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嚴父慈父
2、憂鬱爸爸
想起爸爸，浮現在眼前的總是他笑嗬嗬的麵容，慈眉善目。其實，爸爸也有很多鬱悶的時候，臉上也會布滿烏雲。
我剛剛上小學的時候，一天晚上，下班時間已過了很久，媽媽一個人紅著眼圈回來了，告訴大姨帶我們先吃飯，不用等爸爸了，她頭疼先去躺一會兒。
那晚我很早就上床睡覺了。夜裏,朦朧中聽見從爸爸媽媽臥室隱約傳來爸爸壓抑的哭聲，持續了很久很久。第二天早上，爸爸眼睛腫著，眼珠布滿血絲。我很疑惑，可沒有問爸爸，吃過早飯就懂事地上學去了。
我心裏一直想著爸爸的事，放學後趕緊問姐姐。姐姐告訴我，昨天爸爸是去車站送他的學生。他們被送去農村改造了，因為被定為“右派”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右派”這個詞。後來從媽媽的隻言片語中知道了爸爸媽媽工作的學校有十多個老師和學生成了“右派”，因為全國都開展了一場叫做“反右派”的運動。
我不懂爸爸為什麽那樣傷心。媽媽說，這些右派學生都是聰明有頭腦的人，是有希望成為好醫生的人，當了右派，要被勞動改造，改造到什麽時候無法預料，也許一輩子都做不了好醫生了。媽媽的語氣裏充滿了對右派學生的憐惜和遺憾。
從那時起，我常從爸爸媽媽口中聽到這些右派學生和同事的名字：劉大威，史國平，謝邦彥，徐誌遠……。每次我聽到的都是他們如何有才華，他們現在的處境如何不好。對於兒時的我，“右派”是一個費解的字眼。在爸爸媽媽的口中，它和多才多藝相聯，可在報紙上、廣播裏，它指的是反動透頂，罪不可赦的階級敵人。
六十年代初，在糧食、蔬菜供應最緊張的日子裏，家裏來了一個叫楊興宇的人。他的衣服沾滿了土，臉也很髒，手裏拎了一隻帶洞的草編筐。爸爸說，這是他的高中同學，讓我們叫他楊伯伯。
楊伯伯在我家住了下來，一住就是半年。他每天在家裏看書，不上街，也不去商店，隻在院子裏幫我們種菜、澆水，也和我們打撲克。他總是心事重重的樣子。每天晚上爸爸一下班就和楊伯伯說他們的“悄悄話”，沒完沒了。平時不喝白酒的爸爸，每天都要陪著楊伯伯喝上一小杯酒。
我漸漸弄明白了，楊伯伯是爸爸當年在北京“東北難民子第學校”讀高中時的同班同學，也是新民老鄉。他比爸爸大六歲，本來是蓋平縣第二中學老師，現在成了右派，被開除公職，妻子也帶著孩子離開了他。他居無定所，靠打零工為生，無法吃飽飯，萬般無奈，來投奔爸爸。他打算去黑龍江，希望在那裏靠辛勤勞動吃上飯，安下家。除此之外，想不出還有什麽出路。爸爸還試圖說服楊伯伯再在老家新民等一等，看能不能找到其它出路，但楊伯伯的心已經涼了，去意已決，不想回頭。
半年後，楊伯伯走了，帶著媽媽為他準備的四季服裝、厚厚的被褥和能夠想到的所有生活用品。爸爸陪他去車站前，我們站在院子裏為他送行。楊伯伯挨個摸了摸我們的頭，又站在媽媽麵前，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就流著淚跟在爸爸推著的自行車旁，走了。爸爸沉默著，直到從車站回來，直到晚上，一句話都沒說。
從此，在爸爸媽媽經常念叨的名字中，又增加了一個“楊興宇”。楊伯伯走後，再無音信，不知他落在哪裏，也不知他是否還在，他成了爸爸媽媽一輩子的牽掛。
