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灣胡同的大多數居民都是工人家庭，胡同裏清晨的動靜總是格外早。天還沒亮透，院子裏就響起了自行車推出來的哢噠聲，鍋碗瓢盆的碰響聲，孩子的哭聲和母親的安撫聲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工業城市清晨的交響曲。男人們穿著藍色工作服，女人們則把孩子交給鄰居或老人照看，匆匆趕往各自的工廠。騎自行車是最常見的出行方式，車鈴聲在胡同口此起彼伏，為一天的勞作拉開序幕。大家最津津樂道的，還是那些國營大廠的“鐵飯碗”。國營五三工廠離三道灣胡同最近，騎車十幾分鍾就能到，有人家雙職工在那兒上班，廠區裏甚至有自己的幼兒園和職工醫院。大東區的黎明機械廠雖然遠些，但因為是沈陽裝備製造的骨幹單位，在工人心中地位極高。鐵西區的重工業基地更是沈陽的驕傲，那裏有沈陽機床廠、變壓器廠、電纜廠，三道灣胡同有人每天橫穿半個城市去上班。更有很多人在其它地方國營或集體工廠上班，第三印刷廠在皇姑區，三道灣胡同有好幾家第三印刷廠的職工。
清晨的大街上，騎自行車上班的人流如潮水一樣從一個交通路口分流向不同的方向，也有東西南北各方向來的人們匯入一個主要大街。公交車也滿載著工人，車廂裏早上總是人擠人，不時地聽到售票員查票的聲音。沈陽工業基礎雄厚，尤其在重工業和裝備製造領域，國營企業如同城市的骨架，支撐著整個社會的運轉。產業工人不僅是生產線上的操作者，更是城市生活的締造者。他們的收入、福利、住房、子女教育，甚至婚姻選擇，都與工廠緊密相連。國營企業的職工身份是一種榮耀。年輕人談戀愛時，若男方在國營大廠上班，往往會被女方家長高看一眼。工資穩定獎金豐厚單位還能分房，結婚、生子、看病、養老，幾乎都由單位兜底。三道灣胡同裏聽到誰家孩子找了個國營廠的工作，鄰裏間便會投去羨慕的目光。單位分房是實打實的福利，很多家庭從胡同搬進了職工宿舍樓，生活也隨之發生大改變。
進入九十年代，三道灣胡同的工人家庭開始彌漫一種說不清的焦慮。曾經引以為傲的國營大廠逐漸顯露出效率低下、管理混亂的弊端，倉庫裏堆滿了滯銷的產品，廠區的喇叭不再播放生產進度的比賽，而是時不時地播出停產整頓的通知。企業之間的三角債、多角債如同蜘蛛網般交織，債務鏈條跨行業、跨地域、跨形式，誰也說不清誰欠誰，誰也還不起誰的賬。流動資金的枯竭像一場慢性病，蔓延在一個個工廠的財務科。開始拖欠工人們的工資，先是一個月、兩個月，後來幹脆不發。廠裏也沒錢報銷職工看病的醫藥費，去醫院不交錢醫院不給治，職工看病靠自己的積蓄。原本溫馨的晚飯時光變得陰鬱，飯桌上的話題從“誰家分了房”變成“誰家下了崗”。有人開始擺攤賣貨，有的在街口修鞋修車，更多的人則在勞務市場徘徊，等待一個可能工作的機會。
工人們的怨聲載道是對生活不確定的擔憂，“主人翁”的自豪感開始崩塌，國營企業不再是大鍋飯，工作不再是鐵飯碗。人們不再以進國營廠為榮，有工作的人開始琢磨“下海”做生意，哪怕是賣襪子、開小吃攤，也比在廠裏幹等強。在三道灣胡同那些工人家庭，“下崗”、“買斷”、“自謀職業”這些詞開始還讓人心驚膽戰，後來就聽得耳朵長了繭子。
三道灣胡同的楊建國正是四十歲的年紀，正值一個男人肩挑家庭重擔、心藏隱憂的階段。他是知青大返城的一員，頂替母親在地方國營服裝廠上班，那是一個帶著計劃經濟餘溫的單位，廠門口的紅磚牆上還掛著“為人民服務”的標語。他和廠裏的女工宋小蕾戀愛結婚，婚禮是在廠禮堂辦的，單位食堂幫忙做了幾桌飯，工友們送來的是搪瓷臉盆和毛巾禮盒。他們趕上了計劃生育成為國策的年代，隻育有一個兒子，大名楊向前十五歲了，馬上初中畢業了。兒子學習一般，考不上重點高中，隻能去職校學門手藝，楊建國心裏不是滋味，卻也無力改變。
