個會，下午三點半，我去了，還有總編輯邵華澤、中紀委駐人民日報社紀檢組組長張均法。高狄說：那首反動詩在海內外反映很壞，編委會已向中央請求處分，版麵是你看的，我當你說過，共產黨的官不好當，這不是翻舊賬，過去說讓你幫助一位年輕的同誌 （註：指前麵談到的劉某某，大約比我小一、兩歲）， 你不同意，你的年齡到了，畢竟精力不行了，從今天起，不要再負責海外版的工作了，考慮考慮吸取哪些教訓。邵華澤沒說話，張均法說了幾句，我也沒聽清楚。我簡單地談了一下海外版的工作和人員情況，說發生這樣的事，政治影響很不好，也給領導帶來麻煩，我主持海外版的工作，感到內疚和不安，至於高狄同誌要我回答港台報刊上提出的那些問題，我難以回答。高說這是供你考慮的。我說，作為多年的共產黨員和黨報編輯，工作不管出了多麽大的差錯，我應該負什麽責任就負什麽責任，從不推卸，希望編委會事實求是地調查和處理這件事。會就這樣散了，從此我就不到海外版上班了。過了兩天，我在家裏接到電話，張均法同誌轉達高狄的意見，要我給他寫個情況，開始我不大願意寫。你高狄連情況都不明，就把我給處理了，還要我寫什麽情況？幾經催促，顧念大局，於4月3日寫了個材料，送給張均法同誌，大意是：海外版的留學生專頁，是國家教委留學生司和海外版合辦的、麵對海外留學生的專版，每周一期，兩家協商組稿、安排版麵，雙重審閱版麵，由海外版定版。具體編輯事宜由本報文教版和《神州學人》雜誌社負責。（先交代幾句：事件發生後，海外一些人傳說，那篇稿件是當時任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同誌推薦給海外版的，大概與上述背景有關，實為無稽之談。）因為這件事是我與國家教委聯係的，為了便於協調雙方的關係，一直由我審看大樣。具體到那首詩，我是看過了，感到作為律詩該對稱的聯句不對稱，在大樣上批了“律詩不律”四個字，因為專版上刊登留學生的詩不是詩作，一般是作為聯係情感、思鄉述懷的。我隻是提醒編輯注意，而未要求換稿。我檢查了自己警惕性不高，沒看得出來，待查清問題後，我願意承擔應負的責任，接受應有的處分。材料交上去以後，到本案的最後處理，再沒有任何人找我談過這件事。一則補白惹下的“禍 ” 查清是誤登，那也不能輕饒編報人 現在，再追述此案發生、發現和處理的經過：案件涉及的人員除我以外，還有文教版主編莊永齡、責任編輯小陳。稿件是3月20日登出的，當天無事，第二天也沒人發現，22日上午，住木樨地的一位老同誌打來電話，告知這件事，我們一查看報紙，感到問題嚴重。我知道高狄 不在家，找邵華澤也不在；找莊永齡，他說，他愛人住院作大手術，晚上陪床，版樣沒細看，見我看過了，就簽字付印了；而版麵編輯小陳正在深圳參加國家教委召開的會議。這樣一來，搞得我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幹著急 沒辦法。23日法新社播發了有關新聞，很快傳播開來。當時，有人懷疑小陳，認為他把報紙付印以後，借開會的名義，從深圳逃跑了。一天晚上，保衛部門把他辦公桌內外的文件裝了一麻袋，給抄走了。同時，派了五個人到深圳找他回來，實際上是變相被押送回京的。這事被海外傳媒說成是小陳被捕了，人民日報社急忙辟謠，說是小陳在照常工作，新華社、中新社的對外報道發了消息。我沒有把問題看得如此嚴重，對小陳，我有所 了解，平時工作比較踏實，特別是他有一個幸福的小家庭，有一個活潑可愛的兒子。我覺得，他舍不得棄國離家，逃往異國他鄉。