高健夫伯伯是爸爸媽媽的大學同學，他和應起翔阿姨是和爸爸同在附屬醫院工作的僅有的兩個同學，他的職務是眼科主任。每年，爸爸媽媽和幾位盛京醫大學友:我的叔叔、李德安叔叔、高伯伯和他的妻子劉柏香阿姨都會在我家聚會好幾次。聽他們談話，像是在聽一群風華正茂的大學生談天說地，感覺不到他們已曆經滄桑。他們說起當年的學校生活時，常常提到“十九期”“二十期”“二十二期”一類莫名其妙的字眼。我聽不懂他們的談話內容，可是喜歡看他們那一張張揚溢著青春光彩的臉，聽他們興奮張揚的高談闊論。
1966年夏天，紅色恐怖彌漫。每天晚上爸爸媽媽都在悄聲交談著：哪個同事、同學、朋友又被“揪出來了”，被“專政了”，仿佛隨時會有驚恐的事情發生。一天晚上，爸爸一進屋就趴在了床上，用枕頭蒙住了頭，肩抖動著。我們知道爸爸在痛哭。可是，為什麽？
高健夫伯伯跳樓自殺了！幾天前他被當作“牛鬼蛇神”抓起來，“專政”了，罪名是“特務”。以醫生為職業的高伯伯，搞不懂這是什麽運動，更不知道要被“專政”到何時，羞辱，恐懼包圍了他。被“專政”三天以後，他從被關押的樓上跳了下去,沒有和任何親友告別，高伯伯決然離開了這個世界。
爸爸媽媽和學友們的聚會因高伯伯的死亡而告終。從此，他們不再談校園軼事，不再談校友境況，隻常常把劉柏香阿姨一個人請到家裏來，給她做好吃的飯菜，陪她聊天。我常常在星期日回家的時候遇見劉柏香阿姨，和她一起度過一天。
高伯伯去世四十多年後，住在我家樓上的吳月枝阿姨成了我的忘年交。在附屬醫院當了一輩子護士的她，常給我講那個年代的許多人，許多事。她給我講了高伯伯自殺的經過：那一天，高伯伯對看押他的人說，要上廁所，看押者就在廁所外麵守著。很久還不見高伯伯出來，看押者推門進去，看見高伯伯已經爬上了窗台，就衝上前去抓住他，卻隻抓住了高伯伯的兩隻鞋子。聽吳阿姨講到最後,我的心揪成一團，幾乎要喊出聲來：“高伯伯，你慢一些啊!”
爸爸媽媽離開後，我找到了為紀念校慶八十周年而於1991年出版的精裝版盛京醫科大學簡史。我將爸爸媽媽的両冊送了一冊給高伯伯和劉阿姨的兒子,我的校友高凱。每年我們也會有一兩次相聚，共同懷念我們的父母，追憶那早已逝去的時光。
“李自葵”是我從小熟悉的一個名字，因為爸爸和媽媽談起新民往事時都會提到他。我一直以為他是我們家的一位親友，仍居住在新民老家，但我從未見過他。1982年的夏日，剛剛辦好退休手續的爸爸像上班一樣，每天準時去一個特別熟悉又特別陌生的地方,那是他每天上班都要路過但一輩子沒進去過的地方:錦州市中級法院。爸爸去法院“上訪”，為的是李自葵案件的平反，昭雪。
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夏到秋，從秋到冬，又從冬到春，爸爸無數次地奔走在那個“神聖”的大門內外，申訴，上交材料，一遍遍地談話，爸爸的執著令我不解：李自葵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直到爸爸終於拿到了那一紙平反文件，我才明白，李自葵早已不在人世，1959年死在了錦州南山監獄。從被打成右派到含冤死去，隻有兩年時間。我第一次聽到爸爸講述李自葵伯伯的故事。
