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錄音選

趙紫陽錄音選 （1）學生抗議的初期，事件都是與悼念（前總書記）胡耀邦有關。耀邦在 1989年 4月 15日逝世。宣布廣播後，部份大學生自發悼念，不久上街活動，參加者數目越來越多。悼念 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第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要讓他們複課；第二，對學生采取疏導方針，應開展 多層次丶多管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尋求不同意見。第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對參與打丶砸丶搶丶燒丶衝五種行為的人應依法懲 處。當時（國務院總理）李鵬和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接納我的建議。我之後聽到李鵬向鄧小平報告這三點，他也表示同意。那時政治局常委沒有不同意見，至少沒有公開提，隻是李鵬 4月 19日突然打電話來說：「學生想衝入新華門了，為什麽沒有對應行動？」我在4月19日見鄧小平，討論訪問朝鮮的事，跟他談到學生示威，我對他提出處理局勢的意見。當時鄧小平表示支持我，但之後情況奇怪地轉變。 在我離開北京後（4月23日）的第二晚，李鵬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大力報告學生示威情況嚴重，他們沒有理會學生示威已降溫的事實，他們譴責少數學生的極端意見，特別是針對鄧小平的話。他們將示威說成是反黨和針對鄧小平個人。 （2）4月25日，李鵬和（國家主席）楊尚昆向鄧小平報告政治局常委會議，鄧小平一直傾向強硬處理學生示威，因為他認為示威妨害穩定。聽了他們報告後，鄧小平立即同意將學生示威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提出盡快化解形勢，要「快刀斬亂麻」。鄧小平的討論原本是內部事務，李鵬卻決定將他的講話內容發放給各級黨幹部，並 4月 26日《人民日報》社論（又稱 4．26社論）引述他們的說法。 4．26社論令對立升級，學生上街人數大增，也令各個政府部門丶組織和其他政黨不滿。我 4月30日從朝鮮回來後，從各方麵搜集資料，評估形勢後，我更強烈相信學生示威得到社會各界廣泛同情， 4.26社論和中央委員會處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願矛盾。我也覺得如果學生示威能以 民主和法治的原則化解，透過對話和淡化矛盾化解，這可能會推動中國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過，問題的關鍵在於鄧小平本人，他拒絕放寬他的立場的話，我就無法改變強硬派的態度，他們不改變立場，政治局常委會就難執行淡化矛盾和開放對話的原則。 （3）我在5月 4日對亞洲開發銀行代表團的講話，表達了需要以冷靜丶合理丶克製丶有秩序丶根據民主和法治的原則，去化解問題。不過李鵬集團的人主動嚐試去阻止丶拖延丶甚至搞破壞，5.4講話提出對話和淡化矛盾的原則，無法落實。學生對跟政府對話不再抱任何幻想，發起大型遊行和絕食。在5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鄧小平一錘定音。他說：「形勢發展證實 4.26社論的判斷是正確的。學生遊行無法消退是黨內部的問題，那就是趙紫陽的5.4講話。現在要避免局勢失控，已無路可退，決定就是軍隊開進北京戒嚴。」那時我非常不開心，我對自己說無論如何，我拒絕成為動員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回家後我情緒激動，就叫鮑彤草擬辭職信，準備交給政治局常委會，聽了楊尚昆勸喻後收回。5月19日淩晨我去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李鵬反對，想阻止。我認為這麽多學生絕食長達 7日，中央委員會沒有一個領導人去探望，說不過去。我隻是想勸學生停止絕食，對他們說他們仍年輕，要珍惜生命。不過學生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之後受到嚴厲批評，也開始發現自己被排除出決策外。（4）『 6月 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裏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六四悲劇發生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份人被抓丶被判丶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丶有計劃丶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麽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那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麵又有什麽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 們改正錯誤，而不是從根本上推翻我們的製度。