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爐合肥任教期間（1973–1978）
伍正誌 6335
編者按
本公眾號277期刊登了6335伍正誌校友的佳作《我的第一架照相機——紀念愛妻樂俊士博士》，很受讀者歡迎，大家反響熱烈。本期繼續刊登伍正誌校友的續篇《幸福感最強的人生階段》，以饗讀者，歡迎評論區留言。
在鴨綠江畔的臨江鎮工作四年半後終於畫上了句號。1973年7月，我和妻子樂俊士被選調進入了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舉辦的“教師進修二班“。1963年，我倆分別從上海市東中學和鬆江二中考進北京中科大高分子係，時隔10年，又從吉林省臨江林業局一起調回母校——下遷到合肥的中科大。1973年7月到1978年10月，我在合肥中科大任教的5年，乃是自己一生經曆中幸福感最強的一段時期，幸福感來自向老教師學習教書和給學生授課的過程中，也來自家屬宿舍樓裏簡樸而快樂的生活之中。
教師進修二班
1972年，校黨委書記劉達回到校領導崗位，老教育家敏銳地提出，要想把中科大在合肥繼續辦下去，第一要解決師資嚴重不足的問題。1973年春，劉書記開辦教師進修一班，招收了留校的50名64級和65級同學“回爐”，補上基礎課，畢業後用作充實教師隊伍。接著，劉書記向安徽省委申請批準200名合肥戶口，以便調回64和65級中科大畢業生組成教師進修二班，而我和俊士就是乘著這股“回爐”之風被選調進入合肥中科大的。我感恩劉達書記， 也感恩推薦我倆回校的沈麗鈞老師和佟振合老師。
1973年夏，第一批二十多名進修二班同學入校。其中，大多是64和65級，也有少數像我和俊士這樣的63級同學。同學們住進了118號宿舍樓，女生在三樓，男生住二樓。大家在食堂用餐，菜譜豐富，價格低廉。58級留校任教的佟振合老師請我倆吃飯，花了3元錢，我們端了10樣不同的菜肴，回宿舍與佟老師的室友賀光潛老師四人一起享用。食堂平日的菜譜比在吉林省臨江林業局食堂的過年菜譜還要豐盛，而臨江食堂還是老套路，按計劃供應主食與副食。我感歎合肥雖地處長江以北，食堂美食卻似江南。民以食為天，能不開心嗎？
除了食堂的美食吸引了我，校園風光也讓我愉悅。進入校園的北大門，兩個圓形的荷花池塘，“眼鏡湖”撲麵而來。我的腦海裏至今儲存著這樣一張畫麵，夕陽餘輝給滿池的綠色荷葉鑲上了金邊，一位三係退休老人李廷秀沐浴在光影下垂釣，畫麵突出了“寧靜”二字。校園裏有好幾個池塘，邊上則是草地，芊芊一片。鋪滿綠色荷葉的池塘，綠色的草地，構成了校園的主調。我喜愛綠色盎然的校園。
進修二班同學入學後，旁聽了進修一班的數學和量子力學。史濟懷老師教數學，包括複變函數、線性代數、富利哀變換和數理方程等；尹鴻鈞老師教量子力學。兩位老師都是中科大校園裏的名師。我聽史老師數學課還湊合跟得上，而上尹老師的量子力學就費力了。我以前學高分子化學專業，上了“丙型”的數學課和物理課，學時少，程度淺。一次，自己在圖書館，嚐試做量子力學習題。進修二班的上海老鄉、上中畢業生642範洪義走到我身邊，自豪地告訴我，“習題做完了，很容易”。以後，範洪義師從阮圖南教授研究理論物理，成為了全國首批獲博士學位的十八位學者之一，參加了1983年5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博士學位授予儀式。