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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魯迅可以說是同時代人，也都是現代中國曆史上的兩位偉人。
魯迅的活動略早於毛澤東，活動的側重點也主要在思想文化領域。而毛澤東的活動則多在政治、軍事、社會等多個領域。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國革命的領導人。然而，從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當中，人們不難發現，兩位偉人在思想、精神和文化性格上卻有著緊密的聯係。
眾所周知，在諸多的對魯迅的評價中，應首推毛澤東的評價最高。那麽，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精神上的關聯，將兩位偉人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呢？難道真的像有人所說的那樣，毛澤東隻僅僅是出於政治目的和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框架內，人為地拔高魯迅，塑造出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偶像嗎？本文試從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入手，認真探討毛澤東對魯迅精神實質的認識與把握，以及兩人在精神上的內在關聯。
（一） 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舉行的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了題為《論魯迅》的講話，首次對魯迅作出評價。毛澤東的評價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麵：
一、認為魯迅有卓越的政治遠見，指出“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
二、認為魯迅具有鬥爭精神，指出“他在黑暗和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鬥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
三、認為魯迅具有犧牲精神，指出“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於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也不避鋒芒，把鋼刀一樣的筆鋒向他所憎惡的一切”。毛澤東從這三個方麵的評價出發，總結出“魯迅精神”，認為“魯迅的一生就貫穿了這種精神”。
不言而喻，毛澤東的評價是很高的。整體地把握毛澤東的評價，可以看出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毛澤東是著眼於當時的形勢發展特征，從時代的高度來總結魯迅的精神特點；
二是以政治家的睿智和眼光，肯定魯迅的“政治遠見”、“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是中國革命所需要的重要精神資源；
三是以充滿激情的詩人氣質，對魯迅在逆境中所顯示的反抗意識和不畏強暴的性格特征，表現出強烈的情感認同和由衷的欽佩。
毛澤東的評價貫穿了一個極其明確的指導思想，這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整個中華民族救亡之際，要借發揚魯迅精神來“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把魯迅精神“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在當時的形勢中，毛澤東所選擇的角度，必然要從魯迅精神與整個民族的解放鬥爭相關聯的特征上，來予以認真的考量和選擇，從而確定魯迅在民族解放事業中的曆史作用、意義和影響。正是這樣，毛澤東的評價就攝取了最能體現中華民族風骨的魯迅精神，在政治的高度上，予以定格、強化和宣傳，尤其是將魯迅性格中那種剛直不阿、疾惡如仇的特點，與中華民族“一貫不屈不撓與封建勢力、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聯係起來，高度概括出魯迅精神的實質和特征。同時，毛澤東的評價還明顯地帶有一種詩人氣質的情感體驗特征。在強烈的情感當中，毛澤東認識到了魯迅作為民族精神的代表性價值和整個民族的精神領袖地位，特別是在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中所將發揮的巨大作用。所以，毛澤東強調指出：“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
在民族解放戰爭處於相持階段的1940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在論述新民主主義文化時，毛澤東再次給予了魯迅以極高的評價。他指出：“魯迅，就是這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的這個評價是經典性的。主要的特點是：在探求民族解放道路，建立新中國的特定曆史時期，毛澤東把對魯迅的評價置於中國民主革命的政治與文化雙向互動當中，將魯迅對於中國民主革命所起的巨大曆史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論魯迅》的基礎上，毛澤東更進一步地明確了魯迅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領袖地位，而非隻僅僅是出於當時形勢和鬥爭的需要，急功近利地對魯迅作出評價。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可以說既是全麵性的，又是本質性的。全麵性指的是，毛澤東認為在魯迅的身上，文學家與思想家、革命家是三位一體的，不可分割的。在毛澤東看來，魯迅不是那種單純為寫作而寫作的文學家，而是自覺地將寫作與中華民族的生存境況與發展前途聯係起來，進行文學創作的作家。毛澤東認為，魯迅的寫作是受製於他的思想，而他的思想發展又是與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緊密聯係在一起。如果隻僅僅將魯迅定位在一般的文學家上，就難以發現蘊含在魯迅寫作當中的思想內涵和精神內涵。本質性指的是，毛澤東認為魯迅所代表的新文化方向，對於新民主主義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發展，都是具有經典意義的。毛澤東認為，魯迅的價值與意義不僅僅隻體現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一個民族賴以生存與發展的文化形態領域。在這裏，毛澤東從政治與文化雙向互動的層麵，認定了魯迅在中華民族創建新文化的曆史功績，並發現了魯迅所代表的中華民族最寶貴的文化性格——硬骨頭精神。在毛澤東眼中，魯迅的文化性格，無疑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和文化性格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最真實的表現，與“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毛澤東認定魯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可謂是本質性論斷。因為他深刻地看到，在一個民族文化處於新舊交替之際，最需要有一種足以能夠代表新文化本質特征的精神來作為整個民族團結一致，共禦外敵，建設新中國的凝聚劑。顯然，毛澤東在魯迅的身上找到了這種精神，這就是為人稱道的“魯迅精神”。