這麽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麽材料？道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 的方麵。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丶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 麽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麽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 實際上是要反對丶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 城，究竟是為什麽？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麽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裏麵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丶流竄犯乘機鬧 事，那是完全有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丶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該很清楚了。』政治局 6月19日至 21日召開擴大會議。李鵬的報告為會議定調，指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錯誤。他建議除去我的黨總書記丶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職務。他們要求我寫自我批評書，我不肯，在會議最後要求發言，說出我準備好的辯護講話。我早有心理準備，我寧願下台，都不跟從他們的看法。 (5)在當局快要宣布結束對我的調查之際，他們立即訂下六大規條限製我的行動自由，但當局在執行六大規條時，從沒給我任何文件或口頭通知我，可能是感到內疚，或者擔心這些證據會被外國媒體取得，成為國際傳媒焦點，再出口轉內銷。他們指示安全部或我家的下屬執行規條，由於他們不能對我說，每當我問到他們時，他們總是編造藉口應酬我，往往令我跟他們起衝突。最後，我發現這些規條，我不再怪他們，他們隻是奉了上頭命令行事。我覺得他們應該早點對我說那些規條：什麽是準的，什麽是不準的，我自會明白。 譬如，調查結束後，我曾要求到廣東避寒，因為我氣管有事，他們說港督彭定康正在擴大民主選舉，廣東形勢複雜，我不方便去。我認為這很荒謬，彭定康所搞的屬外交事務，關廣東什麽事？他們堅持說，廣東是去不得，廣西丶雲南丶貴州卻可以去。我決定去廣西，但隻局限南寧市，抵埗後我更發現我去那兒都遭到阻撓。返回北京，我說我想去一個老黨員常到的俱樂部打桌球，他們最初拒絕，但最終放行，去到時發現俱樂部空無一人，原來他們把俱樂部清了場，怕我碰見老朋友。當局關注我外出的「影響」隻是推搪的藉口，目的要不讓我再公開露麵，讓人民漸漸淡忘我，所謂「擔心影響」隻是擔心我的影響力仍在，就算是我的名字也足以引發社會不安。 我曾去信江澤民要求解釋六大規條，結果當然是沒有回覆。當局在處理我的問題都經常顯得很緊張不安。當局說我可以在家中見客，條件是客人不能是記者和外國人，但實際上是從來都不準訪客探我。 1995年秋天，陳雲逝世，我想親身去慰問他的遺屬，卻被禁止，說「不方便」，我以為陳雲的家屬拒絕，後來發現原來他們是願意見我的。 當鄧小平在1997年逝世時，我身在杭州，聽到消息我很悲傷，我致電當局要求即時返回北京出席悼念儀式，中委會的回應卻是沒有送別鄧小平的儀式，叫我不用回北京。 1997年5月，當彭真逝世，我向他的家人說我想上門探望，但保安局卻說彭的家人未布置好靈堂，叫我在「顧全大局」情況下，最好不要去了。我對此非常憤怒，為何不準我悼念老同誌之死？他們有什麽好怕呢？ 1997年 9月 12日，我去信第 15大，要求重新評價六 四事件，指事件雖然過了多年，但人民是不會忘記，最好盡快重新評價。我沒有公開這封信，但海外傳媒卻知道了。當局十分不滿，指我不服從黨紀，之後一名老同誌逝世，他們乾脆不準我出席喪禮作為懲罰。 我多番去信當局，要恢複我的人身自由，卻杳無音訊，我決定去信常委會所有成員，提出軟禁我是違法。當局後來解釋，從來沒有「軟禁」我，又說我是自作自受，暗示我把致黨大會的信外泄。 之後，江澤民訪美前，中南海派來的醫生忽然對我說，我整天留在家對身體無益，說要上報。為何連醫生也關注我的自由？我想起了，江澤民考慮到訪美時必被問到我的情況，故先造成我可以自由活動的事實，好讓他有所交代。