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所以我把眼光投射到王安石身上，聞著他衣服發出的味道，聽著他的激昂和呢喃，穿透他的頭蓋骨，親吻他的靈魂，隨著天國的音樂，和他一起登上旋轉的舞台。
舞台的中間掛著一條細細的鋼絲，王安石在上麵滑動。當他滑到這一端的時候，我聽見如潮的掌聲；當他滑向那一端的時候，詛咒的聲音充滿四周。
在這樣熱鬧而寂靜的世界，我捕捉他的腳步。 一瞬間，鋼絲已經不複存在，隻有他和我互相凝望。
我把這一瞬抽長為一生，又把這一生轉化為一瞬的疊加組合，慢慢地凝固起來，成為下麵的文章。
一、爭議的過去式
在萬籟寂靜的天地之間，在蒼茫的天空底下，在遙遠的地平線，一個黑點慢慢浮起，走近，變成了一個顫巍巍的老夫子。
老夫子駕著長車，月白的長衫被黃沙染得灰暗，高高的帽子無精打采地站在風裏跳舞，雕刻精細的長鞭打著卷兒，輕輕地拍打著三匹駿馬。突然一個脆響的甩鞭，老夫子睜開朦朧的眼睛，接著是興奮的呼叫：立德，立言，立功。 馬車迅速地向前駛去，隻留下揚起的塵土嫋嫋的在飄動，然後又歸於靜止，逐漸隻有一個黑點在跳躍。
那個聲音卻突然響亮起來，四野裏都是它的回音，它們四處奔跑，又從四麵八方湧向舞台，聚集在觀眾的嘴邊、耳旁、胸膛。
王安石在鋼絲上搖動了一下，觀眾的眼睛洋溢著期待， 變化莫測，猶如彩虹那樣的燦爛。
二、爭議的密碼
我蘇醒過來，為那洶湧的回聲，為那屏息的寂靜， 為西曆2006新年的腳步。
一個遙遠的故事同時蘇醒。我看見那個紮著羊角辮的小姑娘，一個手抓著衣角，一個手輕輕在課桌上移動：
有一個勇敢的孩子上山去打虎，他需要一把鋒利的斧頭， 為了那把鋒利的斧頭，他去尋找可敬的木匠，木匠的屋子在老虎居住山頭的後麵，那個勇敢的孩子能夠殺死那個凶惡的老虎嗎？
我不能回答那位姑娘的問題。 為此我想了三天的老虎，想了三天的斧頭，想了三天的勇敢的孩子，想了三天可憐的木匠，想了三天那個講故事的姑娘。月亮悄悄的爬上來，悄悄的爬進我的窗戶，爬進我的被窩，爬進我的夢鄉， 在夢裏我把故事向王安石講述。
王安石摸著那長滿虱子的胡子，爽朗大笑，虱子在笑聲中歌唱，孩子，你錯了，故事是這樣的：
那個勇敢的孩子走過木匠的屋，聽到老虎的呼嘯，他向木匠借了亮閃閃的斧頭，上山把老虎殺掉了。
我想著這兩個不同的故事，想了三天的老虎，三天的木匠，三天的斧頭，三天的勇敢的孩子，三天的虱子、王安石和羊角辮的姑娘，直到月亮象害羞的姑娘一樣把自己躲藏：
原來爭議的密碼在於次序。
三、次序的重要性
王安石引起爭議的主要原因是次序問題，對於這個說法大家也許覺得新鮮，不過這也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最初動機。
次序這個問題很微妙，我可以大膽地說，中國傳統對這個問題研究得太不充分了，以至於產生了很多不必要的爭論。換句話說，在傳統文化裏麵，我們經常把不該強調次序的地方過分強調；該強調的地方又不強調了。
譬如說吧，繼承權的問題。大兒子的繼承權往往被不必要的誇大了，這樣做的直接後果就是影響了兄弟之間的悌的和諧存在。再說吧，先戀愛後結婚還是先結婚後戀愛這個次序問題也被人為的誇大了，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悲劇。在過去，兩個人先戀愛往往被視為大逆不道；而現在呢很多人又物極必反，覺得結婚前不戀個死去活來就是白活。再譬如說這個天時地利人和，本來就不該有什麽次序問題， 但是孟子卻非得給它們排個隊，結果當然也造就了很多曆史和小說裏的笑話。譬如三國裏那個倒黴的馬謖大概就誤信了人和大於地利，不小心把營紮在山上。 可惜士兵的勇氣不但沒有鼓舞起來，反而因為水源的被切斷造成了失敗。 諸葛亮呢？他剛開始是非常相信人和的優勢的，幻想成老百姓簞食壺漿的盛況， 可惜到了計策失敗的時候他卻隻能哀歎老天的不幫忙，完全忘了人和這碼事了。
話有點扯遠了，我們還是回到王安石的爭議問題上吧。 可以說，王安石受到爭議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沒有遵守中國傳統文化中立德、立言、立功的次序。換句話說，立德立功立言本來不該有次序問題，但是中國曆史上把它們人為地擴大了，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爭議。
如果立德立言立功的評判標準沒有次序問題，王安石受到的評價肯定不會很差，也不該有太大的爭議。
王安石是曆史上難得的德智體（立德立言立功）全麵發展的三好學生榜樣。王安石清廉不愛財、不愛美色（誹謗不算）、不貪權，在做地方官的時候興建學校水利，愛護老百姓， 在做宰相的時候力勸皇帝要做個堯舜禹的好皇帝， 在立德方麵王安石做得很不錯。在立言方麵，王安石是響當當的八大家之一，還開創了荊公新學， 應該說在文學和道學兩方麵都很出類拔萃，這樣的人在中國曆史上並不多見。 那麽立功呢？王安石地方官時的實幹和做在宰輔時的變法，都做的有聲有色。 尤其後者在中國曆史上是非常罕見的，翻翻曆史，我們何嚐能看到幾個變法成功人士呢？除非他本來是蠻夷。
但是王安石卻一直飽受爭議， 甚至被視為禍國殃民的大奸大惡之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打破了立德立功立言的次序。
為什麽這麽說麽？我們不妨先看看中國文化中德的解釋。
什麽是德？ 在儒家文化傳統裏麵，德就是禮，就是謙讓，就是生生。既然謙讓，就必須犧牲立功立言的機會。 不幸的是，王安石為了立功立言，沒有謙讓。 所以他雖然私德不錯，卻一直受到時人和後人的詬罵和批評， 甚至愈演愈烈，造成了曆史書又一個層累的事實證據。
既然爭議有層累現象，我們還是回過去看看爭議的起點，看看時人對他的各種批評和爭議性評論吧。
四，曆史的回顧
在對王安石的各種批評的聲音中，司馬光無疑是最著名的一個，也是最頑固的一個。
司馬光和王安石第一次正麵交鋒是在1068年八月。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不妨抄錄在此，以供鑒賞[1]：
當年河朔地方地震， 宰相曾公亮說了：“今年河朔地方受災嚴重，國家不是很富裕，今年祭祀的時候，兩府（宰相府）就不要再賞賜黃金衣帛了。”司馬光非常讚同這個意見，認為兩府要求不受賞賜，表明了宰相府與災民同苦共患的決心，值得肯定，皇帝應該同意他們的要求，表彰他們的德行。王安石卻不這麽認為，他援引唐朝曆史說：“當年常袞辭謝賞賜， 大家都說袞既然覺得自己能力不夠，就應該辭職，不應該隻是謙虛一下少拿點賞賜就算了。再說如今國家的主要矛盾也不是沒錢和賞賜太多之間的矛盾”。
司馬光反駁說：“常袞這樣做至少比那些既不辭賞有不辭職的人好吧。再說了，王安石錯了，當今國家的主要矛盾就是國家財政困難。”
王安石爭辯說：“國家財政困難是因為沒有能夠理財的人才”， 言下之意最主要矛盾是要發現人才。
