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天堂入地下
（一）
（《即將分崩離析的美國》導章）
中國最有名的社會學家是誰？費孝通！費孝通寫了個《江村經濟》，分析他老家一個小村子人們生活的方方麵麵。這種搞法在社會學上叫“Case Study”，個案分析，也叫“實地調查”（“Field Study”）。
這裏要說說“Field Study”的翻譯。明明早就有個好好的“實地調查”，不知什麽時候就被搞成“田野調查”，是計算機具有翻譯功能之後？“田野調查”聽著別扭。如果調查隻在田間野地搞還行，但調查更多是在工廠、學校，在城區、在室內。我猜想有人把Field Study 搞成“田野調查”多半是想用別扭的詞語來顯擺自己專業知識的高深，這些人大概沒讀過《江村經濟》。我多年前叫朋友從國內帶了本《江村經濟》，看到正文首頁上“長江流域農村生活的實地調查”，我就想：老一代學者既有文化又誠實，不故弄玄虛、賣弄洋氣唬弄人。“Field Study”就是實地調查，“田野調查”名不正，名不正則言不順，所以希望大家去他N的“田野調查”而回到費孝通那裏，稱“Field Study”為“實地調查”。
《江村經濟》這樣的個案分析對了解一個社會有很大幫助，因為任何個案都置身於大的社會框架中，有它的獨特性又有那個社會的共性。這本書奠定了費孝通在中國社會學界的泰鬥地位。中國很多搞社會學的都稱費孝通為中國社會學的祖師爺。其實中國社會學的開山祖師不是費孝通，中國社會學史上最有名的、最早的著作也不是《江村經濟》，而是《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作者是誰？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不到四千字，談的是社會分層。社會分層是社會學重要的研究領域，所以這篇文章是典型的社會學著作。費孝通憑二十萬字的《江村經濟》得了社會學博士學位，他做的是個案分析，毛澤東做的是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總分析。毛澤東憑這個該得個社會學博士學位。毛澤東去世後他的頭銜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好多個家，唯獨沒有社會學家。該加上個“社會學家”。當時中國社會學不發達，那些給毛主席定頭銜的不知道有社會學這門學問，所以不知道毛澤東是個了不起的社會學家。其實毛澤東才是中國社會學的開山鼻祖，因為《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是1925年寫的，《江村經濟》是1938年寫的。
其實毛澤東更經典的社會學著作還不是這個。在美國上古典社會學理論，我那個老扯著嗓子給資本主義唱讚歌的老頭指定我們讀的《經典社會理論》的一本書裏居然選了毛澤東的On Contradiction，《矛盾論》，嚇我一跳。我吭哧吭哧在美國大學裏學了四年社會學，一篇像樣的社會學論文都沒寫出來，毛澤東一頁社會學學生的必讀書也沒看，一時興起，拿根毛筆在粗糙的草紙上寫個文章就成了社會學博士生必讀的經典。從此我遇上博學的人臧否毛澤東就不敢吱聲，而隻用言者不智、智者不言的古訓管住自己。
我有個同學，在美國一起學社會學的，蠻用功的一個人。他特別崇拜拿破侖，拿破侖怎麽幹他怎麽幹，拿破侖通宵不睡覺，他也通宵不睡覺。他也寫了個《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不同的是他用的是Chinglish，中式英語。我們讀書時開全美社會學年會，會場外有些出版社的編輯擺個桌子在那征稿。那是九八年，美國富得流黃油，社會學很火，出版社會學著作很賺錢。我怎麽知道出社會學的書賺錢呢？八點半開會，她們七點半就坐那兒了，估計半夜雞叫就起床了。無利不早起。我那同學就去找一個穿高白領襯衣、黑色開領女式西服、長得像空姐的、坐在一出版社攤子後的女士搭訕，說我有寫本關於中國當代社會分層的書的想法，你願意跟我搞嗎？那個女的說：願意，我跟你搞！我馬上跟你搞！我就想：這時候，這地方，你們怎麽搞？隻見那漂亮編輯拿出個出書合同要跟我這同學簽。這女的一看就是個懂行的，因為社會學界缺乏一本關於中國當代社會分層的書。毛澤東那個是八十年前的，他那時的好些社會階層都見鬼去了，譬如買辦啊，資產階級啊，地主啊，當然也有人說這些人又回來了，就是回來了也跟他那時完全不一樣了。
