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正文
毛澤東與魯迅可以說是同時代人，也都是現代中國曆史上的兩位偉人。
魯迅的活動略早於毛澤東，活動的側重點也主要在思想文化領域。而毛澤東的活動則多在政治、軍事、社會等多個領域。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國革命的領導人。然而，從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當中，人們不難發現，兩位偉人在思想、精神和文化性格上卻有著緊密的聯係。
眾所周知，在諸多的對魯迅的評價中，應首推毛澤東的評價最高。那麽，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精神上的關聯，將兩位偉人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呢？難道真的像有人所說的那樣，毛澤東隻僅僅是出於政治目的和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框架內，人為地拔高魯迅，塑造出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偶像嗎？本文試從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入手，認真探討毛澤東對魯迅精神實質的認識與把握，以及兩人在精神上的內在關聯。
（一） 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舉行的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了題為《論魯迅》的講話，首次對魯迅作出評價。毛澤東的評價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麵：
一、認為魯迅有卓越的政治遠見，指出“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
二、認為魯迅具有鬥爭精神，指出“他在黑暗和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鬥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
三、認為魯迅具有犧牲精神，指出“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於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也不避鋒芒，把鋼刀一樣的筆鋒向他所憎惡的一切”。毛澤東從這三個方麵的評價出發，總結出“魯迅精神”，認為“魯迅的一生就貫穿了這種精神”。
不言而喻，毛澤東的評價是很高的。整體地把握毛澤東的評價，可以看出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毛澤東是著眼於當時的形勢發展特征，從時代的高度來總結魯迅的精神特點；
二是以政治家的睿智和眼光，肯定魯迅的“政治遠見”、“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是中國革命所需要的重要精神資源；
三是以充滿激情的詩人氣質，對魯迅在逆境中所顯示的反抗意識和不畏強暴的性格特征，表現出強烈的情感認同和由衷的欽佩。
毛澤東的評價貫穿了一個極其明確的指導思想，這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整個中華民族救亡之際，要借發揚魯迅精神來“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把魯迅精神“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在當時的形勢中，毛澤東所選擇的角度，必然要從魯迅精神與整個民族的解放鬥爭相關聯的特征上，來予以認真的考量和選擇，從而確定魯迅在民族解放事業中的曆史作用、意義和影響。正是這樣，毛澤東的評價就攝取了最能體現中華民族風骨的魯迅精神，在政治的高度上，予以定格、強化和宣傳，尤其是將魯迅性格中那種剛直不阿、疾惡如仇的特點，與中華民族“一貫不屈不撓與封建勢力、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聯係起來，高度概括出魯迅精神的實質和特征。同時，毛澤東的評價還明顯地帶有一種詩人氣質的情感體驗特征。在強烈的情感當中，毛澤東認識到了魯迅作為民族精神的代表性價值和整個民族的精神領袖地位，特別是在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中所將發揮的巨大作用。所以，毛澤東強調指出：“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
在民族解放戰爭處於相持階段的1940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在論述新民主主義文化時，毛澤東再次給予了魯迅以極高的評價。他指出：“魯迅，就是這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的這個評價是經典性的。主要的特點是：在探求民族解放道路，建立新中國的特定曆史時期，毛澤東把對魯迅的評價置於中國民主革命的政治與文化雙向互動當中，將魯迅對於中國民主革命所起的巨大曆史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論魯迅》的基礎上，毛澤東更進一步地明確了魯迅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領袖地位，而非隻僅僅是出於當時形勢和鬥爭的需要，急功近利地對魯迅作出評價。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可以說既是全麵性的，又是本質性的。全麵性指的是，毛澤東認為在魯迅的身上，文學家與思想家、革命家是三位一體的，不可分割的。在毛澤東看來，魯迅不是那種單純為寫作而寫作的文學家，而是自覺地將寫作與中華民族的生存境況與發展前途聯係起來，進行文學創作的作家。毛澤東認為，魯迅的寫作是受製於他的思想，而他的思想發展又是與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緊密聯係在一起。如果隻僅僅將魯迅定位在一般的文學家上，就難以發現蘊含在魯迅寫作當中的思想內涵和精神內涵。本質性指的是，毛澤東認為魯迅所代表的新文化方向，對於新民主主義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發展，都是具有經典意義的。毛澤東認為，魯迅的價值與意義不僅僅隻體現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一個民族賴以生存與發展的文化形態領域。在這裏，毛澤東從政治與文化雙向互動的層麵，認定了魯迅在中華民族創建新文化的曆史功績，並發現了魯迅所代表的中華民族最寶貴的文化性格——硬骨頭精神。在毛澤東眼中，魯迅的文化性格，無疑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和文化性格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最真實的表現，與“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毛澤東認定魯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可謂是本質性論斷。因為他深刻地看到，在一個民族文化處於新舊交替之際，最需要有一種足以能夠代表新文化本質特征的精神來作為整個民族團結一致，共禦外敵，建設新中國的凝聚劑。顯然，毛澤東在魯迅的身上找到了這種精神，這就是為人稱道的“魯迅精神”。
從《論魯迅》到《新民主主義》中對魯迅所作的全麵性和本質性的評價與論斷，是毛澤東對魯迅認識、評價、讚揚與論斷的一個深化過程。作為同時代人，毛澤東的評價表現出了一個政治領袖高瞻遠矚的英明與敏銳，也表現出一種同時代人所具有的知音性特征。