這幾年服裝廠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原本是靠著計劃內訂單維持運轉。隨著民營服裝企業和外資品牌的湧入，市場像突然打開的閘門，潮水般湧入各種新潮服飾。五愛市場成了人們買衣服的首選，小販們從廣州倒騰來的貨色花樣翻新，價格還便宜。廠裏那些老舊設備和廠領導一樣，掙紮著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設計科的人還在畫過時的款式，人們早就不穿了，商場也不願意進貨。倉庫裏堆滿了滯銷的衣服，這幾年服裝廠效益不好，大量民營服裝企業和外資品牌進入市場，甚至有退休職工在家裏自己縫製各種服裝在市場上擺攤出售。廠長是上級委派來的，根本不懂服裝生產，卻在廠裏任人唯親，安排親信做采購、做財務。他經常以“招待客戶”為名，用公款在飯店大吃大喝，廠裏卻連工人的醫藥費都報不了。楊建國的腰病犯了，去醫院拍片子，報銷單被退回來，說是廠裏沒錢。他站在廠門口，看著那塊“地方國營服裝廠”的牌子，心裏泛起一陣苦澀。國家已經不再負責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服裝廠被要求“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可廠領導卻沒有絲毫危機意識。他們還在等上級的救助，還在等國家的政策，仿佛隻要再堅持一陣子，就能回到從前。楊建國知道，從前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他和宋小蕾晚上坐在炕頭上，談論的不是未來，而是下個月廠裏會不會發工資。
宋小蕾以前在三道彎居委會辦的街道小廠工作，街道小廠沒有固定產品，居委會建廠的初衷就是幫助胡同裏的困難家庭。後來街道小廠被合並到國營服裝廠，宋小蕾也順勢成了國營單位的正式工人。她到了懂事的年紀，開始收起那些年少時的壞毛病，不再頂撞人、不再遲到早退，她工作認真話語溫和。這份工作來之不易，從街道小廠走進國營體製，是她命運的轉折。宋小蕾長得好看，眉眼清秀穿衣有品味，總能把廠裏最普通的工作服修改後穿出點樣子來。廠領導注意到她，把她調到銷售科做服裝推銷的工作。她第一次出去推銷產品，穿著自己改過的衣服，手裏拎著有服裝廠樣品的包，走在熙熙攘攘的市場裏。這份工作對她來說，不隻是謀生的手段，更是實現自我價值的舞台。她喜歡服裝，喜歡與人打交道，也喜歡那種站在櫃台前介紹產品時被人認可的感覺。她常說：“我不是在賣衣服，我是在幫別人找到適合自己的樣子。”這句話讓她在客戶中贏得了不少好評，也讓她在廠裏逐漸站穩了腳跟。她和楊建國的婚姻也是在服裝廠裏談成的。楊建國沉穩踏實，宋小蕾活潑能幹，兩人性格互補，感情也算順遂。他們的兒子出生後，宋小蕾一邊上班一邊帶孩子，日子雖然緊巴，但她從不抱怨。她常在心裏說：“我這輩子能有個正常的家，在國營廠有份穩定的工作，我也喜歡幹銷售，我知足了。” 隨著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的推進，服裝廠的困境也逐漸顯現。宋小蕾眼看著廠裏訂單減少，倉庫堆滿滯銷品，銷售科的任務越來越難做。但她心裏始終有一份執念，國營廠的工人，端的是鐵飯碗。
有一天她去太原街商場推銷本廠產品，回家時剛進三道灣胡同，看到本廠退休職工崔師傅用三輪車拉著一個大尼龍袋子。崔師傅家和早前的街道小廠都在文盛裏五號，宋小蕾在街道小廠上班時崔師傅還沒退休，兩人那時沒有交集，後來都在一個廠工作，才逐漸互相認識。宋小蕾就問崔師傅好，兩人就站住聊一小會兒，互相交換些各自的情況。
崔師傅就是文盛裏五號的崔大姨，因為崔大姨家是私房，這麽多年也沒有搬過家，已經是大院裏唯一的老住戶了。孩子們都已成家，分散在沈陽的各個小區，偶爾回來看看，更多時候是電話裏囑咐幾句。崔大姨退休後，日子一下子空了下來。早上起來燒水做飯，吃過早飯就坐在炕上發呆，等到中午和晚上又是做飯吃飯發呆。她不是那種能閑得住的人，年輕時在服裝廠幹了幾十年，裁剪、縫紉、熨燙樣樣精通，手藝在廠裏是出了名的。現在國家不限製個體經濟，她沒事幹就去各個小市場轉悠，她尤其對服裝衣物的攤販有興趣。有時看到那些攤販賣的東西料子不好，活幹的粗糙，就想到自己在服裝廠幾十年的手藝。崔大姨撇了撇嘴，有心嘮叨小販幾句，想想還是忍住了。這要是在廠裏，有工人活幹不好，老工人都會上去幫忙。崔大姨就動了自己縫製衣物去市場賣的心思，以前和丈夫幹過小買賣，現在她有手藝有時間，想幹就行動。她即是為了掙錢，更是覺得做點事情心裏踏實。