比爸爸大八歲的李自葵伯伯畢業於1930年代的東北大學教育學院數學係，任教於哈爾濱一所中學。因為他讀書時參加過共青團，在日本人對反滿者進行大逮捕時，攜帶妻兒逃到了武漢，在一所中學教書。武漢淪陷後，他經香港輾轉回到了老家新民。隱居新民的李伯伯因患病求治於崇慈醫院而和爸爸相識，結下友情。見多識廣的李伯伯經常講他的見聞，講他的經曆和觀點，告訴爸爸國民黨的腐敗。他曾在暑期帶領學生去向老鄉宣傳抗戰，被國民黨當局製止；南京淪陷前，湯恩伯揚言與南京共存亡，但敵軍未到，他就逃之夭夭了。李伯伯對國民黨失望，寄希望於共產黨。
爸爸和李伯伯的友情改變了他們兩個人的命運。爸爸治好了李伯伯的病後，李伯伯對醫學產生了興趣，三十多歲的李伯伯又考入了滿洲醫科大學，成了醫生。而爸爸則因為結識了李伯伯而關心起國家大事，每天讀報讀書收聽廣播，關心戰爭動向，終於拋家舍業跑到八路軍的根據地，為戰士治病療傷。
爸爸一直認為李伯伯是他的引路人，可是這樣一個思想開明，讚揚過共產黨的李伯伯，卻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關進了監獄，並在兩年後慘死獄中。在他死前的一個星期，他的妻子和子女還去探望過他，當時他沒有任何病,怎麽就突然死了？爸爸的質疑得不到解答。爸爸糾結於李伯伯一事中，無法解脫,那是他最鬱悶、失落的一段時間。
一紙平反證書那麽輕，拿在手裏完全感覺不到它還有分量,可是一個人的生命那麽重，用任何儀器都無法度量。李伯伯的慘死，讓一個完整的家庭破碎，讓他所有的親人失去歡樂，心頭永遠籠罩著無法驅散的霧霾。
爸爸無法釋懷。它也強烈地震撼了我。
嚴父慈父 (2): 憂鬱爸爸
旭子 (2026-04-12 07:32:40) 評論 (1)
第二章 嚴父慈父
2、憂鬱爸爸
想起爸爸，浮現在眼前的總是他笑嗬嗬的麵容，慈眉善目。其實，爸爸也有很多鬱悶的時候，臉上也會布滿烏雲。
我剛剛上小學的時候，一天晚上，下班時間已過了很久，媽媽一個人紅著眼圈回來了，告訴大姨帶我們先吃飯，不用等爸爸了，她頭疼先去躺一會兒。
那晚我很早就上床睡覺了。夜裏,朦朧中聽見從爸爸媽媽臥室隱約傳來爸爸壓抑的哭聲，持續了很久很久。第二天早上，爸爸眼睛腫著，眼珠布滿血絲。我很疑惑，可沒有問爸爸，吃過早飯就懂事地上學去了。
我心裏一直想著爸爸的事，放學後趕緊問姐姐。姐姐告訴我，昨天爸爸是去車站送他的學生。他們被送去農村改造了，因為被定為“右派”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右派”這個詞。後來從媽媽的隻言片語中知道了爸爸媽媽工作的學校有十多個老師和學生成了“右派”，因為全國都開展了一場叫做“反右派”的運動。
我不懂爸爸為什麽那樣傷心。媽媽說，這些右派學生都是聰明有頭腦的人，是有希望成為好醫生的人，當了右派，要被勞動改造，改造到什麽時候無法預料，也許一輩子都做不了好醫生了。媽媽的語氣裏充滿了對右派學生的憐惜和遺憾。
從那時起，我常從爸爸媽媽口中聽到這些右派學生和同事的名字：劉大威，史國平，謝邦彥，徐誌遠……。每次我聽到的都是他們如何有才華，他們現在的處境如何不好。對於兒時的我，“右派”是一個費解的字眼。在爸爸媽媽的口中，它和多才多藝相聯，可在報紙上、廣播裏，它指的是反動透頂，罪不可赦的階級敵人。
六十年代初，在糧食、蔬菜供應最緊張的日子裏，家裏來了一個叫楊興宇的人。他的衣服沾滿了土，臉也很髒，手裏拎了一隻帶洞的草編筐。爸爸說，這是他的高中同學，讓我們叫他楊伯伯。