（二） 從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中，可以發現，毛澤東對魯迅精神的把握是非常深刻與準確的，同時這也是毛澤東與魯迅存在精神上聯係的一個突出表現。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毛澤東是從中國民主革命的曆史進程中來把握魯迅精神的。 “五四運動”爆發之後，中國的民主革命由原先的舊民主主義轉變為新民主主義。在這場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為目標的深刻革命中，魯迅自始至終都是站在鬥爭的前沿，以他對中國社會、曆史、文化的透辟認識和了解，對封建主義的思想、道德、意識形態和文化等進行了全麵的批判。 魯迅看到，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實際上是一個封建專製統治下的“奴隸社會”。魯迅指出，在這個社會當中“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墳·燈下漫筆》）。在小說《狂人日記》中，魯迅還形象地把這種社會的實質喻作“吃人”。在魯迅看來，要徹底改變中國人民被奴役的狀況，途徑隻有一條，即“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同上），從根本上根除“吃人”的社會基礎與根源。因此，在魯迅的文化選擇中，他所選擇的始終是一條與中國社會發展同步和新文化發展方向一致的道路。由於對以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亦稱舊民主主義革命）未能從根本上動搖封建主義的根基，特別是思想文化的根基，依然保持著“內骨子是依舊的”（《朝花夕拾·範愛農》），“到現在還是如此”（《墳·燈下漫筆》）的“奴隸社會”現象，魯迅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說：“我覺得仿佛很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我覺得革命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華蓋集·忽然想到》）辛亥革命後，魯迅一度沉默，整日沉溺在“鈔古碑”、“讀佛經”之中，表現出對辛亥革命失望之情。正因為此，當“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時，魯迅就以“一發而不可收”的氣勢，投身到這場以“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反對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的運動中，進而成為這場運動的主將，成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的方向。 盡管在“五四”退潮之後，魯迅又曾一度陷入彷徨境地，然而，這種仿徨畢竟隻是他思想轉變前的陣痛。在“進化論思路”由此“轟毀”（《三閑集·序言》），轉而接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就可以說明他的思想發展與中國民主革命進程是一致的。當中國的民主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變時，魯迅的思想也由“進化論到階級論”（《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尤其是，魯迅到了晚年生涯，國民黨政府實現文化“圍剿”之時，他總是挺身而出，向所謂的“第三種人”、“自由人”、“民族主義文學者”各色人等，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顯示出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苦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的英雄本色。正如毛澤東高度評價的那樣：“我們隻要看一看魯迅先生的雜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擊時弊的戰鬥雜文，就是反對文化‘圍剿’，反對壓迫青年思想。”（《毛澤東選集》第 卷第 頁）所以，毛澤東是基於中國民主革命進程來把握魯迅，給予魯迅崇高的評價。
第二、毛澤東是從社會宇宙觀的發展角度來把握魯迅精神的。 毛澤東認為，“五四”運動後，整個的社會宇宙觀的發展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前建立在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基礎之上的舊社會宇宙觀，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而“五四”以後所確立的社會宇宙觀則完全是以“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為核心的。在毛澤東看來，社會宇宙觀也就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之上的文化觀念形態和思想，從中包含著基於政治立場、經濟基礎上的對於社會發展所持有的認識觀。由於“五四”之後，中國革命與世界緊密聯係在一起，人們對於社會發展進程的認識發展了深刻的轉變。毛澤東指出：“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 卷第 頁）正是站在這樣的高度，毛澤東對魯迅精神進行了高度的概括。 毛澤東的概括，是符合魯迅思想發展和精神特征的。魯迅在南京求學期間接受“進化論”思想影響後，他的思想發展就不同於傳統的士大夫和舊式的民主主義者。他始終把自己對於中國社會、曆史、文化和現實人生的認識與理解，緊緊置於社會發展的環節中來進行，放在曆史進化中來加以衡量、判斷，因而所得出的結論，就往往比較符合中國民主革命的特點。雖然魯迅在未完成思想質變之前，還不是自覺地以“共產主義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為指導，但在“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當中，與同時代人，魯迅的思想又是具有一種超前性的。在確信“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之後，（《二心集·序言》）魯迅的思想發生了真正的轉變，這時他也就能夠比較自覺地用毛澤東所說的是以“共產主義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尺度來觀察、認識和分析中國的社會發展與民主革命進程。因此，毛澤東認為魯迅是兼有思想家、革命家類型的文學家，正是看到了魯迅思想發展與新的社會宇宙觀的特點。
第三，毛澤東是從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方向的高度裏把握魯迅精神的。 在毛澤東心中，魯迅上空前的民族英雄，代表著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的方向。之所以得出這一論斷，是毛澤東根據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需要，結合自己對魯迅精神深刻把握而論斷的。毛澤東認為，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實質是“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它是少數人的文化，貴族階級的文化，這種文化在整個中國邁向民主革命階段，也就必然要成為革命的對象。因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按照這一文化標準，毛澤東認為，隻有魯迅在文化戰線上所取得的成就，才能代表這一文化發展的方向。 毛澤東從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方向的高度來把握魯迅的精神，也是符合魯迅思想發展與精神特征的。在魯迅的思想發展當中，魯迅先後廣泛地接受了包括18世紀西方啟蒙主義和19世紀末所產生的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影響，從而使自己的思想完成了現代性質的轉變。但是，魯迅不是“全盤西化”者。他對近代西方文化的接受，是基於中國社會現狀有選擇性的接受。當他以近代西方文化為參照對象來猛烈地抨擊舊文化、舊道德、舊觀念時，並沒有忘記對民族文化當中優秀成分的吸收。