司馬光譏諷王安石說：“所謂的善於理財，不過就是善於收刮而已。就是拿了簸箕收斂老百姓的錢罷了。 收刮的結果就是老百姓變窮，然後就去做強盜，這樣不宜於國家穩定。”言下之意王安石的善於理財沒有半點技術含量，大家不是不懂，而是不屑幹，甚至於這樣幹會影響國家穩定，穩定才是基本國策啊，你小子知道麽？
王安石反擊道：“你錯了，我說的善於理財是含有技術含量的理財政策，不用提高稅率而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司馬光對此不屑一顧地說：“別扯了，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事？天下的財產是守恒的，不是在老百姓手裏就是在官府手裏，就像上天下的雨，夏天不下幹旱秋天就下多了變成水澇，怎麽可能憑空多出來呢？你說的那一套不過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之謊話，太史公司馬遷早就寫在書裏了，用來說明漢武帝見識不夠。”
兩個人爭吵不定，最後皇帝打圓場，說他支持司馬光的意見。這樣看來，司馬光似乎在辯論中獲得了勝利，但故事卻沒有結束。按照當時的製度，執政的詔書是輪流起草，一經起草，連宰相也無權改動。當時剛好輪到王安石起草詔書，他就老實不客氣地把常袞的故事給寫進去了，結果兩府有苦難言，吃了一個啞巴虧。
這就是王安石新政思想的第一次辯論，也可以看出王安石之所以引起爭議的一些端倪。我們不妨離開這段曆史的描述，來看看著裏麵到底存在多少矛盾。
當然，我想有一個矛盾是非常明顯的，就是所謂的路線鬥爭。就是後人經常提到的保守和改革的矛盾，就是老調子和新調子的鬥爭，就是儒法鬥爭，以及後來再引申出來的階級鬥爭。
仔細說來，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立場不同，但是非得說他們一定代表保守和改革，代表儒家和法家，代表貧農和富農， 我覺得並不妥當。 在我看來，大家不過是借著前人的故事說明自己的主張罷了，所謂借史喻今，托古言誌，所以都有一廂情願的動機和願望。
這和王安石和司馬光當時的爭論也有點類似。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提到了曆史故事，但是他們顯然不是為了講故事給皇帝聽而引用這些曆史的，這和後來的小說很不同。小說這種體裁的出現，剛開始叫說話，無非是羅列街頭巷議來取悅聽眾。它這種動機很明顯，結果也很明顯，它確實比那些所謂的國家大事帝皇家書四書五經的說教更吸引人，更易流傳，更能得到聽眾的肯定。正因為它流傳更廣，梁啟超就希望通過小說來教育民眾，其實這種努力的本身將會扼殺小說的流傳性， 這當然是閑話，將這段閑話無非是為了說明王安石和司馬光兩個人為了闡述自己的觀點而引經據典的淵博。
為了闡述自己的觀點， 特別是在上司麵前，古代的士大夫有幾種方法。最早的就是占卜；一種是打比方，根據自己的生活經曆作淺顯的類比，這種做法在先秦還是占大量比重的， 而且往往很有效果。到了後來，這種農民工匠式的說教就很少了，大家都開始引經據典說史論天，但是不幸的是，曆史似乎從來不止一種解釋方法，所以王安石和司馬光的引經據典，大概並沒有把他們的觀點說得很清楚，至少在我看來如此。淵博的人或許不是如此吧，但那是他們的事。譬如儒法鬥爭，改革與腐敗，階級鬥爭之類的事，我是不懂得，所以我依然覺得王安石和司馬光並沒有把他們的觀點說清楚。
王安石和司馬光的“路線”鬥爭究竟如何？
王安石認為辭祿不如辭職，司馬光認為辭祿至少比不辭祿好，如果這非得弄到路線鬥爭上去，我隻能說他們並沒有把觀點說清楚。因為王安石後來根本沒有提到這回事，司馬光也沒有堅持他的主張，這是後話。
王安石認為善與理財的人不增稅收就能提高國家財政收入，但是他似乎並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案，也沒有辯駁他的方案和桑羊弘的方法到底有什麽區別。 司馬光似乎很悲觀，他認為人在天麵前無能為力，大概惟一可做的就是盡人力。 同時他也很樂觀，認為曆史書已經告訴了他所有的答案。但是他也沒有很清楚地表達這樣的觀點。
真理不是惟一的，但是皇帝是惟一的，皇帝說他同意司馬光的意見，這是史書的說法，我們不知道他同意司馬光的哪一種說法。是同意兩府辭祿呢還是同意司馬光的理財觀呢？
曆史的真實事實就是，皇帝既沒有讓兩府辭祿也沒有相信司馬光的理財觀。這種誤差的產生隻能有幾種可能，要麽是皇帝說謊，要麽書寫曆史的人說謊，要麽就是他們都說謊了， 要麽他們都沒有說謊不過是某人的陰謀使一切改變了。 這也是後話。
既然明顯的矛盾有著各種各樣互相對立的解釋方法，我們不如看看不明顯的解釋方法吧。在我看來，王安石和司馬光的爭論，不明顯的矛盾就是人性惡的矛盾。
大家知道，王安石和司馬光差不多年齡，都是政壇新秀，都是響當當的進士出身，也都背得好書，他們都是下任宰相的主要人選，在皇帝麵前，他們是不會輕易認輸的，即使一向看起來很謙虛的司馬光也是如此。
那麽王安石呢？王安石是否一向謙虛呢？
一、 如果你愛他，那麽把他調入京城；
如果你恨他，那麽把他調入京城。
上次和玄宗淡泊談到王安石是否謙虛的話題，這回就接著這個說吧。
按宋史記載，王安石在曾鞏的推薦之下，深受歐陽修的賞識，立刻就中了進士，當上了淮南判官。
按照當時的慣例，當這種地方官隻是走樣子，主要就是為了填補履曆表上經曆一欄裏的空白。有點像我們當初的畢業實習，隻要混過去就行了。混過年頭以後就可以向皇帝呈文獻策，然後就可以調入京城了。
但是王安石卻不像這樣的混日子，他動了真格。淮南判官任滿以後還先後在謹縣、常州等地方當了一些地方官。而且在當地房官的時候辦學校修水利貸穀與民，贏得了一片讚揚。
應該說，這是一個當官的幹政治的人該幹的事情，本來不足奇怪。但是“物以稀為貴”，王安石的這種“古怪”行為不但贏得了當地老百姓的讚揚，而且在京城士大夫中引起了轟動。
從這件事情本身來說，我們已經聞到了爭議的味道。
為什麽這麽說呢？
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既然大家認為調入京城是做官的主要目的，那麽王安石的這種“反常”行為當然就被一些人認為是“聖人”的行為，同時當然也會使一些人露出冷笑或欽佩，因為王安石畢竟成功地爭取到了調入京城。
事情上這樣的故事傳說很多，其中不乏名人，但是誰是誰非誰非既然不是這篇文章的目的，我也就懶得去引證曆史，更何況有很多的證據說明這些所謂的署名文章很有可能是偽作。
從時間因果看來，王安石的經曆倒真的可以照搬一句電影名言：
如果你愛他，那麽把他調入京城；如果你恨他，那麽把他調入京城。
