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這瓢涼水曾經澆得他透心涼。
在新疆，開始的那些日子是熱氣騰騰的。棉花的白，稻穀的金，鐵水的紅，煤炭的黑，在王震的眼睛裏，每一種顏色都是美麗的。他是在五彩繽紛中走過在新疆的前兩年的。
直到1952年過去了一半，一種說不上什麽顏色的顏色，籠罩上了他的心頭。
王震是勇往直前的人，但是，有的時候需要有人拽拽他的衣襟。當然，要想拽住這樣一個闖將也是一件有困難的事情。於是，有的時候，就會走的快一些。
曆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許多明明是功勞的事情，因為某些偏差，因為換了一個角度，就成了毛病。
王震奉調要離開新疆了，他的心情很不好，不完全是因為調離，還因為他傾注了大量心血的項目，許多都被說成“建設不當”而驟然停建。由部隊工程團修建的迪庫公路，就是被迫停辦的重要工程之一。停建這條貫通南北疆的公路，不但由於運輸繞道每年浪費巨額運費，而且影響重要物資的運送交流。這條公路由王震主持開工不久即被停建，許多路段才剛建成基本框架。王震十分生氣，異常難過。
有一天王震和夫人一起，帶著三個兒子，從迪化沿著尚未建成的路段南行察看，汽車爬過崎嶇不平的山道，在顛簸中緩慢前進，當晚在群山環抱中的路邊一間小木房裏過夜。王震叫人買一隻羊殺了，煮一鍋手抓羊肉，與原在那裏領導修建公路的尹保仁團長和兩名戰士、兩位維族老人共進晚餐。麵對突遭扼殺的工程場地，王震悲憤難平，其他人也很難過，席間都默默無語，氣氛蒼涼。
荒漠中挺拔的胡楊，也許能夠體會到王震此刻的心情，也在風中發出低低的嗚鳴。
盡管王震把在新疆的這次遭遇看做是對他最大的打擊，但是決不是唯一的一次打擊。十幾年後，又一次大的打擊來臨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王震也接到請柬，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就在當天活動結束之後，有一塊寫著“黑幫頭子王震”的牌子在他家等著他。二百多人的造反派隊伍趁王震不備，一下子把牌子掛到他的脖子上，狂呼“打倒王震，砸爛王震獨立王國”等口號。這時，王震心中聚積已久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針對造反派“打倒三反分子王震”的叫囂，他憤怒地高喊：“我是革命的，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同時高喊：“打倒真黑幫！”“毛主席萬歲！”這還不夠，他把牌子取下來，摔到了地上！造反派哪裏見過這種陣勢，有人嚇得大喊：“王震打人了！王震打人了！”
這就是後來廣為流傳的“王震怒砸黑牌子”事件。
58歲的部長敢於和造反派麵對麵地鬥，王震讓人領教了軍人勇氣。
這勇氣，源於一身正氣。
1967年的“五一”節比較特殊，一些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就遭到迫害、很久沒有露麵的老幹部應邀上了天安門。王震也接到了請柬。毛澤東從大廳出來時，老遠看見王震，喊了一聲：“王胡子！我很久沒有見到你了！”王震聽到以後，迅速走上前去，毛澤東高興地和他長時間握手。毛澤東用鄉音濃重的湖南話說：王震，有人要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打不倒的嘛！老幹部也不能都打倒。同時對王震說：對那些要打倒你的人要采取寬大態度，要寬大嘛！要實行寬大政策嘛！王震說：我遵照主席的教導。
第二天，許多紅衛兵小報都刊登了毛澤東的這條“最高指示”。
王震的處境也因為毛澤東的這段話而有所好轉，但是他的心情依然很壞，他對家人說：“我不理解文化大革命！”
1969年10月，王震和鄧小平、陳雲等些老同誌被下放到了江西，理由是戰備形勢緊張。王震願意下去，因為遠離了北京這個政治漩渦，回到三十多年前的戰鬥故地。所以，在宣布名單的第二天，王震就出發了。
在1932年，為了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時任紅八軍代理政治委員的王震曾在離撫州不遠的分宜打過一次敗仗。因為當時的黨中央命令紅軍首先實現江西省的勝利，紅八軍領受的任務是強取分宜。但是，分宜牆厚城高，敵人重兵把守，王震的許多戰友捐軀在分宜城下。
30多年後，又是中央的錯誤決策，王震又一次感受到了失敗的滋味，又一次感受到沒有正確的領導必定失敗的道理。
王震被分配在撫州的紅星墾殖場。應該說，王震的處境要比鄧小平和陳雲好一些，這裏有一個“墾”字，是王震再熟悉不過的字眼。臨下去前，王震向周恩來提了兩點要求，也都得到了同意：一是下去後想在各地走一走，還要蹲點；二是想帶上王興一起下去。王興是烈士王若飛的兒子，由於母親李培之正在受迫害，王震想把他保護在自己身邊。
