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真實的毛澤東(二) (圖)

探討真實的毛澤東(二)

孔東梅：不再神化外公

“我希望從我的角度去寫外公，呈現一個人性化的毛澤東，我想把更真實的毛澤東寫給人們看。”

“我不想再寫一個神化的毛澤東。”孔東梅笑著說，作為毛家第三代中的唯一女性，她一直致力於傳播“新紅色經典”。孔東梅是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外孫女，其母李敏是毛澤東與賀子珍唯一確認幸存的孩子。

最近，她推出了自己的第三本書《改變世界的日子——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這是孔東梅出的第三本書，前兩本書《翻開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澤東》、《聽外婆講過去的事情——毛澤東與賀子珍》都是以第三代人的眼光來講述自己的家族史，書裏的事不斷變化，但唯一不變的是書中的主人公毛澤東。


王海容開口講毛澤東的故事

這一次，孔東梅和王海容聊的雖然是毛澤東的外交往事，但是關於毛澤東的感情和性格，孔東梅更為關注。 “孔東梅出書講述毛澤東的初戀故事”，更多的報紙把這樣的標題留給了這本新書。孔東梅說：“我不是刻意地關注外公的隱私，但是關於他豐富的個人情感世界，我覺得還是應該讓人知道。”

讓王海容開口極不容易，作為毛澤東的侄外孫女、中國唯一女性副外長的王海容，是上世紀70年代的風雲人物，在那“轟轟烈烈”的年代裏，人們幾乎每天都可以從報紙的頭版上和電視的黃金時段見到毛主席身邊的她。但是文革後即賦閑的王海容卻很少在公眾前露麵，也極少談起過去的經曆。

“我常勸她自己寫一些東西，把這些事情講給我們聽。”孔東梅對這位比自己年紀大很多的表姐很是尊敬，她們的關係也處得非常好。孔東梅最初希望王海容能自己動筆寫回憶錄，但在孔東梅看來，非常慷慨大度的王海容在這個問題上卻是相當謹慎。

或許是因為在政府任職，王海容像拒絕其他人一樣拒絕了這個小表妹的請求。經曆過文革前後的大起大落，王海容不願意再多說什麽，孔東梅則認為她親曆了太多的曆史時刻，如果不寫出來就太可惜了。

去年，王海容正式退休。孔東梅再次勸她寫點東西，經不住孔東梅的再三勸說，王海容開口說話。

“當然，聊了很多，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大家熟悉的就不寫了。”孔東梅說，她自己最關注的是外公毛澤東的內心世界，他作為偉人的另一部分的情感。所以在這本書中有了“毛澤東的初戀”這樣鮮為人知的故事。

一次王海容對孔東梅說，你不是想聽個故事嘛，我就給你講一個從來沒聽過的。毛澤東在16歲時喜歡上了一個遠房表妹王十姑。但後來讓村裏算命的人一算，八字不合，這段初戀無疾而終。在王海容麵前，毛澤東不止一次提到王十姑。老人家還動情地回憶道：“她是個好人，人很白，性格很好，手很細——我們還拉過手哩！”

“外公16歲時有段美好的初戀，可惜最後沒有結果。我寫這段故事，是想通過它來反映一個真實的毛澤東，告訴讀者，毛澤東也有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孔東梅說，在和王海容聊天中，有許多這樣真性情的故事讓孔東梅感動，她說在這些小事情上才真正的體現了外公的人格魅力。


在國外重新認識外公

孔東梅說，自己是到了國外，才真正開始“認識”外公毛澤東。

在此之前，她雖然知道自己的外公是一個了不起的領袖，但是從來沒有試圖想去了解這樣一個外公意味著什麽。

1999年，已經工作三年的孔東梅有機會去美國學習。當時的孔東梅還非常單純，盡管之前也出過幾次國，但是她基本上沒有什麽外出的經驗。

第一次去的時候，孔東梅帶上了她的全部家當，什麽被子、枕頭、衣服架子都帶著，最後裝了滿滿四個大皮箱。然後她一個人拎著四個皮箱開始了在美國的生活。初到美國，先住到一個朋友介紹認識的另一個朋友家裏，然後開始找房子。前六個月，搬了四次家，每次孔東梅都得提著她的四個大皮箱。在最初的兩個月，孔東梅特別想家，她說三個月的時候一定要回去。

在這段比較苦悶的日子裏，國內的朋友給他寄了很多關於外公毛澤東的書。在國外的這段時間，孔東梅覺得最大的好處是使自己安靜下來，不去考慮自己是誰的後代，而有時間想想將來要去做些什麽。她在國外的學習和生活中逐漸明白，隻有在中國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她開始從不同的文化觀念上來看待外公毛澤東。

在出國之前就有創辦公司念頭的孔東梅決定回國創業，她把外公“菊香書屋”的名字用來作為自己公司的名字。

人性毛澤東

有一些號稱“紅色經典”的書籍在市場銷得不好，甚至有濫竽充數之嫌。孔東梅並不回避這個問題，她認為，人們不會因為她是毛澤東的後人就來買她的書。“不是從‘毛澤東’換成‘我的外公’就可以了。”孔東梅說，更重要的是真正地寫出人們所不知道的毛澤東。

從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國“紅色文化”代表人物，孔東梅給自己的公司定位於傳播和推廣新的“紅色經典”。

“我希望從我的角度去寫外公，呈現給一個人性化的毛澤東。”孔東梅說自己不想重複別人寫過的東西，也不會從政治的、曆史的角度再來塑造高大全的毛澤東。她說：“我想從第三代後人，同時也是現代女性的角度來看，希望呈現一個為人子、為人父、為人夫的毛澤東，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也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希望能夠用一個新的角度來闡述過去的曆史，用一種文化的眼光來發現他們身上那種溫暖的人性。”

《翻開我家老影集》是孔東梅的第一本嚐試之作，在她的追述中，讓更多的人知曉了毛澤東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和人生曆程，其中毛澤東的元配“羅氏”的故事更是第一次為人所知。讓孔東梅意猶未盡的是，這本書裏關於外婆賀子珍的故事有很多還沒講出來。她的第二本書《聽外婆講那過去的事情——毛澤東與賀子珍》就這樣誕生了，站到後代的角度上，她把賀子珍對毛澤東的回憶和講述重新還原，講述了人們所不熟悉的愛情傳奇。

“現在的人對那個時代的人物好奇，但是真正了解他們的人卻很少。”在為什麽選擇這樣一個角度來做時，孔東梅經過一翻深思熟慮。在美國，她看到年輕人會去華盛頓的阿靈頓公墓、林肯紀念碑憑吊，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拯救大兵瑞恩”等上座率都非常高。孔東梅覺得紅色經典的傳播也應該有一些時代的東西，用現代的觀念、文化的角度來關注紅色傳統。

她說，我希望影響到更多的年輕人，但不是簡單地宣傳誰是英雄，誰是好漢，誰是偉人，而是講給他們更多真實的故事，讓他們看到更多的曆史。

“老百姓希望毛家人多寫點東西是一種樸素的願望，但我不希望再塑造一個神化的毛澤東。我覺得買書的人主要也不是看孔東梅，而是希望看到毛家後代的成長。”孔東梅微笑著說。在孔東梅的計劃裏，她關注的不僅僅是外公毛澤東，而是他們那一代人的過去。她說，以後不會局限於隻寫外公，外公他們那一代人可能都會是她關注的對象。