即便是在十分激烈的時候，如主張“少讀中國書”，甚至不讀“中國書”，（《華蓋集·青年必讀書》）也並非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魯迅是主張拋棄傳統，全盤西化，而是出於他對“整體的反傳統是合理地繼承傳統的前提”的邏輯認識與判斷所得出的結論。（參見拙著《反省與選擇——魯迅文化觀的多維透視》，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魯迅一貫認為，文化並不隻是少數人的事情。在確立“惟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的思想之後，他明確指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時，“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製度就從地獄裏湧現而出”（《南腔北調集·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了。因為使文化真正為大眾所掌握，也就是思想啟蒙要最終喚醒仍處在“昏睡”之中的大眾的關鍵所在，而千百萬大眾的覺醒與崛起，也就必然會匯聚成一支摧毀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滾滾洪流，從而實現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宏偉目標。所以，毛澤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看到了魯迅的精神所在，看到了魯迅精神所體現的新文化方向，也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的方向。
（三） 從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及對魯迅精神把握的特點上來看，可以說，毛澤東與魯迅之間存在著一種精神上的聯係，一種文化性格上的認同性關聯。對於毛澤東的評價，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出於當時形勢上的需要或出於政治的需要，而是在這當中包含著毛澤東在思想上、文化性格上、觀念意識上和精神氣質上、文化性格上產生強烈的認同，並作出高度的評價，是十分自然的。 在毛澤東看來，魯迅對於中國曆史、文化、社會和人生的深刻認識與透辟理解，以及從表現出來的思想風采，是最令人為之歎服的。他曾給予魯迅百科全書式的雜文以高度評價，稱之“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麵性”，因為魯迅“學會了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4頁）而毛澤東本人也是如此。作為一個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者，在對於曆史、社會和中國革命的認識與把握當中，毛澤東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善於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與方法，來認識、分析和考察中國社會、曆史和革命的實際情況，從而最終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壓迫，迎來了新中國誕生。因此，從社會宇宙觀的發展上來說，毛澤東與魯迅也是具有本質上的相通之處的。
在文化性格方麵，毛澤東最為推崇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孺子牛精神和不怕犧牲的精神，事實上，也正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正直、善良，不畏強暴，敢於鬥爭，威武不屈，不怕犧牲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的現代寫照。在這方麵，毛澤東與魯迅有著極其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在他光輝的一生當中，他領導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弘揚民族正氣，藐視一切“紙老虎”似的敵人，倡導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大無畏精神，要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公仆，都可以說是與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孺子牛精神和不怕犧牲的精神完全一致的。與此同時，毛澤東與魯迅在性格氣質上的相似，也是他們在精神上、性格上具有內在關聯的一個重要方麵。從魯迅的性格氣質特點上來說，不論是他早期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昂揚和充滿激情的浪漫主義精神，還是他在辛亥革命之後一度沉溺於“鈔古碑”、“讀佛經”而顯示出一種冷靜、客觀的現實主義精神，都說明他是一個帶有詩人性格氣質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家。他對於中國社會、曆史、文化和現實人生的深刻認識和透辟理解，以及充滿內在激情的思想表述，都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點。同樣，在毛澤東身上，也具有一種詩人性格氣質的特點。他既是一個傑出的政治領袖、卓越的軍事指揮家、戰略家，同時也是一位詩人。他對於中國社會、曆史、文化和中國革命所具有的深刻與詩性的認識和理解，也是富有激情的。與魯迅一樣，毛澤東的理想、激情、信仰和人格，也都是具有詩意的。特別是他那種對中國社會前景和中國革命前途的展望，自始至終都保持著一種樂觀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情懷。所以，毛澤東曾經說，魯迅的心是和他相通的（轉引自《人民日報》1977年5月21日社論）。認真比較現代中國這兩位偉人的精神聯係和文化性格，如果說毛澤東主要是在政治、軍事等領域，以政治家的智慧和天才，使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曆程，開辟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紀元，那麽，魯迅則主要是思想、文化等領域，以思想家、文學家的智慧和天才，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迅和毛澤東的豐功偉績都是永載史冊的，是中國人民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魯迅的活動略早於毛澤東，活動的側重點也主要在思想文化領域。而毛澤東的活動則多在政治、軍事、社會等多個領域。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國革命的領導人。然而，從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當中，人們不難發現，兩位偉人在思想、精神和文化性格上卻有著緊密的聯係。
眾所周知，在諸多的對魯迅的評價中，應首推毛澤東的評價最高。那麽，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精神上的關聯，將兩位偉人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呢？難道真的像有人所說的那樣，毛澤東隻僅僅是出於政治目的和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框架內，人為地拔高魯迅，塑造出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偶像嗎？本文試從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入手，認真探討毛澤東對魯迅精神實質的認識與把握，以及兩人在精神上的內在關聯。