美國的社會學我看在走下坡路。為什麽呢？因為我同學這本填補一項美國社會學空白的書，或者說填補了一項本該留著的空白的書，2005年出版了卻沒賺到錢。大概賣出幾百本，此後美國再也沒有新時期中國社會分層的書出來。
我這同學後來在自我介紹中說：如你在世界圖書目錄係統裏搜“中國社會分層”就會發現，毛澤東第一，我第二。“毛澤東第一，我第二”這話要是被小報編輯抓住了就是個驚天動地的新聞，但那該是真的，我這同學是個實誠人，不會撒謊。隻是“毛澤東第一，我第二”這話不能斷章取義，不能丟開那個定語：在世界圖書目錄係統裏搜“中國社會分層”。
我這個同學當時在世界上最崇拜兩個人，第一個是拿破侖，第二個是誰？據我所知那就是我了。這裏也許說“佩服”更恰當些。他佩服我什麽呢？第一，我當過空軍，開過飛機；第二呢，我是空軍特種兵出身，能飛簷走壁。我們往往對那些能輕鬆做自己不可能做的事的人很佩服。他佩服我，是他這輩子永遠也開不成飛機，永遠不可能飛簷走壁。因為他生在城裏，父母是大學老師，按社會分層那是中國的最高層；他打小沒挨過餓，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他占全了，所以長得比較好；“好”，在我們土話裏就是胖，胖就是好，好就是胖。最近我看他的視頻，見他長得越發好了，那是他享受了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又享受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結果，因為他中國美國兩邊跑，兩邊吃。
他怎麽知道我開過飛機呢？98年他坐我剛買的福特拖拉屎（Taurus），我從第一道瞬間穿插到第四道，嚇得他尖叫不已，我就說我是空軍出身，開飛機的，開車算什麽？
其實我說的是“揩”飛機，用抹布揩。很多人一聽我說我是空軍出身就以為我是開飛機的。其實空軍多是後勤，搞修理、搞運輸、站崗放哨。我曾是警衛，我說我是空軍特種兵。我剛到美國時住在芝加哥中國城附近，那地方的房子都是三層樓獨立的磚房，房子之間有一米來寬的空隙。我住二樓，有時忘帶鑰匙，我就兩手撐著那兩麵牆，踩著兩麵牆走上二樓窗戶，從窗戶裏進去，比上樓梯開門進去還快些。我當警衛時練過搏擊、鯉魚打挺、前撲後倒、打手槍、步槍、機槍、投彈，還真沒練過爬牆。那爬牆的功夫是我小時掏鳥窩、爬樹摘桑葚、棗子、摘野果子練出來的。我生在農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
總是餓，總想搞點吃的。我們村裏有棵老桑樹，三四十米高，那上頭桑子特別多，沒幾個人上得上去。尖頂枝椏上的桑子最大最烏，那桑子隻猴子能摘到，我要吃，就得學猴子。爬到頂，常常一隻手吊樹枝上懸空，一隻手去摘桑子，摘了往口裏塞。桑葚是天然補品，現在是藥，我們那時吃它就是要它填肚子。有回我吊的枝椏斷了，我直往下落，掉到十幾米的地上就是個死。但落下人把高，我抓住一根樹枝繼續摘，繼續吃。現在我們這歲數的作家都在談餓，其實真正餓過的人沒見他們談餓。因為餓狠了的要麽餓死了，要麽因為餓，沒讀成書，不識字，寫不成餓。如今那麽多作家談餓倒不是因為他們餓過，而是他們現在飽了，有閑情逸致談餓，憶苦思甜。
