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魯迅成為國學大師

魯迅成為國學大師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因為對這樣的事情不是很感興趣，看了也就過去了。

但是最近有一位朋友提到這件事，並且問我魯迅該不該成為國學大師。 我這才恍然大悟，魯迅成為國學大師還是頗有爭議的。

我認為魯迅成為國學大師是理所當然的事。當時我看到的消息說，紅學家馮其庸成為了人民大學的國學院院長，大概為了擴大國學的影響力，在網上組織了新國學大師的評選活動。經過網友評選，魯迅等一批人成為了新的國學大師。

我沒覺得這裏麵有什麽不妥的地方， 更沒覺得魯迅成為國學大師有什麽不可思議的地方， 我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這件事情居然還有爭議。 我朋友提到這個問題以後，我頗出神了一小會，才覺得其中的奧秘。

在我看來，在魯迅同時代的人之中，或者比他早或者晚20、30時年的人之中，有不少人比魯迅更當得起革命家的稱號，譬如陳獨秀李大釗之流；有不少人比魯迅更當得起思想家的稱號，譬如梁啟超胡適之流；有不少人比魯迅更當得起文學家的稱號，譬如沈從文巴金老舍之流。但是真正稱得起國學大師的人，恐怕還是魯迅。

毛澤東說：“魯迅是個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學家”。 曆來大家把這三個稱號是分開來理解的--大概是章句研究成為習慣的緣故--我覺得有所偏頗。毛澤東把這三個稱號加起來戴到魯迅一個人頭上，說明這三個稱號不過是一頂帽子。這頂帽子要我來說，就是指國學大師。

魯迅成為國學大師本沒有可以值得爭議的地方，魯迅之所以有爭議是因為這頂帽子是毛澤東給的。

一句話，毛澤東讓魯迅在身後遭到了更大的非議。

魯迅生前有論戰，但是當時誰沒有卷入論戰？魯迅後來被當作旗幟是因為毛澤東的緣故。毛澤東對魯迅的肯定，基本就把魯迅拖進了一個戰壕，同時也讓魯迅的論戰的對手找到了靶子。

這是其一。

毛澤東給魯迅帶來的爭議還在於中國後來的政治風雲。毛澤東給魯迅的帽子太高，使得人們不由自主地去要把這個帽子摘下來玩弄一番。 我上麵說過，毛澤東的三個稱號其實應該是合而為一的帽子，但是大家都喜歡把它拆開來看看：它的裏子夠不夠柔軟舒服，它的外麵夠不夠美觀大方，它的高度是不是恰如其分。。。本來這樣一頂帽子是給魯迅定做的，隻要魯迅的腦袋戴著舒服就算可以了；但是大家喜歡用自己的腦袋來檢驗這頂帽子是否合適，我想沒有爭議是不可能的。

這是其二。

毛澤東給魯迅這頂高帽子的時候，魯迅已經死了。魯迅沒有得到半點好處，魯迅的子孫也沒有得到好處，甚至頗有負麵影響。

很多人說中國大陸把某些人打成了壞分子怎麽怎麽不對，但是魯迅至今在台灣還是禁區又說明什麽？至少說明，魯迅是被當作敵人來看待的，這種敵人的意義遠遠超過了論戰帶來的不痛快，而是一種政治對手的審判。因為這個原因，魯迅的孩子甚至不敢說魯迅的好話，惟恐因此就淪落成了敵人，這樣的事情又說明什麽？

魯迅要是沒死，憑著毛澤東對他的肯定，說不定也能混上一個科學院院長的職務。 魯迅因此可以一門心思地做學問，憑著魯迅對年輕人的熱忱，說不定可以給不少人帶來很大的好處。他們肯定也會說魯迅的好話，大概我們現在也不會光聽見魯迅的壞脾氣了。