想到這點，我沒有理會醫生的提議， 1997年的冬天我沒有外出，整個冬天都留在北京。 (6)1989年中共第 13屆四中全會召開，免去我所有職務，決定對我進行調查，對我的處置是「史無前例」的，而黨在未有調查結果前重罰我，也是對我的「特別待遇」。四中全會決定成立特別調查小組，正式調查我。調查曆時三年零四個月，調查組集中調查我是否直接或間接操控六四民運，也想知道為什麽我的政策和立場，跟中共元老鄧小平的對著幹。小組認定我有「不可告人的動機」與「個人野心」，引用所謂證據加上個人臆測，斷定我搞新權威主義。他們說， 1988年起國內外已出現一場「倒鄧擁趙」運動，又指我是令中國恢複資本主義的理想人選。我對指控一一以口頭和書麵方式回覆王任重（時任趙紫陽專案組組長）。我說，其實當時有關我地位不穩的謠言，比「倒鄧」傳聞更厲害，但我說六四事件發生前，鄧小平多次表示支持我，即 989年初李鵬和姚依林（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丶國務院副總理）都批評我經濟搞不好，鄧一樣站在我的一邊，反叫他們要支持我。我向王任重解釋，拒絕接受鄧小平對學運的回應，是因為同鄧在學運性質和鎮壓後果上有不同意見。我說：「我認為我要對曆史負責。我拒絕當一個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7)這段被調查時間，我的行動自由一直被剝奪，我指出軟禁我是蔑視法律， 1990年我三次去信江澤民（時任中共總書記）丶李鵬和政治局常委，要求終止調查和軟禁，恢複我的自由，但信件石沉大海，他們沒有回應我。 1990年10月亞運會舉行前，我決定出去打高爾夫球，安全部門聽到消息後，要求我的秘書阻止我出去，我說他們沒有法律理據阻我出去。他們叫司機不要送我，我說那我就乘公車去吧。最後安全部門讓我外出，卻由公安車護送。外國媒體知道了我打高爾夫的消息後大肆報道，江澤民和李鵬憂心忡忡，責怪安全部門批準我外出。之後，當局口頭通知我，在調查期間我不準外出。政治局委員喬石後來對我說，要我顧全大局，說我的情況很敏感，叫我不要做出任何損害穩定的事。 1990年 6月 21日，王任重把調查報告草稿交給我，列出30項證明我「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事實與證據」。 (8)第13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國內外備受好評，也令全國人民充滿希望。1987年的經濟比往年為佳，國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有跡象顯示會繼續平穩發展。假如我們依照過去幾年成功經驗，繼續有關措施和政策，1988年會持續改善。可惜事情並非這樣。取而代之的是，好的變成壞的，到最後情況相當糟。物價飆升是 1988年的逼切問題，這是改革過程中不能避免的。 1988年首季物價續升，特別是食品價格，原因是前幾年農產品產量一般。我們的方法也有 問題，因為我們沒按市場守則。穀物價格提升了，但肉類和蛋類沒升，導致短缺。我們考慮幾年內提升物價至正確水平，同時提高工資，但事後看來這是不切實際的 想法。雖然雙重定價製度製造了許多磨擦和貪汙的機會，但亦為經濟帶來活力。我們明白價格改革至關重要。但由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必須循序漸進。 8月份，我們在北戴河討論價格改革，立即有報章報道會有加價。我們忽略了儲蓄的問題。 這本是常識，但我們當時欠缺經驗。民眾開始恐慌，湧到銀行提款和搶購貨品，引致短缺，令經濟情況看來似乎變壞。但事實並非如此，主要問題是心理因素。另一 問題是對價格改革的不當報道。後來，當存儲價值保證措施推出後，存款就回升了，情況迅速穩定下來。這證明經濟並沒重大問題。 (9)擠提和搶購潮引致全國恐慌如浪潮湧至，各個主要城市都很緊張，黨內外批評聲音增加。這令我們高估了經濟問題嚴重性，以為通脹率飆升。 1988年我們決定將重點從改革改為「調整及重組」，想穩定民眾，但效果極之負麵。李鵬和姚依林等人一直對改革有疑慮，「調整及重組」口號一出，他們立即收緊各方麵的控製。幾個月後，經濟放緩，這一輪收縮終於持續兩三年。到 1992年鄧小平南下，批評「調整及重組」，經濟立見起色，這亦證明之前經濟情況並非真 正嚴峻。這段時期有兩個重要課題需重新考量：一是在雙重價格製度下，改革必須循序漸進；事後回想，一切同時進行的基本方針都錯了。二是在擠提和搶購潮後， 高估了經濟嚴峻情況。改變方向並不當，應是加深改革以穩定情況。問題是我們對價格改革的想法。我們試圖強行突破，以為市場轉型隨後會完成。此外，價格改革 的時機和公布都錯了。設計丶討論和落實價格改革的整個過程間，有些傳媒報道鄧小平的說話，另一些報道我的評語。這令焦點放在這問題。報道都說改革容易的部 份完了，現在要搞定價格，這些都令人民恐慌。終於令反對改革的人有機會造成持續幾年的經濟滑落。 (10)我在 1988年 5月 1日提報告，提出應在五年內調整物價和工資水平。國務院草擬了詳細計劃，交回政治局審 議。鄧小平一直支持價格改革。他曾公開說需要突破，我們要克服困難，又說問題不是太急進，而是躊躇。我知道他擔心國有企業虧損和希望減少國家津貼。