楊伯伯在我家住了下來，一住就是半年。他每天在家裏看書，不上街，也不去商店，隻在院子裏幫我們種菜、澆水，也和我們打撲克。他總是心事重重的樣子。每天晚上爸爸一下班就和楊伯伯說他們的“悄悄話”，沒完沒了。平時不喝白酒的爸爸，每天都要陪著楊伯伯喝上一小杯酒。
我漸漸弄明白了，楊伯伯是爸爸當年在北京“東北難民子第學校”讀高中時的同班同學，也是新民老鄉。他比爸爸大六歲，本來是蓋平縣第二中學老師，現在成了右派，被開除公職，妻子也帶著孩子離開了他。他居無定所，靠打零工為生，無法吃飽飯，萬般無奈，來投奔爸爸。他打算去黑龍江，希望在那裏靠辛勤勞動吃上飯，安下家。除此之外，想不出還有什麽出路。爸爸還試圖說服楊伯伯再在老家新民等一等，看能不能找到其它出路，但楊伯伯的心已經涼了，去意已決，不想回頭。
半年後，楊伯伯走了，帶著媽媽為他準備的四季服裝、厚厚的被褥和能夠想到的所有生活用品。爸爸陪他去車站前，我們站在院子裏為他送行。楊伯伯挨個摸了摸我們的頭，又站在媽媽麵前，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就流著淚跟在爸爸推著的自行車旁，走了。爸爸沉默著，直到從車站回來，直到晚上，一句話都沒說。
從此，在爸爸媽媽經常念叨的名字中，又增加了一個“楊興宇”。楊伯伯走後，再無音信，不知他落在哪裏，也不知他是否還在，他成了爸爸媽媽一輩子的牽掛。
高健夫伯伯是爸爸媽媽的大學同學，他和應起翔阿姨是和爸爸同在附屬醫院工作的僅有的兩個同學，他的職務是眼科主任。每年，爸爸媽媽和幾位盛京醫大學友:我的叔叔、李德安叔叔、高伯伯和他的妻子劉柏香阿姨都會在我家聚會好幾次。聽他們談話，像是在聽一群風華正茂的大學生談天說地，感覺不到他們已曆經滄桑。他們說起當年的學校生活時，常常提到“十九期”“二十期”“二十二期”一類莫名其妙的字眼。我聽不懂他們的談話內容，可是喜歡看他們那一張張揚溢著青春光彩的臉，聽他們興奮張揚的高談闊論。
1966年夏天，紅色恐怖彌漫。每天晚上爸爸媽媽都在悄聲交談著：哪個同事、同學、朋友又被“揪出來了”，被“專政了”，仿佛隨時會有驚恐的事情發生。一天晚上，爸爸一進屋就趴在了床上，用枕頭蒙住了頭，肩抖動著。我們知道爸爸在痛哭。可是，為什麽？
高健夫伯伯跳樓自殺了！幾天前他被當作“牛鬼蛇神”抓起來，“專政”了，罪名是“特務”。以醫生為職業的高伯伯，搞不懂這是什麽運動，更不知道要被“專政”到何時，羞辱，恐懼包圍了他。被“專政”三天以後，他從被關押的樓上跳了下去,沒有和任何親友告別，高伯伯決然離開了這個世界。
爸爸媽媽和學友們的聚會因高伯伯的死亡而告終。從此，他們不再談校園軼事，不再談校友境況，隻常常把劉柏香阿姨一個人請到家裏來，給她做好吃的飯菜，陪她聊天。我常常在星期日回家的時候遇見劉柏香阿姨，和她一起度過一天。
高伯伯去世四十多年後，住在我家樓上的吳月枝阿姨成了我的忘年交。在附屬醫院當了一輩子護士的她，常給我講那個年代的許多人，許多事。她給我講了高伯伯自殺的經過：那一天，高伯伯對看押他的人說，要上廁所，看押者就在廁所外麵守著。很久還不見高伯伯出來，看押者推門進去，看見高伯伯已經爬上了窗台，就衝上前去抓住他，卻隻抓住了高伯伯的兩隻鞋子。聽吳阿姨講到最後,我的心揪成一團，幾乎要喊出聲來：“高伯伯，你慢一些啊!”
