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嚴父慈父
4、清醒爸爸
六十年代常常呼喊的口號中，有一條特別響亮：“一定要解放台灣！”我們被告知“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人們的警惕性空前提高，隨時準備破獲反革命案件。
有一次,同學中流傳一個驚人的消息：我們用的筆記本封麵圖案藏有反動標語。下課後，我們的腦袋都湊到了一起，研究那個圖案。還沒研究明白，新出售筆記本的封麵已經換成了無圖案的白色,這更使我們確信：肯定有問題。
還有一次，我和小朋友在院子裏打撲克時，突然聽到驚叫：“小王牌的圖案兩邊藏有‘反攻大陸’四個字。”大家搶著那張牌仔細看，越看越像，於是撲克也不打了，開始找各種撲克牌，研究圖案，我們仿佛成了偵察員。
一天中午，我和姐姐去醫學院食堂吃午飯。走在我們前麵的兩個人熱烈交談著，聲音挺大。他們在討論共產主義實現以後，是什麽樣子，一個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能做什麽就做什麽，需要什麽就拿什麽。另一個說，階級消滅了，政黨也就消亡了，共產黨也不需要存在了。
什麽？要取消共產黨？我和姐姐覺得這兩個人很可疑,就跟蹤他們,直到他們走進了醫學院學生食堂。午餐桌上,我們告訴爸爸剛剛聽到的對話和我們的懷疑。爸爸聽了哈哈大笑：“他們說的沒有錯。”他解釋說，共產主義是一個理想，是世界大同。到那時候，連國家都沒有了，政黨當然也就不存在了。不過,那是很遙遠的事，我們現在搞不明白，很多大人也搞不明白，它隻是一個設想，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誰也沒經曆過。
我們告訴爸爸最近發生的筆記本和撲克牌的事，爸爸告訴我們：“你們是小孩子，要做你們該做的事。如果到處是敵人，那真是‘草木皆兵’了。”
我讀初一時,老師要我們寫一篇作文，題目是《我的家史》。這可難壞了我，要寫家史，就要涉及爺爺、大伯父，可他們是地主，那這家史不就是一部剝削史嗎？作為他們的後代，如果我的語言不夠犀利，態度不夠鮮明，那不是說明我的階級立場有問題嗎？
那時候，我真羨慕那些工人、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孩子。不管是在報紙上、廣播裏，還是參加“憶苦思甜”報告會，聽到的都是苦大仇深的勞動人民在控訴，控訴“萬惡的舊社會”,控訴地主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迫”，那真是“字字血，聲聲淚”啊。那種對舊社會、對壓迫階級的刻骨仇恨是他們“階級覺悟”的基礎。我也好想有這樣的覺悟，好想提起舊社會就恨得咬牙根,最希望我的爸爸媽媽也能一說到舊社會就痛哭失聲，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可是我的幻想被爸爸打破了。
好容易抓到稍有空閑的爸爸,就讓他給我講爺爺和大伯父是怎麽剝削壓迫貧下中農的，爸爸卻完全跟不上我的思路，迷惑不解的說：“怎麽壓迫啊,平時隻雇一兩個長工,還管吃管住。”我問：“那是不是像周扒皮一樣讓雇工們起五更爬半夜的幹活還不給吃飽飯呢？”爸爸說，每天都給雇工們做幹飯，管夠吃，農忙時還要殺豬的。倒是我大伯父自己太節儉，平時一塊豆腐都要切成四半，每頓隻吃一小塊。我問：“那是因為他不幹活，遊手好閑吧？”爸爸有些生氣地說：“你大伯父是莊稼院裏的一把好手，所有的活計他都是最能幹的。他一年到頭都是在地裏幹活，從來不閑著。”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地主還會幹活，而且幹得好。我困惑地望著爸爸：“那為什麽貧下中農沒有土地，爺爺和大伯父卻有那麽多土地呢？不剝削窮人他的地是怎麽來的呢？”爸爸告訴我，地不是搶來的，是一點點買來的，是用爺爺辛苦勞動一輩子一點點攢的錢買來的。