（一） 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舉行的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了題為《論魯迅》的講話，首次對魯迅作出評價。毛澤東的評價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麵：
一、認為魯迅有卓越的政治遠見，指出“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
二、認為魯迅具有鬥爭精神，指出“他在黑暗和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鬥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
三、認為魯迅具有犧牲精神，指出“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於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也不避鋒芒，把鋼刀一樣的筆鋒向他所憎惡的一切”。毛澤東從這三個方麵的評價出發，總結出“魯迅精神”，認為“魯迅的一生就貫穿了這種精神”。
不言而喻，毛澤東的評價是很高的。整體地把握毛澤東的評價，可以看出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毛澤東是著眼於當時的形勢發展特征，從時代的高度來總結魯迅的精神特點；
二是以政治家的睿智和眼光，肯定魯迅的“政治遠見”、“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是中國革命所需要的重要精神資源；
三是以充滿激情的詩人氣質，對魯迅在逆境中所顯示的反抗意識和不畏強暴的性格特征，表現出強烈的情感認同和由衷的欽佩。
毛澤東的評價貫穿了一個極其明確的指導思想，這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整個中華民族救亡之際，要借發揚魯迅精神來“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把魯迅精神“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在當時的形勢中，毛澤東所選擇的角度，必然要從魯迅精神與整個民族的解放鬥爭相關聯的特征上，來予以認真的考量和選擇，從而確定魯迅在民族解放事業中的曆史作用、意義和影響。正是這樣，毛澤東的評價就攝取了最能體現中華民族風骨的魯迅精神，在政治的高度上，予以定格、強化和宣傳，尤其是將魯迅性格中那種剛直不阿、疾惡如仇的特點，與中華民族“一貫不屈不撓與封建勢力、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聯係起來，高度概括出魯迅精神的實質和特征。同時，毛澤東的評價還明顯地帶有一種詩人氣質的情感體驗特征。在強烈的情感當中，毛澤東認識到了魯迅作為民族精神的代表性價值和整個民族的精神領袖地位，特別是在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中所將發揮的巨大作用。所以，毛澤東強調指出：“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
在民族解放戰爭處於相持階段的1940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在論述新民主主義文化時，毛澤東再次給予了魯迅以極高的評價。他指出：“魯迅，就是這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的這個評價是經典性的。主要的特點是：在探求民族解放道路，建立新中國的特定曆史時期，毛澤東把對魯迅的評價置於中國民主革命的政治與文化雙向互動當中，將魯迅對於中國民主革命所起的巨大曆史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論魯迅》的基礎上，毛澤東更進一步地明確了魯迅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領袖地位，而非隻僅僅是出於當時形勢和鬥爭的需要，急功近利地對魯迅作出評價。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可以說既是全麵性的，又是本質性的。全麵性指的是，毛澤東認為在魯迅的身上，文學家與思想家、革命家是三位一體的，不可分割的。在毛澤東看來，魯迅不是那種單純為寫作而寫作的文學家，而是自覺地將寫作與中華民族的生存境況與發展前途聯係起來，進行文學創作的作家。毛澤東認為，魯迅的寫作是受製於他的思想，而他的思想發展又是與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緊密聯係在一起。如果隻僅僅將魯迅定位在一般的文學家上，就難以發現蘊含在魯迅寫作當中的思想內涵和精神內涵。本質性指的是，毛澤東認為魯迅所代表的新文化方向，對於新民主主義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發展，都是具有經典意義的。毛澤東認為，魯迅的價值與意義不僅僅隻體現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一個民族賴以生存與發展的文化形態領域。在這裏，毛澤東從政治與文化雙向互動的層麵，認定了魯迅在中華民族創建新文化的曆史功績，並發現了魯迅所代表的中華民族最寶貴的文化性格——硬骨頭精神。在毛澤東眼中，魯迅的文化性格，無疑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和文化性格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最真實的表現，與“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毛澤東認定魯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可謂是本質性論斷。因為他深刻地看到，在一個民族文化處於新舊交替之際，最需要有一種足以能夠代表新文化本質特征的精神來作為整個民族團結一致，共禦外敵，建設新中國的凝聚劑。顯然，毛澤東在魯迅的身上找到了這種精神，這就是為人稱道的“魯迅精神”。
從《論魯迅》到《新民主主義》中對魯迅所作的全麵性和本質性的評價與論斷，是毛澤東對魯迅認識、評價、讚揚與論斷的一個深化過程。作為同時代人，毛澤東的評價表現出了一個政治領袖高瞻遠矚的英明與敏銳，也表現出一種同時代人所具有的知音性特征。
（二） 從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中，可以發現，毛澤東對魯迅精神的把握是非常深刻與準確的，同時這也是毛澤東與魯迅存在精神上聯係的一個突出表現。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毛澤東是從中國民主革命的曆史進程中來把握魯迅精神的。 “五四運動”爆發之後，中國的民主革命由原先的舊民主主義轉變為新民主主義。在這場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為目標的深刻革命中，魯迅自始至終都是站在鬥爭的前沿，以他對中國社會、曆史、文化的透辟認識和了解，對封建主義的思想、道德、意識形態和文化等進行了全麵的批判。 魯迅看到，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實際上是一個封建專製統治下的“奴隸社會”。魯迅指出，在這個社會當中“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墳·燈下漫筆》）。在小說《狂人日記》中，魯迅還形象地把這種社會的實質喻作“吃人”。在魯迅看來，要徹底改變中國人民被奴役的狀況，途徑隻有一條，即“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同上），從根本上根除“吃人”的社會基礎與根源。因此，在魯迅的文化選擇中，他所選擇的始終是一條與中國社會發展同步和新文化發展方向一致的道路。由於對以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亦稱舊民主主義革命）未能從根本上動搖封建主義的根基，特別是思想文化的根基，依然保持著“內骨子是依舊的”（《朝花夕拾·範愛農》），“到現在還是如此”（《墳·燈下漫筆》）的“奴隸社會”現象，魯迅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說：“我覺得仿佛很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我覺得革命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華蓋集·忽然想到》）辛亥革命後，魯迅一度沉默，整日沉溺在“鈔古碑”、“讀佛經”之中，表現出對辛亥革命失望之情。