據現有的曆史文獻來說，王安石在調入京城的前後並沒有改變自己，所以士大夫對他的評議前後產生巨大反差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王安石待人不謙虛，也不是因為王安石“偽”善。1111評論說，王安石如果真的偽”善的話，後來那些人就不會那麽恨他了。王安石觸犯眾怒，倒是因為他一如既往地與眾不同，一如既往地和流俗不調和。
二、司馬光吃王安石的醋
對於後來成為他對手的司馬光來說，前者是因為距離產生美，後者則是因為葉公好龍。
事情確實出乎很多人的想象。雖然王安石和司馬光後來成為死對頭，但是他們在很多事情上的看法卻是一致的。
譬如說，司馬光當初積極地請王安石答應皇上的應召，就是希望王安石能夠樹立一個榜樣改變當時鑽營的流俗。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改變流俗。
再譬如說，司馬光每每當皇帝詢問他如何做好皇帝的時候， 總是建議皇帝當務之急是要用好人。同樣地，如果大家還記得我上一篇文章的話，王安石第一次跟司馬光產生庭爭的時候，也說當務之急不是財政，而是人才。
所以1111說，王安石和司馬光成為對手，是因為他們在吃醋。
我這樣寫並不是為了開玩笑，也不是為了故作驚人之語。如果有誰有不同的看法的話，那麽我倒要像隻知道你又有什麽更好地解釋？
是的，這個看來似乎荒唐的解釋在1111看來是這件事情的最好解釋。
大家都可以看出來，王安石和司馬光的那次庭爭確實是非常古怪的。在那次庭爭裏麵，認為當務之急是人才的是王安石，認為當務之急是國家財政困難的居然是司馬光。
那麽寫《資治通鑒》懂這說明識別人才重要的難道反而不是司馬光不成？難道刻意變法，被後人批評為“與民爭利”的難道反倒不是王安石？
既然曆史事實清楚地說明王安石和司馬光的那次庭爭見解根後來他們的行為完全倒了過來，我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說明王安石和司馬光並非是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成為了對頭。
他們成為對頭是因為他們是情敵，司馬光吃了王安石的醋。皇帝神宗似乎也看出來了，所以他安慰司馬光說：我同意司馬光的意見。事實上神宗帝和王安石早就暗送情波了。
有資料說明，當時的士大夫之所以那麽希望王安石入京，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打擊當時的首輔韓琦。因為韓琦當宰相時間太長了，他的同事和對手為此頭疼無比，明勸暗示了多次依然沒有效果，所以他們希望提高王安石的聲望來打動韓琦。
司馬光沒有想到的是，王安石雖然不戀棧，但是王安石卻因為愛上了神宗而理所當然地占去了那個金屋。所以神宗和皇帝一拍即合的時候，司馬光的頭號情敵就變成了王安石。
三、神宗皇帝和王安石
神宗皇帝和王安石是一見鍾情，甚至可以說神宗暗戀王安石很久了。
據說神宗之所以愛上王安石，一個叫韓維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神宗還是穎王的時候，韓維是穎王府的紀室。 每次有所議論，受到神宗稱讚的時候，韓維就說：“這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話”。
長久以來，神宗當然就愛上了王安石。
但是神宗似乎並不知道司馬光曾公亮和韓琦之間的爭風吃醋，他似乎也不反對韓琦的戀棧，所以還是很喜歡韓琦。韓琦臨走的時候，神宗依依不舍,熱淚盈眶地向韓琦請教說：“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製矣。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愛卿一定要走，寡人我隻能答應你，並且按照卿的意思起草製書，馬上就要頒布了。愛卿走後，誰能幫助寡人管理國家呢？王安石可以嗎？”
神宗很看重韓琦，並且問他關於情人王安石的看法。那麽韓琦能夠怎樣回答呢？大家應該是可以想見的。如果韓琦承認王安石是個做宰相的料，也就默認了曾公亮等人對他戀棧專權的指責。所以韓琦對於對手拋出來的對頭王安石，一直是很反感的。事實上韓琦也是這樣說的：“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王安石當個翰林學士足足有餘，但是當宰相卻不可以”。
但是似乎沒有力量可以反對神宗對王安石的愛情。1111說，愛卿的說法，事實上也隻有皇家對大臣跟丈夫對妻子才用，這種巧合，一方麵說明了男人的皇帝夢，另一方麵也說明皇帝對宰相是一種和夫妻之間的愛情可以類比的感情。
神宗對王安石的愛情也使得神宗對王安石異乎尋常的關心，他把別人對王安石的評價告訴了王安石，表示了他對於王安石的擔心。
這樣的做法當然也導致了王安石和同事之間關係的尷尬。 所以1111評論說，王安石之所以為同事嫉恨，很大的原因也是因為神宗隻是一個好情人，卻不是一個賢內助。
做一個好皇帝和做一個好妻子都很難。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既要含蓄又要大方。
神宗皇帝缺乏含蓄， 似乎也不是很大方。司馬光多次暗示神宗說，做一個好皇帝就必須用好人，事實上已經很委婉地說明自己就是那個“好人”，再明白地說就越過了含蓄的況味了，變成毛遂的坦白了，但是皇帝卻隻是一個勁地誇司馬光的話有道理，從來沒有意識到司馬光就是那個“好人”。這樣說來神宗似乎也不是很聰明，似乎有點書呆子氣。
神宗的書呆子氣也是很直露的。所以他的一位愛卿勸他說：“我的皇上啊，不能把自己的心事說得太明顯，這樣很多人就會投其所好，欺騙你的感情。”
那麽神宗皇帝到底有什麽想法呢？各種資料表明，神宗皇帝的要求並不貪婪，他隻是希望自己成為唐太宗一樣的好皇帝。 更加確切地說，他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漢武帝一樣有作為的好皇帝，但是不幸的是，他不能明白地這樣說，因為漢武帝在當時人看來並不是一個好皇帝。神宗也缺乏漢武帝那樣的勇氣，他對於太後的遷就、對於大臣的依賴使得他的雄心變成了冬日的陽光，蒼白而又無力。
為什麽說神宗希望成為漢武帝一樣的好皇帝呢？
因為神宗皇帝一直希望對西夏用兵。唐太宗自己打下的江山，所以對於英雄夢不是那麽熱衷，而漢武帝卻對匈奴的欺負耿耿於懷，自己又不能親自帶兵，所以他隻能依靠文臣武將實現自己的目的。神宗皇帝也一樣，他無法自己用兵，所以他隻能依靠自己的大臣。更不幸的是，神宗皇帝不能依靠武將，隻能依靠文臣，所以他的英雄夢一開始注定了失敗。
神宗皇帝的愛卿們至少還是有那麽幾個預料到了這種結局。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對於神宗皇帝的好皇帝夢不是很起勁，他們不讚成神宗對西夏用兵，要麽敷衍，要麽潑冷水。惟有王安石對神宗的好皇帝夢真正地投入了熱情，因為王安石自己就是一個立功心切的人。
