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天堂入地下
（三）
蔡錚
（《即將分崩離析的美國》導章）
這裏要說樁小事。比較中美不同社會階層，我倚重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家庭收入數據，那麽這個“收入”的定義就很關鍵。我發現美國人口普查局關於“收入”的定義自相矛盾。它第一段說這是稅前收入，第三段又說：“我們推導出些方法來係統地去除聯邦稅、州稅”。去掉聯邦稅、州稅那就是純收入，純收入跟稅前收入不能混為一談。如果是個別特殊情況也行,但你去掉聯邦稅、州稅的標準是什麽？你給舉個例子啊。是不是富人稅前收入太高了,怕他們的收入帶偏高層收入，算他們收入時隻算他們的純收入？我找遍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問答頁也沒見他們解釋。我比較閑，就給美國人口普查局寫了個信,自封了個社會學家的頭銜，暗示我是個大學教授，說你們這個“收入”的定義前後矛盾，請解釋一下你們用什麽標準去除“聯邦稅、州稅”，給我些例子，好讓我對學生講明這問題。我不能說我是紅安柏樹崗村袁家壪一農民，說了他們多半不會理我。我知道美國人口普查局混飯吃的人最怕社會學家，因為他們多半是社會學教授的徒子徒孫，人口普查局的好些個主任都是社會學出身，比如布什時期、奧巴馬時期的局長都是；人口普查局有學數學的、學統計的、學經濟的、學政治的，但那些人沒有社會學做指導就是瞎子抓螃蟹，不知從何下手。我知道怎麽嚇唬他們，所以自稱社會學家。我那信顯然引起了他們足夠的重視，那信馬上由人口普查局的小頭轉到大頭，大頭滿局子找人回答我。還蠻快，第二天就有人答複我了。這人非常客氣地說了一大堆，最後說那個定義過時了，得更新；隔天就把我指出的那段自相矛盾的話給刪了。我就想：這個“收入”定義在那兒不知幾生幾世，成千上萬的社會學者、人口學家、經濟學者、政治學者甚至小報記者都依據人口普查局的收入數字來說事、寫文章，就沒人發現它那個定義有紕漏？
我靠搞數據分析混飯吃混了七八年，也知道人口普查局搞出個具體數據來很難，因為數據統計有多少個數字就有多少個問題，最後還是得搞統計的幾個人商量著做個了斷，不然就什麽數據都搞不出來。那個了斷的細節不說為佳，說起來沒完沒了。
所以我這個按購買力比價推算的中美家庭收入之比隻能作個參考。收入購買力相當的不一定意味著生活水平就相等。因為中國部分家庭年收入按購買力算趨近美國家庭還是近幾年的事，而美國人有上百年的積累。
1995年美國最底層20％家庭的平均收入換算成中國的購買力，相當於當時的2.266萬人民幣，即月家庭收入為1900塊（見表9.2B），這一階層的年收入上限按購買力算相當中國的3萬9千元（見表9.1B），即是月收入3250塊。中國當時大概不足百分之十的家庭能達到這個收入水平。冷先生一家月收入大概就在600塊左右。
對比中美兩國人民的生活，需要了解中美兩國二十五年來的消長情況（表9.4）。1995年，美國GPD為中國的十倍多，人均GDP為中國的47倍。2020年，美國GDP為中國的1.4倍，人均六倍多；按購買力算，2020年美國的人均GDP為中國的3.7倍。這就是25年來中國國家快速上浮帶來的變化。發電量是一國工業生產和居民生活的重要指標，中國1995年發電量才接近美國1965年的發電量。中國2010年發電量為4.19萬億度，超過美國4.13萬億度; 中國2020年發電量即為美國的1.9倍。中國發電量的迅速增加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因為發電、輸電、用電牽涉麵廣大。2021年中國電力供應短缺正說明中國的電力需求強勁；從發展角度看，最怕的是電力需求飽和。
九一年八月底我到武漢上研究生，我住的寢室就像個火爐。我端盆水潑水泥地上，寢室馬上變成蒸籠，那水一會兒就沒了；蒸籠比烤爐好受點，所以我不斷往寢室地上澆水。到美國來後才發現有桑拿，我也去試一下，見那裏頭的人都熱汗淋漓，熱得啊啊張口喘氣。我這才發現武漢人民夏天都在享受免費桑拿。但武漢人民受夠了免費桑拿，想要空調。九十年代裝空調對絕大多數武漢人來說是夢想。你有錢還不行，還得夠級別；那時大學規定隻有教授家才能裝空調。為什麽？沒電。九一年中國發電量不到七千億度，而美國是三萬億度。如今我紅安老家小村多半家庭都裝了空調。