我還想從爸爸口裏“挖”出一點“有價值”的材料。爸爸卻又告訴我，在遼河發水的時候，在饑荒年代，爺爺和大伯父都會把囤積的糧食拿出來，分發給沒有糧吃的農民，還開粥棚，無償提供給沒有飯吃的人。我想起政治教科書上關於這類事情的描寫，稱開粥棚向受災難民“施舍”糧食的富人為“假善人”，那麽爺爺、大伯父是不是假善人呢？因為在那時的教育詞典裏，“善人”都是和“假”聯係起來的。我們從沒有聽過“慈善”、“公益”一類詞匯，因為這些都屬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是被排斥的。
爸爸的講述使我很失望，不知道這個家史該怎麽寫。我想起少年英雄劉文學被地主家狗咬的事，就問爸爸爺爺家有沒有狗，咬沒咬過窮人；想起胡萬春的小說，又問爺爺給沒給大伯父娶過童養媳。我讓爸爸開動腦筋，想想他家的人有沒有和窮人打過架。爸爸苦思苦想終於想到了有一次四、五歲的叔叔和小朋友在河裏洗澡時，和一個孩子吵了架。我趕緊問：“爺爺是不是袒護叔叔打了那個孩子？”爸爸淡淡地說，爺爺訓斥了叔叔，也說了那個孩子幾句。我趕緊抓住爸爸問,那個孩子家是貧農嗎？爸爸說，他爸爸是爺爺家的長工。我鬆了一口氣，終於可以利用這一句話大做文章了。我的作文寫的很糟糕，是我寫過的最吃力也最不能稱作作文的東西，我連看一遍的勇氣都沒有，就交了上去。
從此，我心裏就有了很多疑惑。兩年以後，文革爆發，我們姐弟三人不再上課，我和姐姐也不再讀小說，因為我能叫得出名字的作家都成了“黑幫”，看過的小說都成了“毒草”。每個人拿在手裏的隻有一本“小紅書”了。
一天，家裏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我隻在照片上見過的大娘。近七十多歲的大娘為什麽在這個時候一個人來我家，大伯父為什麽沒有一塊來？我從爸爸媽媽的神色中隱約感到大伯父遇到了麻煩。
大娘住進了我和姐姐的房間。她每天都很早起床，穿得整整齊齊，幹幹淨淨。她總是靜靜地呆在家裏，不上街，也不逛商店。每天晚飯後，爸爸媽媽都會陪她聊天。爸爸關注地詢問大娘家裏發生的每一件小事和每一個子女的狀況。
我和姐姐都沒有和大娘聊天，也不知道能和她聊什麽。有一天，我發現了一個秘密：大娘的枕頭底下放著一本書,是我從未見過的書，書皮很舊，隻有兩個繁體字，裏麵也全是豎行繁體字，密密麻麻，看不清寫的是什麽。經過反複研究，我確認那是一本叫“聖經”的書。我突然提高了警惕，大娘為什麽藏著這麽一本“四舊”書呢？我還發現大娘每天早上坐在床上口裏念念有詞地念叨什麽，樣子有些古怪。姐姐說，那是念聖經，在祈禱。奶奶也是這樣每天祈禱的，隻是我當時太小，還不懂。
我告訴爸爸，大娘在讀封資修的聖經，還把它藏在枕頭下,天天念,太反動了。應該給她一本領袖語錄，而把那本舊書燒掉。想不到爸爸對這些都知道。他翻了翻那本書，告訴我，大娘是基督教徒，讀聖經是她的信仰，而信仰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不要管她，讓她去讀吧。大娘在我家住了一個多月，可我對她的世界幾乎一無所知。
二十年後，我第一次翻閱了《聖經》。我想起了奶奶，也想起了大娘。我感到遺憾。為什麽當初沒有看看大娘的那本書？沒有和她聊一聊她為什麽信仰基督？為什麽沒有搞清楚她的所思所想所做都是為了什麽？她本來可以成為我的一個老師，可是我錯過了求知的機會。那一個多月的相處，是我和大娘一生中僅有的一次相遇。
四十年後，當我回顧一生走過的路，特別想了解自己的父母，了解所有的親屬，了解我們這個家族的曆史的時候，已經找不到一個可以告訴我這一切的親人了。人生就是這樣充滿遺憾。