因為王震是農墾部長，又沒有被“打倒”，在江西是蹲點性質，所以，紅星墾殖場有他的話語權。他知道由於都去抓革命了，生產在倒退，但是，他怎麽也沒有想到，倒退得如此可怕。在一次生產匯報會上，王震表情嚴肅地聽完匯報後，沉重地說：“我到各處轉了轉，看到一些事情很難受啊。生產不出糧食吃什麽？吃紅土？難道還要靠別人養活我們？”說到這裏，他把茶杯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說：“教師、學生、城市居民、全國老百姓一個人一年隻有幾尺布票，每個月的口糧不夠吃，天天餓肚子，這樣的生活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會場寂靜無聲。王震情緒激動，聲調越來越高：“大家要安下心來，農民種地，工人做工，教師教書，學生上課，一律不許胡來。從今天起，白天必須搞生產，總場辦公室的人都下去包隊，哪個遊手好閑，我就對他不客氣。”
王震的話，擲地有聲。
從這時起，王震像墾殖場的場長一樣管起場裏的事情。一個中央的部長，當小小的場長，他一點都不覺得委屈。其實，還是王震的親密戰友李先念說的透徹：王震從來不要什麽烏紗帽，有一頂草帽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場鬧劇，江西省的負責人為了表功，在鬧劇中還要編導新的鬧劇。他提出要在江西搞什麽“拖拉機大會戰”，紅星墾殖場的農機廠根本就沒有能力，也接到了生產500台手扶拖拉機的任務。
說起來，手扶拖拉機當年就是王震從日本引進的，他太熟悉了。所以，他知道紅星農機廠沒有這個能力。果然，紅星場的人搗鼓了好久也沒有眉目，隻好拆了一台手扶拖拉機，拚湊出一台“新的拖拉機”，準備到縣城去報喜。沒想到剛開到廠門口就熄火了。
王震最看不慣這種好大喜功的大呼隆，他毫不掩飾自己的鄙視說：“這分明是勞民傷財的瞎指揮！”他說服農機廠職工，把精力用在生產急需的收割機和粉碎機上去，不要再搞什麽拖拉機了。
“文化大革命”是王震的落難期。在他困難的時候，紅星墾殖場的職工接納了他，他也給紅星墾殖場作出了貢獻。他和紅星人心心相印，直到在病重時，他還寫過這樣一封帶著深情的信給紅星墾殖場：
“我在病中，常常想到你們場裏的事。。。。。。這也難怪，因為我是紅星的一名職工，紅星就是我的家。”
而紅星墾殖場的員工，也一直忘不了王震，忘不了他用手捧起路上的牛糞放到地裏，像一個地道的老農；忘不了他為一台收割機的生產東奔西走，像一個采購員；忘不了他的大笑，為了生產上的每一次成功；忘不了他的大怒，為了那些宵小之輩的魍魎行徑。
王震，是他們心目中的一個英雄，又是一個普通的同事。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使黨內的政治生活出現了轉機。半個月後，王震回到了北京。在揭批林彪告一段落後，他被任命為國務院業務組的列席成員，後來又改為正式成員。這個機構，今天聽起來名頭挺怪，但當時相當於國務院常務辦公會議，是抓經濟工作的統帥機關。
耽誤了幾年的時間，王震心急如焚，一心要把損失的時間奪回來。
1975年，在四屆人大召開後，67歲的王震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分工主管鐵道、郵電、交通和供銷總社。他知道這幾個部門的領導比較強，用不著他多管，於是，在1975年的前十個月裏，他把精力用在了黃金生產上。
1974年，距離慈禧太後死去有60多年了，中國的黃金產量還不如這個老太太掌權時高，實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黃金是硬通貨，在中國由於長期抓革命而沒有其他產品出口換匯的情況下，要靠黃金來換回美元，購買急需的物資。所以，對於恢複經濟來說，黃金生產是最快捷的手段。
１９７５年６月，王震來到山東招遠金礦。當地負責人匯報黃金生產情況時，開口先說“批‘唯生產力論’，促黃金生產發展”的套話。王震一聽，肝火頓生，馬上截住話頭：“什麽‘唯生產力論’，我不聽這一些！”
他憤然說道：“我是毛主席、周總理、鄧小平派來要金子的。我要你們拿出金子來！國家需要金子，有了金子我們的腰杆才能硬朗。你曉得嗎，美元、英鎊、法郎為什麽能在國際貨幣市場上有威望？它是以黃金為後盾的！”他說：“發達國家，有遠見的政治領袖，誰個不看重黃金生產？南非是世界上產金最多的國家，他們年產７００噸；蘇聯是第二位，年產４００噸；美國、加拿大、加納、澳大利亞、英國，都比我們多。我們在慈禧太後時期，年產４３萬兩。可是解放後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搞不過慈禧太後，這豈不是我們的恥辱嗎？”