我們可以用“國家社會浮動指數”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實時變化。這個指數是我創造的。以後各種社會學新概念都得由中國人創造。這個“國家社會浮動指數”的英文或許該是“National Social Flotation Index”，到底叫什麽，那是英語國家學者的事。因為“Flotation”還不能精確表述“浮動”之意，因為“ Flotation”可能有位移，而“浮動”更傾向於方位固定的上下波動，至少我在此把它定義為隻是上下波動。這個“國家社會浮動指數”不同於現存的“全球社會流動指數”（“ 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 全球社會流動指數”衡量的是一國國民的代際社會流動，而談到以國家為單位的社會變化，用“流動”、“變遷”（“Mobility”）是不合適的。在談到人或人群的社會地位變化，可用流動或變遷，因為有時人在地理方位上的遷徙就能達成社會地位的變遷，往往社會地位的變遷與其居住地的變遷相聯。一個中國農民到了城裏，他就實現了社會變遷，而一個農村青年上大學離開農村，畢業後他在別地找到了工作，雖然他的社會變遷是由教育達成的，但與這變遷同步的也有他居住地的變動。在談到一個國家的社會變遷，用“浮動”比較合適。“浮動”強調的是上下變動而非地理位置的變遷。浮動是永恒的，沒有靜止, 要麽上，要麽下，它是一個國家在其相對穩定的地理位置上自己跟自己比。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的第一變量該是經濟的實質發展，在此基礎上再添其他變量。國家社會浮動指數可以這麽定：基數分為50，正分50，負分50；最低分為0，最高分為100。所有定量皆為可計量的實在數據（即民調等意識形態的東西不能作為變量）。每個國家根據其去年與前年的數據對比來按指數標準打分。變量大致可分為經濟、安全、國民居住狀況、醫療保健、飲食、交通、教育、體育娛樂、環境、文化等。比如，可以這麽打分：經濟類5分，分五項，各一分：GDP，國民總體收入，最底層10％收入占比，最底層20％收入占比，國民儲蓄等，GDP增長即得0.5分；增長2%得0.1分，增長10% 再得0.5分（滿分），國民總體收入增加則得0.5分，國民總收人增加10%再得0.5分；國民最底層10%實際收入占比增長，得0.5分，增長5％得0.5分；負增長和國民收入減少則得負分。安全類的變量可為凶殺數、搶劫案數、一般犯罪數、監獄關押人數、訴訟數等，上列各類數字增加得負分，減少則得分（體現中國無訟無獄的最高治理原則）；醫療保健可把每年自殺人數、流行病死亡人數、嬰兒死亡人數、國民體質狀況、人均壽命等列為變量，自殺、病死的人口比增加則得負分，國民體質、人均壽命提高則得分。分數越高，上浮越快。國家上浮就是一個國家發展導致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和生活質量的同步提高。與國家上浮相對的是國家下沉，再細分就是快速上浮和快速下沉。初步估算美國過去20年得分都不會很高。過去二十年美國最底層20%收入持續下降，超重的人越來越多，人民體質持續下降；去年與前年相比，凶殺、自殺明顯增加；一場流行病使得去年比前年多病死三十多萬，今年又會比去年多死上十萬。
這裏要說說那個全球社會流動指數（“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它那個名叫得好, “全球的”，搞出來的前十名全是些巴掌大的白人小國，沒聽說過這些國家發生了什麽大的社會流動, 因為這些國家人民的狀況一直就不錯。這個指數更多的是反應了世界的固定狀態。