但是魯迅畢竟死了，毛澤東給他的帽子除了讓人眼紅以外居然不能給後人帶來一點實質性的好處，這怎麽能使魯迅讓人不滿呢？

這是其三。

那麽魯迅到底算不算國學大師呢？魯迅那個時代，胡適提倡“少談主義，多研究問題”，梁啟超號召用小說改造中國人的人性。在這兩個方麵，魯迅是其中的佼佼者。魯迅不但對舊小說進行了研究，並且研究出了問題，更難得是他在研究出問題以後進行了大膽的嚐試。魯迅的小說，無論是《呐喊》還是《彷徨》還是《故事新編》，無一不是他對舊文化問題思考後的作文，而他研究的《中國小說史略》更是一部難得的好書， 論據充實，觀點新穎，可以說是開創性的文章。

我知道現在的人喜歡照魯迅文章的缺點，我隻舉同時代胡適的例子來加以辯駁：胡適又有多少文章值得推崇？胡適編了一本思想史，結果出了上以後就沒有下，恐怕怎麽說也算不得做學問踏實嚴謹吧？無論從文章的量還是質，甚至是影響力，胡適都不如魯迅。 胡適至多是思想家，他沒有把他的想法付之於行動。

至於小說能不能算是國學，那是另外的話題了。我知道以前的大儒是看不起小說的，但是他們的東西未必有小說的影響力大。

魯迅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他對於國故的整理超出了單純的考證，他對於同時代的人有著巨大的影響，對後來的人有著很大的啟迪。魯迅用研究問題的辦法研究國學，發展國學，這是魯迅對國學和國學研究最大的貢獻。如果魯迅不算國學大師，那麽我們的國學大概也真的不值得研究了。

所以對我來說，魯迅成不成國學大師對他來說本無區別，倒是對國學的影響頗大，成為國學的大問題了。

[獅王傳說]

小黃酈看魯迅看的很深，不錯。
魯迅是少有的值得我們佩服的近代作家之一；魯迅的精神，現代也還是有價值的。
下麵梁的是狗屁文章，而風月的看法更客觀深刻一些。

[兩隻黃鸝]

by 風月華章

魯迅是有些憤世嫉俗的性格，這是因為他的悲觀主義心態和對當時中國現狀深深的絕望，這種絕望讓魯迅長時間都生活在一種痛苦的，看不到希望和出路的精神世界裏。因此他曾希望毀滅，期待毀滅這朽腐之後的重生。野草集其實是魯迅內心世界的寫照。隻有一個對民族懷有最深切愛，又無比清醒的人，才能體味到最深刻的痛苦。


魯迅這一生都是一個痛苦的人，他痛苦是因為他太清醒，太深刻。他完全可以過得很舒心，和胡適，林語堂，徐誌摩，梁實秋等一幹文人一團和氣，談笑無間，詩酒唱和，保持中國舊式文人待人接物的方式和傳統。他做不到這一點，隻是因為他是魯迅。他的性格並不是一個中國式的文人的性格。他富有戰鬥的精神和不屈的意誌，我想這來源於他的自信和對當時“社會名士”的蔑視。


魯迅的敵人可謂多矣，其中許多人被視為謙謙君子和風流名士。這讓後來的讀者傾向於同情這些人，而怨恨魯迅，但是我想說的是，魯迅與這些人結怨，起因都是觀點和思想的交鋒。而且這些人的文品並不像他們看起來那麽君子，陳西瀅的文章就刻意裝著公允和恬淡，夾帶著對魯迅的造謠加歪曲。比起魯迅磊落的尖刻，品格的高下立判。許多當年攻擊魯迅的人其實品格都不怎麽樣，而且還特別的虛偽。當然，必須承認，魯迅一生和人打了那麽多筆仗，他也有錯的時候，有些被魯迅罵過的人也是人格和學識都不錯的人。但是我覺得這種文壇的爭論，在那個思想和主義激烈交鋒的年代是很正常的，也是有益的。不能因為兩個學者在思想上有過激烈的交鋒，就要否定其中一個，這種想法未免太幼稚了。