正因為此，當“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時，魯迅就以“一發而不可收”的氣勢，投身到這場以“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反對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的運動中，進而成為這場運動的主將，成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的方向。 盡管在“五四”退潮之後，魯迅又曾一度陷入彷徨境地，然而，這種仿徨畢竟隻是他思想轉變前的陣痛。在“進化論思路”由此“轟毀”（《三閑集·序言》），轉而接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就可以說明他的思想發展與中國民主革命進程是一致的。當中國的民主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變時，魯迅的思想也由“進化論到階級論”（《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尤其是，魯迅到了晚年生涯，國民黨政府實現文化“圍剿”之時，他總是挺身而出，向所謂的“第三種人”、“自由人”、“民族主義文學者”各色人等，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顯示出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苦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的英雄本色。正如毛澤東高度評價的那樣：“我們隻要看一看魯迅先生的雜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擊時弊的戰鬥雜文，就是反對文化‘圍剿’，反對壓迫青年思想。”（《毛澤東選集》第 卷第 頁）所以，毛澤東是基於中國民主革命進程來把握魯迅，給予魯迅崇高的評價。
第二、毛澤東是從社會宇宙觀的發展角度來把握魯迅精神的。 毛澤東認為，“五四”運動後，整個的社會宇宙觀的發展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前建立在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基礎之上的舊社會宇宙觀，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而“五四”以後所確立的社會宇宙觀則完全是以“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為核心的。在毛澤東看來，社會宇宙觀也就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之上的文化觀念形態和思想，從中包含著基於政治立場、經濟基礎上的對於社會發展所持有的認識觀。由於“五四”之後，中國革命與世界緊密聯係在一起，人們對於社會發展進程的認識發展了深刻的轉變。毛澤東指出：“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 卷第 頁）正是站在這樣的高度，毛澤東對魯迅精神進行了高度的概括。 毛澤東的概括，是符合魯迅思想發展和精神特征的。魯迅在南京求學期間接受“進化論”思想影響後，他的思想發展就不同於傳統的士大夫和舊式的民主主義者。他始終把自己對於中國社會、曆史、文化和現實人生的認識與理解，緊緊置於社會發展的環節中來進行，放在曆史進化中來加以衡量、判斷，因而所得出的結論，就往往比較符合中國民主革命的特點。雖然魯迅在未完成思想質變之前，還不是自覺地以“共產主義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為指導，但在“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當中，與同時代人，魯迅的思想又是具有一種超前性的。在確信“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之後，（《二心集·序言》）魯迅的思想發生了真正的轉變，這時他也就能夠比較自覺地用毛澤東所說的是以“共產主義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尺度來觀察、認識和分析中國的社會發展與民主革命進程。因此，毛澤東認為魯迅是兼有思想家、革命家類型的文學家，正是看到了魯迅思想發展與新的社會宇宙觀的特點。
第三，毛澤東是從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方向的高度裏把握魯迅精神的。 在毛澤東心中，魯迅上空前的民族英雄，代表著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的方向。之所以得出這一論斷，是毛澤東根據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需要，結合自己對魯迅精神深刻把握而論斷的。毛澤東認為，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實質是“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它是少數人的文化，貴族階級的文化，這種文化在整個中國邁向民主革命階段，也就必然要成為革命的對象。因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按照這一文化標準，毛澤東認為，隻有魯迅在文化戰線上所取得的成就，才能代表這一文化發展的方向。 毛澤東從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方向的高度來把握魯迅的精神，也是符合魯迅思想發展與精神特征的。在魯迅的思想發展當中，魯迅先後廣泛地接受了包括18世紀西方啟蒙主義和19世紀末所產生的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影響，從而使自己的思想完成了現代性質的轉變。但是，魯迅不是“全盤西化”者。他對近代西方文化的接受，是基於中國社會現狀有選擇性的接受。當他以近代西方文化為參照對象來猛烈地抨擊舊文化、舊道德、舊觀念時，並沒有忘記對民族文化當中優秀成分的吸收。即便是在十分激烈的時候，如主張“少讀中國書”，甚至不讀“中國書”，（《華蓋集·青年必讀書》）也並非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魯迅是主張拋棄傳統，全盤西化，而是出於他對“整體的反傳統是合理地繼承傳統的前提”的邏輯認識與判斷所得出的結論。（參見拙著《反省與選擇——魯迅文化觀的多維透視》，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魯迅一貫認為，文化並不隻是少數人的事情。在確立“惟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的思想之後，他明確指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時，“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製度就從地獄裏湧現而出”（《南腔北調集·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了。因為使文化真正為大眾所掌握，也就是思想啟蒙要最終喚醒仍處在“昏睡”之中的大眾的關鍵所在，而千百萬大眾的覺醒與崛起，也就必然會匯聚成一支摧毀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滾滾洪流，從而實現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宏偉目標。所以，毛澤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看到了魯迅的精神所在，看到了魯迅精神所體現的新文化方向，也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的方向。