嚴父慈父 (4): 清醒爸爸
旭子 (2026-04-18 07:55:11) 評論 (4)
第二章 嚴父慈父
4、清醒爸爸
六十年代常常呼喊的口號中，有一條特別響亮：“一定要解放台灣！”我們被告知“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人們的警惕性空前提高，隨時準備破獲反革命案件。
有一次,同學中流傳一個驚人的消息：我們用的筆記本封麵圖案藏有反動標語。下課後，我們的腦袋都湊到了一起，研究那個圖案。還沒研究明白，新出售筆記本的封麵已經換成了無圖案的白色,這更使我們確信：肯定有問題。
還有一次，我和小朋友在院子裏打撲克時，突然聽到驚叫：“小王牌的圖案兩邊藏有‘反攻大陸’四個字。”大家搶著那張牌仔細看，越看越像，於是撲克也不打了，開始找各種撲克牌，研究圖案，我們仿佛成了偵察員。
一天中午，我和姐姐去醫學院食堂吃午飯。走在我們前麵的兩個人熱烈交談著，聲音挺大。他們在討論共產主義實現以後，是什麽樣子，一個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能做什麽就做什麽，需要什麽就拿什麽。另一個說，階級消滅了，政黨也就消亡了，共產黨也不需要存在了。
什麽？要取消共產黨？我和姐姐覺得這兩個人很可疑,就跟蹤他們,直到他們走進了醫學院學生食堂。午餐桌上,我們告訴爸爸剛剛聽到的對話和我們的懷疑。爸爸聽了哈哈大笑：“他們說的沒有錯。”他解釋說，共產主義是一個理想，是世界大同。到那時候，連國家都沒有了，政黨當然也就不存在了。不過,那是很遙遠的事，我們現在搞不明白，很多大人也搞不明白，它隻是一個設想，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誰也沒經曆過。
我們告訴爸爸最近發生的筆記本和撲克牌的事，爸爸告訴我們：“你們是小孩子，要做你們該做的事。如果到處是敵人，那真是‘草木皆兵’了。”
我讀初一時,老師要我們寫一篇作文，題目是《我的家史》。這可難壞了我，要寫家史，就要涉及爺爺、大伯父，可他們是地主，那這家史不就是一部剝削史嗎？作為他們的後代，如果我的語言不夠犀利，態度不夠鮮明，那不是說明我的階級立場有問題嗎？
那時候，我真羨慕那些工人、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孩子。不管是在報紙上、廣播裏，還是參加“憶苦思甜”報告會，聽到的都是苦大仇深的勞動人民在控訴，控訴“萬惡的舊社會”,控訴地主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迫”，那真是“字字血，聲聲淚”啊。那種對舊社會、對壓迫階級的刻骨仇恨是他們“階級覺悟”的基礎。我也好想有這樣的覺悟，好想提起舊社會就恨得咬牙根,最希望我的爸爸媽媽也能一說到舊社會就痛哭失聲，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可是我的幻想被爸爸打破了。
好容易抓到稍有空閑的爸爸,就讓他給我講爺爺和大伯父是怎麽剝削壓迫貧下中農的，爸爸卻完全跟不上我的思路，迷惑不解的說：“怎麽壓迫啊,平時隻雇一兩個長工,還管吃管住。”我問：“那是不是像周扒皮一樣讓雇工們起五更爬半夜的幹活還不給吃飽飯呢？”爸爸說，每天都給雇工們做幹飯，管夠吃，農忙時還要殺豬的。倒是我大伯父自己太節儉，平時一塊豆腐都要切成四半，每頓隻吃一小塊。我問：“那是因為他不幹活，遊手好閑吧？”爸爸有些生氣地說：“你大伯父是莊稼院裏的一把好手，所有的活計他都是最能幹的。他一年到頭都是在地裏幹活，從來不閑著。”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地主還會幹活，而且幹得好。我困惑地望著爸爸：“那為什麽貧下中農沒有土地，爺爺和大伯父卻有那麽多土地呢？不剝削窮人他的地是怎麽來的呢？”爸爸告訴我，地不是搶來的，是一點點買來的，是用爺爺辛苦勞動一輩子一點點攢的錢買來的。