崔大姨去商場買了一台新縫紉機，她用三輪車拉著新縫紉機找到原來一個院住的馬家。馬家已經搬到北陵小區住宅樓，馬大娘見到老鄰居喜出望外，趕緊招呼進屋要燒水沏茶忙著做飯。崔大姨趕緊讓馬大娘停下，指著那台還沒開封的新縫紉機，一五一十說了自己的來意。原來崔大姨文革前幫著馬大娘買了服裝廠處理的一台舊縫紉機，雖是舊的卻比一般家用縫紉機好用，馬大娘沒少用那台縫紉機給家裏大人孩子縫補胳勒拜兒、波棱蓋兒、和屁股蛋兒那些破洞。現在生活好了，沒人穿有補丁的衣服，那台舊縫紉機放在一邊沒用了。崔大姨不想占馬大娘的便宜，買了一台新縫紉機來換以前工廠處理的那台老舊縫紉機。馬大娘抱怨說：“你花那錢幹啥，這台舊縫紉機用了這麽多年，我早就回本了。現在沒人穿補丁衣服，那台縫紉機就像廢鐵放著。要不是看著它想起以前那些日子想起你，我早就把它當廢鐵賣了，你需要拿去就是了。”崔大姨說：“我這可是占你的便宜，你那台老舊縫紉機功能好，勞動布厚棉布縫起來不費勁兒，我買的這台新縫紉機看著好，其實是個花架子，好看不好用。”兩個人絮絮叨叨地就把縫紉機換了，崔大姨和馬大娘說了會兒親熱話，也沒吃飯留下那台新縫紉機給馬大娘，拉著那台舊縫紉機回家了。崔大姨是有眼光的，沈陽冬季長保暖衣物需求大；大家現在都穿羽絨服和毛褲，她用那台舊縫紉機做市場上沒有的棉手套賣；有時賤價買來一批沒人要的牛仔衣褲，修改後再放回市場擺攤賣。崔大姨不嫌麻煩，有那挑剔的姑娘小夥兒抱怨牛仔衣褲哪有毛病，崔大姨就讓人明天來，她一準按人要求把牛仔衣褲改合適。崔大姨有手藝有眼光更有耐心，更重要的是身體好，自己加工製作自己擺攤售賣；本錢小經營靈活，崔大姨賺了錢，她嘴嚴不和人說自己的生意經。
宋小蕾站在三道灣胡同口，暗下去的天光落在她臉上，讓人看不清她的疲憊。她剛從太原街跑了一整天，腳底發酸，心裏更是沉甸甸的。看到崔師傅推著三輪車從胡同出來，她上去問好，也是想找個同事傾訴心裏的鬱悶。她語氣裏藏著一絲無奈笑著問：“崔師傅，您這是又去市場啊？”崔師傅停下車，喘了口氣笑著說：“是啊，縫了幾件衣服，看看能不能賣出去。你這臉色不太好，咋了？”宋小蕾眼神望向灰蒙蒙的胡同盡頭，歎了口氣說：“工廠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們這些後進廠的，和你們那代人沒法比。還是國營服裝廠，明麵上啥福利都沒取消，可廠裏已經沒錢了。原材料進不來，獎金發不出，職工生病連醫藥費都報不了。”她說著眼圈微微泛紅，“今天我跑了好幾家商場，人家櫃台都承包了，誰還願意賣我們那些滯銷的衣服？我是真替廠長發愁，下個月工資要是發不出來，大家咋活？”崔師傅笑了，安慰她說：“甭替領導們操心，那些人整天花天酒地，胡吃海喝。他們但凡把吃吃喝喝的勁兒用在生產和市場上，服裝廠也不至於落到今天這地步。你還年輕，廠不行了，你就自己幹，咋還不能養活自己？”宋小蕾低頭沉默了一下後輕聲說：“不能和你們老師傅比。我們進廠那會兒，正趕上改革開放，人們都向錢看。誰還願意塌下心來學手藝？都想著國營廠是鐵飯碗，大鍋飯能吃到老。哪想到形勢變化這麽快，生產的服裝沒人要，廠子已經資不抵債了。”她說完這話，忽然意識到崔師傅還要趕著去市場，便收住了話頭：“您忙吧，崔師傅，路上小心，天快黑了。”崔師傅點點頭，推著三輪車慢慢走遠，背影消失在胡同口。宋小蕾站在原地，心裏忽然湧上一股說不清的情緒，既有對退休工人的羨慕，也有對自己命運的焦慮。她不知道明天會怎樣，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停，明天還要去跑市場。