吳連登：給主席管家

“主席的家好管也不好管,即便是精打細算也常常讓人捉襟見肘。”毛澤東最後的管家憶往事

吳連登，毛澤東最後的管家。從1964年開始，他陪伴毛澤東度過了最後的12個春秋，直到1976年9月，把這位偉人的遺體送到紀念堂。

1961年在中南海頤年堂，作為一名普通服務人員，他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那時他19歲，是個剛剛從鄉下進城的毛頭小夥。第一次給主席端水，吳連登感覺自己的手都有點顫抖。“因為興奮和緊張，跟主席的第一次簡單對話並沒有出彩的地方。”回憶那難忘的一幕，吳連登至今說起這些都神采飛揚，“我當時隻是個普通的工作人員，主席為什麽會挑我去給他管家，我到現在也不很清楚，我也沒問過。”

忙碌的管家生活衝淡了吳連登初入毛澤東家的好奇心，但那些難忘歲月裏的往事卻讓這位年逾七旬、精神矍鑠的老人一輩子難忘。

新華門影壁題字的由來

為什麽要在中南海新華門的影壁上鐫刻“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它又是什麽時候被刻上去的，關於這些，知道的人不多，媒體也少有披露，吳連登認為把這個來曆告訴後人很有價值。

“汪東興(原中共中央警衛局局長)多次跟我提起這五個字的由來。”吳連登回憶說，解放後，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入駐中南海，除了對已經非常破舊的中南海做一些必要的修繕和裝飾，中南海裏一直沒有大的布置，很多磚牆仍保留著上個世紀初的外貌，上麵什麽裝飾都沒有。新華門的影壁也還是袁世凱修建時的樣子，深灰色的磚壁，中間有一個橢圓形圖案，四個角上刻著花紋。

“1961年的一天，主席和汪東興乘坐前蘇聯贈送的‘吉斯’防彈車經過新華門，毛澤東對汪東興說‘門口的影壁是不是考慮給它用起來？’汪東興當即說好，就寫主席的‘為人民服務’，另外還可以寫上‘艱苦樸素’。毛澤東問汪東興‘寫我的話好嗎？’汪東興說，這是我們黨的宗旨，我們中國共產黨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主席點點頭，示意同意。”吳連登回憶稱，隨後，汪東興安排中共中央警衛局的工作人員周啟才和武建華兩人負責此事。不久，在中南海新華門和中南海東門的影壁上便出現了毛澤東體的“為人民服務”和“艱苦樸素”，至今已46年。

“給主席管家，好管也不好管”

吳連登到毛家“幫幫忙”的頭幾年，僅是做一些雜務：搞搞衛生，清理書房，收拾收拾衣物，再就是管理主席家的倉庫。

“一想起主席家的倉庫，我就難受得想哭。”事隔多年，吳連登回憶剛到毛家時的情景仍記憶猶新：倉庫裏一沒有豪華服裝，二沒有金銀首飾，三沒有一件禮品。“好多東西都是從延安帶過來的，像主席穿的大棉襖啊、一些舊衣服、換下來的毛巾、襪子、襯衣什麽的。倉庫裏最好的東西，就是毛澤東50年代初出訪蘇聯做的大衣、深色中山服、禮帽、皮鞋。主席回國後就再也沒穿過，成為倉庫裏最珍貴的擺設。”

吳連登1968年正式擔任毛家管理員，主席的生活和家裏所有的事都屬於他管的範圍。他的主要工作內容是負責管理毛澤東、江青的工資及日常支出，負責毛澤東的衣食住行，還要管理江青和孩子們的家務雜事……

據其介紹，毛澤東的工資原為一級，1958年後，國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毛澤東就提出來把自己的工資從一級降到三級，變為404.80元，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這個數目都沒有變過。江青的工資是十三級，243元。毛澤東和江青每人一本細賬，他們各花各的錢，這也是主席的交代，就是通常所說的“AA製”。

“主席這個家好管也不好管。”回想當年在毛家當“財務總管”，吳連登的記憶裏至今仍是一本清楚的賬。“說好管，主席一分錢不拿，也不過問錢怎麽花。說不好管，該花錢的地方太多：黨費10元，房租水電、地毯家具80多元，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夥食100元左右；還要負擔李敏、李訥、毛遠新及江青姐姐李雲露的生活費，開始每人每月15元，後來加到30元。孩子們因事派公車，主席要付車費；再加上有時招待民主人士、故交老友及家鄉親戚的飯費、車費、住宿費、醫藥費等，就已經超過300元。此外，毛澤東還有兩項花費，吸煙和喝茶，每個月煙錢至少幾十元，茶葉支出也要30多元。這些錢全部都要從工資裏支出。也許一般人想不到，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喝一杯茶，管家的都要去結帳，我們也都為維護主席的形象，維護黨的形象，嚴格按要求去做，不落一毛錢。”

即便有一位精打細算的管家，當時的毛澤東家也常常捉襟見肘，入不敷出。提起毛澤東的稿費，吳連登說那也是不能隨意支配的，“主席說，我的稿費是人民的，不是我的，最終還要用在人民身上”。但是一年中也常常有那麽一次，吳連登請求從主席稿費中支出一些錢作為生活補貼。支出稿費要經毛澤東批準，吳連登必須拿著主席的簽字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領出錢來。

毛澤東一生踐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過著勤儉的普通百姓生活。他沒給兒女留下一元錢、一壟地、一間房子，臨終時他的全家生活費隻有幾百元錢，最後也都上交給國家。

“主席家沒有浪費的地方”

毛澤東對於飲食沒有什麽特別的講究，一直跟隨他身邊的吳連登評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浪費。

“一次吃飯，主席夾起掉在桌上的飯粒，我說‘主席，不要了’。主席馬上很嚴肅地說‘你們知道農民嗎？農民苦啊，農民不容易啊。我們不能浪費。不是一粒飯的問題，我們要提倡這種精神，就是要勤儉、節約、艱苦奮鬥。’主席愛喝豬骨頭燉湯，五六斤的豬骨加上一隻三四斤的老母雞，湯可以做菜，也可以調湯。熬到一定程度，拆下骨頭上的肉，雞拿出來炸成香酥雞，孩子們回來就可以美餐一頓了。如果吃不完，就拿到中南海食堂賣了，拿回來錢收到賬裏頭。主席家沒有浪費的地方。” 吳連登回憶說。

毛家家規很嚴，就是不能搞特殊。毛澤東說：“中國不缺我毛澤東一個人吃的、用的、花的。但是如果我毛澤東白吃、白喝、白拿，下麵的人都會照著做，這個國家還有法治理嗎？”1970年，毛澤東最後一次上廬山，江西省委送來了一條六七斤重的娃娃魚。吳連登說你們不要給我了，主席不會吃。他們說這是他們的心意，讓吳連登給毛主席做著吃。因為東西特殊，吳連登向主席作了報告。主席說，放了它。他說娃娃魚是在山溝溝惡劣的條件下生存的稀有動物，不能吃。

