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妄之災
我們選擇在文革期間舉家返鄉探親，為的就是躲避文革災難，怕自己身不由己在混亂的政治泥潭裏越陷越深，爬不出來。哪曾想，更大的災禍已經迫在眼前，我們卻不自知，躲都躲不開，真應了”在劫難逃“的那句老話。我血壓降下來以後，就去電台上班。哪知道，機關裏比之我去探親前，更加混亂！
電台裏自詡為最最革命的八.二三左派們，在我離開返鄉探親的時候，借口說炮派威脅他們，用暴力把炮派趕出了電台大門。當時，省廣播電台的大門，正對著醫學院的後門，有人說，看見昆明醫學院附一院的炮派，將經過他們後門的一個八派戰士，拖進去扣押下來，後來據說，這個八派被醫學院炮派活活打死了！
而昆明醫學院的八派就將一個所謂炮派戰士也打死，這還不足以平他她們之憤！竟然還將其剖腹挖心，驗證其心是否變黑！還將圖片印發傳送至雲南省各地州市，廣為宣傳，炮派都是黑心肝。這個死者還是電台一女職工溫少英的侄兒，在電台炮派召開的群眾大會上，控訴八.二三的反革命罪行時，溫少英看過那具屍體，發覺是她侄兒不假，但是整體幹幹淨淨，照理，既然被剖腹剜心，應該是血跡斑斑才對。她不相信其侄是被八二三所殺，因為她自己就是八二三派的一員。所以，炮派通知她去參加控訴大會，她當然不會去。到了文革後期，四人幫垮台後，真相才被還原，這是當時昆醫的一個女醫生搞的假案，那人是死後才被開膛破肚，挖出心髒的，本就是為解剖教學所用，這下倒好，為的是要製造聳人聽聞的新聞。這個女醫生是雲南省委宣傳部某幹部的家屬，文革後因此被判刑幾年，坐了幾年牢！
當時的雲南大學，昆明醫學院，春城飯店，近日樓百貨商店，都是炮兵團左派們的勢力範圍。東風東路省體育館則是八二三派的據點。省廣播電台的八二三們，大部分都跑到省東風體育館的大聯合指揮部去了，整個電台隻剩下像我這樣的一群貌合神離有名無實的八二三們，在堅持工作，”抓革命。促生產“。當然，電台的炮派，仍然緊握著電台的宣傳大權，而軍代表卻傾向八派，暗中記下了電台炮派的所作所為，以便秋後跟炮派算賬。
我因為中斷了參加電台八二三的一切活動，因而被電台八二三派視為叛徒，恨我恨得牙癢，隻想著怎樣才能整我一下，以儆效尤。結果，在1967年12月15日，我的黑色忌日到了！這是令我終身難忘的一天，
這一天，我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
事情是這樣的，這一天，我下午剛上班，一如往日那樣，下了自行車，把車停放在自行車棚，然後向著辦公室走去，毫無任何征兆，途中遇著倪立根和王所民，這二人一為八派，一為炮派，突然就叫我站住，隨即倪王二人就將我雙臂扭到我背後，用麻繩捆起我雙手。我當時還以為是二人惡作劇，隨即對他二人說道：別開玩笑了，放開我！豈知倪王二人竟然惡狠狠的說：誰跟你開玩笑？你被揪出來了！說話之間，把我押到一間房間，隻見裏麵黑壓壓坐滿了我前八二三的”戰友“們，當中還有那個政治水平極低的軍代表，蘇寬鑑。
接下來就是公開審問，莫名其妙的問題接二連三，什麽特務啊？什麽秘密任務啊，什麽老實交代上下級啊，這全都是文革期間甚囂塵上的”逼，供，訊”那一套。就這麽捆著我審訊了大約兩小時，我當然沒有什麽可以令他們滿意的交代，爾等宵小估計也累了，隻好作罷，把我押去另外一間房，閉門思過, 不準我回家，粗暴地剝奪了我的人身自由！
在電台吃晚飯時間，我被允許去飯廳吃飯，在通向飯廳的路上，我才看見牆上糊表著的大標語 “將隱藏最深的反革命----孫映芳揪出來！” 我的頭頓時“嗡”的一響，感到震驚不已，憤怒到了極點！這罪名“ 反革命” 由何而來？我一個小老百姓可承擔不起！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如墜雲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馬就寫反駁材料，自證清白，質問八派們為何平白無故汙蔑我為反革命？直接叫板軍代表，讓其拿出證據來。