所以王安石和神宗一拍即合，也就有了那段著名的對話。這段對話多少可以看出神宗和王安石之間愛情的含義，正如司馬光和王安石著名的庭爭說明了他們情敵的關係一樣。
四、王安石和神宗的對話。
宋史王安石列傳[1]：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
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禼；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禼、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禼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這段文獻如果翻譯成白話文就是說，神宗皇帝非常喜歡王安石，一登位就召他為江寧太守。這是需要勇氣的，事實上皇帝也因此詢問過別的大臣，因為怕王安石拒絕。在他之前的仁宗和英宗多次碰到王安石的拒絕，這件事情在當時已經變得非常的著名，甚至已經成為一種風俗了。但是這次王安石卻爽快地接受了神宗的召用，這件事讓很多看神宗好戲的人大跌眼鏡，以至於又變成了一個熱門新聞。
王安石爽快地答應了神宗皇帝的召用，對神宗皇帝是一個極大的鼓勵，所以他立刻又召王安石入京， 見了麵就問王安石：“怎麽樣才能成為一個好皇帝？”這是神宗皇帝見到大臣的第一個慣例性問題，但是王安石的回答跟別的大臣不一樣。具體來說，別的大臣，譬如韓琦，曾公亮，司馬光，富弼等等，他們都跟皇帝講一大通大道理，非常正確，但是皇帝聽到耳中就是“做好皇帝很難”，所以神宗皇帝在佩服這些大臣的教誨之餘，無法產生對他們的愛情。 而王安石的回答說：“做好皇帝很容易，有簡單的方法”。
你們想，皇帝在受了很多次的冷遇之後，聽到這樣的話，怎麽能不心花怒放呢？所以皇帝立刻又說了：寡人覺得唐太宗不錯，你覺得如何？
王安石說了：“唐太宗算什麽？皇上應該爭取當堯舜？成為堯舜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成為堯舜是非常簡單的事情，一點也不複雜；非常直接的事情，一點也不曲折；非常容易的事情，一點也不困難（王安石是孟子和老子的粉絲，所以說話也喜歡對比和排比）。但是後人（除我王安石之外的後人，1111注）不能夠掌握，以為很難而已。”
神宗說：“愛卿對我的期望可能抬高了，寡人可能沒有你說得那麽好，但是我一定努力改變自己，你也好好的教導我，我們同舟共濟，同。。。”
神宗被王安石的高級儒家馬屁拍的暈頭暈腦，立刻在群臣走了以後把王安石單獨留了下來，含情脈脈地說：“寡人想了想愛卿剛才的話，寡人覺得唐太宗因為有了魏征就成了唐太宗，劉備有了諸葛亮才成了劉備，魏征諸葛亮是真的太罕見的出色人物了。”
王安石說：“我的皇上啊，如果你真的能夠成為堯舜，那麽必定有皋、夔、稷、禼這樣的高手輔助你，魏征諸葛亮又算得什麽？如果你不能成為堯舜，沒有好的辦法，不能禮儀待人，那麽即使有皋、夔、稷、禼、傅說這樣的人，也一定被小人蒙蔽，抱怨隱居。”
神宗說：“是啊，可是哪一個時候沒有小人呢？即使堯舜時候也有四凶啊”。
王安石說：“這就是堯舜能夠成為堯舜的原因啊，不能分辨出小人把他們鏟除，即使那麽即使有皋、夔、稷、禼、傅說這樣的酷各大牛人也不會甘心工作的”。
1111評論說，這段對話，之所以重要，因為它充分說明了王安石和神宗皇帝的性格和他們的愛情關係。 可以說，在他們的蜜月時候，我們大可理解成他們之間互相鼓勵，但是一旦問題出現，這也真正預示了他們之間的裂痕。
這次就寫到這裏吧，下麵就談談王安石的性格對於他成為爭議人物的影響。
五、王安石的性格對他成為爭議人物的關係分析
也許出於很多人的預料，王安石是孟子的信徒。長期以來有很多人把王安石和司馬光的爭論當作所謂的“儒法鬥爭”，當然也就造成了大家對於王安石是孟子的信徒的難以理解。
但是大量曆史文獻證明，王安石是無愧於被稱為孟子信徒的。
不妨舉幾個眾所周知的證據來說明這個事實。
首先，我們看看王安石和神宗皇帝的對話。王安石勸孟子做一個堯舜一樣的好皇帝，這個信息已經充分說明了王安石是孟子的信徒。稱道周文王的是孔子，稱道大禹的是墨子，對堯舜讚不絕口的是孟子， 而堯舜之所以被孟子稱道，當然也是因為舜是最為著名的“偽”君子。
堯舜時代的曆史資料很少，但是舜在孟子的吹捧之下倒是很有幾件事情讓人稱道。
據說舜的母親兄弟對舜很壞，但是舜卻對他們很好。這讓孟子之類的很多人非常佩服。在他們看來，如果父親對兒子好然後兒子對父親孝順，這樣的事情並不難得；難得是舜在母親兄弟很壞的情況下依然孝順，這當然值得推崇。 這樣的議論似乎很正確，要不然也不會流傳了幾千年，但是仔細想來，這種評價卻流露出了受到母親兄弟虐待的向往，因為不這樣就無法體現自己的孝順。
老子說，世人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
舜的成功成了後人偽善的榜樣。偽善的目的當然就是娥皇女英皆美， 成為天下共主。
舜的另一個讓人非常稱道特別是宋以來稱道的就是順驅逐了四兄，起用了八元八愷。因為舜時代的資料缺乏，我們無法理解四凶是怎樣的四個人， 因為這個緣故， 這四凶曆來被看作為“壞人”“凶人”的代名詞，卻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怎樣的壞。1111卻有一個疑問，舜的兄弟“象”這樣的人算不算凶人？1111另有一個推論就是說，舜看來是個武功很高的人，否則凶人又怎能心甘情願地被驅逐？如果按照後人某些人的理解看來，凶人的失敗是因為屈服於王道或者高尚的道德的話，四凶似乎是一些非常可愛的人物。
王安石卻非常信奉堯舜的行為，所以他確實是當之無愧的孟子的信徒。
第二個證據就是王安石寫過一首名為《讀墨》的詩：
讀墨
誰為堯舜徒，孔子而已矣。
人皆是堯舜，未必知孔子。
伯夷不辱身，柳下援而止。
孔子尚有言，我則異於是。
兼愛為無父，排斥固其理。
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
退之嘲魯連，顧未知之耳。
如何蔽於斯，獨有見於彼。
凡人工自私，翟也信奇偉。
惜乎不見正，遂與中庸詭。
退之醇孟軻，而駮荀楊氏。
至其趣舍間，亦又蔽於己。
化而不自知，此語孰雲俚。
詠言以自警，吾詩非好詆。
大家可以看到，王安石非常信奉孟子的理論，對於墨楊的批評是完全照搬了孟子的評價，甚至因為對孟子的偏愛對荀子連帶進行了否定。更為好笑的是王安石最後一句詩也是孟子言行的翻版。
孟子說：“吾豈好辨哉，無不得不矣耳。”
王安石說：“我的詩不是喜歡詆毀別人，我不過是為了激勵自己而已”。
嘿嘿，1111不得不說，我豈刻薄乎？我不得不已耳。
好一個所謂的不得不已！這倒真得應了我以前的一篇文章，任何人都是為自己辯護的，當然他們自己也會裝模做樣的說：“我怎麽是為自己辯護呢？我是不得不已耳!”
