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周作人與魯迅反目後關係究竟怎樣?

雖然在之後接連不斷的文化界風潮中，他還站在主流文化（新文化運動）圈內，但已常顯被動，等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後，他便隱入了書齋，成為“隱士”。但它的起源，卻是可以上溯到兄弟決裂的。他後來甚至似乎有些故意與主流文化保持距離，或故意與魯迅唱反調，兄弟決裂對他的精神打擊，其沉重的程度絕不亞於魯迅。隻不過他的表現方式不一樣。

在某些社會活動中仍一起活動，並取同一立場

他們兩人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在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事件中當然不能沒有態度，盡管內心已有裂痕，但在大是大非麵前，出於公眾形象的考慮，為顧全大局，他們還是采取同一步伐的。但也盡量避免碰麵。他們沒有因家庭紛爭而拋棄社會責任，至少在決裂初期是這樣。這裏有幾件很說明問題的事例。

第一件事：編輯《新潮社文藝叢書》

該叢書是在兄弟倆決裂之前開始編的。開始用“文藝叢書”為名，原由周作人具體負責編輯。在1923年出版了《春水》（5月）、《桃色的雲》（7月）和《呐喊》（8月）後，大約因為兄弟決裂，似乎停頓了一個時期，到1925年才續出。雖然名稱改為《新潮社文藝叢書》，但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魯迅的《呐喊》是1923年5月間魯迅自己編定的，於6月付印，兄弟決裂發生在7月，但1923年8月該書出版時，仍署周作人編。這件事是衡量兩人關係的一個有價值的標記。那時出版一本書，並不需要很長時間，像《呐喊》這樣篇幅和印數（2000冊）的書，兩個月就足夠了，而從7月19日兄弟反目到該書出版（8月20日），足有一個月的時間，如果想要改動，是完全來得及的。顯然，兩人都認為，兄弟反目並沒有達到有必要改變這一做法的地步，說明兩人的情緒還並沒有完全失控。

1924年5月13日，也就是在兄弟兩人最後衝突之前一個月不到一點，周作人寫了《一封反對新文化的信》，其中就北大教授楊某向女學生寫情書事，發議論道：

我最討厭那些自以為毫無過失，潔白如鴿子，以攻擊別人為天職的人們，我寧可與有過失的人為伍，隻要他們能夠自知過失，因為我也並不是全無過失的人。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從周作人這些話裏看，他似乎發出了這樣的信息：如果你自知過失，我還可以原諒你，仍然與你為伍。因為我也有過失。從周作人的性格出發看，他的矛盾心態是可能這樣表現的。

這文章發表在三天後的《晨報副鐫》上，魯迅是必看的。但接著發生的事，卻是“取書風波”，這就使事情走向僵化，無可挽回了。魯迅當然不可能向他表示“自知過失”，周作人其實也知道，他之所以那樣說，隻是為了表白自己。

最耐人尋味的是，別人卻還在把他們兄弟倆混為一談。《呐喊》出版後，站在《語絲》對立麵的成仿吾在《創造》季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就以此來嘲笑魯迅。成仿吾的文章叫做《〈呐喊〉的評論》，其中說：

《呐喊》出版之後，各種出版物差不多一齊為它呐喊，人人談的總是它，然而我真費盡了莫大的力才得到了一部。裏麵有許多篇是我在報紙上見過的，然而大都是作者的門人手編的，所以糟得很，這回由令弟周作人先生編了出來，真是好看多了。

本來，魯迅的書由周作人編輯，這又與別人何幹呢？何況他們還不知道，兄弟已經失和了。這樣的評論，叫魯迅、周作人兩人哭笑不得。後來，在“革命文學”論爭中，馮乃超又拾起了這個話頭，說魯迅“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對此，魯迅反駁道：“我的主張如何且不論，即使相同，何以說話相同便是‘無聊賴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須反對，一個講革命，一個即該講保皇，一個學地理，一個就得學天文麽？”魯迅說得理直氣壯，然而誰知這時兄弟兩人卻真的已經“反對”了！而在北平，周作人也在文章中順便譏諷“革命文學家”大談光明而恐懼黑暗。