中國當代社會分層變化發生得太快。描述、分析社會分層的書剛寫完，社會分層又變了。中國不像美國。美國黑人一百年前處在社會最底層，一百年後還是墊底，兩百年後還固在那兒。中國俗話說瓦片也有翻身日，這給社會底層的人希望，但黑人在美國就是塊磚頭，房屋倒了他才可能翻身。我想寫中國建國以來的社會分層的書得寫幾本，分不同的時段：49年到78年一段，79年到2008年一段，09年至今又是一段。各段之間簡直沒什麽聯係。最大的變化是戶口的消失，城市化，還有就是過去十幾年大學擴招，高教普及快速改變中國的社會階層。現在中國社會分層的研究很難做，但改革開放前，1970年前後的社會分層很簡單，三下就搞定了：國家幹部，城市居民，農民。國家幹部是八十年代以前中國社會的第一階層，其次是工人以及所有為公營單位工作的人；社會底層是農民、牧民、漁民。
七八年後出現了個體戶，慢慢出現了很多很有錢的個體戶，個體戶大了，就叫企業家。個體戶或企業家多了，就慢慢打破了原來的社會階層。社會階層基本是按社會群體在特定社會所得到的資源和財富多少來定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國家幹部的收入是相對較高的。當時“國家幹部”涵蓋很廣。我上大學時我們係主任就說我們都是國家幹部，我吃一驚：我還隻十六歲，成天瞎晃蕩，誰也不管，誰也別管我，我怎麽會是國家幹部呢？國家幹部是個官，穿四個口袋的褂子，滿臉殺氣，管個區，管個縣。所以我不信我是國家幹部。後來才知，那時考上大學按編製就是國家幹部。那個社會分層到八零年以後就被打破。好些做小生意的收入很快就超過工人，超過國家幹部。國家幹部要國家收稅多了他們的收入才能增加，但改革開放後盡管國家的稅收增加了，要做的事也很多，所以國家幹部的收入一時跟不上來，於是很多人就有意見。當時“開顱的不如剃頭的，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的說法就反映了原來優越階層的不滿。
過去四十年來，中國社會處在快速的變動之中，人們的社會地位也在不斷變遷，所以中國社會難以分層，這讓搞社會分層的社會學者的工作難做。這就像我們拿那個老式照相機要給這個社會照個相，對著社會喊：別動，別動！可這個社會是個充滿活力的孩子，他老在跑、在跳，他停不下來、靜不下來，不給你做個紅燈記裏李鐵梅高舉紅燈的亮相，或給個中國武術裏打虎上山的架勢。你搶著硬照一張吧，洗出來是模糊的。這對社會學者來說是個麻煩，對國家來說卻是個好事。社會不動，像個垂死的老人，坐那兒張著嘴閉著眼曬太陽，你對他說：茄子！不是叫他笑，是叫他把眼睜開，不能照成個瞎子。你喊最大聲他也不動，眼還是閉著，嘴倒是張得大大的，還流哈喇子，流口水。這個相照出來清晰，但那就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這裏牽涉到一個社會學概念，叫 social mobility ，社會流動、社會地位變遷，就是一個特定社會裏人們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的變遷。我們常聽說階層固化，階層固化與社會流動相反，就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去打洞。中國改革開放前幾十年，階層固化很厲害，戶口是鎖住城市居民與農民兩個階層的一把鐵鎖。
其實中國曆史上好的朝代總是給人們留個社會地位喬遷的通道，社會喬遷的通道堵死了就容易出問題，比如洪秀全，要是清政府給他個官當，他也不鬧起義了。“幾多白屋出公卿，多少朱門生餓殍”就是對中國過去社會變遷很好的描述。平民可以通過努力讀書成為公卿，這是社會喬遷（upward mobility)，出生富貴卻餓死了，這是社會下移(downward mobility)。一個國家在上升時會有大量的人實現社會喬遷，一個國家衰落時會有大量的人被迫社會下移。社會喬遷就是人們的生活變好了，吃、穿、住、行、醫、教等等都變好了。