第三個證據就是所謂蘇洵的《辨奸論》。 這篇文章據說是蘇老洵寫的，蘇老洵確實和王安石不和。據《續資治通鑒》，歐陽修很喜歡王安石，因此推薦他跟蘇老洵交遊。可惜他們兩個人卻很合不來，蘇老洵說：“我終於知道王安石是怎樣的一個人了。”據說王安石母親病逝的時候，很多士大夫都去了，蘇老洵卻沒有去。兩個人的關係達到這樣的地步，還有什麽話可說呢？
蘇老洵在《辨奸論》裏麵說，現在有這樣一個人，口稱孔孟，卻滿身拉邋，不修邊幅，違反人情，怎麽可能不是偽君子呢？違反人情的人必是大奸，這就是蘇老洵《辨奸論》的雄辯之處。可惜蘇老洵的雄辯開了一個不好的先河，後人要成為奸人，大概還非得懂的人情才行，這大概也是蘇老洵始料不及的事情。
話再說回來，這篇文章不管是否是蘇老洵寫的，也不管《辨奸論》的是非，這篇文章寫的人確實指得是王安石卻沒有多大的爭議，因此王安石口稱孔孟是時人眾所周知的事實。
第四個證據就是王安石的性格。仔細分析王安石的性格，他和孟軻還真得非常相似。譬如他們都非常喜歡拍皇帝的馬屁，都覺得當好皇帝很容易，都有十分的脾氣：一旦皇帝不符他們的胃口，任誰勸也無法勸他們出山， 勸得人還往往非燥一鼻子灰回去不可。 他們也都非常喜歡先王的政治方法，對後來的好皇帝不屑一顧。
所以1111評論說，嚴格說來，王安石並不是驕傲，他不過是非常認真的嚴肅的孟子的信徒而已，或者說非常認真的“偽”君子。這個“偽”， “裝”、模仿的意思，不是虛偽的意思。
既然王安石是嚴肅的孟子的信徒，他當然認真地推行孟子的理論，實行舜的所謂的“王”道，凡是他所認為的小人，一概驅逐外放。
所以說，王安石並非不通世情，也不是驕傲，他隻是絕對不去照顧別人的麵子，也絕對不會去遷就別人贏得別人的友誼，一旦他認定的小人，就堅決外放。
也許曆史跟王安石真的開了一個玩笑，王安石認真地做孟子的信徒，對母親大孝，對小人決不遷就，跟流俗做不屈的鬥爭，實行先王的政策，卻被世人看做一個大奸大惡之人，被後人看作是法家的代表，看作是唱新調子的代表。 孟子因為王安石的原因為後人更為重視，但是王安石自己卻被後人看作是對孟子的背叛。
王安石，又怎能不成為爭議的中心？
事實上，王安石生前受到的爭議，遠遠比不上死後受到的爭議。 王安石，被人愛，被人恨，受到世人矚目是無可爭議的曆史。
這留待下一篇再說吧!
六 神宗其人
寫神宗很難，因為客觀的評價神宗已經不大可能。
現在的曆史資料，最主要的正史就是《宋史》和《神宗實錄》， 然後再輪到《資治通鑒》和《續資治通鑒》， 然後就是一些私人的筆記一級後人的評論。
從時間關係的次序來說，《神宗實錄》是第一手資料。《宋史》是第二手比較獨立的資料，其餘的大都市在這基礎上的引申甚至是隨意的添加。
宋人不講求客觀，信史的觀念很弱，宋朝又是一個特別值得為長者諱的朝代，所以《宋史》是非常有爭議的曆史。但是宋朝那些文人又特別的自以為是，對《史記》這樣的曆史書腹謗極多，當然這也是他們自我辯護的表現，不得已啊。
閑話少說，我們來看看《神宗實錄》，這第一手資料在南渡以後做了很大的改動，所謂的實錄根本已經名不副實，這也是1111不太願意引用雯顯得很重要的原因。
那麽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呢？這一本對後世影響很大的官史，自稱直承《左傳》，值得商榷的地方卻非常多。
既然有網友在專門談論《資治通鑒》，那麽我這裏就不多說，就談談《資治通鑒》的第一章關於識別人才的評價。這個評價對後人頗有影響，似乎很有道理。
但是明眼人也可以看出，這個評價隱含著司馬光對自己政敵的評價。問題就來了，既然司馬光開寫《資治通鑒》是在宋英宗朝，怎麽可能會包含著後來的意見？
這個問題說明司馬光《資治通鑒》包含很大部分的時間次序的錯亂，極有可能是事後諸葛亮的炮製。既然如此，其中很多部分的人物評價，就不足信。
事實上司馬光《資治通鑒》最主要的寫作是在被貶之後寫成的。司馬光被貶成知府之後，實事不幹，更談不上對於新政的監督和執行了，一門心思的寫《資治通鑒》。 換句話說，司馬光雖然貶成了知府，幹得卻是宰相的活， 這樣的行為恐怕當不起君實這樣的字吧。
更對司馬光不利的一個事實就是，王安石被貶以後，司馬光急匆匆地趕到京城，走太後路線，做上了宰相。之後雷厲風行地全麵罷除新法，不管眾人反對（其中包括很多後人的偶像蘇軾， 這在後麵再講，1111注）。所作所為跟他的言論及不相符，這樣的事情使得1111非常懷疑司馬光倒是一個真正的偽君子，虛偽的偽。還有一個事實是，在這次罷免新法的過程中，後來成為宰相的蔡京潁脫而出，受到司馬光的重視和提拔。這件事情根本和他在《資治通鑒》中所寫的關於人物才德的評價完全不符，這說明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固然說得不錯，但是真正落到他自己頭上，恐怕也不過是空談而已。
我們就再回到《神宗實錄》上， 《神宗實錄》之所以被改，是因為靖康之恥。
不管當初的馬屁多麽高明，愛情是如何的熾烈真摯，這種恥辱卻足夠挑落任何的含情脈脈的麵紗，在這之前，人性的光輝一覽無遺。
當時的太學生陳東認為，為靖康恥負責的是當時的執政人員，後來臭名昭著的六害，這樣的情節在《水滸》裏麵有著相應的描寫，大概也用不著1111饒舌了吧。
不管人性善被怎樣的強調，在恥辱麵前，宋人們終於拿起了先秦成敗定王寇的思想武器，追究所謂君子的責任。但是奇怪的事，作為最主要的執政人物皇帝，他們卻充滿了同情，所以宋文人的高明之處是往往讓後人佩服的。
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叫楊時中的人對王安石進行了落井下石，認為王安石是六害一黨。在這樣的情況下，《神宗實錄》就必須改寫。
1111對此評價說，王安石和蔡京成為一黨，這完全是個人觀點問題，沒有實據，所以也就沒有必要非得去證明對錯。但是有一件相關的事情卻很讓我注意，據說因為糾正六害的錯誤，後來的取士就開始加詩詞科，不再隻講策論。
換句話說，靖康恥倒很大一部分倒是因為我們的詩人沒有能夠更積極的寫作的緣故。既然如此，商女唱後庭花難道不是靖康恥的原因嗎？嘿嘿！
《神宗實錄》的改動，想來主要就是把變法的主要策劃人改成王安石而已，同時大概也強調了很多世人跟王安石作了堅持不懈的鬥爭。
但是無論如何，神宗對於王安石的新法是支持的，王安石也不是一個人拍著腦袋製定了所有的新法，這一點他們倒是沒有能夠完全改過來。
事實上，王安石實行新法還是聽取了一些意見的， 很多人的被貶也是神宗親自拍得板。神宗倒是很聽了王安石的意見，對於小人的識別很努力，措施也很斷然，其中對有些人來說是個不幸消息的就是蘇軾被神宗評為了小人（後麵再仔細講，1111注）。
話說回來，新政也不是沒有效果，要不然王安石早就被廢了。國庫確實得到了充實，對西夏的用兵也得到了一次勝利。