我還想從爸爸口裏“挖”出一點“有價值”的材料。爸爸卻又告訴我，在遼河發水的時候，在饑荒年代，爺爺和大伯父都會把囤積的糧食拿出來，分發給沒有糧吃的農民，還開粥棚，無償提供給沒有飯吃的人。我想起政治教科書上關於這類事情的描寫，稱開粥棚向受災難民“施舍”糧食的富人為“假善人”，那麽爺爺、大伯父是不是假善人呢？因為在那時的教育詞典裏，“善人”都是和“假”聯係起來的。我們從沒有聽過“慈善”、“公益”一類詞匯，因為這些都屬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是被排斥的。
爸爸的講述使我很失望，不知道這個家史該怎麽寫。我想起少年英雄劉文學被地主家狗咬的事，就問爸爸爺爺家有沒有狗，咬沒咬過窮人；想起胡萬春的小說，又問爺爺給沒給大伯父娶過童養媳。我讓爸爸開動腦筋，想想他家的人有沒有和窮人打過架。爸爸苦思苦想終於想到了有一次四、五歲的叔叔和小朋友在河裏洗澡時，和一個孩子吵了架。我趕緊問：“爺爺是不是袒護叔叔打了那個孩子？”爸爸淡淡地說，爺爺訓斥了叔叔，也說了那個孩子幾句。我趕緊抓住爸爸問,那個孩子家是貧農嗎？爸爸說，他爸爸是爺爺家的長工。我鬆了一口氣，終於可以利用這一句話大做文章了。我的作文寫的很糟糕，是我寫過的最吃力也最不能稱作作文的東西，我連看一遍的勇氣都沒有，就交了上去。
從此，我心裏就有了很多疑惑。兩年以後，文革爆發，我們姐弟三人不再上課，我和姐姐也不再讀小說，因為我能叫得出名字的作家都成了“黑幫”，看過的小說都成了“毒草”。每個人拿在手裏的隻有一本“小紅書”了。
一天，家裏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我隻在照片上見過的大娘。近七十多歲的大娘為什麽在這個時候一個人來我家，大伯父為什麽沒有一塊來？我從爸爸媽媽的神色中隱約感到大伯父遇到了麻煩。
大娘住進了我和姐姐的房間。她每天都很早起床，穿得整整齊齊，幹幹淨淨。她總是靜靜地呆在家裏，不上街，也不逛商店。每天晚飯後，爸爸媽媽都會陪她聊天。爸爸關注地詢問大娘家裏發生的每一件小事和每一個子女的狀況。
我和姐姐都沒有和大娘聊天，也不知道能和她聊什麽。有一天，我發現了一個秘密：大娘的枕頭底下放著一本書,是我從未見過的書，書皮很舊，隻有兩個繁體字，裏麵也全是豎行繁體字，密密麻麻，看不清寫的是什麽。經過反複研究，我確認那是一本叫“聖經”的書。我突然提高了警惕，大娘為什麽藏著這麽一本“四舊”書呢？我還發現大娘每天早上坐在床上口裏念念有詞地念叨什麽，樣子有些古怪。姐姐說，那是念聖經，在祈禱。奶奶也是這樣每天祈禱的，隻是我當時太小，還不懂。
我告訴爸爸，大娘在讀封資修的聖經，還把它藏在枕頭下,天天念,太反動了。應該給她一本領袖語錄，而把那本舊書燒掉。想不到爸爸對這些都知道。他翻了翻那本書，告訴我，大娘是基督教徒，讀聖經是她的信仰，而信仰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不要管她，讓她去讀吧。大娘在我家住了一個多月，可我對她的世界幾乎一無所知。
二十年後，我第一次翻閱了《聖經》。我想起了奶奶，也想起了大娘。我感到遺憾。為什麽當初沒有看看大娘的那本書？沒有和她聊一聊她為什麽信仰基督？為什麽沒有搞清楚她的所思所想所做都是為了什麽？她本來可以成為我的一個老師，可是我錯過了求知的機會。那一個多月的相處，是我和大娘一生中僅有的一次相遇。
四十年後，當我回顧一生走過的路，特別想了解自己的父母，了解所有的親屬，了解我們這個家族的曆史的時候，已經找不到一個可以告訴我這一切的親人了。人生就是這樣充滿遺憾。