美國的社會流動一直很大，最近的一次大的社會喬遷是二戰後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整個二戰後出生的一代經曆了美國經濟持續上漲的五十年。到了本世紀，美國往前移動幅度很小，美國一半人的收入基本沒有實質增加。2020年與2000年比，通貨膨脹率為51%1，如果一個人過去二十年間名義收入沒有增加一點五倍，則他的實際收入下降了。從美國的中位收入看，美國過去二十年社會變遷不大，中位收入在二十年間隻增加7%（見表9.2A)。我根據2021年3月份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做了幾個表格。表9.2A是我將美國2020年六個階層的平均收入與2000年的收入加上通貨膨脹率（51％）後的一個對照表。2020由於新冠，美國人的收入，尤其是底層的收入明顯減少，2019年的收入狀況要好些，所以我這個比較有點低估美國過去二十年的收入的增加。但我還是取美國家庭2020年的收入與2000的做對比，因為2020年是個節點，國家經濟遇上問題時更能看出問題。從數據看，美國最底層20％的家庭收入比二十年前降低了5％，第四層二十年間的收入隻增加3％，中位數和中間20％階層增加7％。收入真正增加的是前40％階層的家庭，頂層20％增加18％。頂層5％怎麽隻增加17％？大概是頂層5％更多依賴資本收益，而這裏的收入不包括資本收益而隻計常規收入。
與美國過去二十年的發展較少惠及社會底層相反，中國過去二十年延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勢頭，使得最底層的百姓的收入和生活都有明顯提高。過去四十年，中國政府主要做的是兩件事：第一，做大蛋糕；第二，均分蛋糕。改革開放之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要讓人拚命去做蛋糕，那些為自己多吃一口的把蛋糕做多了，做得自己吃不了，這就要國家來負責平分。這就是為什麽政府要扶貧。政府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平分社會財富。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話是對中國千百年社會治理經驗的總結。不均往往會造成社會動蕩。不均是個看法，是個意識，有的社會為了保持不均的社會的穩定，那些占有社會財富和資源較多的階層，也是腦瓜子比較靈光的階層，就製造些說教，從人們的意識上解決這個問題。印度在勸窮人接受不均上很成功，但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就是不服那一套的宣言。中國政府在過去二十年做了很多分蛋糕的事，比如搞了個“兩不愁”，讓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這事看似簡單，其實是個了不得的事。富得流油的美國也沒能保障所有窮人的住房安全，如今有五六十萬人流落街頭。
有一個中國人的經曆為我們比較中國和美國的社會變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實例。因為這個人從中國的社會上層穿越到了美國的社會下層；他進入美國下層時中國的社會上層都跟美國下層相去甚遠。他穿越到美國，就他個人生活來說，一瞬間他就實現了社會喬遷，上升了幾層樓。但沒料到的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在他登上美國這條船後整體上浮，而他在美國的社會地位沒有相應上升，這就造成了他個人和家庭的悲劇。
這個人叫冷鴻升，武漢人，1939年生。他曾是中信集團武漢建築設計院的工程師。他應該很有能耐，半老時找了個小自己17歲的嬌妻，90年生了個女兒，不幸的是女兒有自閉症。95年他在國內的社會地位大概屬於中國頂層的百分之二十，那年冷先生來美國旅遊，見美國這麽好，就舍不得回去，就在紐約黑下來。為合法居留，他就寫些反共的文章在中文小報上發表，然後在朋友幫助下申請政治庇護。他會設計，但搞設計要執照，他搞不到執照，就沒法找搞設計的工作，為謀生，他就在公園裏給人畫畫，然後申請綠卡。紐約好多華人律師就專門幫人辦綠卡，騙美國移民局，隻要你給錢，他就幫你設計申請綠卡路徑。2005年冷先生終於拿到綠卡。2016年他就把老婆和二十六歲的女兒弄到美國來了。據說他老婆死活不肯來，可能還要他回去。但冷先生大概不敢回去，據傳他2004年自封了個不大不小的官，叫什麽“中國民主黨武漢市委書記”。其實他那個黨就他一個人。從他隻自封個武漢市委書記看，他不貪。因為封多大的官完全隨他意，反正是哄洋人，他可把自己的官位封高點、大點，可自封個“中國民主黨華中地區總書記”，再小也該搞個“中國民主黨湖北省委書記”。他沒有。他是個本分人，在美國一不偷二不搶三不騙，窮得沒法子就去撿垃圾，為保護環境搞廢品回收，在美國發揮餘熱自食其力，做模範亞裔移民。