我太衝動了！問題是我能不衝動嗎？無妄之災誰能忍受？此其時，雲南省委機關正把一大批所謂“站錯隊”的幹部敲鑼打鼓禮送彌勒第一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重新做人。正科也不幸淪為被驅離的一員，家中丟下了兩個沒成年的孩子，我如今身陷囹圄，焉能不著急？！我心急火燎的還給當時的雲南省革委會主任，周興，文革中的投機分子之一，投書上訴，控告進駐省廣播電台的軍代表，一手遮天，在清理所謂階級隊伍運動中，搞擴大化，隨便設私獄，任意囚禁革命群眾的罪行。這封信我是交由兒子們來電台“探監”時，我偷偷叫大兒子幫我交給周興，因為周興當時就住在省委一號院，省長吳作民家旁邊小院，我們家也在一號院乙棟，距離不遠，文革前更近，直線距離幾百米，文革中周興才搬到現在的小院，原先是趙建民住的，文革中趙被打倒，周在省革委中出任雲南省一把手，當仁不讓就住了進去，是當時省委一號院居住麵積最大的私家庭院。
大兒子當真救娘心切，回去後就把我的申訴信交給了周興的門衛。
誰知道。我太天真了。我的申訴信被周興門衛轉給了省革委後，我的境況更發糟糕了。我敢打賭，周興根本就不會過目我的申訴，那荒年的冤假錯案何止千萬！大多數是求告無門，我算是好巧不巧，正好有幸跟周興一個大院，兒子們文革停課，成天無所事事，翻牆撂壁是家常便飯。周興的家在文革初期，也是沒有幸免。但我敢說，我的狀子絕對是由其秘書或者其門衛，直接扔給省革委某小幹部打發了事。而省革委的某幹部倒也不馬虎，直接轉送省廣播電台軍代表，可想而知。軍代表讀到我的告狀，是何等的惱羞成怒，火冒三丈！因為他們那時在電台揪出的所謂”牛鬼蛇神“，約占電台全體職工的40%，沒有哪一個敢告狀的！豈料，我一個小幹部，竟然壞了他們的規矩，破了他們的記錄！真是摸了他們的老虎屁股啊！這還了得？於是，軍代表就在所謂電台群眾大會上，公開咆哮，說：孫映芳的問題，比電台任何人的都要大！她寫信給省革委領導，告我們揪她揪錯了！她這是以攻為守，我們要放長線，釣大魚，雲雲。
我太天真，在那個人妖顛倒，黑白不分，法西斯般狂熱的文革時期，告狀有什麽用？上上下下都是庸官和昏官當道，有誰會同情一個受誣陷的苦命人呢？
我為什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明明知道天下烏鴉一般黑，周興和軍代表就是一夥，為何還要一而再再而三寫申訴信？給自己平添麻煩呢？主要原因，還是為了兩個兒子。他二人年齡還小，我們在昆明一無親戚，二無朋友，盡管住在省委大院，但也朝不保夕，門衛形同虛設，社會閑雜人等出入如履平地。隻怕我孩子被壞人欺負或者學壞！要是我有預見，早些搬到電台居住，小哥兩還有我同事可以幫忙照顧，我也可以安分守己，不用著急要求出獄。問題是，我非能掐會算孔明諸葛也！
1968年初，我被冷處理，打入冷宮，對我的案子，既不審，也不問，批判會也不開了。把我與廣播事業局的走資派，電台的一大批牛鬼蛇神們一起，全部押解到昆明沙朗----廣播局的農場，勞動改造。
我與父親，我與老家，聯係中斷。1969年時，收到六妹映壁寫給我的信，她在信中說道：“你探親回去昆明後，就不管我們了。父親病了，沒錢醫治，他死了！我們跟我媽到穀城去了。”
六妹啊六妹！不是我“不管你們了”，而是我突然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外界聯係中斷。我還怎樣給你們寄錢？後來得知，電台為我的案子，專門派了專案組，去到了我老家，見到過我老父。也不知他們說了什麽，問了什麽？總之是胡說八道，狗嘴吐不出象牙，反革命的大帽子，把我老父給嚇壞了！又窮又愁再加上個病，他還能抗得住劫數大限的到來？！父親就這樣走了，作為他的女兒，我沒有為他盡孝，奔喪扶棺。不是女兒心狠，而是女兒“泥菩薩過河” 自身難保啊！父親！你如果地下有知，請原諒女兒吧！在你曆經了三朝的人世滄桑，含辛茹苦養育了我，結果，到你油盡燈枯，瀕臨死亡之際，遠在西南邊疆的女兒，卻連個隻言片語問候都沒有！我對不起你老人家！請你在天之靈，去懲罰那些壞人，那些搞亂社會，製造人間悲劇的混世魔鬼吧！
嗚呼哀哉！我的父親。
1996年7月，小妹映輝從山東駢馬大隊來昆探親，據她口述：父親於1969年5月患胃病去世，應該是餓死的委婉說法。繼母雷華英於1970年11月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