服裝廠確實不行了，主要是領導不行了，廠領導早就和上麵的人串通好了，要把服裝廠破產拍賣。國營服裝廠資不抵債，賬麵上是一堆爛賬，拍賣時隻象征性地掛了“一塊錢”的價格，買主是上麵某位領導的親戚。拍賣過程讓工人心裏發涼，說是公開拍賣，可你沒有後台，連拍賣的門道都摸不著。工人們還幻想著服裝廠能賣個好價錢，結果連拍賣現場都進不去。就算你有本事競拍到了，沒有上麵默許和黑社會保護，討債的人能把你家砸了、家人打了。那個買主一塊錢把服裝廠拿下，立刻放出話給債主們，某月某日前債主可以到廠裏拿資產抵債；積壓的服裝、老舊設備、運輸工具都做了價，誰願意要就拿走，債務一筆勾銷。你要是不同意，那就慢慢等著吧，等著廠子再轉手，等著債務人消失，最後讓你連討債的門都找不到。那些人都玩慣了這套把戲，一個個賺得盆滿缽滿。
服裝廠還在的時候，產品積壓在倉庫，資金回流困難，已到了資不抵債的地步。幾個主要廠領導不思進取，還以各種名目搞吃喝招待，不能開源也不想節流。上麵把幾百工人還有家屬的福利交在他們手上，給他們很大的權利和優越的待遇，他們既不為國家出力也不為工人著想。工廠破產了，他們還要夥同上級撈最後一把，把公有財產吃幹抹淨。
沒有像俄國那樣把大國企私有化，就幸運地避免了公共資產的大量流失，國家的經濟命脈沒有讓幾個寡頭們壟斷。服裝廠是個地方國營小單位，壞了心眼的人們可以無所忌諱地侵吞公共財務，那些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企業會有更多的人虎視眈眈。
領導們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吧，公有製計劃經濟製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製度轉變，工人階級內部也開始了分化與認同差異，那些蛀蟲們太貪婪了！有些領導是沒有能力，有些領導是不負責任，有些領導是有計劃地要把集體搞垮吃掉滿足他們的私欲。
宋小蕾和工人們，心裏像壓了一塊石頭，盛飯的大鍋都沒了，她們連人帶碗都被丟到一邊。她和楊建國說：“國營服裝廠破產了，最吃虧的是咱們工人。”
國營服裝廠就這樣沒了，沒個告別儀式，大家的工齡被買斷就完事了。服裝廠沒了那塊地還在，位置特別好，緊鄰商業中心。沒幾天開發商就帶著圖紙和設備來了，穿著皮鞋踩在工人們工作過的土地上，規劃建幾座樓建多高的樓。各種機器轟隆隆地開進工地，推土機、吊車、混凝土攪拌車，一輛接一輛，那些機器張開大口，把服裝廠地表雜物吞得幹幹淨淨。一年後這裏就變成了高檔住宅小區，售樓處燈火通明，沒人提起這裏曾是幾百名工人賴以生存的地方。
國營服裝廠的破產拍賣、資產抵債、樓盤開發整個操作一氣嗬成，是早就計劃好的。開發文件上那些大紅印章清晰耀眼，一般人都不知道上哪兒找誰去蓋上這麽多章子。“一塊錢”就把國營服裝廠賣了，買和賣都光明正大，工人心裏卻都不服氣。宋小蕾站在新建小區的圍欄外，看著高高的住宅樓，心裏堵得慌。她曾在這裏工作，車間縫製過衣服，廠食堂辦過婚禮，辦公室做過銷售。那過去的一切都被挖出揚散無處可尋，記憶都找不到落腳的地方，鐵飯碗就這麽丟了。
被買斷了工齡後，每月沒了進項，楊建國和宋小蕾一家人的日子難過了。楊建國當知青時扛糧入庫傷了腰，毛病時好時壞。宋小蕾不能指望丈夫蹲勞務市場找體力活幹，她怕他腰病犯了沒錢去醫院，買斷工齡那點錢要給孩子存著，以後托誰為孩子找工作要花錢。早就聽同事們說了，稍微好一點的工作崗位隻招年輕人，要想得到那個崗位，還要托人把暗碼標價的錢送給有關的人。她常常在夜裏醒來，聽著丈夫在床上翻身時發出的呻吟，心裏像被針紮一樣。再難受也得忍著，她在黑暗裏默默地想：“孩子以後可不要像爸媽這樣活著，要找個好點的工作，哪怕是花錢也願意。”她要替孩子多吃點苦，隻要孩子比爸媽強，可是孩子學習一般，花錢能替孩子買到一個什麽工作呢？
她和丈夫都是過了四十歲的中年人，三十五歲就是招工不待見的年齡了！
三道彎胡同 下 六 工人丟飯碗