小陳回來後，情況稍有緩和，把抄走的材料還給了他，每天上班看看稿件。另一方麵是調查人員忙著調查，有人說，海外版清查工作不徹底，於是，從安子貞開始，由上而下， 把海外版每個人像篦頭發似的又篦了一遍，可能是沒發現新問題 吧，以後沒聽說有個什麽結果。 至於案件本身，有的人推測、演繹起來很複雜，實際是報紙版麵拚出來，有塊空白，用我們新聞界的行話來說，是補白補上去的。調查的結果也是這樣，我認為，這次調查的結論，還是事實求是的。要說吸取教訓，那就是辦報不能有一點馬虎大意，不能因為篇幅短、幾行字，就不注意，往往在這種地方出大的紕漏。據我了解，案子早清了，但遲遲不公布調查結論，不斷傳出消息說，這件事不能就這樣完了，要考慮處分一些人。我的對策 是，你傳消息，我也傳消息。我說，處分得有理由，我就接受，但是給我的處分，不能高於給高狄 的處分。有人問為什麽？我說，高狄 說我應負領導責任，他是報社最高領導，他也說過，他有 責任，他不是已經向中央請求處分了嗎？那人說，你是負領導責任，高是有責任，程度不一樣。我說，有責任而不負責任，那不成了“甩手掌櫃”嗎？再說，我是在崗位上堅持工作的，高狄 他是擅離職守，私自到東北遊蕩去了，黨的政策不能加重處分堅持工作的，放過遊手好閑的吧，要是那樣，我就要向黨中央申訴。我故意把這些話講給能向高狄 傳話的人聽，後來得知，這些話果然傳過去了。到了8月份，在一次編委擴大會上，高狄在談幾件事當中，加進有關海外版的一段話，說問題已經查清了，稿件是誤登，誰誰應負什麽責任等等，說我應負領導責任，沒談給不給誰處分的問題。在談到我的時候，“常務”跟進一句話，他問：是不是還讓安子貞回到海外版主持工作？高回答說，準備讓他離休。就這樣，高狄讓我就坡下了驢。事後，有的同誌問我：你當時心情怎樣，怕不怕高狄 整你？我說，整我倒不怕，文革時，曾經發生過“無壽無疆”的事件，當作“反革命事件”查過一陣子，後來事實求是地解決了，人民日報離黨中央近，耍點小把戲可以，搞大動作，恐怕他不敢胡來。但在事件發生後，心裏確實很不安，一是傷害了中央領導同誌，再是有礙報紙形象，三是給報社領導帶來麻煩。應了舊小說江湖人的一句話：整天地打雁，倒被雁鵮了眼睛，悶氣得慌。 事情並未到此為止。我們黨內有些人，整人成性，好像費了這麽大的勁兒搞調查，平安無事都過關了，不是滋味，總得留下點“政績”。於是左查右找，尋覓處分人的根據。可是任何條例上都沒有要編輯“斜讀”字句的規定，但還是不死心，最後，給文教版主編莊永齡以警告處分，給責任編輯小陳以記大過處分。我問過紀檢組一位負責同誌，處分的根據是什麽？答曰：我們隻負責調查核對事實，不負責處理。我也問過被處分的當事人，處分前是否有人找談過話？答曰：沒有。那怎麽通知你們的呢？答曰：沒人通知，隻是上班後，拉開抽屜，看到一紙處分通知書，落款為監察室。一打聽，報社監察室是新組建的部門，負責人和工作人員是誰，不知道，沒處去找。古有“無頭案”，今有“無頭判”，算是新聞界的一則新聞。 如今已時過境遷。當時的權勢人物，已落花流水春去也，退的退、走的走了。受處分的同誌，或心胸大度，或不大在乎，或怕惹出新麻煩，很少提起這件事。至於處理得是否公正，自然也就無人過問。隻是我一想起來，心中很是不安。關於我自己，已經退了下來，無所謂了；隻是年青的同誌，還有二三十年的工作年限，為這事長期背著個受處分的包袱，怨也不冤？ （寫於50年大慶之月） www.ddh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