然後不幸就發生了。宋軍又被西夏狠狠地打了一次敗仗，再加上很多不利的因素，神宗終於動搖了，最後撤走對王安石的信任，王安石被廢了。
不過無論如何，神宗似乎不是一個很絕情的人，對於王安石並沒有多大的意見，事實上直到王安石死還是具有很大的聲譽，甚至在孔廟中排列前麵，配享聖名。
所以1111前麵說過，王安石生前的爭議並不很大。要不是如此，後來的宰相又怎麽會把王安石捧得如此之高？如果王安石生前就極受指責，蔡京等人怎麽可能冒天下的大不諱？蔡京可不是什麽沒有智商情商的怪物， 奸人總不至於蠻幹的傻小子吧。
不幸的是王安石沒有能夠蓋棺定論。 他的棺材蓋恐怕裝得是拉鏈，時不時就被人們拿起來展示一番，對於有些人來說，那簡直是鞭屍的痛快，當然也就有人跑去捧著骨頭報頭痛哭一回。
王安石到底還得罪了誰？讓人如此的牽掛著？這又輪到後一篇了。
| 七、變法的實質 談論王安石，當然不能跳過對王安石變法的討論。 對於王安石變法內容的分析，往往涉及到具體變法內容的褒貶，這種事明清的思想家談論很多，這裏就總體做些評論。 大略來說，王安石變法主要是為了富國強兵便民。 先談便民。王安石對於變法，是很謹慎的， 對於別人的建議和攻擊也不是一味的拒絕。他甚至說：變法是大事，當然需要眾人的智慧。在某些具體的新法中，他也采取了試點的辦法。 王安石的很多新法，在付諸實行之前就飽受指責，從這個事實來說，很多人反對新法，並不是因為新法的擾民。 但是無論如何，實行新法肯定會改變某些人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可能會因此受苦。 同時也肯定會有某些具體執行中的錯誤，這些是免不了的。 在神宗的那些愛卿之中，在王安石實行新鎮之前，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對實行新證。有一個人就對神宗說過：變法不是不可抑，但是必須能夠堅持。 這句話看起來很平常，但是他的擔憂卻不無道理，不幸的使他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 新法一旦實行一段時間，老百姓一旦適應新法，在免除新法就反而變成了擾民了， 這也是簡單的道理。所以有些人的攻擊雖然不無道理，但問題沒有他們想象的那樣嚴重。 再說了，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即使因為新法的執行中受到一些苦頭，他們也隻會抱怨具體的執行者，而不會把矛頭指向王安石，所以王安石受到的攻擊絕對不是有些人想象的激起了民怨民憤，最主要的還是士大夫心理上無法忍受，故意尋釁挑撥。 其次再談富國。富國在當時有迫切需要， 因為宋朝的官員製度龐大，再加上每年對遼的賠款。雖然說皇帝不缺錢，但是要維持排場卻成了問題。王安石的新法在當時被指責為“與民爭利”，飽受指責，到了清朝被西方打擊以後，很多人發現王安石的變法其實屬於國家宏觀調控，對於維護國家的穩定其實是有積極意義的。所以王安石飽受指責以後，又被重新捧起來。所謂糾枉過正，又給王安石賦予了太高的讚譽，譬如所謂的“天命不足畏，民言不足懼，祖宗之法不足守”，其實是跟王安石變法的實質是有著很大的差距的，甚至可以說是決然相反。 王安石變法固然有富國的想法，但是他一直有便民的想法。譬如青苗法，他不是為了純粹的取利，某種意義上確實是為了降低老百姓的貸苗成本。他是不可能達到“天命不足畏，民言不足懼，祖宗之法不足守”這樣的境界的。大家讀他的《答司馬諫議書》就可以明顯看出這種區別。 最後談強兵。神宗之所以想對西夏用兵，主要是因為英宗在西夏吃了虧。 作為孝子，他不可能不作出反應。但是用兵這樣的事，文人不感興趣，不但不支持，反而不斷施加壓力拖後腿。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勝不足喜，功勞不是他們的，他們怎麽可能感興趣？ 秦趙高雖然是個奸臣，但是他的話卻很有道理。武將立功太大，文臣有可能失寵，這是文臣的心病，所以他們千方百計找理由反對打仗，大道理也不是全部沒有道理，但是有些就是完全的胡扯。譬如他們自欺欺人說：“有外患不是壞事，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有外患可以使內部自強團結起來”。生於憂患，是指你內心憂患意識，如果對外患視而不見，那不就變成死於安樂了？ 傳統文學中的楊家將，水滸傳，把武將一律寫成總臣，把奸臣一律寫成文臣，即使三國演義也把文臣一律寫成投降派，把武將一律寫成主戰派，這倒是也真的是某種曆史的真實反映。 當然對於用兵，用孫子的理論來解釋更加合適。按照孫子兵法，王安石的變法不過是做了第一步，就是積累戰爭經費，至於打勝仗的其餘幾個因素：良將，知彼知己，上下同心。王安石根本就解決不了，恐怕也沒有能力解決，所以強兵最後隻是空談。 但是北宋的滅亡跟西夏沒有關係，士大夫的不團結也不是始於變法，這點也是非常明顯的。把靖康恥的責任推到變法身上，實際上是另有原因的。 |  |
| 八、王安石和蘇家父子 在如今這個明星時代，王安石的爭議往往卻牽涉到另外一些明星。1111也不能免俗，所以先談談蘇氏父子跟王安石的恩怨情仇。 前麵談到王安石和蘇老洵的關係，這裏就主要談談蘇軾和蘇轍在變法中的表現和遭遇。 很多人說蘇軾沒有政治頭腦，隻有詩人氣質，這樣的說法大概是把政治跟名位關係對應上了。 確實蘇軾在王安石執政之間遭貶，在司馬光執政之後又遭貶， 似乎是個不懂得保護政治自己的人，但1111認為這並不是因為蘇軾不懂政治。 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軾這樣的遭遇倒是說明了他很有政治頭腦。 蘇軾自己說：“其委任台鑒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而自建隆以來，未嚐罪一言者，縱有博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係，不問尊卑，言繼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古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鑒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台鑒固不能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其重權者，豈待然哉！將折奸臣之萌而就內重之弊也。” 也就是說，蘇軾供給王安石和新法，是有著他的政治眼光和政治目的的，不是僅僅根王安石爭論新法的得失。蘇軾這樣做，一方麵是看透了宋朝設立台鑒製度的目的，知道皇帝不會真地把他怎麽的，事實上他的這個政治眼光非常正確，皇帝一方麵把他外放，一方麵又給他極高的鼓勵，說他忠臣。 