（三） 從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及對魯迅精神把握的特點上來看，可以說，毛澤東與魯迅之間存在著一種精神上的聯係，一種文化性格上的認同性關聯。對於毛澤東的評價，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出於當時形勢上的需要或出於政治的需要，而是在這當中包含著毛澤東在思想上、文化性格上、觀念意識上和精神氣質上、文化性格上產生強烈的認同，並作出高度的評價，是十分自然的。 在毛澤東看來，魯迅對於中國曆史、文化、社會和人生的深刻認識與透辟理解，以及從表現出來的思想風采，是最令人為之歎服的。他曾給予魯迅百科全書式的雜文以高度評價，稱之“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麵性”，因為魯迅“學會了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4頁）而毛澤東本人也是如此。作為一個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者，在對於曆史、社會和中國革命的認識與把握當中，毛澤東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善於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與方法，來認識、分析和考察中國社會、曆史和革命的實際情況，從而最終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壓迫，迎來了新中國誕生。因此，從社會宇宙觀的發展上來說，毛澤東與魯迅也是具有本質上的相通之處的。
在文化性格方麵，毛澤東最為推崇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孺子牛精神和不怕犧牲的精神，事實上，也正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正直、善良，不畏強暴，敢於鬥爭，威武不屈，不怕犧牲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的現代寫照。在這方麵，毛澤東與魯迅有著極其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在他光輝的一生當中，他領導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弘揚民族正氣，藐視一切“紙老虎”似的敵人，倡導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大無畏精神，要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公仆，都可以說是與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孺子牛精神和不怕犧牲的精神完全一致的。與此同時，毛澤東與魯迅在性格氣質上的相似，也是他們在精神上、性格上具有內在關聯的一個重要方麵。從魯迅的性格氣質特點上來說，不論是他早期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昂揚和充滿激情的浪漫主義精神，還是他在辛亥革命之後一度沉溺於“鈔古碑”、“讀佛經”而顯示出一種冷靜、客觀的現實主義精神，都說明他是一個帶有詩人性格氣質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家。他對於中國社會、曆史、文化和現實人生的深刻認識和透辟理解，以及充滿內在激情的思想表述，都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點。同樣，在毛澤東身上，也具有一種詩人性格氣質的特點。他既是一個傑出的政治領袖、卓越的軍事指揮家、戰略家，同時也是一位詩人。他對於中國社會、曆史、文化和中國革命所具有的深刻與詩性的認識和理解，也是富有激情的。與魯迅一樣，毛澤東的理想、激情、信仰和人格，也都是具有詩意的。特別是他那種對中國社會前景和中國革命前途的展望，自始至終都保持著一種樂觀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情懷。所以，毛澤東曾經說，魯迅的心是和他相通的（轉引自《人民日報》1977年5月21日社論）。認真比較現代中國這兩位偉人的精神聯係和文化性格，如果說毛澤東主要是在政治、軍事等領域，以政治家的智慧和天才，使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曆程，開辟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紀元，那麽，魯迅則主要是思想、文化等領域，以思想家、文學家的智慧和天才，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迅和毛澤東的豐功偉績都是永載史冊的，是中國人民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蘇魯邊河
近日看了一本書：《假如魯迅活著》，是一些文章的結集。文匯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文章大都因周海嬰先生的《魯迅與我七十年》最後一節---不到一千字的“再說幾句”引起的。集子中有一些文章已看過，有的沒看過。辨無攻有，認定有的，那釋義也是眾說紛紜，一時煞是熱鬧。作為一個崇敬毛澤東與魯迅，並喜歡讀兩位偉人的著作的人，也想說一說自己的感受。以前發過幾帖，談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認為毛羅對話可能有，二是毛主席的話正是毛主席才說得出，三是毛主席說了也並無損於毛主席，亦無損於毛主席與魯迅的關係，四是周海嬰有撇清魯迅與毛澤東關係之嫌。看了集子，特別是羅稷南先生的熟人、親人的回憶，才知周先生的千字文“傷痕累累”，一時思緒萬千，忍不住對周先生一書的“再說幾句”也來“再說幾句”。
首先，對於“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 的問題，周先生所謂“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的說法是故弄玄虛，危言聳聽。且不要說毛主席本人出於對魯迅的尊敬與認同、共鳴，引以為同誌，在延安、在建國後、在五七年、在文革中多次講到、提到這個問題，或是答疑，或是設問，早已公之於世，知道的多有。一九五七年在較大範圍裏講了不止一次。毛主席晚年也講過。如一九七五年，毛主席當麵批評江青時就講了“魯迅在的話，不會讚成把周揚這些人長期關起來”。後來，中央揭批“四人幫”的文件也引了這一條麽，全國人民都知道。並沒有誰說這個假設的問題是“懸浮在半空中”、“具有潛在的威脅性”。魯迅去世十周年的一九四六年，就出了一本書，也是討論“假如魯迅活著該如何”。周先生也應該知道。賀聖漠先生也不認同周先生的說法，他指出：“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麽樣，這是很多年以來在不同的時機都有人提過的老問題。”
“假如魯迅今天還活著”，我記得我作為中學生時（六十年代初）就與同學們討論過不知多少次。魯迅與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之比較，還與蘇聯的高爾基比較，建國後魯迅可能擔任什麽職務。至於到了文革之初，也說也議過：毛主席早就說魯迅是新文化的旗手了，魯迅當然也該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哪裏還能輪到江青？魯迅也可能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你看，魯迅主張報複與鬥爭，反對“費厄潑賴”，有硬骨頭精神，提倡韌的戰鬥，教誨人們痛打落水狗……旗手與精神領袖那是非魯迅莫屬呀。當然，毛主席又有了親密戰友！當然，也有的同學說魯迅也可能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魯迅寫雜文麽，投槍與匕首麽，敢罵人麽。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講過不喜歡在抗日根據地用“魯迅筆法”，因為對敵人與對人民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不能對人民的缺點“冷嘲熱諷”。那時我們正年輕，政治熱情高，讀書雖然少，認識又膚淺。但是好發議論，議了講了爭吵了，全無遮攔，更無顧忌，哪裏會想到直到本世紀初周先生仍認為這還是一個具有什麽“潛在的威脅性”的問題呢？那麽，人同此理，其他學生，其他群體提出並談論這些問題也肯定是有的，普遍而正常的，沒有遠離人間、高深莫測，如周先生所言，“懸浮在半空中”雲雲。因此，周海嬰這種“懸浮在半空中”、“具有潛在的危險性”的說法隻有神經衰弱、故弄玄虛或刻意炒作的人才想得出吧。