而這一點，同在一個屋簷下的江青也不能例外，“江青怕膽固醇高，吃雞蛋不吃蛋黃，主席就讓做飯師傅把蛋黃留起來，等李訥來了，拿它給李訥炒飯吃。”吳連登澄清說，“事實上，江青在生活上沒有過多的享受，主席對她限製很多。過去的一些不實報道把主席太過神化了，同時也把江青妖魔化了，說什麽江青用牛奶洗澡，那是不可能的，當時家裏人都不夠喝，怎麽可能這樣浪費呢？江青最貴的化妝品就是一瓶外國發膠。”

“孩子們一個星期也隻能跟主席吃一頓飯，平時隻能吃食堂。主席說，這是個待遇問題。他們大灶上吃飯也是我掏錢，可在我這吃就不同了。我為人民做了一點工作，這是人民給我的待遇，他們無權享受。”吳連登說，平時外地給主席送來的少量土特產，主席也都是叫他送給幼兒園，或者分給身邊的工作人員。他沒把這些東西送給江青，也沒有送給自己的孩子們。

毛澤東家裏有一輛二六自行車，天津自行車廠送的，工作人員建議給李訥騎，可是毛澤東說不行，這輛自行車隻能工作人員用。李訥的自行車是主席自己掏錢買的。“主席家的孩子在中南海有口皆碑，”吳連登說，“他們時時處處維護主席的形象。”一次李訥去西樓看電影，走進西樓發現自己沒帶錢，轉身又出來。工作人員認識李訥，示意她進去，李訥不肯，最後打了個“欠西樓兩毛錢”的欠條，第二天就把錢還了回來。

曾經發生在吳連登去毛家前的“毛家整風”事件，對吳連登的影響也很大，“雖然我沒有經曆過，但我明白即便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也不能打著主席的旗號為自己謀私利”。吳連登說：“主席曾說‘我能做到，你們必須做到。我是主席，我就不能穿補丁衣服嗎？我們家裏用的，該多少錢就是多少錢。一分錢都不能少。我毛澤東不貪、不占、不受賄，不白吃、白喝、白拿。’”

吳連登說，自己在主席身邊工作12年，學到最多的是勤儉，“我一輩子都信毛澤東！”


未曾公開的軼事

不去官園住

1966年以後，毛澤東住的地方是靠近中南海西門的遊泳池。

遊泳池的房子是木質結構，年久失修，又受邢台地震的影響，牆體開裂，顯得簡陋不堪。周恩來和汪東興商量說主席一輩子沒享過福，決定在中南海外麵為毛澤東建造一處住所，就是現在的“官園少年兒童活動中心”。這件事毛澤東起初並不知情。房子蓋好後，工作人員報告主席，說官園有一個新的住處，你去看一看吧。毛澤東不表態。連續講了幾次，主席還是沒有表態。工作人員就總想動員他去，他們都希望主席能有一個更舒適、更安全的住處，同時也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條件。在遊泳池，吳旭君、吳連登等工作人員住在遊泳池更衣室裏，每間更衣室隻有七八平方米，陰暗而狹小。搬到官園，工作人員也能換一個相對好的環境。

一次，主席和工作人員從人民大會堂出來，工作人員又一次跟主席提起官園的新住所。毛澤東說：“你們叫我去，我就去。”那天大家都挺高興。馬上通知，主席要到官園去了。後來車開到長安街口，主席突然說：“你們把我送進中南海，你們去。”從此以後，誰也不再提官園的事了。

一輩子不穿防彈服

文革期間，毛澤東的老戰友和身邊的工作人員非常擔心主席的安全。“主席老想到群眾中去，接觸群眾。”吳連登說。有一年國慶節，主席吃完飯，興致很高，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到天安門看放禮花去！”車開到紀念碑東南角的禮花燃放點，主席就下來了，參加晚會群眾圍上主席，高呼“毛主席萬歲！”把當時陪同主席的張玉鳳、吳旭君、吳連登、周福明等六七個工作人員也給擠散了。後來葉劍英擔心毛澤東的安全，跟汪東興說：“我們為了毛主席的安全，要給毛主席做一套防彈服。”汪東興說：“葉帥，你還不知道毛主席的脾氣，我勸你還是別做。”葉劍英說：“不，我們為了毛主席的安全，一定要做。你的任務就是我做好以後，送到毛主席那去。”

不久，汪東興抱著做好的防彈服到中南海遊泳池毛主席的住處，主席正在書房裏看書，見汪東興抱著個什麽東西，就問：“你今天又送什麽東西來了？”汪東興說：“受葉帥之命，為了主席的安全，給你送一套防彈服。”主席把書放下，很嚴肅地說：“你們是怕人民群眾，你們拿去穿，我毛澤東不穿。壞人想搞我搞不了，人民是不會搞我的。”

最後一個生日：麵條全碎在鍋裏

1975年12月26號，毛澤東82歲生日，也是他最後一個生日，這是個淒涼的生日。事隔多年，吳連登披露了一件至今鮮為人知的故事。

“那天，陪主席吃飯的隻有張玉鳳等兩三個人。主席的餐桌也很簡單，隻是比平時多了幾樣菜。吳連登給田樹濱師傅打電話的時候，老田正在電話邊上守著。田樹濱是中南海的麵點師傅，麵食點心做得特別好，主席生日的長壽麵，每年都是田師傅給做。田師傅接了電話說‘喲，你現在才來電話，今天主席生日，我一直守在電話旁邊哩。’吳連登說‘你過來吧。’田師傅拿上工具到主席廚房擀麵條。沒多久，主席說要吃飯。田師傅把麵條下鍋，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麵條碎了，一節一節的，沒有一根整的……這一幕驚呆了主席廚房的龐師傅、於師傅、韓師傅和吳連登。田師傅流淚了，說不得了了，從來沒有這樣的事，他這輩子從來沒做過這樣的麵條。”吳連登強烈地感受到廚房裏傷感的氣氛。“外麵都以為毛主席滿麵紅光，其實我們知道主席的身體已經逐漸衰弱了，隨著年齡增長，主席漸漸有些體力不支，疾病伴隨著他，他時常痛苦地咳嗽，吃飯的時候也容易嗆著，也開始吸氧了……”吳連登說，“麵條碎在鍋裏，這是天意，還是巧合，真的說不上是什麽道理，但那的確是主席最後一個生日。”

主席吃飯的時間短，菜又少，再擀麵條肯定來不及。吳連登說，那就煮掛麵吧。廚房裏的掛麵是師傅們自備的，因為主席吃飯的時間不固定，師傅們很有可能趕不上食堂開飯的時間，就在廚房自備了掛麵以便充饑，沒想到這時候竟派上用場。

“主席臨終也不知道這件事，他哪裏知道這最後一碗長壽麵不是手擀麵而是掛麵，但他吃得還是很香。”吳連登說。


保衛毛主席

眼看就要取得全國勝利的1948年，有人想分一頭牛，回家種地。

中央警備團手槍連連長高富有要年僅17歲的趙延河表態，趙延河說：“我要保衛毛主席一輩子！”