2016年，我重訪合肥中科大，洪義兄送我一本他寫的詩集，“範洪義實習”。其中一首 “詩與物理”，表達了他對物理與詩有著同樣的鍾愛，還把探索理論物理與寫詩抒情明誌兩者結合成為自己獨特的情懷：“物理理論也是詩，一樣佳妙餘自知。悟出此中真義在，便是學問精湛時。”進修二班中有好幾位像洪義兄這樣的“學霸”，與他們成為同學和同事，有著共同感興趣的話題，增強了我的幸福感。
我和俊士常去安慶路一帶逛商業街。記得一次我倆走進一家沒有臨街櫥窗的布店，跨入店門，店內地麵比街麵低一台階，而且不是水泥地麵，隻是夯實的黑土地。各種布匹整齊地排放在靠牆的櫃子上，俊士在日光燈下，挑選中意的布料。我覺得這家布店的布置與吉林省鴨綠江邊的臨江鎮上商店差不多，但安慶路的小吃店的食品比臨江鎮豐富多了，最中意油炸春卷。
跟著老教師學授課
1973年秋，學校招收了73級新生，在校學生人數增加了一倍。校方宣布63級同學撤離進修二班，回到係裏，參加基礎課教學。我和俊士回到了化學係有機高分子教研室。我加入有機化學教研組，跟著幾位1958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科大的老教師，學習基礎課“有機化學”的教學全過程。俊士被分配到高分子物理教研組，跟隨徐種德老師籌備高分子物理化學實驗室。我的第一個教學任務：跟周光琦老師（1958年南開大學畢業）承擔72級的有機化學課。周老師每周上兩次課，我則在上課當晚去119樓的學生自習室答疑，負責批改作業和上習題課。
1974年秋，我第二次承擔有機化學課的輔導工作，跟著孫祥玉老師給73級化學物理專業同學上課。月餘後，孫老師不幸遇車禍受傷，不能繼續上課了。教研組決定由我獨自繼續承擔這門課的教學。在教研組的張保中老師幫助下，我為自己製定了教學守則：備課–上課–輔導答疑–批改作業–習題課與複習。（1）備課，以有機化合物官能團與化學性質之間的因果關係為上課的主線，撰寫教案，設計板書，上課前須背出教案。（2）上課，挺胸站直，目光前視，不低頭看講義，注重講課邏輯。（3）輔導答疑，從同學的提問中找出自己講課中的缺陷。（4）批改作業，統計學生錯誤最多的題目，為習題課做準備。（5）習題課與複習，講完一章，用習題課來幫助同學複習。這段時間的上課實踐，增強了我的自信心，一方麵，我從課堂上同學們的眼神裏看到了他們的理解與喜愛，另一方麵鍛煉了自己的口頭表達能力。我很享受自己的課堂教學過程。
根據校方要求，教研室決定為75級高分子化學專業學生實行開門辦學，把“有機化學”和“高分子化學”兩門課合二而一，稱為“有機高分子化學”，並指定沈麗鈞老師和我分別講授高分子化學與有機化學。沈老師是中科大第一屆高分子化學專業的畢業生（58級），1963年畢業後，留校任教，並領導高分子化學教研組。沈老師與我合作編寫《有機高分子化學》講義，並指導我以化學工業中的常見高聚物如聚乙烯、聚氯乙烯和聚酯等產品為例，把“有機化學官能團”與“高分子聚合反應”的相關章節連接起來。我跟著沈老師不但學到了高分子聚合反應機理，更學到了老師對待教學的認真態度和對待學生的愛心。我覺得以沈老師為代表的58級學長給後學作出了教學榜樣，這是中科大來合肥二次起飛的動力之一。