4、清醒爸爸
六十年代常常呼喊的口號中，有一條特別響亮：“一定要解放台灣！”我們被告知“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人們的警惕性空前提高，隨時準備破獲反革命案件。
有一次,同學中流傳一個驚人的消息：我們用的筆記本封麵圖案藏有反動標語。下課後，我們的腦袋都湊到了一起，研究那個圖案。還沒研究明白，新出售筆記本的封麵已經換成了無圖案的白色,這更使我們確信：肯定有問題。
還有一次，我和小朋友在院子裏打撲克時，突然聽到驚叫：“小王牌的圖案兩邊藏有‘反攻大陸’四個字。”大家搶著那張牌仔細看，越看越像，於是撲克也不打了，開始找各種撲克牌，研究圖案，我們仿佛成了偵察員。
一天中午，我和姐姐去醫學院食堂吃午飯。走在我們前麵的兩個人熱烈交談著，聲音挺大。他們在討論共產主義實現以後，是什麽樣子，一個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能做什麽就做什麽，需要什麽就拿什麽。另一個說，階級消滅了，政黨也就消亡了，共產黨也不需要存在了。
什麽？要取消共產黨？我和姐姐覺得這兩個人很可疑,就跟蹤他們,直到他們走進了醫學院學生食堂。午餐桌上,我們告訴爸爸剛剛聽到的對話和我們的懷疑。爸爸聽了哈哈大笑：“他們說的沒有錯。”他解釋說，共產主義是一個理想，是世界大同。到那時候，連國家都沒有了，政黨當然也就不存在了。不過,那是很遙遠的事，我們現在搞不明白，很多大人也搞不明白，它隻是一個設想，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誰也沒經曆過。
我們告訴爸爸最近發生的筆記本和撲克牌的事，爸爸告訴我們：“你們是小孩子，要做你們該做的事。如果到處是敵人，那真是‘草木皆兵’了。”
我讀初一時,老師要我們寫一篇作文，題目是《我的家史》。這可難壞了我，要寫家史，就要涉及爺爺、大伯父，可他們是地主，那這家史不就是一部剝削史嗎？作為他們的後代，如果我的語言不夠犀利，態度不夠鮮明，那不是說明我的階級立場有問題嗎？
那時候，我真羨慕那些工人、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孩子。不管是在報紙上、廣播裏，還是參加“憶苦思甜”報告會，聽到的都是苦大仇深的勞動人民在控訴，控訴“萬惡的舊社會”,控訴地主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迫”，那真是“字字血，聲聲淚”啊。那種對舊社會、對壓迫階級的刻骨仇恨是他們“階級覺悟”的基礎。我也好想有這樣的覺悟，好想提起舊社會就恨得咬牙根,最希望我的爸爸媽媽也能一說到舊社會就痛哭失聲，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可是我的幻想被爸爸打破了。
好容易抓到稍有空閑的爸爸,就讓他給我講爺爺和大伯父是怎麽剝削壓迫貧下中農的，爸爸卻完全跟不上我的思路，迷惑不解的說：“怎麽壓迫啊,平時隻雇一兩個長工,還管吃管住。”我問：“那是不是像周扒皮一樣讓雇工們起五更爬半夜的幹活還不給吃飽飯呢？”爸爸說，每天都給雇工們做幹飯，管夠吃，農忙時還要殺豬的。倒是我大伯父自己太節儉，平時一塊豆腐都要切成四半，每頓隻吃一小塊。我問：“那是因為他不幹活，遊手好閑吧？”爸爸有些生氣地說：“你大伯父是莊稼院裏的一把好手，所有的活計他都是最能幹的。他一年到頭都是在地裏幹活，從來不閑著。”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地主還會幹活，而且幹得好。我困惑地望著爸爸：“那為什麽貧下中農沒有土地，爺爺和大伯父卻有那麽多土地呢？不剝削窮人他的地是怎麽來的呢？”爸爸告訴我，地不是搶來的，是一點點買來的，是用爺爺辛苦勞動一輩子一點點攢的錢買來的。