趙延河剛讀了一年高小，在他的家鄉河南省安陽市以東的地區，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開始了。這位學生土改工作隊員，深入農村宣講《中國土地法大綱》。當時是1946年，全國解放前夕，參軍的熱潮也正風起雲湧，“一個村子就有幾十號人報名”。有人說，延河，你想參軍嗎？趙延河太想參軍了，馬上報了名，一所上千人的學校，隻有他一個人當了兵，分到了二野，那是劉伯承的隊伍。

這一年他14歲。

手槍連連長保衛毛主席

趙延河的老上級、中央警備團手槍連連長高富有1935年就是地下工作者，那一年他才17歲，在老家山西省石樓縣入伍。從1937年5月10日起，給毛主席當警衛，直到建國。

1946年3月，國民黨開始了向陝北根據地的全麵進攻，18日、19日， 胡宗南的2.5萬人占領了毛澤東讓出的空城延安。

中央機關周圍，隻有三四百人——這支具有戰鬥能力的部隊，隻擁有一支七八十人的騎兵連，一支100多人的手槍連，兩支總共二三百人的步槍連。白天國民黨有飛機轟炸，所以毛主席的隊伍隻能晚上行軍。

作為手槍連連長，高富有始終走在機關的最前頭。“我走在第一個，毛主席緊跟著我，走在部隊的第二個。那時是夏天，夜間暴雨，我這個腿撲通一聲就踩水坑裏去了，毛主席也跟著跳進坑裏。主席說，‘你這個人，在這裏洗澡，你為什麽不告訴我，有水，我就不進去了’，我說，‘你離遠些嘛，我的腿還沒出來，你就進來了’。主席說，‘離遠我看得見嗎？’”事隔60年，高富有講起來感情充沛：“我們永遠懷念毛主席”。

“毛主席想的事，是別人不敢想的事。”高富有說。劉戡進攻，大家的意見是敵人從西邊來，我們就往東邊去。但毛主席不同意，帶著三四百人的中央機關沿著劉戡部盤踞的山溝向西，朝敵人的後麵走。劉部當時已經測到了我中央機關在王家灣的電台，但劉戡和胡宗南無論如何不肯相信毛澤東還敢留在陝北。

1947年6月，毛主席為拴住胡宗南部隊主力，率部由小河村轉戰天賜灣。在從小河村往天賜灣轉移途中，又是大雨滂沱。夜半行軍，看到了山頭上國民黨部隊的燈火，有時，人的說話聲都能聽到。這時，毛主席等幾百人就在同一座山的山腳下。任弼時發現了火光，便讓高富有發命令“人不能說話，不能抽煙，牲口捆上嘴”。

行至月亮灣這座僅有兩戶人家的小村莊時，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時、陸定一、胡喬木由警衛人員安置在火炕上，烤衣烤人。高富有在外麵布置警戒，烤了不到一個小時，看天光已有淩晨三四點鍾，再晚就有暴露的可能。高富有一聲令下：出發！“主席說，你讓我們把衣服烤幹。我說，走，再不走，就暴露了。”

“到了天賜灣，我們向北，敵人向西，敵人和我們走岔了。”這時候已經化險為夷，毛主席指著滿臉是泥的高富有開玩笑：你們看看，看看高富有這個狼狽相。

不久，毛主席看著高富有搖晃的背影，問他怎麽了？用手一摸他的身上滾燙，毛主席說：“你有病。”“主席下了馬一定要我騎上，主席一下馬，部隊便停下了。我說‘出發！’周副主席看到前麵隊伍停下了，也來詢問，他要我騎他自己的馬。”看到停止行進的隊伍，高富有再次下命：出發！一回到小河，他仍然堅持著布置完警戒。毛主席派自己的保健大夫黃樹則為他看病，一看，感冒高燒，轉成肺炎。


保密規定，毛主席也得執行

中央的警衛工作，有著嚴格細致的規定，有些規定，還是毛主席親自製訂的。趙延河說，《保密守冊》就是毛主席製訂的，包括 “出去不能說這裏的情況、不能泄密”等規定。

“平時警衛戰士見了主席，主席要是看你了，你就敬禮，主席如果低著頭想問題，沒看見你，你大大方方地走過去就是了。主席接見外賓，接見群眾時，規定不能搶鏡頭。”所以主席身邊的警衛人員，有的在中南海工作幾十年，沒有一張與毛主席的合影照片。這個傳統從延安時期就有規定，“有的，都是主席與我們全體幹部在一塊的集體照片，從來沒有單獨合過影”。

保密製度一經中央通過，就是毛主席本人，也要嚴格執行。高富有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947年，毛主席在陝北曾化名李德勝。有一天，有位城裏的教員端詳了毛主席很久，並讓他的學生去問問這個人到底是誰。“一個小學生跑過來，扶著主席的腿問他姓什麽。”毛主席和顏悅色地答道：“我姓李，叫李德勝。”過一會又一個小學生跑來，還是趴在主席腿上：“你是誰呀，你姓什麽？”主席還是耐心地解釋：“我姓李，我叫李德勝。”後來又來過一些孩子，毛主席都是這麽回答他們。


保衛毛主席：武器與智慧

高富有回憶起小米加步槍的年代說，能有一支步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陳庚從山西回到延安開會，陳庚說你是手槍連連長，你能不能把保衛毛主席的武器給介紹介紹。高富有介紹到他們的裝備：手槍140多支，有的有一發子彈，有的一發子彈也沒有，有的子彈盒也沒有，是擺個樣子嚇敵人的。另外，每人配一把大刀，近距離時，就用刀殺敵，遠距離，還有兩挺轉盤機槍。

陳庚問他，他打電報，給送來150支卡賓槍怎麽樣，高富有說自己做不了主，陳庚說那他跟他團長說說，高富有仍說，團長也做不了主。陳庚就明白了，找到了毛主席。“主席當時側過身來問我，你想要嗎？我不吭聲，主席又問，你想要卡賓槍嗎？我還是不吭聲。主席說，你想要槍，你到敵人手裏要，不能向自己人要。”高富有說，“我了解主席的脾氣，他是想讓我們自己去奪槍。”後來他們果真抓到了一個既是“耳朵”又是“舌頭”的電話兵。

解放後作為毛主席的警衛，精良的裝備已經不再是問題。警衛戰士的智慧還用到了其他地方。

趙延河回憶說，毛主席經常熬夜，為了讓他在有限的時間裏休息得好一點，戰士想出來一個對付樹上烏鴉亂叫和鳥雀爭鳴的辦法。因為不能亂放槍打鳥，戰士就用小石頭砸跑這些饒舌的小家夥，但是石頭落在房上，會發出一串叮當的脆響。後來，警衛員又想到一個好辦法，把沙土摻水握成團扔到樹上，嚇跑這些多嘴嘰喳的鳥雀，這樣一來，鳥也飛了，沙土掉在房上會散開，也不會發出響聲，自然就不會影響毛主席的睡眠了。


領袖從來不怕見群眾

從1947年被劉伯承派到陝北保衛毛主席起，趙延河在毛主席身邊的警衛工作長達30年。能夠到毛主席身邊工作的警衛人員，都和趙延河一樣，有著幾代貧農的出身和過硬的政治覺悟。