1976年11月，75級學生完成了“有機高分子化學”的有關課堂學習內容。沈老師領著朱杏芬老師和我，帶領全班20名學生，赴上海珊瑚化工廠進行為期三個月的開門辦學。沈老師和我負責跟班教學，講授普通物理的朱老師負責後勤。同學們在廠裏參加了預聚合反應、聚合反應和成品邊角料的解聚回收等工序的實習。沈老師還請來了兩位講授化工課的鄧照輝和梁冰玉老師加盟，帶領同學去上海的幾個具有現代化設備的化工廠開眼界，如參觀了從日本進口全套設備的上海金山石油化工廠，操作工人全都坐在控製室裏通過儀表控製化學反應，車間裏幹淨，管道與反應釜排列有序。同學們在開門辦學中表現出來勤奮自律，令我欣慰。在合肥任教的5年裏，我前後參加了72級、73級和75級的有機化學課的教學，可以負責任地說，同學們雖然中學的基礎較差，但繼承了中科大同學勤奮自律的傳統，無愧為中科大學生。
俊士除了帶74級與76級的高分子物理化學實驗課外，還參加了高分子物理教研組的編書任務。中科院北京化學研究所第七研究室的錢人元先生，曾在北京的中科大任兼職教授，給58級學生講授高分子物理化學課，徐種德老師作為錢先生的助教參加了教學全過程。於是徐老師領銜帶領教研組整理、補充和修改錢先生當年的講課筆記，最後遞交科學出版社出書：“高聚物的結構與性能”。1979年，俊士還帶領76級高分子物理班兩位同學的畢業論文，76級畢業班離校與部分老師留影。
1977年1月，地點：上海工業展覽會，75級高分子化學專業同學與五位老師，梁冰玉，朱杏芬，沈麗鈞，鄧照輝和伍正誌。
1979年夏，76級高分子物理同學畢業，一排左2伍越寰老師，右1樂俊士
校園生活瑣記
中科大校園（現今的東校區）前身是合肥師範學院（合師範）。校園的北大門斜對著金寨路，校門東側一帶是農村，東南和南麵有幾個水塘和一大片水稻田。雖然校園四周建有紅磚圍牆，但不少處已成斷牆殘壁。農民挑著農產品跨過斷牆，進入校園住宅區兜售。我把校園戲稱為城鄉結合部，沒有絲毫貶義；相反，來自吉林省鴨綠江邊的我，非常喜歡合肥地處江北，卻酷似江南。合肥土話，”褲子大“（科技大），”喝稀飯“（合師範），都有股濃濃的麻油香味。這些是我所愛。
“到科技大放牛”
1973年初秋，一次，輪到了化學係的基幹民兵校園巡夜。有機高分子教研室的馬德柱老師領著何平笙、周冬令和我，執行任務。傍晚，我們到係辦公室，領了三根齊眉木棍和一個手電。四人聊著天，沿著校園的人行道巡邏。天黑了，校園裏路燈不多，集中在圖書館樓、教學大樓和學生宿舍一帶。過了10點，校園漸漸安靜下來，隻有此起彼伏的蛙鳴和耳邊蚊子煩人的嗡嗡聲。馬老師建議去後校門附近的橡膠廠查看一下。橡膠廠是有機高分子教研室建造的教學-科研基地，研究開發丁基合成橡膠。橡膠廠有一棟兩層小樓，一樓是實驗室和室內走廊。小樓周圍沒有路燈，在手電光下，我們沿著小徑走向橡膠廠。樓前的草地上臥著兩頭黑魆魆的水牛，一位黑衣人從室內走廊朝我們走來，並從胸口的袋子裏掏出了一張紙，遞給我，用合肥話說：“我有介紹信，來褲子大放牛”。我拿手電照著讀：“茲介紹XX大隊XXX到科技大放牛”。介紹信上還蓋著大隊革命委員會的大紅印章。我們四位基幹民兵默認了放牛郎所持的介紹信，到中科大校園來“辦公事”。生產大隊一定是按以前合肥師範學院在此的慣例，農忙後，大隊派人牽著水牛，跨過校園斷牆，水牛自由自在地在“褲子大牧場”啃草嬉水，貼近自然，共享資源。現在校園裏的大學生難以想象農民居然憑生產大隊介紹信到校園放牛，這反映出中科大在合肥“騰飛”前的校園氛圍。