當然， 若我們指出一些政策太難實行，他不會勉強。所以 1988年試圖進行價格改革，責任不在他，完全在我。到最後，我提出押後改革，這也得到鄧的同意。我們原本在 1988年計劃了重大的改革和開放。 87年底提出了海南經濟特區，擬出企業法；我提出讓大型和中型國企采取自由管理，自負盈虧； 87年冬，也是沿海發展策略提出的時候，我提議將廣東省作為改革政策試驗場。假如這一些都順利展開，就會有進一步改革和開放。可惜，因為價格改革失誤，整個改革都受挫。現在回想，我仍非常惋惜。 李鵬和姚依林利用「調整和重組」的機會，恢複老法子，把改革完全推翻，他們發出許多規例指令，收回下放的權力。權力集中在國務院幾個人和中央委員會幾個部門手上。結果經濟迅速下滑。要不是有一些非國有的家庭生意和合資企業，全國經濟可能會陷入極大困難。走向「調整和重組」政策後，人們相信我在經濟事務方麵勢力減弱，我提的政策都沒獲得采用。一些高級同誌 認為我不再是總理，應專心黨務，國務院對我的工作處處阻撓。連香港報章也指我已無實權，不再負責經濟事務；有謠言說我將丟掉總書記的職位。「調整和重組」 也令人以為經濟改革遇上嚴重問題。一些高級同誌要求政治局常委會──意思是說我──負起責任承認過錯。這期間我從許多渠道聽到有一群元老寫信給鄧小平，說我不夠資格，應下台。這期間鄧曾多次說「中央領導層架構不應改變」。 (11)一些黨元老與李鵬等合作， 1989年春節前，李鵬和姚依林在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帶頭批評我，又問了好多奇怪問題，想整我。姚從來不說不含糊的話，這次他卻很清楚直接，顯得無畏。他和李鵬背後，一定有人支持。還有謠言中傷我和家人。有人說我的子女以權謀私：賣彩電丶汽車等賺錢。這些全是捏造的謊言。後來我下台，他們急急展開調查，但什麽都查不到。以前我鮮有這類謠言，為何在 1988年下半年突然冒出？這不是意外，而是抹黑我的陰謀，要破壞我的改革派形象。 (12)1987年前我任總理，主要負責經濟，不多參與政治。我比較慎言，胡耀邦卻不同，他在意識形態上較自由。黨內保守派主要針對他。他們覺得我相對中立。我當上代理總書記後，首先處理的是反自由化運動。他們列出名單，要批評這個那個。我不喜歡這種文革般的行為，加以阻止。結果六四事件後我為此被批評。還有幾個件令左派特別不滿我，包括令鄧力群丟了中央委員工作；左派結論是我「比胡耀邦更胡耀邦」。調整和重組」提出後，他們認為我毀了經濟政策和改革，於是散播不利我的謠言，展開「倒趙」運動。六四前，鄧一直支持我。但六 四事件後情況改變了。因為我和鄧對於如何處理學生示威的方法意見不一。鄧對我的態度變了，反對我的元老終於得到鄧的同意，他們一起決定要讓我下台。 (13)胡耀邦在 1987年 1月被迫辭職，其中一個說法是鄧小平受黨內元老壓力，要棄胡保趙，但我不認為這是真正原因，當然不少人曾在鄧小平麵前曆數胡耀邦的不是，但鄧小平放棄胡耀邦，並非被人誤導或受壓而作出妥協，而是他對胡的態度逐漸改變，到最後不再信任他。由1980至 86年，鄧胡的分歧逐漸擴大，其中我特別要提反精神汙染運動，我認為胡處理此事的手法，深化了兩人的衝突，鄧支持這場運動，但耀邦一直有所保留，希望平息知識分子的不滿和減少國際輿論的負麵影響，他曾說過「清除精神汙染」的口號並不恰當。1984年6月28日，鄧單獨向胡啟立說，指耀邦未能堅守四個基本原則。 1985年 7月，鄧小平指出真正問題是自由化趨勢不斷滋長，我認為鑒於鄧多次強調這問題，書記處有需要召開會議以作回應，我向耀邦提出建議，但他隻說要到新疆，未有慎重看待。1986年 9月，共產黨 12屆六中全會上，大家提出要在精神文明建設決議中，加入反自由化字眼，耀邦對此未有明確回應，但之後鄧小平非常認真地說：「我講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比任何人都多，我們不單現在要提，未來十年二十年也要繼續提。」由於會議由耀邦主持，他模棱兩可的立場令鄧在最後關頭介入，他明顯是對胡耀邦不滿。但其實在這事件前，鄧已打定主意要除去耀邦，他已計劃在第十三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重組領導層，平穩過渡。 (13)耀邦接受香港記者陸鏗訪問，也影響了鄧胡二人的關係，鄧認為耀邦在此事上非常不恰當，陸鏗貶低了我們的國內和國外政策，他感到很憤怒。耀邦在 1987年請辭，但早在 1986年夏天，鄧已打定主意除去他。1986年 12月，多個城市爆發學生示威，在上海，有示威者更衝擊政府大樓，鄧小平對此大為震驚，他召集大家到他家開會，指學生示威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後果。其實鄧是要將這責任推給耀邦。1月4日，我收到通知到鄧的家中開會，他向我們展示一封信，是耀邦的辭職信，信中他提及自己的警惕性不足，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未能確切執行四個基本原則和反自由化運動，令自由化泛濫。其後鄧表示要以軟方法處理耀邦的辭職，務求將影響減至最低。 