馬振魁 (2026-02-21 08:08:45) 評論 (0) 三道灣胡同的大多數居民都是工人家庭，胡同裏清晨的動靜總是格外早。天還沒亮透，院子裏就響起了自行車推出來的哢噠聲，鍋碗瓢盆的碰響聲，孩子的哭聲和母親的安撫聲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工業城市清晨的交響曲。男人們穿著藍色工作服，女人們則把孩子交給鄰居或老人照看，匆匆趕往各自的工廠。騎自行車是最常見的出行方式，車鈴聲在胡同口此起彼伏，為一天的勞作拉開序幕。大家最津津樂道的，還是那些國營大廠的“鐵飯碗”。國營五三工廠離三道灣胡同最近，騎車十幾分鍾就能到，有人家雙職工在那兒上班，廠區裏甚至有自己的幼兒園和職工醫院。大東區的黎明機械廠雖然遠些，但因為是沈陽裝備製造的骨幹單位，在工人心中地位極高。鐵西區的重工業基地更是沈陽的驕傲，那裏有沈陽機床廠、變壓器廠、電纜廠，三道灣胡同有人每天橫穿半個城市去上班。更有很多人在其它地方國營或集體工廠上班，第三印刷廠在皇姑區，三道灣胡同有好幾家第三印刷廠的職工。
清晨的大街上，騎自行車上班的人流如潮水一樣從一個交通路口分流向不同的方向，也有東西南北各方向來的人們匯入一個主要大街。公交車也滿載著工人，車廂裏早上總是人擠人，不時地聽到售票員查票的聲音。沈陽工業基礎雄厚，尤其在重工業和裝備製造領域，國營企業如同城市的骨架，支撐著整個社會的運轉。產業工人不僅是生產線上的操作者，更是城市生活的締造者。他們的收入、福利、住房、子女教育，甚至婚姻選擇，都與工廠緊密相連。國營企業的職工身份是一種榮耀。年輕人談戀愛時，若男方在國營大廠上班，往往會被女方家長高看一眼。工資穩定獎金豐厚單位還能分房，結婚、生子、看病、養老，幾乎都由單位兜底。三道灣胡同裏聽到誰家孩子找了個國營廠的工作，鄰裏間便會投去羨慕的目光。單位分房是實打實的福利，很多家庭從胡同搬進了職工宿舍樓，生活也隨之發生大改變。
進入九十年代，三道灣胡同的工人家庭開始彌漫一種說不清的焦慮。曾經引以為傲的國營大廠逐漸顯露出效率低下、管理混亂的弊端，倉庫裏堆滿了滯銷的產品，廠區的喇叭不再播放生產進度的比賽，而是時不時地播出停產整頓的通知。企業之間的三角債、多角債如同蜘蛛網般交織，債務鏈條跨行業、跨地域、跨形式，誰也說不清誰欠誰，誰也還不起誰的賬。流動資金的枯竭像一場慢性病，蔓延在一個個工廠的財務科。開始拖欠工人們的工資，先是一個月、兩個月，後來幹脆不發。廠裏也沒錢報銷職工看病的醫藥費，去醫院不交錢醫院不給治，職工看病靠自己的積蓄。原本溫馨的晚飯時光變得陰鬱，飯桌上的話題從“誰家分了房”變成“誰家下了崗”。有人開始擺攤賣貨，有的在街口修鞋修車，更多的人則在勞務市場徘徊，等待一個可能工作的機會。
工人們的怨聲載道是對生活不確定的擔憂，“主人翁”的自豪感開始崩塌，國營企業不再是大鍋飯，工作不再是鐵飯碗。人們不再以進國營廠為榮，有工作的人開始琢磨“下海”做生意，哪怕是賣襪子、開小吃攤，也比在廠裏幹等強。在三道灣胡同那些工人家庭，“下崗”、“買斷”、“自謀職業”這些詞開始還讓人心驚膽戰，後來就聽得耳朵長了繭子。
三道灣胡同的楊建國正是四十歲的年紀，正值一個男人肩挑家庭重擔、心藏隱憂的階段。他是知青大返城的一員，頂替母親在地方國營服裝廠上班，那是一個帶著計劃經濟餘溫的單位，廠門口的紅磚牆上還掛著“為人民服務”的標語。他和廠裏的女工宋小蕾戀愛結婚，婚禮是在廠禮堂辦的，單位食堂幫忙做了幾桌飯，工友們送來的是搪瓷臉盆和毛巾禮盒。他們趕上了計劃生育成為國策的年代，隻育有一個兒子，大名楊向前十五歲了，馬上初中畢業了。兒子學習一般，考不上重點高中，隻能去職校學門手藝，楊建國心裏不是滋味，卻也無力改變。