在抓采金生產的過程中，有一次，王震來到有色冶金研究院。剛一進門，就見迎麵一條大標語：“把批林批孔運動進行到底！”王震一看就火了。他本來隻要見院領導，這一下卻召集了全院的人。王震對大家說：“你們是有色金屬研究院，任務是研究有色金屬的提煉和設備的研製。你們不是文科大學，不是搞曆史的。都什麽時候了，還貼這樣的標語。”說到這裏，王震的火氣越來越大，嗓門也越來越高：“你們知道麽，要搞批林批孔的人，她自己就要當女皇！要當慈禧太後！要當武則天！”語驚四座。陪同王震一同去的秘書聽到這裏坐不住了，怕惹出亂子來，趕緊地給王震一張條子，建議今天的會就開到這裏。王震看完條子，餘怒未消地向大家宣布：“今天就談到這裏，不談了，回去了。”
王震的怒火已經按捺不住了，“四人幫”一夥越猖獗，越激發他的戰鬥氣概。
古稀之年的王震還是衝勁十足，他曾對包括葉劍英、李先念在內的幾位老同誌說：可以不可以讓我在你們政治局開會的時候闖進去，大罵他們（四人幫）一通，甚至於動手揍他們幾下。老同誌都勸他不能那麽冒失。他的想法是：按正常的組織程序不行，去鬧一下是不是也有好處呢？
這就是王震，戰場上的勇敢麵對敵人的精神一點兒都沒有丟掉。
有一次，王震收到了王洪文有意轉來的一份簡報，上邊反映國務院一些部門揭發王震在“右傾翻案風”中的所謂“問題”。為了施加壓力，王洪文還在上麵作了指示：請王震同誌讀。王震看完以後，隨手扔到了一邊。當秘書問他怎麽處理時，王震若無其事地回答說：“不用理他。”
在宣布鄧小平再一次被打倒的會議上，王震的臉上陰沉得要擰出水來。有朋友勸他：我們聽主席的。這句話引出了一貫緊跟毛澤東的王震一句硬梆梆的話：我們聽他的?他為什麽不聽我們的！
這不是對毛澤東的不恭，而是對革命前途的擔憂。其實，是最大的忠誠。
１９７６年上半年的一天，王震在向葉劍英匯報了他所知道的外邊的一些情況後，終於忍不住提出了那個考慮已久的問題：“為什麽讓他們這樣猖狂？把他們弄起來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王震毫不隱諱地向葉帥提出抓“四人幫”。
葉劍英聽完以後不動聲色。停了一會兒，隻見他做了一個打啞謎式的手勢：先伸出右手，握緊拳頭，豎起大拇指，向上晃兩晃，然後把大拇指倒過來，往下按了按。
在戰爭年代，葉帥當過總參謀長，王震和其他許多老同誌一樣，經常尊稱他為參座。他的謀略，是王震一向欽佩的。葉帥的這個動作，使王震心中有了數。
這次談話以後，王震更加經常地到葉帥家密商大計。葉帥按照他設計的整體方案，布置王震：“有兩個工作你要做好，一是中央警衛團有一批老幹部要轉業，這些都是好同誌、老同誌，你在國務院，要想辦法把他們安置好。第二，你要保持跟汪東興同誌能說得上話。我現在的身份，不好做這些事。”
王震出色地完成了這兩個任務。與此同時，王震還按照葉帥“多到老同誌那裏走動走動，聽聽他們的意見”的指示，冒著風險，不辭勞苦地奔走於一些多謀善斷的老同誌之間，積極聯絡，把大家的智慧匯集起來。他爽快地對葉劍英說：“我聽你的，做你的聯絡參謀吧！”葉劍英則笑著回答：“你這個參謀，我可是求之不得啊！”這個聯絡參謀，因為怕被竊聽，在北京醫院，他把正在住院的陳雲請到自己的汽車裏交談，從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成員那裏得到教誨。
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舉國歡慶。王震的情緒仿佛像1949年的十月一樣高漲。
但是，此時，極左的思潮還在影響著許多人，包括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思想。王震看到了這種情況，他知道，要有一個真正能夠領導中國共產黨走出困境的領導者。
他把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
當時的鄧小平，作為所謂“右傾翻案風”的代表人物，還在受批判，按照“兩個凡是”的觀點，毛澤東定的事情，是要不能走樣地執行的，因此，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王震不管那一套。
他是一個認準了方向就敢說敢做的人。
１９７７年３月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事先定好了兩個基調：鄧小平的問題不說，天安門事件不說。但是，王震站了出來。他發言說：“鄧小平同誌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嘛！還說他會打仗、反修堅決。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和國務院工作，貫徹執行毛主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四人幫’千方百計地、卑鄙地陷害他。現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切地希望他能早日出來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
