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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貴州山區時間一長， 就有許多朋友。 其一， 有些病人原來有病治不好， 我們來到之後， 給治好了， 他們非常感激；其二， 我們從南京大城市過來， 有些人有意和我們攀個遠親； 其三， 我們也從這山區農民中接受了再教育， 和他們成了朋友。
這裏農民大多是苗族， 布依族， 少數是白族。 他們極為純樸， 忠厚， 老實。 我們下鄉巡診之餘， 坐在火炕邊上，烤火，邊喝著苦丁茶，邊和老鄉“擺龍門陣”（閑聊）。 閑聊中，我不能相信， 這裏60-70%的男性老人， 解放前都當過土匪。 他們告訴我：“那時迫於生活， 無奈！ 隻要有支槍，就能搶富人東西。劫富而不濟貧，因為大家都貧。” 這就印證了過去的貴州“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 的說法。
離五裏橋較遠的邊區， 很多老人一輩子生活在山區，不要說省城貴陽， 連五裏橋都沒有去過。 對於外麵的世界全然不知。 因而， 他們很希望我們和他們談談外麵的世界， 他們關心的是北京，南京， 上海。 天安門廣場究竟有多大？ 長江大橋究竟有多長？ 上海的高樓究竟有多高？ 這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他們把我和“梅”當成“百科全書”， 尋找他們所想要了解的問題。
一家布依族人， 老倆口， 老太太有哮喘病， 每年要發好幾次， 久治不愈。 我給她用了麻黃素加上組織療法（用羊腸線埋藏在壇中穴）， 收效奇佳。 緩解了她的疾病，使她老人家非常高興。 這布彝族老倆口經常請我們去作客， 飲食雖然簡單， 但十分熱情， 還特意請我們喝他們自己釀製的酒。
另一家布依族, 非要和我們認親。 因為我和他家老婆同姓， 全家叫我“舅舅”， 叫“梅” 為“舅媽”。 每到節日， 一定要我們去他家共度佳節。這家比較富有， 雖然也是貧農。 知道我們喜歡吃臘肉， 每次去他家一定臘肉招待， 吃完了飯， 還要我們帶上1-2塊臘肉，有時怕我們提著肉走路不方便， 幹脆送到我們家中，付他們錢是絕對不要的，“我們送舅舅， 舅媽的東西還能收錢？” 對我們真是真心誠意， 使我們感到不好意思。 有時， 我們送些南京帶來的小東西作為還禮， 如紗巾， 布料等等， 他們也很高興，如獲至寶。
在大學二年級期間，我得了一種病， 偏頭疼。 左邊的頭一痛起來， 疼痛不止，不思飲食，夜不能眠，整日無精打采， 上課無法聽講， 下課無法複習， 這種疼痛一般要痛三天， 可以自行消退。開始， 去校醫室看病， 校醫水平低下， 一聽頭痛， 安乃近。 我吃了無數的安乃近， 沒有改善症狀。
學醫的， 近水樓台， 校醫就給我介紹附屬醫院的專科醫生， 內科主任劉大夫。 畢竟是主任，他給我做了神經科方麵的檢查，首先要排除腦占位性病變，也就是腦腫瘤。 當時60年代，國內醫院的條件有限， 還沒有核磁共振儀（MRI)， 也沒有CT斷層， 隻能給我做了腦血管造影， 排除腦腫瘤的可能。 劉主任對我說：“ 不是腫瘤， 你放心吧！” 給我開的還是安乃近。
我隻能忍受，大約每3-4個月要發作一次，一年要發3到4次.同宿舍的同學還笑話我， 女生有“月事”, 你有“季事” 嗬嗬！ 我，有苦難言！