從器材庫裏的“蒙古包“到136樓新居
1974年初，我和俊士在化學係器材庫住了幾個月，等待校房管處分配家屬房。器材庫在圖書館三樓的東側大廳，堆滿了從北京玉泉路校園運來的實驗室儀器、櫥櫃、實驗台和高凳等。在6435杜定準幫助下，我搭了個蒙古包式新居：用幾個一人多高的大櫃子作“圍牆”，再用實驗室紅黑厚窗簾，蓋在櫃子上麵作蒙古包頂。新居裏麵安置了從林業局帶回來的家具。冬天，早晨掛在新居裏的毛巾，凍得硬邦邦的。晚上，我和俊士“回家”是從圖書館南麵的小門進入樓道，樓內很暗，整個圖書館東側，隻有我倆，習慣了，也不害怕。不久，6532的李俊清/王儉夫婦成了我們的鄰居。他們在器材庫大廳東門外的樓梯口，隔離成了一個帶有小陽台的過道房間。我們兩家都在食堂用餐，盼著學校房管處早日分房。
1974年9月，我的住房申請被批下了：136樓東門洞三樓靠西的一套南北兩居室。136樓和137樓，兩棟合師院留下的三層紅磚宿舍樓，一北一南，兩樓平行，位於校園的東北之隅。每棟樓有3個門洞，共居住36戶。走進我的居所，一段2米長走廊，右手邊，4平米小廚房，內有朝北的小窗。往裏，兩睡房，一南一北，南房11平米，南窗朝著137樓；北房9平米，北窗外是學校圍牆與牆根下的鄰居菜地。從二樓上三樓的拐彎處，設左右兩廁所兼作淋浴室，三樓四家合用。我的隔壁鄰居、近代力學係58級留校的董會雙老師和印刷廠小張夫婦，帶一雙兒女（大海和丫頭）住兩間朝南兩居室，外間帶陽台。
進修二班的6533蔣祥玉幫我裝修。當時，妻子在上海娘家待產。我去校後勤部，領來水泥、沙子和石灰，按配方拌好水泥。祥玉熟練地用刮刀抹平地麵，來回幾下，水泥地麵變得又平又光。我讚揚他的手藝，他說在軍墾農場當過泥水匠。為了對付校園裏的蚊蠅肆孽，我用從林業局買來的木材自製了紗門，紗窗，伸出南窗的晾衣服架，還自製了碗櫃與書櫃。10月下旬，我在同學的幫助下，把家具搬入新居。廚房的水鬥邊上放一口大水缸，一張三屜桌靠牆，桌上一頭是自製的碗櫃，另一頭放著從林業局帶來的特產椴木菜墩。桌子底下摞著蜂窩煤，煤餅爐靠北牆，爐下墊著幾塊磚。這，就是我婚後的第一個家。
學做家務
1975年春，俊士帶著剛出生不久的兒子，從上海回來，對136樓新家的布置基本滿意。妻子向來大度，不是那種嘴碎挑剔的婦道人家，此乃我一輩子的造化。家務分工：妻子朱內，照顧嬰兒與烹調；我主外，購物、買菜和清理食材等。我自幼在上海家裏靠奶奶和老保姆照顧，連如何使用搓板洗衣服還是進北京中科大後才從一位杭州籍室友處學會的。現在有了家，有了孩子，我開始學做家務了。
住在137樓的鄰居周冬令是我買菜和清理食材的老師。冬令兄比我大5歲，上海人，60年代初加入北京玉泉路中科大有機化學教研組。我跟隨冬令兄去南七裏站的農貿市場買菜，學習如何挑選食材。如買母雞，挑選肚子肥壯，須防黑心商販往雞肚子內注水（上過當）；而雞冠發紫，無神，可能是瘟雞（禽流感）。也學會了殺雞、燙雞、拔毛和清理內髒，弄清了什麽能吃，什麽不能吃。買活鯽魚，要生猛，肚子不大，否則一包魚籽。冬令兄現場示範如何辨認魚肚子裏的苦膽，刮鱗宰魚，先除魚膽，後拉內髒； 一旦苦膽破了，魚就苦得無法吃了。至今，我在世界各地旅遊時，當地居民的菜場是我必遊之處，此一愛好的起點，可追溯到南七裏站買菜的經曆。