關於毛羅對話，有一千字？硬傷則“遍體鱗傷”（籍貫錯了，經曆、單位錯了，何年去世也錯了近二十年！），內傷也傷筋動骨。如“老朋友”雲雲，拉近乎還是自作多情？抑或是使自己的說法顯得更真實可信，故爾信筆寫來？真是“老朋友”，許廣平先生、羅先生地下有知亦難安：生不知生，死不知死，生死不相聞，建國後三十年未謀一麵、不通音訊，“老朋友”從何說起？還有羅先生初聞“驚得一身冷汗”，更屬以己度人，懸想虛擬，“情景想像”之小說家言，故作驚人之語！還有什麽“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聲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聽懂”雲雲，繪聲繪色，生動細微，則純屬向壁虛構！實則是”羅老是雲南人，在北大讀書六年，以後又在哈爾濱工作過，他的普通話是說得很不錯的，聲音洪亮，口齒清晰”。
周先生說，寫出這段事，是“再三疑慮”。“再三疑慮”就該細心謹慎一些。“再三疑慮”還出這麽多?漏，究竟疑慮的什麽呢？周先生沒有說。賀聖謨先生的敘述是周初聽之後“一怔”，不相信。“他沒有聽說過這話，他母親也沒有聽說過”拿不準？吃不透？傳遞這一信息的最重要的人物還在麽，為什麽不商之於賀聖謨先生？如通通氣，何至周海嬰先生在書中出醜露乖呢？不過借“孤證”“獨家新聞”引起轟動，鬧出點動靜！而此書的其它地方也不乏商業廣告色彩。 “拋磚引玉”，你拋的連坯也不是！賀已是 “二手貨”，周手裏更是連自己也將信將疑的“三手貨”。何況萬一有誤，周脫不了幹係，賀先生呢？這至少也是對賀先生的不尊重、不負責任麽！周“再三疑慮”，還是拋出來了。周先生文中的硬傷一時淹沒在軒然大波之中：轟動效應應驗了！一位網友萬分遺憾地寫到：想當年魯迅先生逝世時海嬰的年紀尚幼，很多事情隻是憑借幼年的記憶及許廣平先生或其他親友得知的，不知海嬰的這本《魯迅與我七十年》還有多少不確切之處。原來想買本回來參考的，現在看了這篇文章（指賀聖謨先生的文章）竟沒那麽強烈的願望了，看來硬傷這東西有時的確是傷到了筋骨的，不買也罷。這樣的“效應”大概是周先生“再三疑慮”所未必料得到的吧？
周先生“並說毛主席不大可能說這樣的話。” 對毛主席的講話不敢不願相信？既有人人熟知的“三個偉大”（作家、思想家、革命家）之評價，又怎能有“坐班房”一說？從此事公開後多方評議看，不少人認為：毛主席是最理解魯迅的。毛主席說出那兩句話也正是體現出毛主席獨有的氣魄與風格！［注：下麵這幾句講得更早一些。---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麵，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語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本人以前有一帖也寫過這樣的話：說出這樣的話才是毛澤東！“坐班房還寫”與“識大體不吭聲”，正是毛主席深刻理解魯迅的基礎上深思熟慮的話！在當時，這既是評議魯迅，也另有告誡某些對共產黨三心二意以至一心拆台的人們的深心：別不自量力！別利令智昏！
當然，有幾個人的議論也未必是與人為善；更有甚者，簡直就是惡意發泄（如一種觀點：毛主席連魯迅也不放過，可見當日知識分子的處境，雲雲。有人看過另一見證人黃宗英的文章，黃的文章連電閃雷鳴、壓抑惶恐的氣氛都寫出來了，就是曲筆製造恐怖了！黃同誌六十年代叫得響、走了紅的名篇---報告文學《小丫扛大旗》也是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紅旗獵獵逞英豪，革命豪情感人至深麽！）。什麽人說什麽話，聽話聽音，這且不用管。這裏隻評周先生的“疑慮”。周海嬰是魯迅先生的後代，此書一出，有人撰文建議他多看點魯迅的書，實則對周先生作為魯迅後人並未讀懂、更沒解開魯迅頗有微詞。我也寫過：認識、理解、評價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魯迅，讀書是第一位的，生活中的記憶還在其次。當然不是什麽建議。周先生是魯迅後人，評價魯迅的資格也不能自然而然獲得。“不相信”，從大的方麵講，沒讀懂魯迅，亦未讀懂毛澤東，更未明晰兩位偉大人物真正相通之處，才有“疑慮”。一些人也有“不相信”，則既有與周先生大致相同的思想與心態，又有周先生之文實在漏洞太多、有懈可擊，不能不讓人懷疑這樣一個因素。這一段文字，簡直是粗疏鄙陋至極，全無乃父嚴謹周密之風。一些人開初據此懷疑毛羅對話的真實性，並非全無道理。
既有“不相信”“不可能”之說，周先生是否疑慮此言一出，有損於相關的幾位名人嗎？有關的三位（魯迅、羅稷南、毛澤東）都已仙逝，羅是問話的，問話有什麽錯？無損於羅。魯迅是毛羅對話的中心，兩句話似乎亦不至於影響魯迅的英名。那麽，隻有對毛主席，對毛與魯的關係產生某種轟動效應了。但周先生說“此事的公開不致於對兩位偉人會產生什麽影響”。是的，“不致於”。毛澤東魯迅這兩位偉人都已是蓋棺而定了。他們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與位置既是無可替代的，更是無法改變的。豐碑永在。雄文長存。精神不朽。這當然不是什麽人今天挖出一點“秘聞”、明日揭出幾條“隱私”所能動搖與抹殺的。但是， “狂犬吠日”也是改不了的，狂吠總是要狂吠。周先生之“再說幾句”至多不過給狂吠者提供一些再度狺狺的借口，而蒼蠅要叮偉人，傷口總是找得到的。
周先生的書寫於上個世紀末。過去的二十年，“傷痕文學”發其端，訴“迫害”之苦的作品繼其後，在一個小氣候之下，某些自命為精英的人“躲避崇高”、淡化、疏離以至仇視誣蔑革命的喧囂終於拋開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公然走向前台，而最近幾年，名人之後著書訴苦（最有代表性的當屬章伯鈞之女章詒和的《往事並非如煙》）似乎成了風，也一時走紅。周先生不也很訴了一番作為魯迅後人不能平靜生活的衷曲嗎？在淡化革命這樣一個政治價值取向上，真有殊途同歸、異曲同工之妙。而此時，“毛澤東熱”、“魯迅熱”（香港主持評選20世紀中國作家一百名，魯迅高居榜首！）正如“大地微微暖氣吹”，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高居上層的某些精英們依然歪曲、汙損以至仇視毛澤東，正如他們的歪曲、汙損以至仇視魯迅一樣，也是一時間“高天滾滾寒流急”。他們要把毛澤東推向泥沼，也有人想把魯迅推向泥沼，更有一些人則拚命把魯迅“重塑”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人道主義者，與所謂獨立不倚的精神的形象。如果說以前有個別人唯求兩位偉人之完全同一，今日某些“精英”則極力搜求魯迅與中共、與毛澤東之歧異。總之都是別具用心，甚至不惜歪曲、抹黑！這就不能不讓人們思考：“精英”們越是如此集中攻擊這樣兩位偉人，極力淡化、貶低兩位偉人的思想聯係，我們的理解與感覺告訴我們：兩位偉人的相同、相通之處越多，兩位偉人越是密不可分！本身屬“精英”一族、又常常處於“精英”的聒噪之中，大概也想與毛澤東拉開一點矩離吧？撇清？撇不清！周海嬰是周海嬰，魯迅是魯迅，毛澤東與魯迅就是毛澤東與魯迅！
上兩個世紀，是革命世紀。人類的群星閃耀。在上一個世紀裏，中華民族因人民革命、奮起反抗外族入侵而扭轉了“積弱積貧”的狀態，逐步走向振興，有眾多偉大的人物應運而生，更是星鬥?M天。毛澤東與魯迅是人民最為熟知的、代表了反抗與鬥爭傳統的民族脊梁，一是革命領袖，一是文學巨匠；一是大理論家，一是大思想家。他們對中國人民的反抗外族入侵與同黑暗勢力作鬥爭都產生了真接的廣泛的更為深遠的影響，曆久彌烈。當然，他們受到的攻擊與誣蔑也是前所未有的、最為持久的。因此，堅持學習、繼承和保衛毛澤東魯迅的偉大精神，不能不是我們中華兒女一代又一代人的神聖職責。周先生作為魯迅的後人，除了為版權、肖像權、為稿酬打官司（這當然也是法律賦予斤夕權利）之外，是不是也應該盡一份維護偉人形象的責任呢？
Second of all, 周海嬰 was a little boy when 魯迅 died, he didn't/couldn't remember too much of his father.