趙延河在接受《新世紀》周刊采訪時，白襯衫的左胸前，端正地佩戴著一枚金黃色的毛主席頭像，這枚像章是一家毛家菜館贈送的，他一直珍愛地戴在身上。趙延河一再地重複：“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感謝毛澤東，我們在主席身邊工作這麽多年，深深感受到他偉大的人格力量。”

趙延河回憶到，毛主席不喜歡警衛人員把他和群眾隔開，他有一句話叫：“哪有領袖怕群眾的？”

“主席從來不穿防彈衣，他走到人民群眾中時，最常見的裝束就是一件白襯衫，白襯衫束在腰裏。”趙延河講起毛主席在天津的一個故事：有一回在天津出差，工作之餘毛主席對警衛人員說，我請你們吃飯吧!警衛人員都高興極了。大家高高興興地來到天津最著名的“正陽樓”飯店。正吃飯時，主席走到門外透口氣，看到一位女同誌騎著自行車路過，正好車子上帶著的孩子把鞋踢掉了。毛主席就喊那位女同誌，掉東西了。喊了幾遍，女同誌才知道是有人對她說話，等她撿起孩子的鞋，抬頭一看，認出了眼前這位身材高大的老者正是毛主席時，激動萬分，“您是毛主席！”這句話又被對麵晾曬衣物的大媽聽見了，兩人一同喊起：“你好啊，毛主席”。聽到她們的聲音，路人行上全都聚了過來，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萬歲！”“主席這樣舉著右手，喊‘人民萬歲’。”趙延河這句模仿，帶有濃重湘音。後來館子裏吃飯的警衛人員聽見了外麵熱烈的高呼，跑了出來，把主席拉回了樓上。主席明顯不高興地說：“哪有領袖怕群眾的？”他自己推開窗戶，揮動右手喊：“人民萬歲！”

“有時候毛主席出來走走，也有人不認識他的。”趙延河說。毛主席喜歡遊泳，曾經幾十次暢遊長江，我們一個排三十多人，派出十幾位水性好的警衛人員遊在他的身邊。他在北戴河遊泳時，遊著遊著，就遊到人家漁船旁邊，“他想上船去和人家說說話，有時候人家還不讓上”。那時候沒有電視，不像現在大家對國家領導人的“見麵”機會比較多，另外，人們也沒有思想準備會在大江大海裏遇到毛主席。“碰到這種時候，主席還會跟漁民說好話，‘讓我上去吧，上去咱們聊聊’。”主席一般會問人家，家裏幾口人，這季能打多少魚，糧食夠不夠吃，不夠吃怎麽辦。那麽漁民會說，不夠吃就配野菜。“主席就是這樣深入群眾，了解一些真實的民生疾苦。”趙延河說。


他們這樣評價毛澤東

“盡管曾經存在著所有這些失敗和挫折，但是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這一結論是不可避免的。”

——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

“這是一位蓋世英才。他一定會改變這個世界。”

——加拿大醫生白求恩

“毛澤東統一了中國，給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觀，提高了工農的地位，並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廉潔的政府。”

——加拿大記者馬克·蓋恩

“(我們)是在他的書房裏會見的。那是一間陳設簡樸的房間，周圍擺滿了書和他伏案批閱的文件。我之所以提到他個人的生活方式，是因為，毫無疑問，億萬中國人感到，他同他們過著同樣的日常生活。”

——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

“毛的棕色皮鞋已經需要擦抽了，一雙紗襪鬆鬆地掉到了腳踝上。毛的家和其他高級官員的家庭夠不上台灣有人批評他們的‘鋪張浪費。’他的‘享受’大致相當於長島一個事業順利的保險公司推銷員在較好的牧場式平房裏享受到的東西。”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毛澤東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確實是我們時代的一位傑出人物。”

——美國總統福特

“由於毛澤東的逝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

——法國總統德斯坦

“像毛澤東那樣的人物，在一個世紀，也許一千年裏隻能產生一位，他們占領了舞台，以天才的靈感寫下了曆史的篇章。毫無疑問，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曆史顯得渺小。”

——巴基斯坦總理：本·布托

“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鬥到最後一息的戰士。”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


毛瓷記憶

被稱做“紅色官窯”的毛瓷在坊間的傳說很多，當年景德鎮版製作者重憶故事始末

31年前中國景德鎮。

40餘位中國頂級陶瓷高手與200多位科技人員，艱苦攻關8個多月，終於將一種高白釉瓷在1400攝氏度時瓷化——這項命名為“7501”的工程，是1975年的首要任務。

事隔多年，年深日久的民間流傳中，能揭秘的當事人越來越少。在我們講述當年代號為“7501”的毛瓷故事時，就有了這樣一位核心當事人，1975年輕工業部景德鎮陶瓷工業科學研究所，主抓業務的副所長——羅慧蓉女士。

瓷都景德鎮受命

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31年，但是羅慧蓉的記憶，還是把所有被收藏者炒作出來的想象空間，都歸於了民間。“因為這在當時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而政治任務是不留任何想象餘地的。

當初領到這個任務的，是輕工業部景德鎮陶瓷工業科學研究所方綜所長和羅慧蓉副所長。

羅慧蓉，這位生長在江西的女性陶瓷專家當年42歲，中共黨員。毛澤東在世時，並不知道中央專門為他訂製過這套生活用瓷，他本人更無指示要求什麽地方專門為他製瓷。一向生活儉樸的毛澤東，在1975年的時候，健康大不如前，甚至當他使用這些瓷器時，隻有身邊少數工作人員知曉老人家對這些瓷器的表態——對於他來說，這一年，國家的與他本人的病痛，沉屙一樣牽扯住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年頭。

羅慧蓉在接受《新世紀》周刊對於這段塵封了31年的故事的揭秘時，還提到了另外幾位受命者：江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黃慶榮、景德鎮市委書記李克時。而在《文物天地》對此事的報道裏，人們還能看一個更為關鍵的人物：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

黃慶榮曾經回憶過這項起源於1974年12月的任務，他說是汪東興麵對麵親口交代他的。

毛澤東主席曾經於1974在長沙住過一段時間，是年12月，黃慶榮接到汪東興電話，要他安排毛主席到江西的安全警衛工作。在湖南省委警衛接待處，黃慶榮第一次看到一麵給毛主席用的紅色梅花瓷盤。這位江西副省長一搭眼，就說出“我們江西造出來，肯定比這個好”的話來。在黃慶榮的記憶中，汪東興問他：“你能行嗎？恐怕也難吧。”黃慶榮覺得，江西應該可以試一試。

於是，1975年元月的一天，這個任務落實到了景德鎮市市委書記李克時的頭上，李克時很有把握，景德鎮有能力完成這項政治任務。但是一切要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於是，方綜、羅慧蓉接到的都是口頭指令，沒有任何文字材料。

羅慧蓉說：“開始我們並不知道這些瓷器是為毛主席訂製的。我們所經常接到一些中央指派的任務，給外賓的禮品，還有國家領導人出國禮品。所以對於這項絕密任務，我們並沒有想到瓷器是中央為主席訂製的。”

