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公正性問題的首要問題--簡答秦暉博文的有關問題

首先，我非常高興看到了秦暉在這篇博文中部分性地承認了缺點，我覺得這個“承認”對於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繼續討論下去大有幫助。 

秦暉承認了中國自由派經濟學者以及搖旗呐喊者在引用西方自由經濟學理論中忽略了他們的前提條件，作了不恰當的信息不對稱宣傳和鼓動。 

那麽這個後果的責任該由誰來承擔呢？秦暉隻是承認了缺點，卻沒有承認錯誤。大概“錯誤”的責任應該由西方的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掌門人來負責。

西方自由派經濟學家的前諾貝爾金獲得者最近剛做了道歉，大概我們在這個責任追究問題上應該停止了。

我理論的基礎是“人性惡”，就是批判儒家的非實證精神， 但是為了保證我們討論的繼續，為了讓我門進一步認識和完善這個理論，我們可以先放過理論的社會實踐效果， 把討論局限在理論框架內。

為什麽我說秦暉隻做了部分的承認缺點呢？因為秦暉在承認了中國自由派經濟學者在引用理論中的缺點以後，最後還是把公正性的首要問題推給了製度。

大概秦暉（其實秦暉並不是中國自由經濟學派的代表，我這裏做一個可以饒恕的簡單化處理）以為，中國的製度一改變， 中國的社會不公平問題就可以消失，至少在理論上可以逐漸消失。 或者說，中國的製度一改變，中國人就可以立刻由窮變富。 為什麽呢？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的製度不變，中國人就不知道為誰幹活。

我想，這大概是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最簡單的理論基礎，沒有任何包裝的基本原理。

是不是這樣呢？我的回答就是，這個理論是錯誤的。或者說，統計學講，這個理論的正確率低於50%， 實用價值低於沒有這個理論的價值。 

非常顯然，即使毛澤東時代，絕大多數的中國老百姓還是知道為誰幹活的，而且幹得非常起勁。除了天災以外，中國的經濟在那個時代一直維持了相當的增長速度。 因為軍事壓力和基本積累的問題，老百姓的工資長得比較少，但是至少是往上走的。 

或者說，中國在封建時代，土地基本上是私有的，也不能保證擁有人一定就會積極維護自己的財產， 敗掉的或者浪費的情況照樣存在。

中國76年以後的經濟滯後實際上有一個為很多人知道但不為知識分子精英承認的原因就是毛澤東的去世。 毛澤東的去世事實上讓中國失去了一個最出色的宣傳家， 鼓動家。 知識分子精英隻承認自己宣傳的作用，卻不願承認他人宣傳的合法性，我相信這個問題決不是製度可以解決的。

簡單一句話說，所謂知識分子精英的自戀和意淫， 不是製度的改變可以解決的。

[兩隻黃鸝]

鄭重說明，這裏的知識分子精英不特指任何一個人，如果哪位讀者非得用代入法的話，可以用黃鸝。

我不得不承認，我有時也很愚蠢，大概也避免不了意淫和自戀--譬如沒有更好地把理論付之於實踐，有時也會想當然地認為自己是正確的。

我想這大概是為什麽西方的政治理念中非常重視兩種意見的爭論/討論/協商。

我們的文化在於，怎麽建立這種爭論的緩衝和調解。
以我們的習慣，調解者必須有更高的權威和威望，但是這個要求並不能總是滿足。

我現在的初步的想法就是，我們要從小教育孩子怎樣合理處理衝突。 對過分的語言做一定的道歉，承認分歧但是不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