“天安門廣場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經考驗的親密戰友、人民愛戴的好總理周恩來同誌逝世後，自發地進行的大規模悼念活動，是首都人民對‘四人幫’罪行的群眾性聲討，表達了首都人民的無產階級義憤。這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是全國人民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階級覺悟和路線鬥爭覺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現。我認為，這就是天安門廣場事件的本質和主流，不承認這個本質和主流，實質上是替‘四人幫’的罪行進行辯護。”
盡管陳雲、王震等人要求恢複鄧小平工作和為天安門廣場事件平反的發言未被會議簡報刊登，但消息還是不脛而走，產生了強烈的反響。隨後，在同年７月和次年１１月，黨中央終於先後作出《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以及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決定。
鄧小平的第三次複出，給中國帶來了希望，也給王震帶來了更大的激情和更大的工作空間。
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王震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時繼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國防工業。在中共十二大上，他繼續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不久，他相應幹部隊伍年輕化的號召，退出政治局，被增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在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在這十幾年的時間裏，王震象是回到了青年時代，觀念是年輕的，思想是年輕的，連身體都仿佛年輕了許多，經常日以繼夜的工作也不知疲倦。
他是改革開放的堅定支持者。
早在1979年，王震在副總理任上，就帶了國務院幾個部長到深圳的蛇口考察，對深圳特區的建立提出了許多設想。1983年3月，他在廣州考察，特地派身邊工作人員到深圳調查。聽到的匯報使他十分氣憤，因為據說北京有人在深圳考察後認為特區在發展資本主義。王震旗幟鮮明地說：“這些人比清末那些辦洋務的還落後，還不如那時的鄭觀應。說什麽走私增多了，資產階級思想腐蝕了，不開放就沒有走私了？照樣有，關鍵看你怎麽管。一定要對外開放，閉關自守隻能造成落後。”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一直叫王震為胡子叔叔，她記得這樣一件事情：
1984年新年剛過，有一天，胡子叔叔把我叫去，這次，他沒有發火，可表情一點兒也不輕鬆。
我坐下來，看著他，等了半天，他吐出一句話：“這個特區！”
他話沒說完，但又頓了半天，看得出來，他心裏有氣。
“這個特區！有人不同意搞，說是資本主義！”
他手裏拿著拐棍，戳在地上，又頓了半天。
“特區是你爸爸提出來的，是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不能否定！”
胡子叔叔的話是一句一句說出來的，每句話的後麵都是驚歎號！
之後不久，王震陪同鄧小平到深圳特區和廣州廈門、上海等地視察，回京後，他寫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在1984年春天黨中央國務院召開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上，被作為主要文件下發。
在中央黨校，他給數百名領導幹部講了陪同鄧小平視察的情況，他說：“有人對開放後的長頭發、高跟鞋、塗口紅看不慣，並認為是開放政策帶來的淫穢、賭博、凶殺，說還不如關上國門。”他加重了語氣說：“閉關自守是不行的，我看這是好得很和糟得很之爭。請你們專家找幾本辦洋務的書讀一讀，也給我看一看。必須學習外國的先進科學技術。”
講這番話的時候，王震是中央黨校的校長。他是從1982年4月開始擔任這個職務的，一直到1987年的3月，他請求不再擔任。在這五年時間裏，他為培養黨的跨時代幹部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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