爸爸媽媽離開後，我找到了為紀念校慶八十周年而於1991年出版的精裝版盛京醫科大學簡史。我將爸爸媽媽的両冊送了一冊給高伯伯和劉阿姨的兒子,我的校友高凱。每年我們也會有一兩次相聚，共同懷念我們的父母，追憶那早已逝去的時光。
“李自葵”是我從小熟悉的一個名字，因為爸爸和媽媽談起新民往事時都會提到他。我一直以為他是我們家的一位親友，仍居住在新民老家，但我從未見過他。1982年的夏日，剛剛辦好退休手續的爸爸像上班一樣，每天準時去一個特別熟悉又特別陌生的地方,那是他每天上班都要路過但一輩子沒進去過的地方:錦州市中級法院。爸爸去法院“上訪”，為的是李自葵案件的平反，昭雪。
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夏到秋，從秋到冬，又從冬到春，爸爸無數次地奔走在那個“神聖”的大門內外，申訴，上交材料，一遍遍地談話，爸爸的執著令我不解：李自葵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直到爸爸終於拿到了那一紙平反文件，我才明白，李自葵早已不在人世，1959年死在了錦州南山監獄。從被打成右派到含冤死去，隻有兩年時間。我第一次聽到爸爸講述李自葵伯伯的故事。
比爸爸大八歲的李自葵伯伯畢業於1930年代的東北大學教育學院數學係，任教於哈爾濱一所中學。因為他讀書時參加過共青團，在日本人對反滿者進行大逮捕時，攜帶妻兒逃到了武漢，在一所中學教書。武漢淪陷後，他經香港輾轉回到了老家新民。隱居新民的李伯伯因患病求治於崇慈醫院而和爸爸相識，結下友情。見多識廣的李伯伯經常講他的見聞，講他的經曆和觀點，告訴爸爸國民黨的腐敗。他曾在暑期帶領學生去向老鄉宣傳抗戰，被國民黨當局製止；南京淪陷前，湯恩伯揚言與南京共存亡，但敵軍未到，他就逃之夭夭了。李伯伯對國民黨失望，寄希望於共產黨。
爸爸和李伯伯的友情改變了他們兩個人的命運。爸爸治好了李伯伯的病後，李伯伯對醫學產生了興趣，三十多歲的李伯伯又考入了滿洲醫科大學，成了醫生。而爸爸則因為結識了李伯伯而關心起國家大事，每天讀報讀書收聽廣播，關心戰爭動向，終於拋家舍業跑到八路軍的根據地，為戰士治病療傷。
爸爸一直認為李伯伯是他的引路人，可是這樣一個思想開明，讚揚過共產黨的李伯伯，卻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關進了監獄，並在兩年後慘死獄中。在他死前的一個星期，他的妻子和子女還去探望過他，當時他沒有任何病,怎麽就突然死了？爸爸的質疑得不到解答。爸爸糾結於李伯伯一事中，無法解脫,那是他最鬱悶、失落的一段時間。
一紙平反證書那麽輕，拿在手裏完全感覺不到它還有分量,可是一個人的生命那麽重，用任何儀器都無法度量。李伯伯的慘死，讓一個完整的家庭破碎，讓他所有的親人失去歡樂，心頭永遠籠罩著無法驅散的霧霾。
爸爸無法釋懷。它也強烈地震撼了我。
2、憂鬱爸爸
想起爸爸，浮現在眼前的總是他笑嗬嗬的麵容，慈眉善目。其實，爸爸也有很多鬱悶的時候，臉上也會布滿烏雲。
我剛剛上小學的時候，一天晚上，下班時間已過了很久，媽媽一個人紅著眼圈回來了，告訴大姨帶我們先吃飯，不用等爸爸了，她頭疼先去躺一會兒。
那晚我很早就上床睡覺了。夜裏,朦朧中聽見從爸爸媽媽臥室隱約傳來爸爸壓抑的哭聲，持續了很久很久。第二天早上，爸爸眼睛腫著，眼珠布滿血絲。我很疑惑，可沒有問爸爸，吃過早飯就懂事地上學去了。
我心裏一直想著爸爸的事，放學後趕緊問姐姐。姐姐告訴我，昨天爸爸是去車站送他的學生。他們被送去農村改造了，因為被定為“右派”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右派”這個詞。後來從媽媽的隻言片語中知道了爸爸媽媽工作的學校有十多個老師和學生成了“右派”，因為全國都開展了一場叫做“反右派”的運動。
