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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二月，我陪“梅”回南京生產， 第二胎。 第一個是女兒， 第二個是兒子，皆大喜歡。“梅”高興地對我說：“全了！ 全了！我就要一個女兒， 一個兒子。不再生了！”
她媽媽也很興奮， 跟著我們忙前忙後。那個蘇北阿姨， 他們家的傭人，買了好多雞蛋， 給“梅”在月子裏補身子。兒子出世比女兒壯些， 胃口也大些， 好像總是吃不飽似的。 我也忙著照顧“梅”， 同時好奇地看著出生的兒子， 扭動的一雙小腳。輕輕的戳一下他的腳心，小腳就往上一縮。 女兒才2歲， 更是要我抱著她新奇地看著弟弟。
一個新生兒的降生， 給家庭帶來了喜慶。 奇怪的是“梅”的父親並沒有像得個外孫女那樣高興，看上去他悶悶不樂， 很少說話， 常常坐在沙發中沉思， 一坐就是半天。 開始大家都忙著我兒子出世， 沒有注意到他。 有一天， 我和嶽父一起去南京軍區總院洗澡， 走到半路， 他特然站住， 叫我看一下， 是否嘴唇有點紫紺？我當時臨床也沒用什麽經驗， 我說好像有一點， 我問嶽父是否感到心髒不適。 他說：“是， 最近感到有點不舒服。”我說：“請楊主任來看看吧。” 楊主任是總院心血管科主任。 下午，丈母娘打了個電話給楊主任， 請他來家看看我嶽父的心髒是否有問題。楊主任下班後來做了簡單的檢查。 他認為心髒沒有什麽大問題， 要我嶽父放心。 希望他思想上不要有什麽負擔， 在家好好休息。然後， 開了點藥給我嶽父。
沒過幾天，“梅” 對我說：“爸爸想找你談談。” 我記得那是一個天氣陰沉的下午，氣氛有點沉悶。 丈人坐在沙發上， 我就坐在他對麵。 談話是在沉悶的氣氛中開始，他談到文革後期， 南京軍區後勤部將他從臨床調到科研所當付所長不能理解。他對我說：“我是個熱帶病專家，是個醫生，應該在臨床第一線， 麵對病人， 治療病人。 我一輩子在臨床上做出的貢獻， 眾所周知的。 從雅司病， 黑熱病，虐瘧，血吸蟲病， 到絲蟲病， 在廣泛的熱帶病領域貢獻了我的畢生精力，如果離開臨床工作， 我將一事無成。 其次， 科研所的經費有限， 科研所沒有真正的科研項目， 實際上無所事事。” 在熱帶病領域忙碌了一輩子， 要他閑著， 最最難受， 他感到不能適應。
當時我不理解他真實的處境，也不了解他是否有病，隻能從大道理上給他疏通。
我說：“回顧您的一身，雖然您主要工作麵對臨床， 但是，不可否認， 在熱帶病臨床的科研中頗有建樹。 您在軍中幾次立功， 包括一次一等功（《絲蟲病》著作的發表）， 都帶有大量的科研成分。可能考慮您是南京軍區總院科研的領軍人物，才把您調到科研所任付所長的。 再有， 文化大革命中，人人有很多“不理解”， “不適應”，從不理解， 不適應到理解， 適應的過程， 本身就是一種進步。 退一步海闊天空！ 您已經在熱帶病的領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現在您年事已高（那時他59歲），不能再像年輕時一樣戰鬥在第一線，換個工作也挺好。 另外， 如果您感到有較多的空餘時間， 是否可以考慮《絲蟲病》的再版工作， 這要花費您好多時間。”
我沒有料到這句話卻戳到了他的痛處。他異常痛苦地對我說： “你不是外人， 我坦率的告訴你， 現在我連熱帶病學的文獻都看不懂， 如何能再版《絲蟲病》？” 這使我大吃一驚， 文獻看不懂？ 竟出於一位全國頂尖的熱帶病專家之口。