過去四十年，中國的社會上浮幅度是最大的，人們的社會流動也是最大的；中國人民的社會流動不說排全球第一，至少該排在前十，但2021年中國在那個“全球社會流動指數”上排到第四十幾。越南經濟也是飛速發展，國民的社會流動也是巨大的，但它排到五十名以外。非洲很多國家的上浮也很大，這帶動的社會流動也必然很大，但在前五十名裏都不見蹤影。所以這個“全球社會流動指數”有點名不正，因為它沒有反應國家社會的變動狀態。有時白人就愛搞些“全球的”的“健美”評比，它搞一堆變量，其中主要的變量就是“白”“黑”度，“白”得分，“黑”減分，他們用一串“科學”的評測方法，評來比去就把自己給比上去了。這是問題。
聯合國有一個“人類發展指數”，它根據世界各國國民出生時的平均壽命，國民的受教育年限（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預期受教育年限）、人均國民總收入三項指標打分，將世界各國分成四組。它也隻是反映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固定狀態輪廓而沒有反應國家社會的實時發展變化狀態。
衡量一國的社會實時變動，我這個“國家社會浮動指數”比較實在。這個指數清楚展現國家的上浮下沉幅度。有了這個“國家社會浮動指數”，一個國家長期的社會浮動情況可據其每年得分一目了然；不同國家的上浮下沉狀態也會一目了然。
中國過去二十五年來的整體社會上浮幅度很大。2020年中國國民總收入按購買力算估計為23萬億（少於GDP的24萬億），如果中國頂層50%的家庭收入為全民收入的65％（美國頂層40％的家庭擁有75％的全民收入，見表9.3），那麽前50%的家庭有近15萬億的總收入，由此可推知中國前50%的家庭收入的購買力跟美國底層50%的相當，因為美國底層40％家庭隻擁有全美收入的11％，美國中間層（40％－60％）隻擁有全部收入的14％（表9.3），可推知美國底層40％－50％區間的家庭的收入當占所有家庭收入的6％左右，則美國底層50％的收入約為全民收入的17％，即3.5萬億美元（美國2020年全民個人收入為19.68萬億美元）。中國頂層50％如擁有相當於15萬億美元購買力的收入，中國人口約為美國4.2倍，則中國前50％的家庭總收入按購買力算已超過美國底層50％家庭的總收入，如表9.5所示。
冷 先生的悲劇在哪裏呢？他95年估計月入400元人民幣，一年工資約為5000元。他太太如有收入，月入當不會過200元，他全家全年收入不過8000元，換算成美金不足1000，按購買力算也就3000美金，與美國最底層20%家庭的收入相去甚遠。1995年美國最底層20%家庭的平均收入為8345塊，合人民幣7萬塊，相當於人民幣22600元的購買力（表9.2B）。當時美金在中國是硬通貨，大家並不把美金打折70%來算其購買力。95年冷先生到紐約打黑工一月掙的錢比他在國內一年掙的多,所以他黑在美國在當時是個不錯的選擇。
如冷先生呆在中國，到2020年，估計他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左右）加他妻子的退休金（每月2000元），家庭年收入當在8萬元以上。紐約法拉盛唐人街我常去。那裏跟我們紅安縣城差不多，但老相點。那裏華人開的旅館便宜時三四十美元一夜，地下室一夜二十塊。附近民宿一夜也就五十來塊。估計冷先生一家三口住的地下室月租金400美金左右，加電費、水費也就五六百塊（問過法拉盛的居民，據說2021年正經的兩室一廳的地下室月租金需一千美金）。他在紐約租房一年約需五千美金，合人民幣三萬元。因為他在武漢有房，則他們在武漢的收入加上這三萬，其家庭收入實際購買力當在11萬以上(美國底層20%家庭的收入上限在中國的購買力相當於11.3萬人民幣，見表9.1B）。中國家庭如果已有分得的房子或房子已付清，則比與他們購買力相近而沒付清房貸的美國家庭的可支配收人多。美國家庭房子付清的比例為40％。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冷先生在武漢的生活水平在美國底層20％之上。
另一角度看，冷老鄉如呆在武漢，估計他的家庭收入在中國前40%內，與美國相比，也該在美國底層20%家庭之上，生活質量也遠在美國底層20%之上，起碼他在武漢坐公交是免費的；但在九五年中國頂層20%家庭的收入大概隻相當於美國最底層的20%（表9.5）。那時中國人都沒想到會隨著國家的上浮而能跟美國人的生活比，當初拿50美金月工資的冷先生決不會想到他26年後的退休金按美元算會翻十幾倍。