20套成品，10套歸主席

製作這批每套30件~40件的瓷器，黃慶榮給羅慧蓉提出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能保證絕對安全衛生”，至今羅慧蓉還很清楚地記得這些要求，“這是最主要的，當然其他要求還有美觀、製作工藝不能有半點瑕疵”。

此時已是1975年的上半年，人、財、物各方麵都有了詳細分工，羅慧蓉負責技術攻關，人力、撥款找市委書記李克時，江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黃慶榮是這一專項工作的核心領導。

“圖案設計，當然是以梅花為主，因為都知道毛主席酷愛梅花。但是這個紅色要燒製得鮮豔，需要技術攻關，這項技術當初是不能講的，現在同樣也不能講。”羅慧蓉說。

傳說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在試驗過程中，燒完了研究所庫存的高嶺土，為此，還動員了當地群眾上山撿了兩天，這筆撿土的花費，在當時已經達到了5000元人民幣。這個說法使“7501”更為身價百倍。但羅慧蓉在接受采訪時，否認了這一說法，“試驗階段是不會用高嶺土的，試製成功以後，我們才用了高嶺土”，高嶺土是燒製高白釉瓷的上等原料。

試製期間，一直不太理想，結果到了1975年夏天，還是沒有令人滿意的成品。一天，羅慧蓉被省公安廳副廳長的車拉到了南昌，30多年後，很多細節都隨風而逝，但羅慧蓉還記得這一次出行，在江西毛主席下榻處828招待所，她才知道了這批瓷器的主人就是毛澤東主席。

此後的幾個月，羅慧蓉完全從其他工作中抽身出來，“記不清又過了幾個月了，反正是到了1975年八九月份，我們的成品達到了設計要求，這樣的成品挑出20套，送到了省裏”。

20套精挑細做的瓷器，並沒有製訂出一套特殊標準，“景德鎮瓷器有四個特點：白如玉、薄如紙、明如鏡、聲如磬，我們的這套瓷器，就是對這四個特點進行了更高的要求，挑選這些瓷器，依據的就是行業標準”。羅慧蓉說，這20套瓷器有10套歸毛主席名下，其中有兩套進了中南海，，主席在外省的其他住處也有分配。另外10套交由江西省委安排。

這項代號為“7501”的使命，在主席離世前一年圓滿完成，“因為這是1975年最重要的一項任務，所以就取了這個代號，後來到1978年又有了一項政治任務，就順理成章地代號為7801了”。因此，目前收藏市場上，就有了用“7801”冒充“7501”的現象。

沒有兩件完全一樣的毛瓷

吳連登1968年成為毛澤東的管家，他也是毛主席生前最後一位管家。1974～1975年“7501”毛瓷醞釀階段，他才30多歲。對於30年前的往事，很多細節，他都記憶猶新。

“建國初期，毛主席的生活用瓷，叫‘建國瓷’，當時中央首長很多人都用這種瓷，‘建國瓷’是專門為中南海訂製的，是在景德鎮訂製的。”吳連登說，“後來，他老人家也用過青花，繪有蘭花圖案。”

“都知道主席生活中有兩難，到了老年，就更加嚴重，一是睡覺難，一是吃飯難。”吳連登道，“主席工作時，叫他吃飯，一次一次地叫，也不吃，等他工作完了，要吃飯，飯菜早就涼了。”

第一個想到為年高多病的毛澤東專門訂製一套生活用瓷的，是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吳連登說：“汪東興考慮到主席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總是吃涼飯不行。況且，主席連一套像樣的餐具都沒有。”

中央辦公廳就想為主席訂製一套能保溫的餐具，“所以，後來生產的7501毛瓷用具，在要求安全衛生、不含鉛的基礎上，格外要求能保溫”，吳連登詳說那些能保溫的毛瓷：“茶杯有蓋、碗也有蓋，菜盤有蓋、湯盆也有蓋，所有餐具都有蓋。更重要的是，這種瓷本身就具有保溫性能。”這樣一套有蓋的餐具，能夠使飯菜在一定的時間裏相對保溫，毛主席本人也很喜歡這種設計。吳連登自己和其他主席身邊工作人員，也非常喜歡這套瓷具。

除了加蓋設計，“7501”在設計上照顧到主席用餐時的習慣，“主席晚年咀嚼很慢，而且喜歡在飯裏加些菜湯，7501無論是碗還是菜盤和湯盆，設計得都比其他一般的餐具深，這樣，主席吃飯時加點菜湯，就比較容易”。在吳連登的回憶中，主席吃飯時，有時還喜歡欣賞手中的飯碗，“他拿在手裏，喜歡這樣子來回地看，那碗是非常輕的，隻有120克。所以主席有時邊吃飯邊拿在手裏轉著看”。

毛瓷在圖案設計上，采用了毛澤東最喜歡的紅梅，而且餐具的內外都有圖案，又是釉下彩，工藝非常精湛，紅梅均為手繪，沒有哪兩盞餐具是相同的。“毛瓷的聲音非常悅耳，像玉器相擊的聲音，迎光而視，呈半透明狀。”吳連登說。

但是一套“7501”到底有多少件，吳連登也記不清，都是需要用什麽就拿什麽，“而且，主席不喜歡用勺子，所以有些東西沒有用過”。

“為主席訂製生活用瓷的工作，一開始在其他地方進行過，但都不能令人滿意。汪東興是江西人，他就想到了景德鎮。”吳連登說。汪東興在2000年 9月 4日接見“7501毛澤東專用瓷”收藏家馬曉峰時，說過當時的考慮：“毛主席是湖南人，所以先安排湖南省生產，但是送來的設計圖案不是很滿意，毛主席說還是景德鎮的瓷器好。這樣我打電話給當時的江西省委書記黃知真，將任務下達給景德鎮。”


遺落民間

1975年最首要的任務完成後，羅慧蓉及所裏其他領導接到命令：試製過程中留下的殘次品以及挑下來的成品，全部銷毀。圖紙一並銷毀。

羅慧蓉曾經專程趕到省會南昌找到黃慶榮，她提出的要求，希望能留下一部分給所裏作科研用。她的提法並不過分：遴選下的，即便是殘次品，也比普通瓷器好得多，全部銷毀太可惜。另一部分最好能發給苦幹多日的科技人員，作個紀念。工作人員嚴格保密，並且保證不讓紀念品流入社會。要求還有，保留一套圖紙。

這些當時看來不可能實現的願望，後來還是通過了黃慶榮的批準。

研究所把沒有銷毀的庫存封存起來，以備北京的需要——瓷器是太容易損壞的東西。但是，在毛澤東逝世多年後，部分作品作為年終獎勵分給過先進工作者。這也許是毛瓷後來能夠走向收藏、走向拍賣行的一個渠道。

另外，據吳連登分析，毛澤東到各地觀察工作時，餐具都是“我們自己帶去的，有時會忘在地方上一些，有時也會在臨走收拾東西時，把當地的餐具帶走。這樣，有些有心人就能收藏起來。