她妻子肯定天賦很好，有很好的直覺，不願到美國來。2008年以後中國就好起來，估計她們在國內有房子，也有點工資，可以過。冷先生要是回去還有退休金，但他不敢回。其實他那個“市委書記”和什麽反共言行都是哄老美的把戲，2016年他77了，回國哪個管他？中國75歲殺人都沒死刑，偷東西國家會把你送養老院養起來。他要回國公安的決不會吃飽撐的為他打入敵後搞的鬼把戲找他。
冷先生是從中國社會頂層的百分之二十，下樓到了美國底層的百分之二十，後來又繼續走，下樓到那墊底的百分之十，下到了地下室。他住的那個地下室的樓梯就有十幾階。地下室暗無天日，唯一好處是某金哪天要找大樂子，哈哈笑著給紐約丟顆核彈，把川普大樓都炸沒了，把川普和他的嬌妻都炸沒了，把華爾街的高樓和高樓裏的億萬富翁都炸沒了，他一家安然無恙，因為他們住在地堡裏。但美國是由住高樓裏的人掌管的，他們花錢搞了防禦係統，防護一層又一層，所以核彈打不到紐約，這就體現不了冷先生那地下室的優越性。美國政府的錢都用在那個防禦係統上了，就沒顧得上給窮人住的老樓房修防水設施。2021年9月1日艾達颶風一來，大雨一下，雨水就把他那棟樓的地下室給灌了，把他一家給淹死了。他那附近同時淹死好幾家。她老婆的第六感覺多好，六年前就預感到來美不會有好結果。
冷先生一貧如洗，美國湖北同鄉會就給他籌備安葬事宜，中國使館也跟他武漢的親戚聯係，設法把他的骨灰弄回去。這是一個悲劇。有人說他那個名字沒取好：裏頭水太多，陰氣太重。但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問題在於他到美國來是“社會下樓”，而不是“社會喬遷”，倒黴倒在他來美的時機不對。人的命運就在於把握時機，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背時而行則會遭滅頂之災。冷先生很背時。
2021年的中國年輕人肯定不明白，一個中國設計院的工程師，該拿大幾千的退休金，可成天去公園跳廣場舞或看人跳廣場舞，聽那歡快的、激動人心的咚咚嚓咚咚嚓咚嚓咚嚓咚咚嚓，怎麽跑美國來住暗無天日的地下室，還弓腰曲背去撿垃圾？
我們得曆史地看問題。他是1995年來美的。上世紀九十年代，紐約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或者說是世界物質文明的中心，紐約是中國人心目中的天堂。改革開放前我們說美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改革開放後我們才知道美國人生活在天堂裏，紐約則是天堂裏的紫禁城。我大學時俞大絪編的精讀課本裏有篇課文叫“I love New York”（我愛紐約）。我們小時唱的是“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但改革開放後全國人民真正愛的是紐約，不是北京，好多年輕人穿的汗衫和戴的帽子上都寫著“I love New York” ，女孩胸上的這幾個字還在跳。我們精讀課本裏的《我愛紐約》那文章是個老紐約寫的，他把紐約說得像我小時嗦的棒棒糖，嗦了幾口拿出來欣賞欣賞再放口裏嗦，娘的不小心，掉地下了，沾了灰，撿起在衣襟上抹一下又塞口裏嗦。他意思是他走遍天下發現還是紐約最好。中國九四年最火的電視劇是《北京人在紐約》，現在看這電視劇就是垃圾。當時紐約是全體中國人民的神往之地，大家都想去看看那個自由女神像，去看看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大樓，世貿大廈World Trade Center。當時全中國最高的十棟高樓碼起來都夠不著人家世貿大廈的胸部，或者說夠不著她的乳房。中國人就想去看看這些美國人是怎麽搞的，我也回來搞它一個，搞得後來美國人好多地方都不敢讓中國人去看，比如航天城太空艙什麽的。後來我發現當時不隻中國人想去紐約，全世界人民都想去紐約；中國人是想去參觀學習，有些人就懷著跟善良智慧的中國人民完全不同的想法。他們去紐約想幹嘛呢？他們就琢磨著怎麽搞它一下，把那個世界上最高最大的樓給搞掉。