Third of all, we can't trust this 羅稷南 too much-- I mean about this story.
1st, If he dared to ask such a question in front of so many people, if Mao would answer his question so frankly, there should be a lot of people knew this. Why should they wait till more than 40 years later to make it open and through 周海嬰's mouth?
If they could ask Mao such a bold question in that decade, it can only show us that they trusted Mao very much.
And more than that, even an idiot knew that no one would ask such a question without any context.--and Very strangely both of them could only remember such a part, no less, no more.
2nd, all these 黃宗英 said was like in a movie, everyone played a role in a scene.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it is a lie, but we should doubt the memory of 黃宗英.
3rd, all those talks about her lawyer and 孤證 made me laugh-- It is a good proof to me this is not trustworthy,
because I still remembered that I discussed with a few guy here about the topic 孤證 in 2002.
Forth of all, we all can guess the reason why they made such a story.
1st, to make the story juicy.
2nd, to make them look good--they couldn't be honest at that time since Mao was such a ruler.
Unfortunately, the story itself totally sold them out .
They are a bunch of losers who can only make a living of degrading themselves. 50 years later, they still couldn't get over what they did at that time. I thought after all nothing can make peace of their mind.
今天，是著名作家魯迅誕辰127周年紀念日。
魯迅之子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話：“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麽是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尋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任何人讀到這段對話，都會出一身冷汗。
當時，《魯迅與我七十年》一出，這段對話就成為議論的焦點。我曾好長時間回味這段話，想想毛澤東生前那麽熱愛、敬重、頌揚魯迅，怎會說出這樣的話？毛澤東一向熱愛魯迅。開始在馮雪峰的影響下讀魯迅，什麽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沒有媚骨……這都出自他的口。建國後毛澤東在書房的一張照片，靠在書架翻書，這書就是新出版的《魯迅全集》，毛澤東讀過多少書，可見對魯迅的熱愛。毛澤東曾有言，假若他要選擇職業的話，要當一個雜文家，這是否因為魯迅的影響？我們如果了解魯迅，會發現毛澤東和魯迅有很大的共同之處，這就是叛逆精神、鬥爭精神，甚至“造反”精神。既然他們“心是相通的”，應當成為知音同好才是，我是不相信有這樣的話和這樣的情節的。魯迅死於 1936年，假如活到1957年，這不僅是思想界、文化界，也是國人擔心的一個戰戰兢兢的問題。魯迅確實沒有媚骨，所以才叫人擔心。於是這一假設成了國人的“情結”，定要設法證實它！《魯迅與我七十年》，這一懸念終於得到了左證，於是我們都可以放心了，因為它完全“合情合理”，好像是一句等待已久的要證實的話。
但證實這個對話的是黃宗英女士，後來我才讀到黃宗英在《炎黃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撰文證實，她就是現場見證人，“我永遠忘不了當時‘對話’給我的震顫，提起這件事，我血液循環也要失常”。黃文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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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寫到，1957年羅稷南在一次座談會上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這段“羅毛對話”，我是現場見證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還活著的人也聽到這段對話。我打電話給我熟悉的律師，簡要地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後，問他：“如果我寫出自己聽到這段對話，將與海嬰所說的份量不同，因為我在現場；如果沒有第二個人說他也當場聽到，那我豈非成了孤證？若有人提出異議，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證，那麽在法律上……”那位律師說：“正因為當時在場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責任寫出來，留下來。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聽到的事實寫出來再說。”於是我就到處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數據校正我的遠記憶，以期盡可能準確地表述這場短暫又撼人心魄的“對話”。
我又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麽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麽樣？”我的心猛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我感覺空氣彷佛頓時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嘀咕過，“反胡風”時就嘀咕過；可又有哪個人公開提出？還當著毛主席的麵在“反右 ”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麽，我尖起耳朵傾聽：
“魯迅麽……”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麽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麽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彷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裏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我讀到黃宗英的證實後，對這個對話就徹底不再抱有幻想了。沒有理由不信。這話讓我想到了魯迅的意義。這就讓我們明白，魯迅是民族的！不是哪一個政治團體就可以隨便占有的。表麵上讚揚，骨子裏照樣仇視。魯迅因他的雜文，在當時就有殺身之禍。朱元璋做了皇帝就不是從前的農民朱元璋了，洪秀全當了天王也不是從前的農民領袖洪秀全了，而一個思想家是永遠不會背叛他自己的。誰在那個位子上，誰就會對著魯迅這枝筆不舒服，由一個對魯迅的讚美者變成仇視者，這並沒有不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