魯迅是一個深刻的現實主義者，我覺得他敏銳的社會洞察力，直麵淋漓鮮血和慘談人生的態度在當時的中國顯得很可貴。他不可能喜歡徐誌摩的新月派風格，在當時軍閥混戰，民生疾苦的時候，徐誌摩和他主編的雜誌整天都在吟唱：愛情呀，痛苦呀，我愛的人不愛我之類的無病呻吟。現實主義的魯迅譏諷“詩哲”很容易理解；同樣他也不同意林語堂在當時提倡性靈幽默，鼓吹閑適的觀點；至於胡適，我看是魯迅反感他的媚骨，比如胡適去拜訪滿清廢帝溥儀，還美滋滋的寫了一篇文章談到稱呼問題，雲：我叫他皇上，他叫我先生。魯迅就毫不留情的寫文章譏諷過。


我並不否認，魯迅的性格有瑕疵，魯迅很多疑，他不容易跟地位聲望高的人相處得好，但是對青年很關愛，提攜有加。因為他曾經是一個進化論者，認為青年人接受了新思想，就會比他們那一代人進步，中國將來也會進步。因此，他特別支持學生運動，在北師大風潮裏，他因為支持學生運動而和章士釗楊蔭榆結怨，後來這兩個人一個在建國後成為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另一個在抗日期間因斥責日軍野蠻行徑而被殺害。現在這也成為指責魯迅的罪狀，因為你在某些立場上的敵人是愛國人士，那麽你就是賣國人士，這就是這些人的邏輯。在上海的時候，魯迅和施存蜇打過筆戰，不過是莊子和文選之爭，一般性的論爭而已。文革的時候，施存蜇受到批鬥，現在罪名自然也落到魯迅頭上。好像這些人都是被魯迅迫害的。


還有一種論調說魯迅親日，從來不罵日本人。我想這麽說的人都是對魯迅缺乏了解的人，如果這樣的人再說自己讀過魯迅全集，那我隻能認為這個人腦子有問題。魯迅因為日本留學的背景，對日本文化比較了解，也有一些日本的民間朋友，比如書店老板，文人，歌者。這些不是很正常的嗎？在對待日本侵略這個問題上，魯迅的立場從來都是鮮明和堅定的，沒有絲毫的曖昧。魯迅在很多文章裏都斥責過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關於國防文學的論述文章裏號召這個時代的文學應該建立統一的戰線，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服務。學過初中課文《友邦驚詫論》的人，思維正常的話，會懷疑魯迅的抗日立場嗎？三十年代就有人說和魯迅交從甚密的內山書店的老板內山完造是日本間諜，且不說內山完造做過很多保護中國人的事情，曾經被日本當局懷疑，被迫回國。他在日本戰敗之後，也為中日友好交流作了很多工作，而且他是死在中國的，按照生前立下的遺囑，他被安葬在上海。這樣一個人，你能想象他是日本間諜嗎？

諷刺魯迅躲到租界裏簡直無聊透頂，戰亂的時候，隨時有被抓被殺的危險，不為自己著想也會為家人著想，難道等著別人來抓，無謂的去死？32年的時候，內山勸魯迅去日本小住，被魯迅拒絕了，別忘了，1932年正好是328事變發生，日軍進犯上海那一年。

客觀地說，魯迅的確不專門罵日本人，他罵過帝國主義，大多罵的還是中國的事。其中有很多諷刺政府的文章，現在被一些人指責是反對政府抗日，給抗日潑冷水。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人都沒看過這些雜文，以訛傳訛之後，愈發振振有詞。當年魯迅的這些文章諷刺的是什麽？建議你們去看看《以夷製夷》《新的女將》《宣傳與做戲》《沉滓的泛起》等這些雜文。不要拿出一副無知者無畏的姿態。愛之深，才會恨之切。作為一個中國人，是罵日本人有意義還是罵醒中國人有意義？所以我說很多罵魯迅的人根本就不了解魯迅的精神世界和魯迅的情感。

