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石影室
集百家之長， 走自己的路。
我和“梅”進修都在南京醫學院，同一個大學， 不同的教研組。 我住進修生宿舍， 她就住在自己家中。 在南京進修期間，“梅”幹了件大事， 成功地為她爸爸徹底平反了。
誰都知道，自從1957年反右， 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中， 冤案累累， 不計其數， 誰敢翻案？ 1976年毛澤東去世， 隨後“四人幫”倒台， 中國結束了十年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終於艱難地一步一步走上正軌。高層中有一部分人思想比較開放， 麵對這樣的現實感到不安。 著手解放一批受到不白之冤的老幹部， 包括現在習總的父親， 習仲勳， 薄一波等以及摘除大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其中得力幹將就是胡耀邦。 他以“我不下油鍋， 誰下油鍋？” 的氣概， 開展了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
平反昭雪的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其鬥爭十分尖銳。為冤假錯案平反的阻力首先來自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對冤假錯案平反設置層層阻力。胡耀邦曾斬釘截鐵地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與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簡單地說：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胡耀邦為此組織學者撰寫並刊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給予“兩個凡是”以致命一擊。
胡耀邦在一次召開中組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時，對平反冤假錯案的艱巨性做了描繪：“現在可以說是積案如山、步履艱難。這山究竟有多高？ 是喜馬拉雅山、唐古拉山還是泰山？ 一時難以說得清。”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5日發布11號文件，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9月17日的55號文件采納了組織部的意見，公安部、中央黨校和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將本單位錯劃的右派全部改正，《人民日報》刊發評論員文章給予讚揚。新華社資深記者戴煌提供的數據是，僅全國公職人員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萬餘人。
在這種形勢下，“梅”具有靈敏的政治嗅覺， 她對我說：“給爸爸平反昭雪是時候了。 你能幫我忙嗎？”“當然！”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第一步得找南京軍區總院院長， 耿院長。
一個晚上， 我們去了耿院長家， 他家就住在總院。 從現在的目光而言， 耿院長的家不算奢侈， 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會客室，一張三人沙發， 兩張單人沙發， 有一張長條茶幾放在中間。 耿院長原來好像是後勤部長， 和我丈人已有十幾年的交情。 他約有50多歲年紀， 中等個子， 不胖不瘦，穿著軍裝， 很明顯，有著一對精明的眼晴。 對我們的到來非常客氣，有人幫忙送上熱茶。 然後，問我們來訪的原因。
“梅”如實的反映了她的要求，闡明了要為她爸爸“平反昭雪”。 聽完之後，他很簡短問道：“理由？” “梅”早已準備好的理由， 慢條斯理地訴說：“1.我爸爸在南京軍區總院工作二十多年間，立功數次， 包括一次一等功， 為南京軍區總院立下汗馬功勞， 2.曆屆運動中跟隨中央， 跟隨軍委， 從未有過越軌行為， 3.文革中，他擁護中央，沒有任何反黨言論，願意改造思想跟黨走， 4. 他的自殺和政治原因無關， 完全由於疾病引起， 5.由此，我們認為在他去世之後總院對他後事處理不公正， 應該平反昭雪。”
耿院長靜靜地聽完之後說：“ 我和你爸爸認識已有很長時間， 我們之間的交往也非同一般。 你爸爸工作認真，為人正直，在醫療，科研工作中勇於創新， 這是眾所周知的。不過， 當時對你爸爸後事的處理， 不是總院決定的， 是由南京軍區後勤部決定的。 要撤銷這個決定， 要平反昭雪也要有軍區後勤部的指示。 我建議你們， 找軍區後勤部，李部長。”然後，告訴我們，他很忙， 還有其他事情等著處理， 意思很明顯，“送客！”
他沒有主動向後勤部匯報“梅”的要求，而是要我們自己去找後勤部。盡管他和“梅”的爸爸， 我的丈人，有很深的交情，非常明顯，他在推卸責任。
第二天， 我陪著“梅” 到軍區後勤部， 就在中山路。 後勤部和總院不一樣， 門口有門衛， 兩個解放軍站崗。 問我們姓名，以及要會見誰？ 然後， 打電話進去。 後勤部李部長一聽是原總院內二科主任的女兒求見， 立即同意接見， 約定在下周某日，上午10時。
當時我們倆都在進修，很容易請假, 我們準時在約定時間和李部長會麵。一間很寬大的辦公室， 一張大辦公桌斜放在窗戶的旁邊，顯得很明亮， 寬敞。 他就坐在辦公椅上，見我們進去， 很快站起來， 招待我們坐下。 也是50多歲，身穿軍裝，個子魁梧，有點發胖， 麵部表情十分和藹。 他聽取“梅”的匯報之後， 立即表態：“你的父親是位好同誌。過去軍區後勤部對他後事的處理不恰當，應該更正。這周我們有個黨組會議， 我就把你的問題提交黨組會議討論。下周就在這個時候， 你們再來一次，我會給你們一個滿意的答複。”
下周， 我們再見到他時，李部長微笑著說：“下月開追悼會， 給你爸爸平反昭雪， 恢複他的名譽， 他是軍內的好幹部！”
就這樣， 在“梅”的爸爸去世5年之後， 在南京軍區總院補開了追悼會， 恢複了他的軍籍， 恢複了他的名譽。追悼會是在十分悲切和隆重的氣氛下召開的，許多醫務界的朋友從遠地趕來參加追悼會。我的哥哥也接到邀請特意從上海趕來參加追悼會。 追悼會由一位後勤部的首長主持（我已忘了姓名），肯定了他在部隊工作幾十年的功績， 以及他對軍隊熱帶病治療方案的創新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想這是對我嶽父的公正評價，他在天之靈得以平息， 安寧。
我們倆心知肚明， 這次的平反成功， 完全是在中央對冤假錯案平反的大氣候下完成的， 感謝總書記胡耀邦！感謝南京軍區後勤部李部長！
過後想來， 如果沒有“梅” 主動要求平反昭雪，有誰會提出為他平反呢？ 即使好心人李部長，他在軍區後勤部工作繁忙，可能也不會想到要為總院的一位主任平反。 畢竟他的喪事已經過去了5個年頭，很多人對此也已經淡忘，也許就會成為一樁舊日冤案。
從點到麵， 全國有多少這樣的冤案？ 我的一位遠房舅舅， 他曾為蘇州市博物館館長， 他家對國家有巨大的貢獻，蘇州“怡園”就是他家的私家花園，解放後捐獻給了政府；此外，還將他父親幾十年來收藏的古董珍寶（價值連城）獻給了國家（我曾在一篇博文中提及）。 結果， 在文化大革命中， 受不了造反派的追殺，投河自盡， 成為蘇州市第一個在文革中的犧牲者。 我的一位堂嫂，就是支持我三姐讀完大學的那位堂兄的妻子，因為少年時參加過三青團， 文革中受不了造反派一再追查她的曆史問題， 在上海跳樓自盡。 我的一位鄰居， 原來東吳大學校長的中文秘書，金先生，在文革中就在校內一條小河內種了荷花（身上綁了一塊石頭投河自盡）。 大學中多位師長， 教授，也在文革中走上絕路。 就在我所熟悉的親戚朋友和師長中發生諸多冤案， 血案，我不禁要再問一句，全國在曆次運動中有多少這樣的冤案，血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