事實上，“7501”也並非隻供毛澤東使用，在吳連登的記憶中，江青那邊也有一部分，“我們的其他首長和供應科，也有儲備，以便有損壞時，再補上”。

“不過，我手裏沒有毛瓷。”吳連登說。


《毛主席語錄》在台灣的昔與今

“小紅書”被國際公認為“20世紀世界上最流行的書”，“獻給對這個世界還有夢想的人”是台灣版《毛澤東語錄》扉頁上的話

在那 “火紅的年代”裏，唯一可以與《聖經》發行量相媲美的書，就是曾風靡全球，被外國人俗稱為“小紅書”的《毛主席語錄》。

據報道，僅“文革”時期，全世界出版過50多種文字的500多種版本，總印數達50餘億冊。以當時全世界30多億人口計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擁有一本半還有餘。以至於它被國際公認為“是20世紀世界上最流行的書”，“是世界上讀者最多的書”。

由於毛澤東本人的巨大影響，“小紅書”流向世界各地似乎並不難理解，但讓人驚奇的是：嚴酷的意識形態之網，居然也阻擋不住這本“禁書”的流傳。中國大陸“文革”期間，台灣就暗裏流傳著大陸版的《毛主席語錄》。自然，這一當時在台灣被稱為“匪作”的書籍，隻能被在極小的範圍“內部閱覽”。

饒有興趣的是，至今在台灣中研院著名的“傅斯年圖書館”裏，還保留著一本1974年版為《毛主席語錄》所撰寫的公開“輔導資料”：《毛澤東語錄的透視》。按常識推斷，一旦某書的“輔導資料”出現，就意味著閱讀、哪怕是“窺視”過該書的人一定不在少數。

《毛澤東語錄的透視》由“國際反共文教協會”出版，作者王國琛。該書裝潢簡約，共97頁，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打開該書目錄，全書共計22個專題，采取邊引邊批的形式，逐一對“語錄”展開對峙。作者在“自序”中說：“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從一個人的語言表達，可以看得出一個人究竟有沒有思想？係統的思想？或有沒有正確而健康的思想？所以，語義學(Semantics)，在思想上有其一定的意義和作用。…… 任誰讀了《毛語錄》，必然的結論是‘毛’無思想。所以《毛語錄》是‘毛思想’的否定。尤其從《毛語錄》本身的矛盾與荒謬，更顯出‘毛’本人的狂妄與無知。這是《毛語錄》對‘毛’本身的醜化。”毋庸置疑，這分明是一部知道有人會讀、所以提前下藥，以防汙染的“消毒”作品。

世道千變萬化。事隔30多年以後，當中國大陸《毛主席語錄》已成為曆史文物的時候，在海峽對岸的台灣，圖書市場上竟然公開出版了《毛澤東語錄》這本同邦異地，意識形態差距甚大的新時代“小紅書”。

除了刪掉大陸版《毛主席語錄》中由林彪撰寫的“再版前言”以外，台灣版《毛澤東語錄》大體上是前書的翻版，隻是附加了“文革”極為流行的“老五篇”，即毛澤東五篇著名的政治散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和《反對自由主義》。最後還摘選了《毛澤東詩詞》和《毛澤東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指示》。

令人驚奇的是，全書剛好333頁。將兩個3相加是“六”，將三個3相加是“九”。要知道，“六”和“九”正是《易經》中的“坤數”和“乾數”。冥冥之中，台灣版《毛澤東語錄》竟達到了一個陰陽合體的易數頂級。

在台灣著名的學術書店“誠品書店”最新書台的中央，就擺放著這本《毛澤東語錄》。在萬紫千紅的書海之中，這本大紅封麵的“小書”卻非常搶眼。它在出版一個月內就印刷了4次。按台灣出版界不成文的行規，一次印刷大至為1000冊，照此推算，至少幾個月內就銷售4000至5000冊。自2005年9月到目前已近一年，台灣版《毛澤東語錄》的發行量雖不可確知，但在常識範圍內估計，至少應當在6000冊到8000冊之間。無論就封麵而言，還是發行量而論，這在台灣都可算是一本“火紅”的書了。

台灣讀者怎麽會對《毛澤東語錄》感興趣？該書裝飾環襯上的廣告語或許能夠透露些許間接的信息：

副標題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了解毛澤東精神如何統治中國的不二法門

征服全球的紅色資本家最推薦的交戰手冊。台商西進，經營大中國的唯一聖經！

據台灣版《毛澤東語錄》的策劃者和發行人楊一峰先生說，開發曆史禁書當然不排除誘發好奇的意思，但與共產黨打交道難道可以不讀毛澤東？更為重要的是，有西洋和東洋生活背景、熟通英語、日語的楊一峰先生還認為，在“左派”思想的內部其實積澱了眾多值得深思的問題。毛澤東從一個農民到執掌一個大國，他的思想曾影響了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世界，麵對豐富的曆史，意識形態無疑將顯示出片麵和單質的局限性。

“了解中國就必須讀懂毛澤東，這難道不是常識嗎？無論從正麵和負麵的角度，我們都避免不了接觸他的書。” 楊先生如此說。由他創辦的東觀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符號標誌就是一隻“左眼睛”。看來，商業驅動、思想體悟和理想憧憬，通過《毛澤東語錄》的策劃，在楊先生的靈魂中已難以剝離而渾為一體了。

在台灣版《毛澤東語錄》中，替代林彪“再版前言”的是台灣《新新聞》周刊副社長楊照先生所寫的導讀性文章“策略與教條的辯證：重讀《毛語錄》”。該文開篇就說：“毛澤東是個現實的策略家，他對共產黨最大的貢獻，而且他之所以能成為中共的領導人，正在於他從來沒有真心相信過馬克思主義教條，也沒有真正服從過共產國際的路線指示。”這話聽起來似乎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異曲同工之妙，隻是表達方式不大相同罷了。

在歸納毛澤東思想的主要特征時，楊照先生說：“毛澤東的思想中，最突出的一塊，就是如何細膩運用敵我關係，從沒有任何人，在敵我關係上投注過那麽多那麽深刻的用心，將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導入敵我思考，使得敵我關係轉化成為流動的過程，不斷變化不斷移位，需要最高警覺與最高智慧隨時判讀。”這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了對毛澤東超凡洞察力和控製力的歎服。

在台灣版《毛澤東語錄》的扉頁上清清楚楚印著這樣一句話：

副標題三：“獻給對這個世界還有夢想的人”

它是祈望？它是幻想？它是寄托？它還是一首“隱蔽信息之公開表達”的詩境修辭？無論怎樣詮釋，反正這句動情的語言被印刷在台灣版《毛澤東語錄》的第一頁上。

第十一篇文章標題：《紅太陽》，永不落

副標題一：懷舊是人類的本能，有創新的懷舊，才是最好的懷舊

“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一盤名為《紅太陽——毛澤東頌歌新節奏聯唱》的音樂磁帶，引發了中國流行音樂史上一次規模空前的高潮。

時至今日，在中國音像出版史銷量排行榜上，《紅太陽》仍以720萬的驚人戰績，雄踞冠軍寶座。

這是一個奇跡式的故事。時隔多年，回憶起當時的驚人盛況，《紅太陽》總策劃、時任中國唱片上海公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的楊聖良，依舊難掩激動。