魯迅是一位國學大師，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很深的造詣，就這一點很多罵魯迅的人都一無所知。他的文言文水平很高，早年的作品《摩羅詩力說》《文化偏執論》《中國小說史略》《科學史教篇》都是用文言文寫的，很早就奠定了魯迅的學者地位。魯迅青年時代受章太炎的影響很深，章太炎當時是文言文首屈一指的大師，回國之後在北京的教育部任職的時候，魯迅抄了十年的古碑，積累了深厚的國學功底。在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他和胡適一起提倡白話文，並首先用白話文創作小說。是因為白話文更容易傳播新思想，開啟民智。關於白話和文言的論戰，魯迅這方麵的文章太多了。他總是在文章中抓住反對白話的頑固派文章中的文言文語病和不通的地方加以駁斥，諷刺頑固派自己的文言文都不通，還嘲笑白話文，真是一針見血，沒有深厚的功底根本做不到。

魯迅的名聲和學術地位早已確立，蔡元培和胡適對魯迅都非常肯定。魯迅沒有做北大的教授，不是因為魯迅的水平不夠，而是因為魯迅當時是教育部的僉事，還做著教育部的官。蔡元培當時的宗旨是凡北大的教授，不能在別的地方兼職，特別是不能由官員兼任。魯迅才在北大兼職做個講師，隻開設了中國小說史和文藝理論兩門課程。當時很多水平聲望不如魯迅的，也沒什麽著作的人都作了北大教授，象劉半農，周作人還是在魯迅的介紹和幫助之下才進入北大教書的，他也被北大聘為教授。可見根本不是北大的門檻和魯迅的水平問題。

魯迅曆來被看作傳統文化的顛覆者，但是我認為他內心是愛中國文化的，隻不過這種愛是很複雜的。就像他建議青年人少看或者不看中國書，但是他自己卻特別喜歡讀中國書。魯迅生活的一大樂趣就是去舊書攤收集翻找各種古書看。一個不愛自己文化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學大師的。他反對青年人看中國書是因為他認為當時中國文化救不了中國，喚醒不了愚昧的國民。他希望大部分的中國民眾能容易的識字受教育，擺脫文盲的狀態，接受新思想。但是魯迅並不是一個主張全盤西化的人，他對西方文化也抱有一種審慎和懷疑的態度，早年的《文化偏執論》表達的就是這種觀點，《拿來主義》更明確的闡述對待舶來文化的態度和主張。魯迅反對過顧頡剛一個原因就是顧頡剛的《古史辨》把中國上古夏商的曆史都辨沒了。


我佩服魯迅，因為他是中國近現代最深刻，最具有自我拷問和批判精神的作家。在中國的思想和文學史上尚沒有這樣一個人，魯迅的深刻的思想和深沉的情感在今天大多數人是體會不到的。也不是看別人的評論就能理解的。隻有對他的作品感興趣，喜歡讀他文章的人，才有可能走進他的世界。但是他的冷硬陡峭，沉重，辛辣，悲愴的文字對普通的讀者形成了一道障礙，使很多人欣賞不到魯迅智慧，幽默，親切和愛的一麵。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兩隻黃鸝]

謝謝水門汀光臨，新年好！

毛澤東不太好說。

[水門汀]

寫得很不錯啊。

有人把文革歸咎於魯迅，有點可笑。老毛本來也是半為欣賞，半為利用，在魯迅生後給了他很高的評價，在這方麵，他不失為一個聰明人，但即使他不作出這樣的評價，但還是有後來人會作如是說。

但毛從來不是一無所求的人，他為人的心機，處處皆是。魯迅某種程度上也不過是著了他的套子，但也隻能在他生後。在生前，想必自然會識破他的用意並非純良，不一定會買他的帳。

所以老毛在他生後用事，到底把他們二個人牽扯到一起了。老毛的大奸大滑，無人能及。

[兩隻黃鸝]

他這篇文章我的博客好像有--當然還是謝謝你的轉貼。

我覺得梁實秋的這篇評論不怎麽樣--字裏行間滿是酸味，其餘全是浮光掠影的大白話，沒有能對魯迅的生平思想文章做一個深入地了解--當然我也懷疑梁實秋有沒有能力去理解魯迅。