我喜歡自己去市場買菜，常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當時，花生米、菜油和香油是油料作物，屬“統購統銷”，農民無權在農貿市場出售，但偷偷地賣，顧客則偷偷地買，形成“黑市”。既然“黑市”，不宜光天化日之下交易。天蒙蒙亮，冬令兄帶我去七裏站附近的公路邊找賣花生米的商販。如何選擇花生米？冬令兄說：先手摸，是否幹燥？看顏色，是否發黴？看形狀，是否飽滿？他還要我自備一杆“稱”，要我學會讀稱與如何檢查零點，以防賣家作弊。我多次購買花生米、菜油和小磨香油，但從未遇見“城管”幹涉。
一次，天蒙蒙亮，我跟著冬令兄騎車去巢湖魚碼頭買魚。一路上，涼風習習，田間路麵狹窄，我小心翼翼地跟在他的車後麵。一小時後，到達湖邊魚市場，天大亮了，已經有不少賣魚的攤位。俊士要我買巢湖特產銀魚，要做上海菜“銀魚炒蛋”。巢湖的銀魚雪白，比太湖銀魚要大一倍。冬令兄還建議我買了一條兩斤多的翹嘴白魚，他介紹說，魚的形狀象上海菜場裏的海產湘魚，但體大、肉嫩、鮮美和多刺，適宜清蒸。以後，我回滬與家人過年團聚，必帶翹嘴白魚，那是母親的最愛。
妻子善於烹調、縫紉和編織等家務。她會做上海口味的家常菜、做點心和應時美食，如端午包粽子，中秋做廣式和蘇式月餅，過年擀皮子、拌肉餡、包餃子和做八寶飯，備年貨做香腸、醬油肉、醃鹹肉和做風雞。我還買了一架小石磨，自製水磨糯米粉和黑芝麻粉，俊士製作豬油黑芝麻餡的寧波湯圓，口感就如在上海吃過的正宗寧波湯圓。我嘴饞，慶幸自己的口福，心裏美滋滋的。
俊士還會織小孩毛衣毛褲、裁剪和縫紉小孩衣服。我曾經好奇地問妻子，你13歲離家，去上海郊區的鬆江二中住校讀高中，怎麽會做家務呢？她的回答很絕，說：“這有什麽難？看看就會了唄。讀書是最難的，讀書都會，家務就沒什麽難的了。”我驚歎妻子的邏輯推理，也見證了她說的“看看就會了”。以後，我在加拿大旅遊商店，看中了一件粗毛衣，後背編織了印第安人崇拜的鷹圖騰。幾個月後，俊士給我一個“驚喜“，為我織好了一件米色粗毛衣，衣襟與後背也編織了她自己設計的鷹圖騰（見照片）。我心服口服她的空間想象力，至今珍藏這件毛衣。在校園裏，我見證了好幾位像俊士那樣的中科大“理工女“，她們都具有讀書和家務雙全的傲人表現。
“理工女”愛妻樂俊士博士為我打的毛衣的正反麵
請楊先生帶年貨
我如果不回上海老家過年，就設法托同事給上海兩邊父母家帶年貨。母親喜歡小磨香油，俊士父親喜歡喝黃酒，配油炸花生米。那時，合肥已經進入了“市場經濟“，但屬於“黑市”。上海還處於靠計劃分配年貨：每戶1斤花生米，一小包葵花籽，2兩香油，一隻凍雞，兩三斤凍魚。家人還須一大早去小菜場，憑戶口本排隊購買按計劃分配的年貨。
有一年春節前，我買好了花生米和香油，托化學係係主任楊承宗教授帶回上海。1958年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成立時，楊承宗教授就是放射化學與輻射化學係的係主任（08係），是位德高望重的放射化學家。1951年他從法國巴黎大學獲化學博士，導師是著名的放射化學家伊萊娜·約裏奧·居裏（居裏夫人的女兒）。以後，楊先生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立了放射化學係。1970年，楊先生隨校下遷來合肥中科大，任化學係係主任。平時打扮一身藍，藍布中山裝，藍布褲子，戴頂藍色解放帽，說一口吳儂軟語式的普通話，平易近人。