1月 16日，我獲委任為代總書記，但我表明我不適合擔任此職，希望盡快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 (14)當時也有輿論指我曾寫信給鄧小平中傷耀邦，有人甚至指促請鄧小平除去他，這絕對不是事實， 1984年我曾寫過一封信，提到如何改善中央領導層體製，完全與耀邦無關。首先我要談談在耀邦 1987年辭職後發生的反自由化運動，我在 1987年的行動分為兩階段， 1至 4月，我要在全國推行反自由化運動；第二階段是由 5月至十三大展開（ 10月），在這期間，我要重新強調改革，嚐試避免左傾。而在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丶耀邦辭職後，正麵臨著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而我如何頂得住這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製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盡量縮小範圍，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方麵，再一方麵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丶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麵對最頭痛的問題。反自由化以來，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極左勢力很大，想整很多人，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嚴肅處理，王震等也是如此，鄧力群丶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在這情況下，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少傷害人，保護一些人，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 一開始，在製訂中央四號文件時，為了少傷害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的人作出嚴格的規定。文件提 出：需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隻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丶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準。還指出，對有些持係統錯誤觀點的 人，可以在黨的生活會上進行同誌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采取和緩的方式。z我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和其他場合還講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要團結絕大多數人的問題，指出包括有這樣或那樣片麵 錯誤觀點的人都要團結。我還指出，在從事思想理論文化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既鮮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熱心改革開放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 則，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些過的話，出格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條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團結的 人。我當時有意識地強調反自由化時把有點自由化錯誤的人和有點僵化保守的人，都說成屬於認識上的片麵性，就是為了盡量避免或少傷害人。』在 1987年籌備十三大有兩大重要事情，一個是草擬政治報告，另一個是填補領導層空缺，當我開始草擬政治報告。早在 5月 21日，我去信鄧小平，提議在政治報告中使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係統地涵蓋理論丶原則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作，此外還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報告很快獲鄧的批準，並說大綱很棒。 (15)這些年來，改革證明是正確和必須，也證明了推行蘇聯的傳統社會主義，窒礙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生產力，這是左傾錯誤。