（選自《即將分崩離析的美國》, 待續）
（三）
蔡錚
（《即將分崩離析的美國》導章）
這裏要說樁小事。比較中美不同社會階層，我倚重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家庭收入數據，那麽這個“收入”的定義就很關鍵。我發現美國人口普查局關於“收入”的定義自相矛盾。它第一段說這是稅前收入，第三段又說：“我們推導出些方法來係統地去除聯邦稅、州稅”。去掉聯邦稅、州稅那就是純收入，純收入跟稅前收入不能混為一談。如果是個別特殊情況也行,但你去掉聯邦稅、州稅的標準是什麽？你給舉個例子啊。是不是富人稅前收入太高了,怕他們的收入帶偏高層收入，算他們收入時隻算他們的純收入？我找遍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問答頁也沒見他們解釋。我比較閑，就給美國人口普查局寫了個信,自封了個社會學家的頭銜，暗示我是個大學教授，說你們這個“收入”的定義前後矛盾，請解釋一下你們用什麽標準去除“聯邦稅、州稅”，給我些例子，好讓我對學生講明這問題。我不能說我是紅安柏樹崗村袁家壪一農民，說了他們多半不會理我。我知道美國人口普查局混飯吃的人最怕社會學家，因為他們多半是社會學教授的徒子徒孫，人口普查局的好些個主任都是社會學出身，比如布什時期、奧巴馬時期的局長都是；人口普查局有學數學的、學統計的、學經濟的、學政治的，但那些人沒有社會學做指導就是瞎子抓螃蟹，不知從何下手。我知道怎麽嚇唬他們，所以自稱社會學家。我那信顯然引起了他們足夠的重視，那信馬上由人口普查局的小頭轉到大頭，大頭滿局子找人回答我。還蠻快，第二天就有人答複我了。這人非常客氣地說了一大堆，最後說那個定義過時了，得更新；隔天就把我指出的那段自相矛盾的話給刪了。我就想：這個“收入”定義在那兒不知幾生幾世，成千上萬的社會學者、人口學家、經濟學者、政治學者甚至小報記者都依據人口普查局的收入數字來說事、寫文章，就沒人發現它那個定義有紕漏？
我靠搞數據分析混飯吃混了七八年，也知道人口普查局搞出個具體數據來很難，因為數據統計有多少個數字就有多少個問題，最後還是得搞統計的幾個人商量著做個了斷，不然就什麽數據都搞不出來。那個了斷的細節不說為佳，說起來沒完沒了。
所以我這個按購買力比價推算的中美家庭收入之比隻能作個參考。收入購買力相當的不一定意味著生活水平就相等。因為中國部分家庭年收入按購買力算趨近美國家庭還是近幾年的事，而美國人有上百年的積累。
1995年美國最底層20％家庭的平均收入換算成中國的購買力，相當於當時的2.266萬人民幣，即月家庭收入為1900塊（見表9.2B），這一階層的年收入上限按購買力算相當中國的3萬9千元（見表9.1B），即是月收入3250塊。中國當時大概不足百分之十的家庭能達到這個收入水平。冷先生一家月收入大概就在600塊左右。
對比中美兩國人民的生活，需要了解中美兩國二十五年來的消長情況（表9.4）。1995年，美國GPD為中國的十倍多，人均GDP為中國的47倍。2020年，美國GDP為中國的1.4倍，人均六倍多；按購買力算，2020年美國的人均GDP為中國的3.7倍。這就是25年來中國國家快速上浮帶來的變化。發電量是一國工業生產和居民生活的重要指標，中國1995年發電量才接近美國1965年的發電量。中國2010年發電量為4.19萬億度，超過美國4.13萬億度; 中國2020年發電量即為美國的1.9倍。中國發電量的迅速增加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因為發電、輸電、用電牽涉麵廣大。2021年中國電力供應短缺正說明中國的電力需求強勁；從發展角度看，最怕的是電力需求飽和。
九一年八月底我到武漢上研究生，我住的寢室就像個火爐。我端盆水潑水泥地上，寢室馬上變成蒸籠，那水一會兒就沒了；蒸籠比烤爐好受點，所以我不斷往寢室地上澆水。到美國來後才發現有桑拿，我也去試一下，見那裏頭的人都熱汗淋漓，熱得啊啊張口喘氣。我這才發現武漢人民夏天都在享受免費桑拿。但武漢人民受夠了免費桑拿，想要空調。九十年代裝空調對絕大多數武漢人來說是夢想。你有錢還不行，還得夠級別；那時大學規定隻有教授家才能裝空調。為什麽？沒電。九一年中國發電量不到七千億度，而美國是三萬億度。如今我紅安老家小村多半家庭都裝了空調。