托楊先生帶年貨那天早晨，我和幾位上海籍年輕教師騎車，載著裝年貨的手提袋，繞道進入合肥火車站月台，找到了楊先生的車廂，便把一袋一袋裝滿年貨的手提袋從車窗遞進去。車廂裏的一位同學接了，把記有名字的手提袋整齊排放在行李架上。那時的綠皮火車從合肥到上海，需時一天。我讓妹夫傍晚憑上海火車站的站台票進入火車北站接年貨。妹夫找到了楊先生的車廂和座位號，等著楊先生喊名字，順利地接過了手提袋，回家。後來，我在係裏遇見楊先生，他還跟說了一句“伍正誌，你妹夫長得挺神氣的”。我敬佩楊先生“接地氣”的作風，我也為我們這幫上海籍青年教師自豪，居然敢請楊先生這位40年代留洋的博士係主任“帶年貨”。那個時代中科大校園裏洋溢著：“沒上沒下的平等，當官的沒有那股官氣”。我更佩服楊先生與我們這些“小字輩”一樣，不在乎什麽規定。
至今，我常懷念這位慈祥而睿智的老人，每每想起先生的平時為人，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在楊先生這樣的係主任手下任教，那是我的造化，能不心情舒暢嗎？上天也眷顧楊先生，壽至百歲。2024年秋，我回訪中科大，特地請老同學張祖德教授陪著，向先生的青銅雕像鞠躬致敬。
雇保姆照顧嬰兒
136樓西門洞一樓住著一位70多歲的徐奶奶，她是合師院留下的“保姆頭”。我請徐奶奶找了一位來自無為縣的保姆，50歲左右，自帶糧票。我和俊士的工資都是每月50多元，糧票32斤。保姆工錢每月16元（不帶糧票的保姆，每月12元）。有了保姆後，母親怕我們糧食不夠吃，每次回滬探親，她會給我一些全國糧票。當時，全國糧票是“市場上的硬通貨”，用來跟農民換大米，換小磨香油，換花生米，在136樓下就可以做成這些“市場交易“。保姆除了白天帶兒子外，還管燒三頓飯菜。我仍然每天早晨去南七裏站農貿市場買菜，買完菜就交給保姆了。俊士須去實驗室工作，我搞教學，自由度大些，一般去圖書館備課。我們中午回家吃飯，飯後午睡，1點45分，學校廣播響了，再去上班。下午5點多下班，俊士喜歡抱著兒子老虎在樓間的小路上散步，與過往的抱著嬰兒的年輕媽媽們閑聊，大家有著相同的“下放-回爐-任教”的經曆。那時候，大約有十多家進修二班的同學居住在136和137樓。
鄰裏互助
在136樓居住的幾年裏，鄰裏之間，和睦相處，其樂融融。那時候，合肥家庭用蜂窩煤燒菜煮飯，每隔兩月，我與6435的杜定準合作用板車為兩家拉煤。煤店在安徽醫學院附近，離中科大僅一站路，但要過銀行幹校（現在的北校區）前的大坡。我倆把蜂窩煤裝上平板車，小杜揹上車揹帶，兩手握車把，拎起，感覺一下重量平衡，然後指揮我挪動一些蜂窩煤，直到他感覺合適為止。小杜拉車，我在後麵推。平道不費勁，但過銀行幹校前的大坡挺費力，到坡頂，我倆一身汗。進校門後，先到小杜家卸煤，再拉到136樓，一趟一趟地把蜂窩煤餅搬到我家三樓廚房。平常，一天用3到4塊煤餅。爐膛熄火時，我會向樓下進修二班的朱英輝家借一塊燒紅的煤餅，放入爐底，再加上一塊新煤餅，讓火慢慢燃起。