我們隻要采取適當政策和適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才能救中國。『但是我們已經實行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對一直遵循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民，應該給個什麽說法呢？一種說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該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義，一種說法是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發展就搞社會主義，現在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這兩種說法雖不能說沒道理，但必然會引起很大爭論，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混亂。特別是這想法不可能得到通過，搞得不好會使改革開放事業夭折，因此不能采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慮十三大報告時，很長一個時期就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回答。在思考過程中我 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既承認丶肯定了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曆史，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 義原則的約束，可以大膽調整超越曆史的生產關係，從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平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 (16)在（1978年） 11屆三中全會後，中央領導層對改革存在兩派觀點：一派是以鄧小平為首，主張加快對外開放，朝市場經濟方向進發來擴充經濟；另一派是以陳雲為首，堅持計劃經濟為本，對經改有所保留。人民一直全力支持鄧小平的改革。我對此充滿熱忱，並努力落實。但是，對於鄧強調速度有所保留。當然，若所有都進展順利，經濟運行無阻，越快越好，毋庸置疑。但是，從過去集中追求出產價值的錯誤中，我學懂了，過份強調速度，最終會變成盲目追求高目標及速度， 代價是失去效率。我的生產目標較溫和，強調經濟效益。鄧理解我的觀點，在這方麵沒有衝突。在改革方麵，（胡）耀邦跟我基本立場一致。我倆都充滿熱忱，但在個別步驟丶態度和方法，特別是速度上，耀邦比鄧更激進。陳雲同誌對開放政策深感不安，跟鄧小平的分歧頗為明顯。原本計劃沿海地區有多個經濟特區，包括上海及浙江省，但陳雲指那些地區不會成為經濟特區，因為這些區域出了名多機會主義者，透過絕頂技巧，即使隻有很小的機會，都可以從籠子撲出來。 (17)『現在回想起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顧慮很多，很多無名恐懼，給要做這些事的人戴 了很多帽子。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與外國人的關係，總怕喪權辱國，怕自己吃虧，說「肥水不流別人田」。所以我常給他們講這個道理：外國 人到中國投資，他們本來就很多顧慮，我們的政策這樣不穩定，應該說有很多風險，要怕的應該是拿錢進來的外商，我們中國政府有什麽可怕的呢？」』大約是 1985或 1986年，我跟（香港愛國商人）霍英東談話，提及我們沒有資金作都市發展。他問我：「你若有地，怎會沒有錢？」我覺得此話很奇怪。有地是一件事，缺乏資金是另一回事，兩者有什麽關係？他說：「市政府若有地，他們應獲準將部份租出去，帶來一些收入，再讓其他人發展那塊地。」當然，我知道香港的建築物及街道是如何快速建成，一處地方如何快速變化，但對我們來說，那非常困難。我認為他說的有道理，所以我建議他去上海，跟市長及黨委書記談談。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去。他的觀點啟發了我的思考。 (18)『也許有人會問，你過去在地方工作，怎麽對經濟改革發生興趣？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雖然那時我也看 過一些東歐經濟改革的書，但出發點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那裏，開始也不 是很清楚。