我分配到貴州，我仍然發偏頭疼，仍然一年發3-4次， 仍然服安乃近， 仍然沒有作用， 仍然隻能忍受！ 一日， 我偶然同所長說起我的偏頭疼無法醫治。 他建議我不妨去看一個草醫， 陶老醫生。 起初， 我總感到有點猶豫， 心想：“自己是一個高等院校畢業的西醫， 要我去看一個草醫， 還不是中醫。 去吧， 不信！ 不去吧， 顯的自己有些高傲！” 嘿！ 這個所長平時寡言，真說起來還是一套一套的。 他看出我的猶豫， 就說：“ 毛主席說知識分子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我看你們這些西醫， 也許要接受草醫的再教育。”哈！ 我還沒有聽過這一說！不過，我不是個高傲孤僻的人，想想既然所長好心， 試試沒錯。就這樣決定一試！
陶老醫生住得很遠，在麥西公社， 離我們五裏公社有60餘裏路，其間沒有公路，隻有一條小道， 得走大半天， 還得翻山越嶺！ 因為我人地生疏， 所長還叫了當地一個衛生員陪我一同前往。
見到陶老， 70多歲， 五短身材，一部花白胡子， 臉色紅潤，頭上包著一塊頭巾， 身上布衣布褲， 雖然已經穿舊， 還打了補丁， 卻洗得幹淨， 手中拿著一根長煙杆， 正在吸煙，是個苗族老頭。 單身一人住在一間木板房內。 有個前院， 種點花草， 房內也很幹淨，前廳是他的診斷室， 後壁有諸多木櫃， 裝有草藥。
一經衛生員介紹， 他哈哈一笑， “ 南京來的大醫生來看我這個草醫， 有生以來第一次啊！” 他挺高興給我介紹:“十幾歲就跟他父親上山采藥， 邊采藥， 邊學治病。 從醫已有50 多年了。 以前， 隻要有病人， 不管多遠，上門就診， 現在老了， 基本上病人來找我。 每次看病， 也就收費一毛錢， 兩毛錢的， 有些山裏人貧困， 我就免費治療。 現在， 我也帶了個徒弟， 上山采藥就由他去。”我聽了真感動。
接著， 他就問我病情, 他問我現在痛不痛。 我說就是因為痛才來找您。“這個容易。” 他說。 他拿出了一根似薰香一樣的東西，比香要粗一點，點燃， 往我右邊太陽穴一按， 吱的一聲， 火熄了， 我的太陽穴起了個泡。 神奇的是， 左邊的頭痛立即消失。 真給所長說中， 要再教育了！ 不過， 半個時辰後， 又開始痛起來了。 還是不中， 用巴普洛夫神經理論解釋， 這叫興奮灶轉移， 沒有治好病。
我如實告訴他，又痛了。 他說沒事， 我有一單方， 專治頭風（草醫把頭痛稱為頭風）， 不過你得回去試。 他給了我一塊天麻， 有鴿蛋大小， 他叫我把天麻放在一隻麻雀腹內，把麻雀放在一隻鵪鶉腹中， 把鵪鶉放在一隻鴿子腹中，不要放鹽，蒸熟。 要我熟睡， 半夜由我太太叫醒我， 服用。 不必一次吃完， 可分次服用， 連天麻一起。
天啊！ 那裏來麻雀，鵪鶉， 鴿子？ 巧了， 帶我去的那位衛生員也是個獵手， 他一口答應幫我解決。 回家後不到半月， 他拿來了麻雀， 鵪鶉， 鴿子。 我按照陶老教我的方法，請“梅”給我蒸熟，半夜將我叫醒，服用三種鳥類和天麻， 分三次吃完！ 從此以後，40多年來偏頭痛從未發過。 我再也不提巴普洛夫了！ 隻能接受草醫再教育！
我和陶老醫生結成了好朋友，我們之間無話不談，一老一少，一個苗族一個漢族，一個草醫一個西醫，挺融洽。
以後， 我將此方法介紹給許多病人和醫生， 正統西醫都不相信， 可我確實得益於此法， 深信不疑！我也是學西醫的啊！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