一方麵蘇軾這樣做是為了引起皇帝的主意，屬於一種政治賭博。 蘇軾這樣的人很多，在他之前的唐介，先後攻擊過富弼、文彥博和王安石各屆執政宰相，真正是逢宰相必反。 皇帝一有疑義，立刻要求外放，最後終於升到宰相之位；再譬如呂晦、司馬光， 他們攻擊宰相根本沒有顧忌，實際上是為了積累政治資本。這樣的人在後世更多，1111甚至想，後來明朝對言官的嚴厲措施， 恐怕跟這個風氣不無關係。 蘇軾自己認為，他的攻擊不過是為了實行皇帝給他的權利和義務，根本就沒有必要深究對錯，那麽我們當然也就沒有必要對他的話逐條評點，因為他說那些話的原因根本就是故意尋找不同之處，又何嚐真的深思熟慮？ 當然，蘇軾的文采不錯，他挖空心思的巧立異義，不但給他贏來了很多的喝彩，還往往讓某些執政人員惱羞成怒。雖然如此，神宗皇帝一直也沒有把他怎麽樣，即使被流放，蘇軾自己也是優哉遊哉，並沒有痛哭流涕： 日啖荔枝三百顆，但願長作嶺南人。 蘇軾又何嚐感到過政治前途的黑暗？ 這點跟唐文人是不一樣的，關鍵是唐文人得罪的是皇帝，很難再被起用，宋文人得罪的是宰相，他們跟皇帝是有著某種默契的， 所以並不意味著政治前途的黑暗。 蘇軾後來真的吃過虧是因為他私販鹽取利，觸犯了國家法律，終於被神宗指為小人，這也不過是儒家“小人喻義利”的一種道德評判和皇家經濟利益的結合而已。 蘇軾對於這件事沒有辯護，幫他說話的也沒有認為這樣的行為不算小人行為。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沒有蘇軾那樣肆意攻訐執政人員，那些人恐怕也不會找他的麻煩，因為蘇軾即使販鹽，也不過是極小的一部分。 蘇軾在外放的過程中，倒也沒有消極自溺，當地方官還是比較稱職的，這點說來他比很多文人強，也比當時有些士大夫強，因為有些士大夫被外放以後，以故意怠工來對待新法，所作的不過是積極羅列對新法的不利證據， 他們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真正墮落了成為了小人，這也是人性的光輝之一吧。 蘇軾因為自己還是比較積極的當了地方官，對某些新法的執行有了一種更切身的體會，後來對於司馬光的全麵廢除新法又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建議，結果再次不停外放，他的政治賭博因為太過投入終於沒有成為大贏家，可歎. 真正值得自豪地大概就是他得到了更多的自由，由於輾轉多地，閱曆豐富，文采文名因此大盛，真可謂流芳百世。 還有一點，因為蘇軾的遭遇，到底也讓我們對於新法和流俗之間有了更具體的印象。 1111認為新法對老百姓生活的影響，和此不無關係。事實上政令不停地在短時間內變動，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使更受其害，很多頭腦聰明的或者善於投機的政客，更能從中獲利，欺騙百姓。 我們再來談談蘇轍，蘇轍對於新法的反對，主要集中在青苗法上。王安石頒布青苗法之前，把自己的策論出示給蘇轍，希望蘇轍能提出建議。蘇轍就立刻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青苗法雖然目的是便民，但是恐怕會滋長老百姓的僥幸心理，到了後來又因為官府的力量鬧得更加痛苦。 應該說， 他的擔心不無道理，實際上後人對青苗法的反對也重視因希勒蘇轍的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講，蘇轍也是一個很有管理眼光的人。但是儒家的弊病在於忽略法家的約束，蘇轍沒有想到的是老百姓不可能永遠存在僥幸心理，這種世俗並非一成不變。現在的保險製度，貸款製度，從總體來說， 還是便民更多。 王安石得到這個意見以後，倒是沒有直接實施青苗法，後來因為山西李參試行青苗法，效果不錯，王安石才加以推廣。但是王安石這一猶豫，更是讓反對派的道口食之變，憑著外放的身份，不但不去彌補蘇轍擔心的執政方麵可能的漏洞，反而有意羅列不利證據，所謂的持重，所謂的君子，在名利麵前，大概也不過如此罷。 在王安石的身邊，除了司馬光、蘇家父子這樣的似同非同的各種反對派，那麽他的朋友呢？支持者呢？下麵再談。 |
要說歐陽修，先說他的一件小事。
歐陽修的父親，是個不負責任的男子，早年拋棄了自己的前妻，後來取了年輕嬌美的歐陽修的母親。歐陽修父親去世之時59歲，年輕的妻子29歲，歐陽修4歲， 他是由前妻的兒子埋葬的。
這是一幅讓人沉重的圖畫，但是歐陽修卻把他寫得古色古香：說他自己埋葬了他的父親，他母親怎麽貞節賢德，教育他成長。
這件事落在旁人身上是小事，但是作為一個編寫曆史的人來說就變得不那麽小了。
要說為長者諱，涉及到一些不為人知的隱私不寫也就罷了，這樣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非得說謊，還要漏洞百出，無論如何要讓人懷疑的。
因為這件小事，我們對史書上關於他的不少描寫，就不免產生懷疑。譬如，據說歐陽修非常勤奮，因為他發現以前有很多案子判得有問題。 這本來是值得稱道的事情，但是因為上麵的故事，我們不免就會問歐陽修的所謂對錯究竟是什麽？是不是因為父親做了什麽事總是對的，兒子做了什麽事總是錯的；是否男人做了很多事總是對的，女人做了很多事總是錯的。
也就是說，歐陽修自以為正確的道德高尚的行為或者當事人以為正確的行為，我們現代人不一定以為然。這是我們後人寫史讀史碰到的難題，如果照搬前人的評價，往往會在現實中走不通， 這是腐儒經常碰到的問題。
我們再來看看跟這件事相關的有關政治事件：
要知道英宗不是仁宗的親生兒子，他是仁宗的侄子加養子，仁宗兄弟濮安懿王允讓的兒子。
為了這件事，當時的大臣鬧得很不開心。歐陽修等人認為，英宗應該稱濮安懿王為皇考，司馬光等人認為，英宗應該稱濮安懿王為皇伯。前者當然是因為受了儒家血親關係的影響，後者則是因為曆史上有這樣的慣例。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當時的士大夫往往為了這樣的事情鬧得頭破血流。因為這在他們看來這是有關名節的大事，政治在他們眼中往往就是他們認為重要人物的名節，至於國家富強人民生活甚至普通人的生死倒是其次的事情。為了給皇帝大臣的廟號溢號增添減去一個字，他們有時是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的。
這也是他們為什麽非得去當那個宰相為什麽外放以後痛哭流涕覺得淪為棄婦的原因之一， 也是王安石後來又被驅逐出孔廟的原因之一。
關於歐陽修的是非還不僅於此，這得從唐宋八大家說起。
唐宋八大家當然是八個文章寫得很好的人，但是這種說法並不全麵， 為此我們先看看宋史的有關描述.