從《論魯迅》到《新民主主義》中對魯迅所作的全麵性和本質性的評價與論斷，是毛澤東對魯迅認識、評價、讚揚與論斷的一個深化過程。作為同時代人，毛澤東的評價表現出了一個政治領袖高瞻遠矚的英明與敏銳，也表現出一種同時代人所具有的知音性特征。
（二） 從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中，可以發現，毛澤東對魯迅精神的把握是非常深刻與準確的，同時這也是毛澤東與魯迅存在精神上聯係的一個突出表現。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毛澤東是從中國民主革命的曆史進程中來把握魯迅精神的。 “五四運動”爆發之後，中國的民主革命由原先的舊民主主義轉變為新民主主義。在這場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為目標的深刻革命中，魯迅自始至終都是站在鬥爭的前沿，以他對中國社會、曆史、文化的透辟認識和了解，對封建主義的思想、道德、意識形態和文化等進行了全麵的批判。 魯迅看到，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實際上是一個封建專製統治下的“奴隸社會”。魯迅指出，在這個社會當中“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墳·燈下漫筆》）。在小說《狂人日記》中，魯迅還形象地把這種社會的實質喻作“吃人”。在魯迅看來，要徹底改變中國人民被奴役的狀況，途徑隻有一條，即“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同上），從根本上根除“吃人”的社會基礎與根源。因此，在魯迅的文化選擇中，他所選擇的始終是一條與中國社會發展同步和新文化發展方向一致的道路。由於對以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亦稱舊民主主義革命）未能從根本上動搖封建主義的根基，特別是思想文化的根基，依然保持著“內骨子是依舊的”（《朝花夕拾·範愛農》），“到現在還是如此”（《墳·燈下漫筆》）的“奴隸社會”現象，魯迅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說：“我覺得仿佛很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我覺得革命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華蓋集·忽然想到》）辛亥革命後，魯迅一度沉默，整日沉溺在“鈔古碑”、“讀佛經”之中，表現出對辛亥革命失望之情。正因為此，當“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時，魯迅就以“一發而不可收”的氣勢，投身到這場以“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反對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的運動中，進而成為這場運動的主將，成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的方向。 盡管在“五四”退潮之後，魯迅又曾一度陷入彷徨境地，然而，這種仿徨畢竟隻是他思想轉變前的陣痛。在“進化論思路”由此“轟毀”（《三閑集·序言》），轉而接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就可以說明他的思想發展與中國民主革命進程是一致的。當中國的民主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變時，魯迅的思想也由“進化論到階級論”（《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尤其是，魯迅到了晚年生涯，國民黨政府實現文化“圍剿”之時，他總是挺身而出，向所謂的“第三種人”、“自由人”、“民族主義文學者”各色人等，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顯示出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苦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的英雄本色。正如毛澤東高度評價的那樣：“我們隻要看一看魯迅先生的雜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擊時弊的戰鬥雜文，就是反對文化‘圍剿’，反對壓迫青年思想。”（《毛澤東選集》第 卷第 頁）所以，毛澤東是基於中國民主革命進程來把握魯迅，給予魯迅崇高的評價。
第二、毛澤東是從社會宇宙觀的發展角度來把握魯迅精神的。 毛澤東認為，“五四”運動後，整個的社會宇宙觀的發展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前建立在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基礎之上的舊社會宇宙觀，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而“五四”以後所確立的社會宇宙觀則完全是以“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為核心的。在毛澤東看來，社會宇宙觀也就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之上的文化觀念形態和思想，從中包含著基於政治立場、經濟基礎上的對於社會發展所持有的認識觀。由於“五四”之後，中國革命與世界緊密聯係在一起，人們對於社會發展進程的認識發展了深刻的轉變。毛澤東指出：“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 卷第 頁）正是站在這樣的高度，毛澤東對魯迅精神進行了高度的概括。 毛澤東的概括，是符合魯迅思想發展和精神特征的。魯迅在南京求學期間接受“進化論”思想影響後，他的思想發展就不同於傳統的士大夫和舊式的民主主義者。他始終把自己對於中國社會、曆史、文化和現實人生的認識與理解，緊緊置於社會發展的環節中來進行，放在曆史進化中來加以衡量、判斷，因而所得出的結論，就往往比較符合中國民主革命的特點。雖然魯迅在未完成思想質變之前，還不是自覺地以“共產主義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為指導，但在“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當中，與同時代人，魯迅的思想又是具有一種超前性的。在確信“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之後，（《二心集·序言》）魯迅的思想發生了真正的轉變，這時他也就能夠比較自覺地用毛澤東所說的是以“共產主義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尺度來觀察、認識和分析中國的社會發展與民主革命進程。因此，毛澤東認為魯迅是兼有思想家、革命家類型的文學家，正是看到了魯迅思想發展與新的社會宇宙觀的特點。