我們可以用“國家社會浮動指數”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實時變化。這個指數是我創造的。以後各種社會學新概念都得由中國人創造。這個“國家社會浮動指數”的英文或許該是“National Social Flotation Index”，到底叫什麽，那是英語國家學者的事。因為“Flotation”還不能精確表述“浮動”之意，因為“ Flotation”可能有位移，而“浮動”更傾向於方位固定的上下波動，至少我在此把它定義為隻是上下波動。這個“國家社會浮動指數”不同於現存的“全球社會流動指數”（“ 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 全球社會流動指數”衡量的是一國國民的代際社會流動，而談到以國家為單位的社會變化，用“流動”、“變遷”（“Mobility”）是不合適的。在談到人或人群的社會地位變化，可用流動或變遷，因為有時人在地理方位上的遷徙就能達成社會地位的變遷，往往社會地位的變遷與其居住地的變遷相聯。一個中國農民到了城裏，他就實現了社會變遷，而一個農村青年上大學離開農村，畢業後他在別地找到了工作，雖然他的社會變遷是由教育達成的，但與這變遷同步的也有他居住地的變動。在談到一個國家的社會變遷，用“浮動”比較合適。“浮動”強調的是上下變動而非地理位置的變遷。浮動是永恒的，沒有靜止, 要麽上，要麽下，它是一個國家在其相對穩定的地理位置上自己跟自己比。
國家社會浮動指數的第一變量該是經濟的實質發展，在此基礎上再添其他變量。國家社會浮動指數可以這麽定：基數分為50，正分50，負分50；最低分為0，最高分為100。所有定量皆為可計量的實在數據（即民調等意識形態的東西不能作為變量）。每個國家根據其去年與前年的數據對比來按指數標準打分。變量大致可分為經濟、安全、國民居住狀況、醫療保健、飲食、交通、教育、體育娛樂、環境、文化等。比如，可以這麽打分：經濟類5分，分五項，各一分：GDP，國民總體收入，最底層10％收入占比，最底層20％收入占比，國民儲蓄等，GDP增長即得0.5分；增長2%得0.1分，增長10% 再得0.5分（滿分），國民總體收入增加則得0.5分，國民總收人增加10%再得0.5分；國民最底層10%實際收入占比增長，得0.5分，增長5％得0.5分；負增長和國民收入減少則得負分。安全類的變量可為凶殺數、搶劫案數、一般犯罪數、監獄關押人數、訴訟數等，上列各類數字增加得負分，減少則得分（體現中國無訟無獄的最高治理原則）；醫療保健可把每年自殺人數、流行病死亡人數、嬰兒死亡人數、國民體質狀況、人均壽命等列為變量，自殺、病死的人口比增加則得負分，國民體質、人均壽命提高則得分。分數越高，上浮越快。國家上浮就是一個國家發展導致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和生活質量的同步提高。與國家上浮相對的是國家下沉，再細分就是快速上浮和快速下沉。初步估算美國過去20年得分都不會很高。過去二十年美國最底層20%收入持續下降，超重的人越來越多，人民體質持續下降；去年與前年相比，凶殺、自殺明顯增加；一場流行病使得去年比前年多病死三十多萬，今年又會比去年多死上十萬。
這裏要說說那個全球社會流動指數（“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它那個名叫得好, “全球的”，搞出來的前十名全是些巴掌大的白人小國，沒聽說過這些國家發生了什麽大的社會流動, 因為這些國家人民的狀況一直就不錯。這個指數更多的是反應了世界的固定狀態。
過去四十年，中國的社會上浮幅度是最大的，人們的社會流動也是最大的；中國人民的社會流動不說排全球第一，至少該排在前十，但2021年中國在那個“全球社會流動指數”上排到第四十幾。越南經濟也是飛速發展，國民的社會流動也是巨大的，但它排到五十名以外。非洲很多國家的上浮也很大，這帶動的社會流動也必然很大，但在前五十名裏都不見蹤影。所以這個“全球社會流動指數”有點名不正，因為它沒有反應國家社會的變動狀態。有時白人就愛搞些“全球的”的“健美”評比，它搞一堆變量，其中主要的變量就是“白”“黑”度，“白”得分，“黑”減分，他們用一串“科學”的評測方法，評來比去就把自己給比上去了。這是問題。