我不懂爸爸為什麽那樣傷心。媽媽說，這些右派學生都是聰明有頭腦的人，是有希望成為好醫生的人，當了右派，要被勞動改造，改造到什麽時候無法預料，也許一輩子都做不了好醫生了。媽媽的語氣裏充滿了對右派學生的憐惜和遺憾。
從那時起，我常從爸爸媽媽口中聽到這些右派學生和同事的名字：劉大威，史國平，謝邦彥，徐誌遠……。每次我聽到的都是他們如何有才華，他們現在的處境如何不好。對於兒時的我，“右派”是一個費解的字眼。在爸爸媽媽的口中，它和多才多藝相聯，可在報紙上、廣播裏，它指的是反動透頂，罪不可赦的階級敵人。
六十年代初，在糧食、蔬菜供應最緊張的日子裏，家裏來了一個叫楊興宇的人。他的衣服沾滿了土，臉也很髒，手裏拎了一隻帶洞的草編筐。爸爸說，這是他的高中同學，讓我們叫他楊伯伯。
楊伯伯在我家住了下來，一住就是半年。他每天在家裏看書，不上街，也不去商店，隻在院子裏幫我們種菜、澆水，也和我們打撲克。他總是心事重重的樣子。每天晚上爸爸一下班就和楊伯伯說他們的“悄悄話”，沒完沒了。平時不喝白酒的爸爸，每天都要陪著楊伯伯喝上一小杯酒。
我漸漸弄明白了，楊伯伯是爸爸當年在北京“東北難民子第學校”讀高中時的同班同學，也是新民老鄉。他比爸爸大六歲，本來是蓋平縣第二中學老師，現在成了右派，被開除公職，妻子也帶著孩子離開了他。他居無定所，靠打零工為生，無法吃飽飯，萬般無奈，來投奔爸爸。他打算去黑龍江，希望在那裏靠辛勤勞動吃上飯，安下家。除此之外，想不出還有什麽出路。爸爸還試圖說服楊伯伯再在老家新民等一等，看能不能找到其它出路，但楊伯伯的心已經涼了，去意已決，不想回頭。
半年後，楊伯伯走了，帶著媽媽為他準備的四季服裝、厚厚的被褥和能夠想到的所有生活用品。爸爸陪他去車站前，我們站在院子裏為他送行。楊伯伯挨個摸了摸我們的頭，又站在媽媽麵前，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就流著淚跟在爸爸推著的自行車旁，走了。爸爸沉默著，直到從車站回來，直到晚上，一句話都沒說。
從此，在爸爸媽媽經常念叨的名字中，又增加了一個“楊興宇”。楊伯伯走後，再無音信，不知他落在哪裏，也不知他是否還在，他成了爸爸媽媽一輩子的牽掛。
高健夫伯伯是爸爸媽媽的大學同學，他和應起翔阿姨是和爸爸同在附屬醫院工作的僅有的兩個同學，他的職務是眼科主任。每年，爸爸媽媽和幾位盛京醫大學友:我的叔叔、李德安叔叔、高伯伯和他的妻子劉柏香阿姨都會在我家聚會好幾次。聽他們談話，像是在聽一群風華正茂的大學生談天說地，感覺不到他們已曆經滄桑。他們說起當年的學校生活時，常常提到“十九期”“二十期”“二十二期”一類莫名其妙的字眼。我聽不懂他們的談話內容，可是喜歡看他們那一張張揚溢著青春光彩的臉，聽他們興奮張揚的高談闊論。
1966年夏天，紅色恐怖彌漫。每天晚上爸爸媽媽都在悄聲交談著：哪個同事、同學、朋友又被“揪出來了”，被“專政了”，仿佛隨時會有驚恐的事情發生。一天晚上，爸爸一進屋就趴在了床上，用枕頭蒙住了頭，肩抖動著。我們知道爸爸在痛哭。可是，為什麽？
高健夫伯伯跳樓自殺了！幾天前他被當作“牛鬼蛇神”抓起來，“專政”了，罪名是“特務”。以醫生為職業的高伯伯，搞不懂這是什麽運動，更不知道要被“專政”到何時，羞辱，恐懼包圍了他。被“專政”三天以後，他從被關押的樓上跳了下去,沒有和任何親友告別，高伯伯決然離開了這個世界。
爸爸媽媽和學友們的聚會因高伯伯的死亡而告終。從此，他們不再談校園軼事，不再談校友境況，隻常常把劉柏香阿姨一個人請到家裏來，給她做好吃的飯菜，陪她聊天。我常常在星期日回家的時候遇見劉柏香阿姨，和她一起度過一天。
高伯伯去世四十多年後，住在我家樓上的吳月枝阿姨成了我的忘年交。在附屬醫院當了一輩子護士的她，常給我講那個年代的許多人，許多事。她給我講了高伯伯自殺的經過：那一天，高伯伯對看押他的人說，要上廁所，看押者就在廁所外麵守著。很久還不見高伯伯出來，看押者推門進去，看見高伯伯已經爬上了窗台，就衝上前去抓住他，卻隻抓住了高伯伯的兩隻鞋子。聽吳阿姨講到最後,我的心揪成一團，幾乎要喊出聲來：“高伯伯，你慢一些啊!”