梁實秋沒有資格俯視看魯迅，平視看魯迅也難。

他除了能在魯迅麵前吹噓他的英文以外，還有什麽？

[tiantiantaba]

《關於魯迅》

梁實秋

　　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文字。為什麽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一、現在在台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為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於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黨及其同路人關於他的宣傳，因此對於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於是有人願意我以當事人的身分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願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衝突於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於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後，我很少談論到他，隻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複一遍我在那文裏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並不讚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讚成你說的話，但我拚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複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一個大學裏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幹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幹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誌寫一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漸為人所注意，終於卷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於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衝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於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製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裏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麽體係，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麵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隻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幹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麽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讚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麵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是。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於現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麵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裏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麽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來沒有關係，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產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黨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一文件的壽命並不長，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跡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於伊斯特曼所著之“穿製服的藝術家”一書。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讚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了衝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幹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一夥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了。

　　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

　　魯迅死前不久，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覺到不久於人世了，他在文裏有一句話奉勸青年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也不必以人廢言，這句話便是：“切莫作空頭文學家。”何謂空頭文學家？他的意思是說，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這句話說的很對。隨便寫過一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怪不得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話說回來，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後，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他們原是有組織的、有人、有錢、有機構，一切方便。猩紅的封麵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冊我記不得了，大概有十幾冊到二十冊的光景。這不能算是空頭文學家了。然而呢，按其內容則所有的翻譯小說之類一齊包括在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魯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張，我當然不知道，不過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著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翻譯了戈果裏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戈果裏的全集勢必也要附設在魯迅全集裏麵了。

　　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的。所謂諷刺的文學，也要具備一些條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筆要老辣，在這一點上魯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雖然盡可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裏還是一股愛，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別人。在這一點上我很懷疑魯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諷刺的對象最好是一般的現象，或共同的缺點，至少不是個人的攻訐，這樣才能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而不流為潑婦罵街。魯迅的雜感裏，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將來時移勢轉，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價值，頗是問題。第四、諷刺文雖然沒有固定體裁，也要講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樣，有適當的長度，有起有訖，成為一整體。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充報紙雜誌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為良好的文學作品。以上所講也許是過分的苛責，因為魯迅自己並未聲明他的雜感必是傳世之作，不過崇拜魯迅者頗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們。

　　在小說方麵，魯迅隻寫過若幹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Ｑ正傳”，也算是短篇的。據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Ｑ正傳”，其餘的在結構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一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單就一部作品而論，“阿Ｑ正傳”是很有價值的，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的一個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繪上是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為對象，若說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為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Ｑ這個人物，有其時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並不等於是說這個作家即能成為偉大作家。一個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適當的分量，像“阿Ｑ正傳”這樣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夠把它的作者造成一個偉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納來到上海，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還照了一張像在雜誌上刊出來，一邊站著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須發銀白的肖伯納，一邊站著的是身材弱小頭發蓬□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分量也不稱。

　　在文學的研究方麵，魯迅的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使略”，在中國的小說方麵他是下過一點研究的功夫的，這一本書恐怕至今還不失為在這方麵的好書。我以為，至少這一本書應該提前解禁，準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麽別的貢獻。有人說，他譯過不少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我的知識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評那些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究竟如何。不過我想，魯迅的翻譯是從日文轉譯的，因此對於各民族的文學未必有適當的了解，並且魯迅之翻譯此類文學其動機可能是出於同情，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至於其本身的文學價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他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一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共產黨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一個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他的周圍，自然要發泄他的胸中的積憤與塊壘，但是，有一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沉靜的觀察人生，並觀察人生的整體。”（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ｔｗｈｏｌｅ）。這一句話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批評英國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時所說的話。他說巢塞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他對人生的觀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膚淺的。我如果要批評魯迅，我也要借用這一句名言。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立腳不穩，反對他的以及有計劃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支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準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隻是一個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