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來北京後，我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明確地不是為了追求產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經濟發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 如何解決人民付出了勞動，而能得到相應的實惠的辦法，這就是我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 2-3%就不得了，而我們經常增長 100%，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我當時觀念裏沒有什麽模式，沒有係統的主張。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有這一條很重要。出發點就是經濟效益好，人民得到實惠。為了這個目的，摸索來，摸索去，最後就找到了適合我們的辦法，逐漸走出了一條路。』中國如何會采取漸變主義？我在中央委員會主管經濟的 10年，我們奉行逐漸過渡。這個有兩方麵。首先是出現一個新的市場經濟，在計劃經濟係統以外逐漸成熟。另方麵是減少計劃經濟部份。改變不是即時的，而是由小量微細的改變開始，逐漸涉及較大的改變。 (19)很多年來，我們的經濟發展成效欠佳，付出要求很大，但回報很小。除了經濟製度，還有其他問題，例如閉關政策，令自給自足變成絕對美德。這成為了一種意識形態，被政治化。但所有例子都證明，隻有在開放政策下，我們才可以利用所擁有的，透過交易獲取我們需要的。各個地方和社會都有它的強項，即使貧窮地區都有它們的優勢，例如廉價勞工。這是國際競爭的大好處。所有 東西都靠自己，結果是做不到自己最擅長的，我們亦因而承受過巨大損失。我越來越明白，若一個國家關閉起來，不融入國際市場，或不好好利用國際貿易的好處， 最終隻會落後於人，沒有可能達致現代化。加快沿海地區發展，不隻有利沿海地區，更會推動全國經濟，包括內陸省分。沒有沿海地區的發展，所有流動工人要去那裏找工作？沿海地區發展了，勞工密集生產的規律就會在全國實施，轉移到勞工更便宜的地區。勞工成本開始在沿岸地區上升，生產工作就要被迫作出調整。所以，我們不可以全國單一速度發展，而是需要由一個地區帶動另一個地區發展。全國單一行動代表沒有一個地區能較快發展。沿海地區是中國一部份，它們的長處若得以利用，全國都有益處，包括中部和西部地區。以整體發展觀點看，有需要優先發展沿岸地區。 (20)我越來越明白到，「保持清廉」很重要。若忽視了，就會給那些反對改革的人口實，同時會令人民不滿。後果 可以很嚴重。同時，我們亦可利用反貪，作為深化改革的機會。由於這些問題在新環境下出現，不能以舊方法解決。首先，必須理解這些問題的成因。隻有這樣，我 們才可對症下藥。貪腐一般在經濟文化發展到某一階段時出現，但之後，當公務員及執法人員的素質提升，他們的薪酬及福利增加，情況就會改變。今日的香港跟以 往很不同。同樣的情況，亦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發生。另一樣很重要的，事實上亦是最重要的，是要有獨立的司法製度及法治。假如沒有獨立的執法機關，而執政黨又 有能力幹預司法製度的話，貪腐問題將永遠無法有效解決。 (21)由1980至 1989年 6月 4日之前，鄧小平重複提及反對自由化。另一方麵，他又說了多次，政治改革是必須的。那樣改革應該怎樣根據鄧小平的思想實踐呢？大部份人對於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思想的印象，均來自 1980年 8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他批評官僚主義丶 權力過度集中，以及愛國主義，這些都是當時中共政治製度的一部份。他指出，這些問題的根源存在於原有的製度；好的製度防止了不良分子任意妄為，不完善的製 度則限製了人才實現良好願望，甚至把人才推向相反方向。有些人覺得鄧小平在政治改革上隻是信口雌黃，為了給人民一個好印象。有些則相信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永遠不能實施，因為他們都會被（政治）情況或反對勢力阻撓。我相信這兩種想法都缺乏證據。鄧小平很推崇一些專製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改革，很鄙視權力受監察及平衡的政治製度。他有一次跟南斯拉夫的訪客說：「社會主義國家的其中一個最大優點是，當一些東西已經決定，就可以不受限製的即時落實，不似得國會民主程序那樣複雜，進退兩難，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22)胡耀邦被鄧小平多次指控為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因而被迫下台。人們對胡耀邦的印象，一般都是改革派及民主派。胡耀邦的政治改革思想是怎樣的呢？他提出過什麽？毋庸置疑，耀邦尋求過民主。即使他沒有觸及一個特定的結構或社會主義民主製度的模型，我相信如果他仍能繼續出任黨和國家的領導──以國家及海外的世界趨勢而言──他定能在政治製度現代化及民主化的路線上，把中國政治改革推動向前。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 1978年）之後，我的精神集中在經濟改革，忽視了政治改革問題。