副標題二：太陽這樣升起

上世紀80年末、90年代初，“西北風”勁吹後的大陸流行樂壇，漸現疲軟。歌手崔健用搖滾方式翻唱革命歌曲《南泥灣》，成為了一個亮點。受此啟發，時任中唱上海公司編輯部主任的馮海寧突現靈感，“用新的方式把一些經典老歌翻唱出來”。這個想法立刻得到了楊聖良的讚同。

1992年該選題正式進入策劃，他們很快達成共識——在深入人心的經典老歌裏選一部分，用流行樂的做法把它們演繹出來，並找一些流行歌手來唱。“跟崔健做《南泥灣》的角度不同，我們並不是要做成一個搖滾或現代流行樂的精品。而是想把大量的老歌羅列出來，用一種節奏很輕鬆的表現方式，讓大家都聽到。”楊聖良說。

在收集到的眾多革命歌曲中，除了歌唱祖國的，大部分都與毛澤東有關，再加上1993年適逢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於是專輯內容確定為毛澤東頌歌，正式命名為《紅太陽》。

但符合標準的歌還是太多，於是他們又產生采取聯唱形式的想法。這個想法對該唱片的最終銷量起到重要作用，“對於老百姓來說，聯唱所能聽到的歌比較多。而且用一種固定的節奏聯起來，其中的通俗性也就更強了”。把革命老歌用流行樂聯唱形式來表現，尚無先例。楊聖良特地找來了中央廣播樂團的著名作曲家金巍，他曾做過一些民歌聯唱，在聯奏編輯技術方麵非常到位，而且以他的年齡也對這些革命老歌非常有感情。

歌手的選擇也很慎重，既要有點名氣，還要能把握這種歌，因為這些歌不能唱“過”了。“我們都是從那種年代走過來的人，對這些多少有點心有餘悸，不能有歪曲的東西在裏麵。”當時歌壇最紅的毛阿敏、韋唯，並不在楊聖良考慮之列，“這些歌她倆不合適唱，她們主要走高亢大氣的晚會路線，而《紅太陽》還是偏民歌小調的風格。而且她們當時腕太大了，來唱聯唱，我們有所顧忌。當時所能提供的酬勞也不多，才幾百塊一首”。經過再三商榷，李玲玉、孫國慶、屠洪剛、範琳琳等10人入選。“他們被找來時也是稀裏糊塗的，但跟現在的歌手不一樣，他們那代歌手的適應性很強，功底也比較好。拿到樂譜，經過製作人員的指導，很快就找準感覺，而且能唱出自己的味道。”

1993年，《紅太陽》製作完成上市，立刻引發熱潮。

副標題三：不可思議的盛況

起初，楊聖良與他的同事們對這張專輯並沒有太大野心，所以推廣活動並沒有在全國鋪開。但是，很快他們發現反響出乎意料的好，於是開始著手更大範圍的推動，包括去全國各地的一些電台零星做些推介節目。但此時他們還是沒有意識到高潮的來臨，銷量到40萬的時候，有媒體問楊聖良對最終銷量的預計，他回答也就幾十萬吧。沒想到很快就突破了100萬。

驚人盛況出現了，推出3個月的時候，《紅太陽》銷量攀升到300多萬。在上海中唱的發售點、生產車間門口，每天等著提貨的卡車隊伍從早排到晚。發出的貨，拿出去就搶購一空，而等在門口的車往往都拿不到現貨。隨後，市場上出現很多模仿品，創意、歌曲選擇、專輯名稱都很近似。中唱總公司和上海公司這才意識到，他們創造了一個傳奇。隨即在東北、北京、武漢、廣州等地增設生產加工點，公司的業務員駐紮到當地去，以便隨時向附近地區發貨。

本來要看客戶臉色的業務員，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各地商家搶著請吃飯以爭取貨源。“預先隻是覺得這個選題有點創意，但是它的實際效果能達到如此地步，絕對沒想到。上海中唱也靠這個創紀錄的成績翻本了。”楊聖良笑著說，“這還是靠毛主席的福，我們當時稿酬也開給了毛澤東，按我們的標準算出稿酬寄到了毛澤東辦公室。”

上海中唱隨後專門成立了“紅太陽音樂工作室”，一鼓作氣推出了五輯，但銷量一個不如一個。楊聖良認為這很正常，“這不是有計劃的係列工程，做第一輯，就已經把所有最精華的都往裏放了。比如最好聽的歌，一輯就有30首。再接著做，肯定是越往後越有限了”。



沒有爆炸的黑子

《紅太陽》從策劃到創作，除了些微顧慮外，倒沒什麽壓力。但隨著專輯的火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出現了。

除了作曲家的稿酬糾紛，此外一些社會輿論也帶來壓力。“專輯火了以後，大批國際媒體介入評論，他們從另外的角度解讀，在鄧小平的時代大唱毛澤東頌歌，是什麽意思？”楊聖良說。

好在這個問題並沒有形成什麽影響，政府官方沒有表態，也沒有出麵幹涉。

但這麽大規模的傳統革命歌曲，用流行、略帶搖滾風格的方式演繹是否不夠嚴肅？這在當時國內音樂界引起了一些爭論，部分老作曲家不太能接受這種處理方式，有些甚至直接指責自己的作品被歪曲了。為此，楊聖良特地去了北京，到中國音協找這些老作曲家開座談會，認真溝通後取得共識。

副標題五：紅太陽為什麽這麽紅

《紅太陽》和隨後掀起的“紅太陽熱”很快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從那以後，每年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都有這種老歌聯唱。直到今天，很多歌舞廳、公園晨練，放的都是《紅太陽》。

楊聖良不願給“紅太陽現象”輕易定義。“我們年輕時接受這些歌曲，是一種精神需要。從單一的藝術角度去分析，它是個不動產。但到《紅太陽》出來的時候，很多人的欣賞角度不一樣了，完全是本著這歌的好聽以及懷舊心態。懷舊是永遠的主題，但在一個新的時代，懷舊的同時還需要創新。如果能跟現代社會某些方麵相溝通，那你就是一個保留原有精華的新東西。”

“紅太陽”暴紅的原因，楊聖良認為，“一個關鍵因素，是創新：新的專題、新的配器、新的演奏形式，加上新的態度。那時候，中國社會已經在快速發展，人們的耳朵需要聽到新的東西。”

“但第一因素肯定是作品本身的經典，這些歌曲曾經影響了一代中國人。當時媒體先行、包裝炒作、打榜這些都沒有，完全是靠歌曲本身的傳播。這些歌曲是經典的，它跟現在快餐文化下的作品是不一樣的，再過10年、20年還是受歡迎的，經得起時間考驗。”

同時，他認為這跟毛澤東本人的魅力有關係，“作曲家創作這些作品時，他不是在做一件拍馬屁的事，或者背負政治任務而寫，他們隻是寫所想表達的，寫出最投入，最有感覺的部分。這些歌曲偉大之處在於，內容是政府的，旋律是中國的。這個很了不起，因為旋律中所提煉出來的感情是真實的。也許現在很多人不喜歡聽這些歌了，心境變得浮躁。等將來心態能平靜下來的時候，他們還是會願意聽這樣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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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錯誤很多，現僅舉兩例：

江青的工資是十三級，243元。

趙延河的老上級、中央警備團手槍連連長高富有1935年就是地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