新潮社還出版有別的書，也是在兄弟失和之後繼續出版的，盡管兩人已反目，也基本不在一起露麵，但對外並沒有公開其矛盾，而且，魯迅還曾介紹許欽文的小說給周作人供編該叢書，雖然後來沒有編入該叢書，但卻說明兩人還是“同人”關係。

第二件事：兩人共同參與《語絲》社事

《語絲》是1924年11月15日正式出版的。由周作人編輯。但該刊的發起，卻與魯迅有關。

按照孫伏園的說法，並綜合其他材料看，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24年孫伏園在編《晨報副鐫》時，有一次要去出差，走以前，他把編好的稿件交給代理編輯劉勉己，讓他代為發稿，其中有魯迅的一篇詩稿《我的失戀》，還有周作人的連載民間故事集《徐文長故事》。誰知等孫出差回來，卻發現魯迅的作品被劉擅自抽掉了，連周作人那篇連載的《徐文長故事》也被中途停載。孫伏園因此憤而辭職。之後，在11月2日那天，正是星期天，孫伏園跟錢玄同、周作人、顧頡剛、李小峰、江紹原、章廷謙一起在東安市場聚餐時，提出自辦刊物，大家都表示讚同，於是當場決定出一個周刊，大家寫稿，印刷費則由到場的七個人，再加上魯迅（！），大家分攤。還當場從顧頡剛帶來的一本《我們的七月》中隨機挑出“語絲”兩個字作為刊名。第二天，孫伏園就去把大家頭天商量的情況跟魯迅說了，魯迅當即表示同意加入。這樣，事情就定下來了。

《語絲》第一期就在11月15日出版，發刊詞是大家公推周作人寫的，第一期中除周作人自己的《清朝的玉璽》外，還刊載了魯迅的《論雷峰塔的倒掉》、《“說不出”》兩文。雖然是周作人在編，而且每期雖僅薄薄幾頁，但魯迅幾乎每期都有文章，有時甚至一期刊登兩到三篇。這種情況從創刊開始，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魯迅還墊出了該刊的印刷費十元。在該刊的廣告上，寫明該刊“長期撰稿人”16人，其中經常撰稿的五六人中，既有周作人，也有魯迅。

《語絲》編者又是周作人，那麽，魯迅怎樣投稿給周作人的呢？這主要是通過孫伏園，因為這些撰稿人原是他邀來的。有時是李小峰，因為出版事務是由李小峰負責的（據魯迅說，後來他在上海編《語絲》時，才知道《語絲》的編輯規矩：同人稿件是不需審改的，而且有的是直接寄到李小峰處，作為編者的魯迅看到那些文章時，往往已是在印好、訂成本之後）。盡管如此，魯迅與周作人的關聯是不言而喻的。

與此同時，孫伏園開始編《京報副刊》後，魯迅和周作人又同時在《京報副刊》上發表文章，雖說那樣兩人直接關係更少，顯然也都是由於孫伏園的關係。但畢竟兩人同在兩三個刊物上發表文章，不免經常看到讀到對方的文章，尤其是像《語絲》這樣的同人刊物，如果是仇人，兩人的文章同時在一個刊物上亮相，又是什麽況味呢？

第三件事：兩人共同參與女師大風潮，取同一立場並同時出現在相關場合

在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中，兩人都被推為“校務維持會”成員，並都積極參與，全無妥協退縮之態，甚至不惜與胡適等老朋友反目。這是弟兄倆在決裂後走得最近的一次。首先是對於楊蔭榆的治校方針，周作人與魯迅一樣反感。開始時，魯迅積極支持學生，而周作人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許廣平等六名學生被開除後，他還勸慰她們“決然舍去”，而不必做“群眾運動的犧牲”。但很快，他也被深深地卷入進去。當女師大成立“校務維持會”時，他與魯迅一起被推舉為校務維持會成員，而且，當魯迅起草《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後，周作人也在上麵簽了名。後來他的態度就更激烈，以至被推到了第一線。1925年8月1日，楊蔭榆帶了軍警武力驅逐學生，周作人拍案而起，指斥楊“喪心病狂，可謂至盡矣”，而且直接點名批撻教育總長章士釗“決不能逃責”。8月13日，教育部召開女師大家長會，周作人作為學生張靜淑的擔保人前往開會，會上章士釗粗暴宣布解散女師大，周作人忍無可忍，帶頭發言抵製，已經有了一些“領頭羊”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