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梅”進修都在南京醫學院,同一個大學,不同的教研組。我住進修生宿舍,她就住在自己家中。在南京進修期間,“梅”幹了件大事,成功地為她爸爸徹底平反了。
誰都知道,自從1957年反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冤案累累,不計其數,誰敢翻案?1976年毛澤東去世,隨後“四人幫”倒台,中國結束了十年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終於艱難地一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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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是西南一個偏僻的省。與周圍幾個省(四川,湖南,雲南,廣西)比較,貴州最為貧困。貴州山多,土地貧瘠,農業生產落後。當時,除了少數軍工單位外,工業水平低下,旅遊事業尚未開發,連最有名的茅台名酒,也還未形成氣候。除了貴陽,遵義兩大城市以外,沒有高校,且缺乏師資。貴州省委當時做出決定,要改觀這種狀態,從加強教育著手。
上世紀7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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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二月,我陪“梅”回南京生產,第二胎。第一個是女兒,第二個是兒子,皆大喜歡。“梅”高興地對我說:“全了!全了!我就要一個女兒,一個兒子。不再生了!”
她媽媽也很興奮,跟著我們忙前忙後。那個蘇北阿姨,他們家的傭人,買了好多雞蛋,給“梅”在月子裏補身子。兒子出世比女兒壯些,胃口也大些,好像總是吃不飽似的。我也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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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偶爾的機會,給“梅”一顯身手的機會。我初次看到“梅”的精明,幹練!
在大學期間,她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女生。走上社會之後,是乎換了個人。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閱曆的豐富,她的細心,她的機靈,她的才智,她的堅韌,逐步的表露出來了。她為人和睦,開朗,善於交際,走上社會之後,很大一部分對外的聯係,協調都由她進行。有時我表揚她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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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貴州5年後的一天,心血來潮,想想自己不能這樣碌碌無為,一輩子就當個赤腳醫生,總該做點什麽有意義的東西。我默默地背誦李白詩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丈人是全國著名熱帶病專家,也是國內熱藏胎盤組織療法的創始人。組織學療法發明人是蘇聯醫學家弗·彼·弗拉托夫(BладимирПетровичФилатов生於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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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貴州山區時間一長,就有許多朋友。其一,有些病人原來有病治不好,我們來到之後,給治好了,他們非常感激;其二,我們從南京大城市過來,有些人有意和我們攀個遠親;其三,我們也從這山區農民中接受了再教育,和他們成了朋友。
這裏農民大多是苗族,布依族,少數是白族。他們極為純樸,忠厚,老實。我們下鄉巡診之餘,坐在火炕邊上,烤火,邊喝著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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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梅”對我講:“我們一點家具都沒有,總得添置點家具,不能一輩子這樣下去啊!”我說:“是啊!可這裏山村沒有家具賣,要買家具得去貴陽市,買了還得運回來,麻煩。我也正在考慮,我想自己做。”“自己做?你能行嗎?”她問。我說:“我雖然沒有把握,很想試試。這裏山區,木料好找。我又認識街上幾個木工,經常看他們做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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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了,成家了。回到貴州農村山區,衛生所給我們一個單間,我們倆搬到一處,名副其實的夫妻了。
除了應付日常醫療工作外,我們專心造人。在貴州山區,我們育有一女,一子。由於當時貴州生活條件極度艱難,我們的子女都留在南京有我丈人家撫養。我的丈人尤其喜歡我的女兒。那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回到日本添了個外孫女。我丈人常說:“日本首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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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京分配到貴州工作,算是支邊。每兩年,有一次探親假,為期一個月,假期中工資照發。雖然我們1968年來到貴州,1969年縣衛生局照顧我們,就批給我們探親假,回上海,蘇州,南京探親。婚後,就沒有這種探親假,這是我們沒有早早結婚的原因。
首先,第一站回到上海,就住在哥哥家中。那時我哥哥嫂嫂住在瑞金路,淮海路口。上世紀60年代,上海的房子十分緊張。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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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的生活,一輩子都忘不了的。我和“梅”麵對這些困難,沒有倒退,相互依靠,相互支持,相互鼓勵,相輔相成,勇往直前。其實,年輕時吃點苦有好處,讓人知道生活的艱難,道路的曲折,一輩子受用。當晚年回憶往事,珍惜自己走過的每一步,即使自己做出點成績,有點貢獻,也不會沾沾自喜,忘乎所以。
五裏橋是個山區,地下都是堅硬的岩石,不能打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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