我九零年在紅安教書，跟三個朋友去黃州府考研究生，考完在大客車上顛六個鍾頭回紅安縣城（現在大概就個把鍾頭的車程），顛得我頭暈得要死。下車時縣城街燈初上，也沒幾盞燈，剛好看得清馬路, 我們三兄弟就在那馬路上晃蕩。三兄弟就豪言壯語起來。
他倆說等考取了，我們就到天安門去遛彎。他們還愛北京天安門，其實心裏更愛紐約，隻是他們英語不太好，不敢想。我說：北京算什麽，將來我們一起去紐約街頭漫步！當時人類的理想是到火星上去漫步，我的理想就是到紐約街頭漫步。他們說從紅安奔到天安門，那是到了喜馬拉雅山頂，紐約在天上，我們去不了，隻有看你了。
我90年在紅安縣城說要到紐約散步那是一時性起，信口說說。注意這兩個字：“性起”。我那時二十來歲，很容易“性起”。“性起”了就什麽事也敢想，什麽話也敢說，不該做的事也敢做。我因“性起”做了哪些不該做的事，大家去看看我的書就知道了。其實當時我沒想到我這輩子會真的能到紐約街頭散步。但年輕人得有夢想，努努力，一不留神夢就成真了；人老了就不能再夢想了，一努力就要麽心梗，要麽中風，人就沒了，所以古人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我九六年到美國讀書，九八年才第一次離校遠遊，去的第一站就是紐約！中國人民八年抗戰打跑了日本鬼子，我八年抗戰，考研、讀研、考托福、GRE、來美國苦讀兩年，存了點錢才終於來到紐約。到紐約最想去看的就是那個自由女神，不是因為我是男的才去看女神，女的也都去看那女神：我老婆也跟著。那女神我隻在國內見過一個比我高點的粗糙的石膏像。到紐約第二天我就買了個票，坐了船，又買了票排隊去上女神的頭。我們從女神肚子裏鑽進去，在她腸子裏爬梯，等，爬，等，等等爬爬五個多小時，終於到了女神腦袋裏。她腦袋裏空空的。最後爬到她頭頂那個桂冠裏，那裏有幾個小窟窿，從窟窿望外一看才知上了洋當：浪費了大半天，什麽特別的都沒看到。以後大家到紐約千萬別浪費時間去上那女神的頭。要去紐約就去看看那新建的汽車站，2031年建好，100個億，花費跟建大興機場差不多，應該很漂亮。當時我在紐約隻見到新奇，除了覺得去女神空腦殼裏上當受騙外，沒覺得紐約有什麽不好。
2007年以後我就常跑紐約推銷綠茶，一住一星期，跟中國人民誌願軍的進攻周期相同。我在紐約走大街，穿小巷，就老想：紐約就他娘這個鬼樣子，愛它，愛它哪一塊? 中央公園很可愛，有些老街區也很可愛，綠樹成蔭，街道寬闊。但我老坐的地鐵老了。紐約地鐵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鐵係統，運行始於1904年。它一建成就是世界一流的地鐵係統。那時人們能到紐約坐坐地鐵就很榮耀，要有微信大家就都會在微信圈裏猛發照片炫耀。但現在去坐了就會皺鼻子，還會情不自禁地要發些紐約地鐵黑暗麵的照片醜化美國，搞得把美國當夢中情人的人很憤懣。紐約地鐵多數路段還算不錯，但有的地麵軌道兩邊白色垃圾成堆，鐵道像浮在垃圾上；有時地下坑道裏積一汪汪的黑水，入口處頂棚剝裂，地上黃尿流流，臭烘烘的；有的車上報站不清，地下沒有信號。紐約還沒有成為“無定河邊骨”，但確是有點老。當然，俗話說得好：莫笑他人老，終須還到老。中國也要防基建老化，為此得保證人口規模，增大基建利用率，省出錢來不斷維修路和橋，別把錢濫花了，維修基建比搞新基建還難。
(待續）
(選自（《即將分崩離析的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