直到十年之後， 我讀完了研究生課程， 我才了解他說的話千真萬確！ 60, 70年代，當時中國在搞農村四清， 四不清運動， 然後就是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的科學仃遲不前；而西方在這段時間內科學卻突飛猛進，是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 到70年代初期， 分子生物學已在西方世界遍地開花， 深入到各個領域， 包括熱帶病。大多論文都用分子生物學的觀點來解釋熱帶病的發生，發展，預防， 治療， 尤其是一些基礎科研， 更是大量應用分子生物學的知識。 我丈人畢業於上世紀30年代， 沒有學過分子生物學，對於什麽是DNA結構， 啟動子如何調節基因表達等等當然不清楚。讀不懂文獻， 不是他的錯， 是那場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幾代人。知識分子被叫作“臭老九”，要打翻在地， 還要踩上一隻腳。 學校，圖書館都關閉，知識被扔進了垃圾桶，知識分子隻能靠邊站， 許多人德高望重的權威知識分子掃廁所， 進牛棚。 我嶽父本人也下過鄉， 勞動改造過。 當時中國的科學界和世界科學界在知識的領域是脫節的，文革所要付出的代價是讓中國的科技倒退二十年。
我很心痛，這次整整一個下午的談話沒有解決他的心病，我缺乏臨床經驗，沒有注意到他患有嚴重的抑鬱症。
當時國內醫療水平低下，醫生對於抑鬱症本身重視不夠， 或理解不深。 雖然丈人多次就醫， 醫生隻是告訴他有輕度精神症狀，也沒用使用任何藥物治療，最後導致他輕生！
那是慘痛的一天， 我嶽父上午10點出去， 他說去科研所。 嶽母等他中午吃飯，12點， 1點，他沒有回來。 我嶽母感覺不對， 到科研所找人，沒找到人，嶽母就向科研所領導反映情況。 科研所領導十分重視， 派出許多軍人到各處尋找。 最後， 下午3點， 在總院原來他專用的實驗室裏找到， 他躺在地上，昏迷，身上蓋著白大衣， 傍邊一隻DDVP（敵敵畏）空瓶。。。。。。
敵敵畏是一種強力的殺蟲劑， 可殺多種昆蟲， 包括蚊蟲。 他研究敵敵畏幾十年，因為蚊蟲是傳播虐瘧和絲蟲病的媒介。 他對敵敵畏的殺蟲效果和它的毒性了解十分清楚。 此藥對人畜有毒，口服中毒者潛伏期短，發病快，病情嚴重，常見有昏迷，口服者消化道刺激症狀明顯， 嚴重者致死。發現之後， 被急急送往急症病房， 立即洗胃。總院領導做出指示，不惜一切代價全力搶救。 可是，他服用量過大， 耽誤時間太長，搶救一天一夜終於沒有成功。
一代英才，與世長辭！
來美國之後， 接觸到多個抑鬱症患者。 後來“梅”也患有抑鬱症， 我清楚， 當時如果診斷明確，正確使用藥物治療， 可以避免慘痛的後果。
那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後期，自殺，那時的中國不會去追究是什麽原因引起的，常常套上一頂帽子叫“畏罪自殺”。 一個沒有法製的社會到哪裏去申冤？盡管我丈人沒有反對黨的政策， 也沒有任何不滿文革的言論，何罪之有？但是南京軍區總院對他的處理是不公的，不開追悼會， 摘下了他的領章， 帽徽， 等於開除軍籍。
那是文革的後期，天上仍然是烏雲密布，見不到一絲陽光，無處伸冤， 全家隻能默默忍受。
五年後， 由“梅”主動提出申請為她父親平反，結果恢複了他的軍籍、恢複了他的榮譽， 確定他在部隊的功績，重新開追悼會。 現在， 他的相片貼在總院的走廊上，作為少數有功績的軍人， 讓人紀念和瞻望。 這是後話。
當時國內組織國際學術會議讓他主持。。來者有他過去在英國的學生。他覺得他自己已嚴重脫節，不能主持了。。領導不從。。最後跳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