我還想從爸爸口裏“挖”出一點“有價值”的材料。爸爸卻又告訴我，在遼河發水的時候，在饑荒年代，爺爺和大伯父都會把囤積的糧食拿出來，分發給沒有糧吃的農民，還開粥棚，無償提供給沒有飯吃的人。我想起政治教科書上關於這類事情的描寫，稱開粥棚向受災難民“施舍”糧食的富人為“假善人”，那麽爺爺、大伯父是不是假善人呢？因為在那時的教育詞典裏，“善人”都是和“假”聯係起來的。我們從沒有聽過“慈善”、“公益”一類詞匯，因為這些都屬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是被排斥的。
爸爸的講述使我很失望，不知道這個家史該怎麽寫。我想起少年英雄劉文學被地主家狗咬的事，就問爸爸爺爺家有沒有狗，咬沒咬過窮人；想起胡萬春的小說，又問爺爺給沒給大伯父娶過童養媳。我讓爸爸開動腦筋，想想他家的人有沒有和窮人打過架。爸爸苦思苦想終於想到了有一次四、五歲的叔叔和小朋友在河裏洗澡時，和一個孩子吵了架。我趕緊問：“爺爺是不是袒護叔叔打了那個孩子？”爸爸淡淡地說，爺爺訓斥了叔叔，也說了那個孩子幾句。我趕緊抓住爸爸問,那個孩子家是貧農嗎？爸爸說，他爸爸是爺爺家的長工。我鬆了一口氣，終於可以利用這一句話大做文章了。我的作文寫的很糟糕，是我寫過的最吃力也最不能稱作作文的東西，我連看一遍的勇氣都沒有，就交了上去。
從此，我心裏就有了很多疑惑。兩年以後，文革爆發，我們姐弟三人不再上課，我和姐姐也不再讀小說，因為我能叫得出名字的作家都成了“黑幫”，看過的小說都成了“毒草”。每個人拿在手裏的隻有一本“小紅書”了。
一天，家裏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我隻在照片上見過的大娘。近七十多歲的大娘為什麽在這個時候一個人來我家，大伯父為什麽沒有一塊來？我從爸爸媽媽的神色中隱約感到大伯父遇到了麻煩。
大娘住進了我和姐姐的房間。她每天都很早起床，穿得整整齊齊，幹幹淨淨。她總是靜靜地呆在家裏，不上街，也不逛商店。每天晚飯後，爸爸媽媽都會陪她聊天。爸爸關注地詢問大娘家裏發生的每一件小事和每一個子女的狀況。
我和姐姐都沒有和大娘聊天，也不知道能和她聊什麽。有一天，我發現了一個秘密：大娘的枕頭底下放著一本書,是我從未見過的書，書皮很舊，隻有兩個繁體字，裏麵也全是豎行繁體字，密密麻麻，看不清寫的是什麽。經過反複研究，我確認那是一本叫“聖經”的書。我突然提高了警惕，大娘為什麽藏著這麽一本“四舊”書呢？我還發現大娘每天早上坐在床上口裏念念有詞地念叨什麽，樣子有些古怪。姐姐說，那是念聖經，在祈禱。奶奶也是這樣每天祈禱的，隻是我當時太小，還不懂。
我告訴爸爸，大娘在讀封資修的聖經，還把它藏在枕頭下,天天念,太反動了。應該給她一本領袖語錄，而把那本舊書燒掉。想不到爸爸對這些都知道。他翻了翻那本書，告訴我，大娘是基督教徒，讀聖經是她的信仰，而信仰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不要管她，讓她去讀吧。大娘在我家住了一個多月，可我對她的世界幾乎一無所知。
二十年後，我第一次翻閱了《聖經》。我想起了奶奶，也想起了大娘。我感到遺憾。為什麽當初沒有看看大娘的那本書？沒有和她聊一聊她為什麽信仰基督？為什麽沒有搞清楚她的所思所想所做都是為了什麽？她本來可以成為我的一個老師，可是我錯過了求知的機會。那一個多月的相處，是我和大娘一生中僅有的一次相遇。
四十年後，當我回顧一生走過的路，特別想了解自己的父母，了解所有的親屬，了解我們這個家族的曆史的時候，已經找不到一個可以告訴我這一切的親人了。人生就是這樣充滿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