這幾年服裝廠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原本是靠著計劃內訂單維持運轉。隨著民營服裝企業和外資品牌的湧入，市場像突然打開的閘門，潮水般湧入各種新潮服飾。五愛市場成了人們買衣服的首選，小販們從廣州倒騰來的貨色花樣翻新，價格還便宜。廠裏那些老舊設備和廠領導一樣，掙紮著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設計科的人還在畫過時的款式，人們早就不穿了，商場也不願意進貨。倉庫裏堆滿了滯銷的衣服，這幾年服裝廠效益不好，大量民營服裝企業和外資品牌進入市場，甚至有退休職工在家裏自己縫製各種服裝在市場上擺攤出售。廠長是上級委派來的，根本不懂服裝生產，卻在廠裏任人唯親，安排親信做采購、做財務。他經常以“招待客戶”為名，用公款在飯店大吃大喝，廠裏卻連工人的醫藥費都報不了。楊建國的腰病犯了，去醫院拍片子，報銷單被退回來，說是廠裏沒錢。他站在廠門口，看著那塊“地方國營服裝廠”的牌子，心裏泛起一陣苦澀。國家已經不再負責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服裝廠被要求“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可廠領導卻沒有絲毫危機意識。他們還在等上級的救助，還在等國家的政策，仿佛隻要再堅持一陣子，就能回到從前。楊建國知道，從前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他和宋小蕾晚上坐在炕頭上，談論的不是未來，而是下個月廠裏會不會發工資。
宋小蕾以前在三道彎居委會辦的街道小廠工作，街道小廠沒有固定產品，居委會建廠的初衷就是幫助胡同裏的困難家庭。後來街道小廠被合並到國營服裝廠，宋小蕾也順勢成了國營單位的正式工人。她到了懂事的年紀，開始收起那些年少時的壞毛病，不再頂撞人、不再遲到早退，她工作認真話語溫和。這份工作來之不易，從街道小廠走進國營體製，是她命運的轉折。宋小蕾長得好看，眉眼清秀穿衣有品味，總能把廠裏最普通的工作服修改後穿出點樣子來。廠領導注意到她，把她調到銷售科做服裝推銷的工作。她第一次出去推銷產品，穿著自己改過的衣服，手裏拎著有服裝廠樣品的包，走在熙熙攘攘的市場裏。這份工作對她來說，不隻是謀生的手段，更是實現自我價值的舞台。她喜歡服裝，喜歡與人打交道，也喜歡那種站在櫃台前介紹產品時被人認可的感覺。她常說：“我不是在賣衣服，我是在幫別人找到適合自己的樣子。”這句話讓她在客戶中贏得了不少好評，也讓她在廠裏逐漸站穩了腳跟。她和楊建國的婚姻也是在服裝廠裏談成的。楊建國沉穩踏實，宋小蕾活潑能幹，兩人性格互補，感情也算順遂。他們的兒子出生後，宋小蕾一邊上班一邊帶孩子，日子雖然緊巴，但她從不抱怨。她常在心裏說：“我這輩子能有個正常的家，在國營廠有份穩定的工作，我也喜歡幹銷售，我知足了。” 隨著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的推進，服裝廠的困境也逐漸顯現。宋小蕾眼看著廠裏訂單減少，倉庫堆滿滯銷品，銷售科的任務越來越難做。但她心裏始終有一份執念，國營廠的工人，端的是鐵飯碗。
有一天她去太原街商場推銷本廠產品，回家時剛進三道灣胡同，看到本廠退休職工崔師傅用三輪車拉著一個大尼龍袋子。崔師傅家和早前的街道小廠都在文盛裏五號，宋小蕾在街道小廠上班時崔師傅還沒退休，兩人那時沒有交集，後來都在一個廠工作，才逐漸互相認識。宋小蕾就問崔師傅好，兩人就站住聊一小會兒，互相交換些各自的情況。
崔師傅就是文盛裏五號的崔大姨，因為崔大姨家是私房，這麽多年也沒有搬過家，已經是大院裏唯一的老住戶了。孩子們都已成家，分散在沈陽的各個小區，偶爾回來看看，更多時候是電話裏囑咐幾句。崔大姨退休後，日子一下子空了下來。早上起來燒水做飯，吃過早飯就坐在炕上發呆，等到中午和晚上又是做飯吃飯發呆。她不是那種能閑得住的人，年輕時在服裝廠幹了幾十年，裁剪、縫紉、熨燙樣樣精通，手藝在廠裏是出了名的。現在國家不限製個體經濟，她沒事幹就去各個小市場轉悠，她尤其對服裝衣物的攤販有興趣。有時看到那些攤販賣的東西料子不好，活幹的粗糙，就想到自己在服裝廠幾十年的手藝。崔大姨撇了撇嘴，有心嘮叨小販幾句，想想還是忍住了。這要是在廠裏，有工人活幹不好，老工人都會上去幫忙。崔大姨就動了自己縫製衣物去市場賣的心思，以前和丈夫幹過小買賣，現在她有手藝有時間，想幹就行動。她即是為了掙錢，更是覺得做點事情心裏踏實。
