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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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春睡蜂蝶舞--史湘雲2

(2006-12-15 20:23:33) 下一個
上一回說到史湘雲喝醉了酒,因為貪圖涼快就在石頭上睡著了。海棠花灑落了一身,引得蜜蜂蝴蝶飛來飛去,好一幅睡美人圖。

年長的婦女對於史湘雲這樣年齡的女孩一定是有過一番語重心長的囑咐的:“女孩子不能太隨便,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睡有睡相”。這樣的淑女教育是必要的,因為這個世界上不單隻有女人類。男人類很容易誤解女孩的行為語言,從而產生不必要的麻煩。這種麻煩在很多時候對雙方都是傷害。

好在大觀園是女孩子的天地,所以史湘雲這樣的不拘小節並沒有產生麻煩,不過是讓大家好好地嘲笑了一番。

上一回我從這個情節出發, 把史湘雲的性格作了一番解釋,並且把史湘雲的性格和薛寶釵、林黛玉的性格作了一番比較。為什麽這一回我又回到這個情節了呢?因為這個海棠春睡的情節不但能很好地說明史湘雲的性格,還非常明確地突出了史湘雲的才能。

史湘雲詩才的特點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趣”。

我們不妨再看看同一回前麵一段情節[1]:

湘雲便說:"酒麵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鮮書上的話,共總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果菜名。"眾人聽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嘮叨,倒也有意思。"

這一段文字說明,史湘雲和林黛玉、薛寶釵不同,她把詩詞當作一種玩樂。所以史湘雲就像一個“鄰家女孩”, 她把賈寶玉當作玩伴,一旦看見林黛玉和賈寶玉不帶她玩,她就不開心了。

史湘雲不但把學問當作樂趣,也同樣把這種樂趣帶給了大觀園的其他人。可以說,史湘雲來了,林黛玉才有了笑聲, 丫頭們也有了笑聲。

寫到這兒,我倒是想起了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在這時候,眾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著笑,掌櫃是決不責備的。。。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麽過” 。

在這裏把孔乙己換成史湘雲,是再沒有半點錯的。史湘雲就是讓大家這麽開心,但是沒有她,別人也便照樣過他們的日子。

史湘雲把學問當作了樂趣,所以史湘雲固然詩才不錯,卻從來沒有贏過一次詩作比賽。每一次比賽的桂冠不是屬於薛寶釵,就是落到了林黛玉身上。
 
那麽薛林兩人的才能有什麽特色呢?我覺得也可以分別用一個字來代替。林黛玉得其“精”,薛寶釵得其“博”。

林黛玉的詩和學問最為精深,她對於寫詩目的的看法,對於詩詞的鑒賞都有很深厚的造詣。 她的詩作的特點就是“言為心聲,寓情於詩”。她用她的心去感覺世界,所以世界在她看來充滿孤獨和悲傷。

薛寶釵的學問最為廣博。她似乎政治經濟棋琴書畫樣樣都懂。由於她的博學,她的學問的特點就是“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紅樓夢》的情節說明,很多事情剛開始她並不顯得如何高明,但她總是馬上就能領會並且說出一番道理。譬如她的詠柳詩,她的詠螃蟹詩,都是如此。

史湘雲的學問主要憑她的興趣,所以她的詩的特點就是“由景入情,急中生智”。 越是險、急、搶的時候,越是顯示史湘雲的水平。在這點上,薛寶釵和林黛玉隻能甘拜下風。

我們還可以用書法來表示她們三個人的詩。林黛玉好比柳公權,薛寶釵好比顏真卿,史湘雲呢?好比鍾繇。

顏真卿的字比較豐滿,容易外放,就如薛寶釵的詩可以寫得大,因為她立意本來就廣,不局限於自己的兒女私情。

柳公權的字比較瘦,骨骼清奇,比較秀麗,就像林黛玉的詩,婉轉流利卻有充滿傲骨。

鍾繇的字還不脫隸體模樣,總體來說比較豪放,有時偶然也有秀麗的地方,就像史湘雲的詩,還不脫小孩心性,有男孩子脾氣,灑脫奔放,但有時回味無窮,足見她的深情厚誼。

譬如史湘雲的海棠詩[2]:“卻喜詩人吟不倦”,“也宜牆角也宜盆。”。 這兩句詩很好表達了史湘雲的小孩子脾氣:對海棠愛不釋手,恨不得睡覺也得摟著;有時又覺得無所謂,一切隨緣。但是她的“玉燭滴幹風裏淚,晶簾隔破月中痕”,“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卻又道出了她對海棠的深深憐惜。

再譬如史湘雲的菊花詩[3],更能體現這個特點:“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說明她對菊花的愛已經到了癡的程度,“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卻又說明她的及時行樂的想法。


總而言之,林黛玉借物抒情,薛寶釵托物言誌,惟有史湘雲才真正做到了物我兩分。她對於物的愛是真正的愛物,而不是因為從物中感到了自我。

這點和莊子齊物化蝶的想法也有著很大的相似。


[1]《紅樓夢》第62回:
湘雲等不得, 早和寶玉"三""五"亂叫,劃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鴛鴦隔著席也"七""八"亂叫劃起來。 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劃拳,叮叮當當隻聽得腕上的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寶玉, 襲人贏了平兒,尤氏贏了鴛鴦,三個人限酒底酒麵,湘雲便說:"酒麵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的話,共總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果菜名。"
眾人聽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嘮叨,倒也有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寶玉真個喝了酒,聽黛玉說道:
         落霞與孤騖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卻是一隻折足雁,叫的人九回腸,這是鴻雁來賓。 說的大家笑了,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 黛玉又拈了一個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戶搗衣聲。
      。。。。。