即使我在四川的時候，實現了擴大企業自主，我仍然從沒想過怎樣實施政治改革。一位陝西工人曾寫信給我，說他閱讀過我的多次講話，相信我在經濟事務上是一個改革家，但在政治議題上是個保守派。 (23)直至1985丶86年，我的思想才改變。我受到更廣的國際環境，及東歐出現的情況影響。而改變的主因是，我發現為了經濟改革的前景，有需要政治改革。當經濟改革深化，黨內保守勢力的阻力更加嚴重。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很難持續。（ 1989年）我跟（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說過兩點：第一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會變，但它的管治方式必須改變；第二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行法治，非人治。 首先，我們需要提高黨與國家決策的透明度。戈爾巴喬夫說這是「開放」，我們叫做「透明」。黨與國家的重 大活動與決定需要公開，這樣可以改變長期存在的黑箱作業丶公眾隻知道最後決定的情況。政府宣布了決定就付諸實行，但人民不知道決定的過程。這是很重要的，人民有權知道。 其次，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多元的對話渠道：跟不同的社會派係丶勢力與利益團體。作出重大事情的決定之前，應該與不同的社會組織持續的諮詢與對 話，不是隻跟其他政黨的代表人物對話一次就作決定。 (24)第13屆中共黨大會（ 1987年），我們不僅討論了經濟改革，也討論了政治改革。我們提出如何改善社會主義民 主製度。那時候，政治環境較寬鬆，形而上學與理論研究丶文化與藝術都很活潑。與此同時，十年改革期間，我們受到西方的價值丶概念與政治製度的影響。再者， 蘇聯針對政治異見人士的政策已經開放了。所有這些事情都鼓勵著中國知識分子丶青少年和年輕工人要求更多民主。然而，第 13屆黨大會之後，政治改革變得困難了。首先，黨內的元老，包括鄧小平同誌，對經濟改革 有不同意見，但對政治改革隻有一個意見：他們反對改變現有製度的基礎。他們害怕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都會導致共產黨的權力被挑戰，因而削弱了黨，甚至導致 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幾乎沒有黨元老支持這種改革（執政者須接受監察），現實是，政治改革陷於停頓。這樣造成了一個問題，一方麵，人民對民主及政治加速改 革的要求越趨強烈；另一方麵，第 13屆黨大會以來，從來沒有政治改革的行動。黨的意向與人民的要求丶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要求，出現了鴻溝。 (25)李先念在「反趙」行動中非常積極，他既是前線人員，也是幕後主腦。 1988年 10月，第 13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上，曾有計劃公布架構重組。但王震（黨元老）突然攻擊 《河殤》，要求中央委員會正式發出批判。我沒有理會。那次事件之後，葉選寧（葉劍英之子）告訴我，王震當著他麵前極力告發鮑彤，說他是支持製作《河殤》的 無賴──這是王震從李先念口中聽到的指控。事實上，這是完全虛構的。鮑彤從來沒有幹過任何與《河殤》有關的事情，甚至說過關於《河殤》的話。王震沒說的比說了的更多。當李先念提及鮑彤，實際上就是在說我，暗示我支持了《河殤》。王震本人可能不高興《河殤》，李先念則藉此機會把我連係上來，激發王震對我的怒意。為了激發元老對我的不滿，李先念揑造事實也在所不惜。六 四之後，當他們在報章刊登了對我的批判時，《河殤》是一個主要話題。很多指控都是完全虛構的，例如說我曾支持《河殤》的製作，說我下令把影帶發布至全國，並遏止所有批評製作《河殤》的聲音。所有不是正確的。 (26)當然將來有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製更好丶更高級的政治製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 製這種政治製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丶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 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如果我們按良心做事，對黨丶社會和人民都有好處，任何其他方式都會有害。潮流不可擋，適者生存。正如孫中山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我相信現在是認真解決問題的時間了。 《國家囚徒》中文版節選 蘋果日報，2009年0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