爸爸媽媽離開後，我找到了為紀念校慶八十周年而於1991年出版的精裝版盛京醫科大學簡史。我將爸爸媽媽的両冊送了一冊給高伯伯和劉阿姨的兒子,我的校友高凱。每年我們也會有一兩次相聚，共同懷念我們的父母，追憶那早已逝去的時光。
“李自葵”是我從小熟悉的一個名字，因為爸爸和媽媽談起新民往事時都會提到他。我一直以為他是我們家的一位親友，仍居住在新民老家，但我從未見過他。1982年的夏日，剛剛辦好退休手續的爸爸像上班一樣，每天準時去一個特別熟悉又特別陌生的地方,那是他每天上班都要路過但一輩子沒進去過的地方:錦州市中級法院。爸爸去法院“上訪”，為的是李自葵案件的平反，昭雪。
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夏到秋，從秋到冬，又從冬到春，爸爸無數次地奔走在那個“神聖”的大門內外，申訴，上交材料，一遍遍地談話，爸爸的執著令我不解：李自葵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直到爸爸終於拿到了那一紙平反文件，我才明白，李自葵早已不在人世，1959年死在了錦州南山監獄。從被打成右派到含冤死去，隻有兩年時間。我第一次聽到爸爸講述李自葵伯伯的故事。
比爸爸大八歲的李自葵伯伯畢業於1930年代的東北大學教育學院數學係，任教於哈爾濱一所中學。因為他讀書時參加過共青團，在日本人對反滿者進行大逮捕時，攜帶妻兒逃到了武漢，在一所中學教書。武漢淪陷後，他經香港輾轉回到了老家新民。隱居新民的李伯伯因患病求治於崇慈醫院而和爸爸相識，結下友情。見多識廣的李伯伯經常講他的見聞，講他的經曆和觀點，告訴爸爸國民黨的腐敗。他曾在暑期帶領學生去向老鄉宣傳抗戰，被國民黨當局製止；南京淪陷前，湯恩伯揚言與南京共存亡，但敵軍未到，他就逃之夭夭了。李伯伯對國民黨失望，寄希望於共產黨。
爸爸和李伯伯的友情改變了他們兩個人的命運。爸爸治好了李伯伯的病後，李伯伯對醫學產生了興趣，三十多歲的李伯伯又考入了滿洲醫科大學，成了醫生。而爸爸則因為結識了李伯伯而關心起國家大事，每天讀報讀書收聽廣播，關心戰爭動向，終於拋家舍業跑到八路軍的根據地，為戰士治病療傷。
爸爸一直認為李伯伯是他的引路人，可是這樣一個思想開明，讚揚過共產黨的李伯伯，卻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關進了監獄，並在兩年後慘死獄中。在他死前的一個星期，他的妻子和子女還去探望過他，當時他沒有任何病,怎麽就突然死了？爸爸的質疑得不到解答。爸爸糾結於李伯伯一事中，無法解脫,那是他最鬱悶、失落的一段時間。
一紙平反證書那麽輕，拿在手裏完全感覺不到它還有分量,可是一個人的生命那麽重，用任何儀器都無法度量。李伯伯的慘死，讓一個完整的家庭破碎，讓他所有的親人失去歡樂，心頭永遠籠罩著無法驅散的霧霾。
爸爸無法釋懷。它也強烈地震撼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