崔大姨去商場買了一台新縫紉機，她用三輪車拉著新縫紉機找到原來一個院住的馬家。馬家已經搬到北陵小區住宅樓，馬大娘見到老鄰居喜出望外，趕緊招呼進屋要燒水沏茶忙著做飯。崔大姨趕緊讓馬大娘停下，指著那台還沒開封的新縫紉機，一五一十說了自己的來意。原來崔大姨文革前幫著馬大娘買了服裝廠處理的一台舊縫紉機，雖是舊的卻比一般家用縫紉機好用，馬大娘沒少用那台縫紉機給家裏大人孩子縫補胳勒拜兒、波棱蓋兒、和屁股蛋兒那些破洞。現在生活好了，沒人穿有補丁的衣服，那台舊縫紉機放在一邊沒用了。崔大姨不想占馬大娘的便宜，買了一台新縫紉機來換以前工廠處理的那台老舊縫紉機。馬大娘抱怨說：“你花那錢幹啥，這台舊縫紉機用了這麽多年，我早就回本了。現在沒人穿補丁衣服，那台縫紉機就像廢鐵放著。要不是看著它想起以前那些日子想起你，我早就把它當廢鐵賣了，你需要拿去就是了。”崔大姨說：“我這可是占你的便宜，你那台老舊縫紉機功能好，勞動布厚棉布縫起來不費勁兒，我買的這台新縫紉機看著好，其實是個花架子，好看不好用。”兩個人絮絮叨叨地就把縫紉機換了，崔大姨和馬大娘說了會兒親熱話，也沒吃飯留下那台新縫紉機給馬大娘，拉著那台舊縫紉機回家了。崔大姨是有眼光的，沈陽冬季長保暖衣物需求大；大家現在都穿羽絨服和毛褲，她用那台舊縫紉機做市場上沒有的棉手套賣；有時賤價買來一批沒人要的牛仔衣褲，修改後再放回市場擺攤賣。崔大姨不嫌麻煩，有那挑剔的姑娘小夥兒抱怨牛仔衣褲哪有毛病，崔大姨就讓人明天來，她一準按人要求把牛仔衣褲改合適。崔大姨有手藝有眼光更有耐心，更重要的是身體好，自己加工製作自己擺攤售賣；本錢小經營靈活，崔大姨賺了錢，她嘴嚴不和人說自己的生意經。
宋小蕾站在三道灣胡同口，暗下去的天光落在她臉上，讓人看不清她的疲憊。她剛從太原街跑了一整天，腳底發酸，心裏更是沉甸甸的。看到崔師傅推著三輪車從胡同出來，她上去問好，也是想找個同事傾訴心裏的鬱悶。她語氣裏藏著一絲無奈笑著問：“崔師傅，您這是又去市場啊？”崔師傅停下車，喘了口氣笑著說：“是啊，縫了幾件衣服，看看能不能賣出去。你這臉色不太好，咋了？”宋小蕾眼神望向灰蒙蒙的胡同盡頭，歎了口氣說：“工廠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們這些後進廠的，和你們那代人沒法比。還是國營服裝廠，明麵上啥福利都沒取消，可廠裏已經沒錢了。原材料進不來，獎金發不出，職工生病連醫藥費都報不了。”她說著眼圈微微泛紅，“今天我跑了好幾家商場，人家櫃台都承包了，誰還願意賣我們那些滯銷的衣服？我是真替廠長發愁，下個月工資要是發不出來，大家咋活？”崔師傅笑了，安慰她說：“甭替領導們操心，那些人整天花天酒地，胡吃海喝。他們但凡把吃吃喝喝的勁兒用在生產和市場上，服裝廠也不至於落到今天這地步。你還年輕，廠不行了，你就自己幹，咋還不能養活自己？”宋小蕾低頭沉默了一下後輕聲說：“不能和你們老師傅比。我們進廠那會兒，正趕上改革開放，人們都向錢看。誰還願意塌下心來學手藝？都想著國營廠是鐵飯碗，大鍋飯能吃到老。哪想到形勢變化這麽快，生產的服裝沒人要，廠子已經資不抵債了。”她說完這話，忽然意識到崔師傅還要趕著去市場，便收住了話頭：“您忙吧，崔師傅，路上小心，天快黑了。”崔師傅點點頭，推著三輪車慢慢走遠，背影消失在胡同口。宋小蕾站在原地，心裏忽然湧上一股說不清的情緒，既有對退休工人的羨慕，也有對自己命運的焦慮。她不知道明天會怎樣，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停，明天還要去跑市場。