宋氏78卷：
修遊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誌探賾，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
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遊
其聲譽，謂必顯於世。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為，可為世道惜也哉！”
這幾段話什麽意思呢？
第一段說歐陽修有一天出去遊玩，發現一個破箱子，在其中發現課堂韓愈死前寫的武功秘籍，於是非常崇拜，發奮圖強， 誇一口汗血寶馬，拿一根木蘭長鞭，非得追上去根韓愈套套詞不可。
這樣的事情或許可能有，但是除了歐陽修自己跟別人講述，別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歐陽修死後被溢號為文，和此不無關係。那麽這兩者的因果關係究竟如何？恐怕又是值得懷疑得了。
第二段話說到歐陽修文章的特點，就是“天才自然，風約中度。”什麽是天才？不過是說符合天道。 什麽是自然？大概就是符合儒家正統，什麽是中度？就是規規矩矩的儒八股。至於後麵說得就更明顯了，什麽“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 就是說喜歡講大道理，告訴人應該才算是人。
總體來說，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歐陽修開創了名們正派武功，收了一些弟子，在白道上成為了一代宗師。
第三段話就更明顯了，就是說韓愈歐陽修練了正派武功， 施展開來發出一陣白光，如雷電般的那樣激昂明亮，邪派武功從此嚇得一陣哆嗦，白道武功從此發揚光大，江湖一片寧靜和藹。 可惜的就是韓愈沒能成為皇帝的好情人，歐陽修雖然成為了好情人，卻沒有得到專寵，最後居然成了棄婦，讓人傷心啊傷心！
所以我們看到，所謂的唐宋八大家，不僅是文章寫得好的八個，還是非得那樣寫文章的八個，所謂名門正派的八個大宗師。
問題的最主要關鍵就是這個所謂的名門正派。
是是非非歐陽修下
為什麽這個名門正派是關鍵問題呢？
這要從孔老夫子說起，孔夫子說：“孔夫子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這句話什麽意思呢？就是說君子是不能互結朋黨的，隻有小人才結成朋黨。
但是自宋以來，這個理論逐漸被否認了。他們認為君子也可以結黨。
歐陽修的《朋黨論》寫道：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這段文章比較長，最關鍵的就是前麵幾段。（其餘放在這裏為了更好的理解這歐陽修這篇文章）
從歐陽修的文章來看，君子應該結黨，小人反而不結黨。這裏的君子完全是地位的象征，跟個人修養無關。
所以說，歐陽修的理論跟孔子是完全相悖的。這個理論的拋出對於中國後世的政治影響之大，恐怕並非筆者能夠完全估計。
當然，朋黨的形成遠遠早於歐陽修的理論。但是在這之前，君子結黨的在理論上並沒有為大多數人接受，所以歐陽修的這個理論對於君子結為朋黨既是曆史的必然，人性為自己辯護的必然，也反過來對君子結為朋黨這個實施提供了一種更充分的理論根據。
事實上歐陽修也是這樣做的，他甚至對有些人不能結為朋黨進行了指責和批評。 唐宋八大家不過是一個有力的旁證。
蘇家父子，王安石，曾鞏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被歐陽修扶植並提拔起來。
所以王安石被歐陽修賞識，不但是因為文才，而且一開始就是有政治的原因。
歐陽修的朋黨論和王安石的爭議有很大關係，當然和宋朝後來的曆史也有很大關係。王安石和司馬光為代表的政治集團，互相攻擊對方為小人，這種事情和朋黨是緊密相關的。按歐陽修的理論，兩個集團都不是小人，都屬於君子，管理層，但是按孔子的理論，君子和小人之分還包括個人的修養問題。
他們因為這個語義的歧義互執一端，相互攻擊。 王安石因為是孟子的追隨者，把反對變法的人一律指為小人，這種小人跟歐陽修理論上的小人差不多，就是說不能執政的人，應該被貶。司馬光卻利用孔子的理論，認為君子喻於義，所以王安石一黨是小人。
所以王安石爭議的原因準確說來應該不是“於民爭利或者為民爭利”，而是“於士大夫爭名”。 非常明顯，對於司馬光那些人來說，因為受孔子理論的影響，對於利看得不是那麽重，但對於名卻看得很重，所以我比較相信葛兆光和他學生李申的說法，王安石受爭議確實有著宗教意義上的審判。
當然後來事情又有了變化，其中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梁啟超。梁啟超把王安石的思想總結為托古改製，所以他非常欣賞王安石，自己也作了一回托古改製。
這個托古改製，其中包含把孟子那句“民為貴”加以強調。這個強調給後人對王安石和孟子的客觀評價又造成了很大的爭議。
梁啟超說的是托古改製，但是後來被說成唱新調子，這個詞義上的微小差別在曆史事實上相差很多。
所以1111認為王安石爭議的最後原因在與大統一理論中出現的理解偏差。這個問題留待後麵說吧。
[1]曾公亮等言：“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王安石曰：昔常袞辭堂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光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財之人耳。”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史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論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製，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複辭。
我爭取閱讀十載，增刪五次，看看能不能改得更流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