湘雲的拳卻輸了,請酒麵酒底。寶琴笑道:"請君入甕。" 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用的當。" 湘雲便說道:
        奔騰而砰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鎖纜孤舟,既遇著一江風,不宜出行。 說的眾人都笑了,說:"好個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故意惹人笑。"又聽他說酒底。 湘雲吃了酒,揀了一塊鴨肉呷口,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揀了出來吃腦子。眾人催他"別隻顧吃,到底快說了。" 湘雲便用箸子舉著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那討桂花油。
 眾人越發笑起來,引的晴雯,小螺,鶯兒等一幹人都走過來說: "雲姑娘會開心兒,拿著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才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

[2]海棠詩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 
     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亦離魂。
     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
     卻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海棠詩其二 
     蘅芷階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宜盆。
     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 
     玉燭滴幹風裏淚,晶簾隔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

[3]對菊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 
     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
     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彈琴酌酒喜堪儔,幾案婷婷點綴幽。
     隔座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對一枝秋。 
     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
     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菊影 
     秋光疊疊複重重,潛度偷移三徑中。 
     窗隔疏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
     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
     珍重暗香休踏碎,憑誰醉眼認朦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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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隻黃鸝 回複 悄悄話 梁歸智著 漓江出版社

周汝昌1970年9月回京之後,還真有點像進了“紅色保險箱”,逍遙自在。不僅接踵而至的各項政治運動和變化如“一打三反”、“九·一三”事件等與自己無關,兒女也都工作的工作,插隊的插隊,雖然難免牽腸掛肚,但既然全國人民都一樣,也就沒有什麽特別的。
“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後,全國人民都逐漸開始對“文革”懷疑和反思,在北京這樣政治敏感度很強的地方,更是如此。社會上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逐漸鬆動起來,“人情味”慢慢有所恢複,不像“文革”熱潮時那樣互相提防和敵視了。周汝昌最上心的,當然還是搞了半輩子的《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研究。
1974年重陽節那天,周汝昌忽然接到張伯駒的來信,通報了一個讓人頗為震動的消息:有一個退休教師張琦翔,訪問張伯駒談到《紅樓夢》,說他在日本侵略軍占領時期曾於北大聽一個名叫兒玉達童的教授講課,兒玉達童說他見過一個《紅樓夢》抄本,乃蒙古族旗人名三多字六橋者所收藏,其中回以後的內容,與通行本的後40回完全不同,如賈探春的遠嫁是“杏元和番”(《二度梅》戲裏陳杏元嫁到異民族),黛玉早夭後寶釵才嫁寶玉,寶釵“早卒”,賈寶玉窮到去當更夫等情節。
這個消息對於周汝昌來說,實在可以說是石破天驚。因為周汝昌研究紅學以來,最根本的學術立場和最核心的學術觀點就是認定後40回是“偽續”,由於它的出現,淆亂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意。而後來各種各樣的“續書”,卻都是從後40回的“狗尾”開始接續的。這個兒玉達童所說的本子,80回後的內容信息卻和野史筆記中傳說的“舊時真本《紅樓夢》”情況接近。如果能把這個完全不同於程高續書後40回的《紅樓夢》文本找到,那麽不管它是不是曹雪芹的原稿,都具有巨大的學術意義。
周汝昌震撼了,激動了,簡直可以說是渾身熱血沸騰。湊巧,周汝昌聽說這時正有一個對中國友好的日本人來華訪問,名叫鳥居。在當時閉關鎖國的情況下,這可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周汝昌對這個文本的關注實在太心切了,就提筆向當時主管文化宣傳機構的中央領導人姚文元寫信,報告這一重要的發現線索,建議他請鳥居回國後打聽兒玉達童的下落,因為既然兒玉達童講到這個文本,那就不排除這個本子也可能就在他本人手裏並帶回了日本。
姚文元給周汝昌回了信,稱他為“周汝昌先生”,態度十分客氣,說已經請托鳥居回日本後尋找。顯然,這是因為姚文元知道毛澤東和江青對周汝昌、對《〈紅樓夢〉新證》都有好感,同時他本人也是一個文史修養不低的人,如果能找到這個新的《紅樓夢》文本,也許會在毛澤東處邀上一功也未可知。姚文元的積極態度是可以理解的。
過了一段時間,姚文元又來信,說鳥居已經找到兒玉達童,但已經是個年紀很老的人,完全失去了記憶力,對這個本子無法繼續探尋其下落了。
姚文元是“文革”中主管文化宣傳機構的最高領導,是“四人幫”中的“筆杆子”,在“文革”中作孽深重,但這並不影響他對尋找《紅樓夢》異本的熱情,尤其是在毛澤東對《紅樓夢》如此推崇的前提下。
姚文元的回信使周汝昌受到了鼓舞,周汝昌又寫了第二封信,正麵陳述流行本《紅樓夢》的問題,建議應該迅速整理校訂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好版本。這第二封信是寫給姚文元還是江青的,周汝昌已經記不太清楚,似乎是寫給江青的。姚文元的回信,後來在清查“四人幫”的運動中也都上交了。
第二次寫的信,遲遲沒有得到回音。周汝昌難免有些失望,心想這樣的大事,竟得不到中央的重視和支持。這時已經是1975年。 (之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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