服裝廠確實不行了，主要是領導不行了，廠領導早就和上麵的人串通好了，要把服裝廠破產拍賣。國營服裝廠資不抵債，賬麵上是一堆爛賬，拍賣時隻象征性地掛了“一塊錢”的價格，買主是上麵某位領導的親戚。拍賣過程讓工人心裏發涼，說是公開拍賣，可你沒有後台，連拍賣的門道都摸不著。工人們還幻想著服裝廠能賣個好價錢，結果連拍賣現場都進不去。就算你有本事競拍到了，沒有上麵默許和黑社會保護，討債的人能把你家砸了、家人打了。那個買主一塊錢把服裝廠拿下，立刻放出話給債主們，某月某日前債主可以到廠裏拿資產抵債；積壓的服裝、老舊設備、運輸工具都做了價，誰願意要就拿走，債務一筆勾銷。你要是不同意，那就慢慢等著吧，等著廠子再轉手，等著債務人消失，最後讓你連討債的門都找不到。那些人都玩慣了這套把戲，一個個賺得盆滿缽滿。
服裝廠還在的時候，產品積壓在倉庫，資金回流困難，已到了資不抵債的地步。幾個主要廠領導不思進取，還以各種名目搞吃喝招待，不能開源也不想節流。上麵把幾百工人還有家屬的福利交在他們手上，給他們很大的權利和優越的待遇，他們既不為國家出力也不為工人著想。工廠破產了，他們還要夥同上級撈最後一把，把公有財產吃幹抹淨。
沒有像俄國那樣把大國企私有化，就幸運地避免了公共資產的大量流失，國家的經濟命脈沒有讓幾個寡頭們壟斷。服裝廠是個地方國營小單位，壞了心眼的人們可以無所忌諱地侵吞公共財務，那些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企業會有更多的人虎視眈眈。
領導們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吧，公有製計劃經濟製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製度轉變，工人階級內部也開始了分化與認同差異，那些蛀蟲們太貪婪了！有些領導是沒有能力，有些領導是不負責任，有些領導是有計劃地要把集體搞垮吃掉滿足他們的私欲。
宋小蕾和工人們，心裏像壓了一塊石頭，盛飯的大鍋都沒了，她們連人帶碗都被丟到一邊。她和楊建國說：“國營服裝廠破產了，最吃虧的是咱們工人。”
國營服裝廠就這樣沒了，沒個告別儀式，大家的工齡被買斷就完事了。服裝廠沒了那塊地還在，位置特別好，緊鄰商業中心。沒幾天開發商就帶著圖紙和設備來了，穿著皮鞋踩在工人們工作過的土地上，規劃建幾座樓建多高的樓。各種機器轟隆隆地開進工地，推土機、吊車、混凝土攪拌車，一輛接一輛，那些機器張開大口，把服裝廠地表雜物吞得幹幹淨淨。一年後這裏就變成了高檔住宅小區，售樓處燈火通明，沒人提起這裏曾是幾百名工人賴以生存的地方。
國營服裝廠的破產拍賣、資產抵債、樓盤開發整個操作一氣嗬成，是早就計劃好的。開發文件上那些大紅印章清晰耀眼，一般人都不知道上哪兒找誰去蓋上這麽多章子。“一塊錢”就把國營服裝廠賣了，買和賣都光明正大，工人心裏卻都不服氣。宋小蕾站在新建小區的圍欄外，看著高高的住宅樓，心裏堵得慌。她曾在這裏工作，車間縫製過衣服，廠食堂辦過婚禮，辦公室做過銷售。那過去的一切都被挖出揚散無處可尋，記憶都找不到落腳的地方，鐵飯碗就這麽丟了。
被買斷了工齡後，每月沒了進項，楊建國和宋小蕾一家人的日子難過了。楊建國當知青時扛糧入庫傷了腰，毛病時好時壞。宋小蕾不能指望丈夫蹲勞務市場找體力活幹，她怕他腰病犯了沒錢去醫院，買斷工齡那點錢要給孩子存著，以後托誰為孩子找工作要花錢。早就聽同事們說了，稍微好一點的工作崗位隻招年輕人，要想得到那個崗位，還要托人把暗碼標價的錢送給有關的人。她常常在夜裏醒來，聽著丈夫在床上翻身時發出的呻吟，心裏像被針紮一樣。再難受也得忍著，她在黑暗裏默默地想：“孩子以後可不要像爸媽這樣活著，要找個好點的工作，哪怕是花錢也願意。”她要替孩子多吃點苦，隻要孩子比爸媽強，可是孩子學習一般，花錢能替孩子買到一個什麽工作呢？
她和丈夫都是過了四十歲的中年人，三十五歲就是招工不待見的年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