第三，毛澤東是從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方向的高度裏把握魯迅精神的。 在毛澤東心中，魯迅上空前的民族英雄，代表著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的方向。之所以得出這一論斷，是毛澤東根據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需要，結合自己對魯迅精神深刻把握而論斷的。毛澤東認為，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實質是“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它是少數人的文化，貴族階級的文化，這種文化在整個中國邁向民主革命階段，也就必然要成為革命的對象。因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按照這一文化標準，毛澤東認為，隻有魯迅在文化戰線上所取得的成就，才能代表這一文化發展的方向。 毛澤東從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方向的高度來把握魯迅的精神，也是符合魯迅思想發展與精神特征的。在魯迅的思想發展當中，魯迅先後廣泛地接受了包括18世紀西方啟蒙主義和19世紀末所產生的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影響，從而使自己的思想完成了現代性質的轉變。但是，魯迅不是“全盤西化”者。他對近代西方文化的接受，是基於中國社會現狀有選擇性的接受。當他以近代西方文化為參照對象來猛烈地抨擊舊文化、舊道德、舊觀念時，並沒有忘記對民族文化當中優秀成分的吸收。即便是在十分激烈的時候，如主張“少讀中國書”，甚至不讀“中國書”，（《華蓋集·青年必讀書》）也並非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魯迅是主張拋棄傳統，全盤西化，而是出於他對“整體的反傳統是合理地繼承傳統的前提”的邏輯認識與判斷所得出的結論。（參見拙著《反省與選擇——魯迅文化觀的多維透視》，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魯迅一貫認為，文化並不隻是少數人的事情。在確立“惟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的思想之後，他明確指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時，“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製度就從地獄裏湧現而出”（《南腔北調集·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了。因為使文化真正為大眾所掌握，也就是思想啟蒙要最終喚醒仍處在“昏睡”之中的大眾的關鍵所在，而千百萬大眾的覺醒與崛起，也就必然會匯聚成一支摧毀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滾滾洪流，從而實現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宏偉目標。所以，毛澤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看到了魯迅的精神所在，看到了魯迅精神所體現的新文化方向，也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的方向。
（三） 從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及對魯迅精神把握的特點上來看，可以說，毛澤東與魯迅之間存在著一種精神上的聯係，一種文化性格上的認同性關聯。對於毛澤東的評價，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出於當時形勢上的需要或出於政治的需要，而是在這當中包含著毛澤東在思想上、文化性格上、觀念意識上和精神氣質上、文化性格上產生強烈的認同，並作出高度的評價，是十分自然的。 在毛澤東看來，魯迅對於中國曆史、文化、社會和人生的深刻認識與透辟理解，以及從表現出來的思想風采，是最令人為之歎服的。他曾給予魯迅百科全書式的雜文以高度評價，稱之“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麵性”，因為魯迅“學會了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4頁）而毛澤東本人也是如此。作為一個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者，在對於曆史、社會和中國革命的認識與把握當中，毛澤東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善於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與方法，來認識、分析和考察中國社會、曆史和革命的實際情況，從而最終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壓迫，迎來了新中國誕生。因此，從社會宇宙觀的發展上來說，毛澤東與魯迅也是具有本質上的相通之處的。
在文化性格方麵，毛澤東最為推崇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孺子牛精神和不怕犧牲的精神，事實上，也正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正直、善良，不畏強暴，敢於鬥爭，威武不屈，不怕犧牲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的現代寫照。在這方麵，毛澤東與魯迅有著極其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在他光輝的一生當中，他領導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弘揚民族正氣，藐視一切“紙老虎”似的敵人，倡導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大無畏精神，要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公仆，都可以說是與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孺子牛精神和不怕犧牲的精神完全一致的。與此同時，毛澤東與魯迅在性格氣質上的相似，也是他們在精神上、性格上具有內在關聯的一個重要方麵。從魯迅的性格氣質特點上來說，不論是他早期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昂揚和充滿激情的浪漫主義精神，還是他在辛亥革命之後一度沉溺於“鈔古碑”、“讀佛經”而顯示出一種冷靜、客觀的現實主義精神，都說明他是一個帶有詩人性格氣質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家。他對於中國社會、曆史、文化和現實人生的深刻認識和透辟理解，以及充滿內在激情的思想表述，都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點。同樣，在毛澤東身上，也具有一種詩人性格氣質的特點。他既是一個傑出的政治領袖、卓越的軍事指揮家、戰略家，同時也是一位詩人。他對於中國社會、曆史、文化和中國革命所具有的深刻與詩性的認識和理解，也是富有激情的。與魯迅一樣，毛澤東的理想、激情、信仰和人格，也都是具有詩意的。特別是他那種對中國社會前景和中國革命前途的展望，自始至終都保持著一種樂觀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情懷。所以，毛澤東曾經說，魯迅的心是和他相通的（轉引自《人民日報》1977年5月21日社論）。認真比較現代中國這兩位偉人的精神聯係和文化性格，如果說毛澤東主要是在政治、軍事等領域，以政治家的智慧和天才，使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曆程，開辟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紀元，那麽，魯迅則主要是思想、文化等領域，以思想家、文學家的智慧和天才，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迅和毛澤東的豐功偉績都是永載史冊的，是中國人民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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