聯合國有一個“人類發展指數”，它根據世界各國國民出生時的平均壽命，國民的受教育年限（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預期受教育年限）、人均國民總收入三項指標打分，將世界各國分成四組。它也隻是反映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固定狀態輪廓而沒有反應國家社會的實時發展變化狀態。
衡量一國的社會實時變動，我這個“國家社會浮動指數”比較實在。這個指數清楚展現國家的上浮下沉幅度。有了這個“國家社會浮動指數”，一個國家長期的社會浮動情況可據其每年得分一目了然；不同國家的上浮下沉狀態也會一目了然。
中國過去二十五年來的整體社會上浮幅度很大。2020年中國國民總收入按購買力算估計為23萬億（少於GDP的24萬億），如果中國頂層50%的家庭收入為全民收入的65％（美國頂層40％的家庭擁有75％的全民收入，見表9.3），那麽前50%的家庭有近15萬億的總收入，由此可推知中國前50%的家庭收入的購買力跟美國底層50%的相當，因為美國底層40％家庭隻擁有全美收入的11％，美國中間層（40％－60％）隻擁有全部收入的14％（表9.3），可推知美國底層40％－50％區間的家庭的收入當占所有家庭收入的6％左右，則美國底層50％的收入約為全民收入的17％，即3.5萬億美元（美國2020年全民個人收入為19.68萬億美元）。中國頂層50％如擁有相當於15萬億美元購買力的收入，中國人口約為美國4.2倍，則中國前50％的家庭總收入按購買力算已超過美國底層50％家庭的總收入，如表9.5所示。
冷 先生的悲劇在哪裏呢？他95年估計月入400元人民幣，一年工資約為5000元。他太太如有收入，月入當不會過200元，他全家全年收入不過8000元，換算成美金不足1000，按購買力算也就3000美金，與美國最底層20%家庭的收入相去甚遠。1995年美國最底層20%家庭的平均收入為8345塊，合人民幣7萬塊，相當於人民幣22600元的購買力（表9.2B）。當時美金在中國是硬通貨，大家並不把美金打折70%來算其購買力。95年冷先生到紐約打黑工一月掙的錢比他在國內一年掙的多,所以他黑在美國在當時是個不錯的選擇。
如冷先生呆在中國，到2020年，估計他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左右）加他妻子的退休金（每月2000元），家庭年收入當在8萬元以上。紐約法拉盛唐人街我常去。那裏跟我們紅安縣城差不多，但老相點。那裏華人開的旅館便宜時三四十美元一夜，地下室一夜二十塊。附近民宿一夜也就五十來塊。估計冷先生一家三口住的地下室月租金400美金左右，加電費、水費也就五六百塊（問過法拉盛的居民，據說2021年正經的兩室一廳的地下室月租金需一千美金）。他在紐約租房一年約需五千美金，合人民幣三萬元。因為他在武漢有房，則他們在武漢的收入加上這三萬，其家庭收入實際購買力當在11萬以上(美國底層20%家庭的收入上限在中國的購買力相當於11.3萬人民幣，見表9.1B）。中國家庭如果已有分得的房子或房子已付清，則比與他們購買力相近而沒付清房貸的美國家庭的可支配收人多。美國家庭房子付清的比例為40％。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冷先生在武漢的生活水平在美國底層20％之上。
另一角度看，冷老鄉如呆在武漢，估計他的家庭收入在中國前40%內，與美國相比，也該在美國底層20%家庭之上，生活質量也遠在美國底層20%之上，起碼他在武漢坐公交是免費的；但在九五年中國頂層20%家庭的收入大概隻相當於美國最底層的20%（表9.5）。那時中國人都沒想到會隨著國家的上浮而能跟美國人的生活比，當初拿50美金月工資的冷先生決不會想到他26年後的退休金按美元算會翻十幾倍。
（選自《即將分崩離析的美國》,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