136-137樓居民區的五六戶有幼兒的家庭，成立互助組，組員輪流騎車去牛奶場取預訂的牛奶，並分配到各戶。每周我輪到1到2次取奶，下午4點騎車出發，穿過安徽大學校園，到五裏墩牛奶場取奶，來回一個多小時。那時，鄰居們互相幫助買菜、拉煤和取奶，隻要不耽誤教學任務就行。凸顯校園的慢生活節奏，悠然自得，從容閑適。
一天下午，我突然聽到二樓鄰居，進修二班6533施文芳同學在陽台上喊救命。我急忙下樓看究竟。她先生躺在客廳地上，瘦骨嶙峋，不省人事。我有點緊張，急忙和聞訊趕來的一樓進修二班朱英輝，三樓的司機小王，對門137樓的進修二班653李俊清，四人一起把病人抬上車，送往三孝口的安醫急診室。病人患有I型糖尿病，平時很瘦弱，靠注射胰島素控製血糖，那天發生了昏厥。虧得及時送醫，經處理後，轉危為安。2008年夏，我和俊士回校參加中科大50周年校慶，在化學學院的慶典晚宴上，施文芳看見我倆就大喊，“救命恩人來了”，大家一起回憶起30多年前發生的136-137樓鄰居協力救助昏厥糖尿病人的往事。
1976年7月28日的那場7.8級唐山大地震之後，據傳，合肥也可能會發生地震，於是，校方要求各家搭地震棚。我從學校後勤處，領來了搭棚的木棍、粗竹竿塑料布蘆席和鐵絲等材料。在鄰居的幫助下，我在136樓後麵， 校園圍牆前的菜地上搭了一個地震棚，用木棍和粗竹竿，搭架子，塑料布作棚頂，三麵用蘆席圍起，裏麵架上床板，床前再拉上塑料布簾子。旁邊則是鄰居老董家的地震棚。第一夜，我和俊士帶著不到兩歲的兒子，加上保姆，四人擠在地震棚的“大床”上，半夜下雨，棚頂不漏，經受了考驗。這一夜，我恍恍惚惚，似睡未睡，兒子和他母親卻睡得很香。第二夜，我不受罪了，回樓睡。過幾天，136樓的鄰居們也陸續結束了露宿。可惜，搭地震棚把136樓的鄰居、進修二班641張賢科/許浦華家的菜地踐踏了。
小竹椅文化
從北京下遷來的中科大教職員工，入鄉隨俗，家家都有小竹椅。我用小竹椅給兒子喂飯，洗腳，講故事。我還把小竹椅帶到了上海的父母家，很受歡迎。小竹椅還用來聽政治報告。那時，校園裏沒有大禮堂，周二下午，教職員工在二食堂開大會，聽政治報告。我們揹起小竹椅，走到二食堂，但食堂容量有限，不少人就坐在門口。我就常與有機化學教研祖的幾位老師張保中，伍越寰，周冬令等人坐在食堂外麵，聊天，看報，直到會議結束，大家再一起揹起小竹椅回家。從1973年到1978年，合肥校園裏的意識形態氛圍比以前我在北京玉泉路中科大校園時期（1963–1968）淡化了。小竹椅給了我一個機會，可以選擇聽報告的“座位”。
1977年秋，我小妹從下放的江西果林場來合肥小住，她印象最深的是看露天電影。周六傍晚，從136-137樓住宅區走出來的大人和孩子，每人揹起小竹椅，帶著一把趕蚊子的大芭蕉扇，組成一支小竹椅大軍，把136樓和137樓之間的過道擠得滿滿登登的，一起走向大操場看電影。大操場裏的觀眾，坐在自帶的小竹椅上，黑壓壓的一大片。遲到的觀眾就坐在屏幕後麵，看反麵電影。有時候，中科大東邊的近鄰，安徽省水利廳，周末放電影。136-137樓的居民們，又組成一支小竹椅大軍，跨過中科大校園東麵的斷牆，走過一段隻容一人行走的水稻田埂，再跨過省水利廳的斷牆，走到放電影的操場，坐在小竹椅上看電影。我想，水利廳的職工家屬一定也和我們一樣，揹起小竹椅來中科大操場看電影，水田旁的農村居民也享受到兩邊的電影招待。中科大、省水利廳與周邊村莊的居民們，跨過斷牆，暢通無阻，不但有著商業上以糧票易物的便利，也一起分享著當時唯一的娛樂資源——蹭看鄰家電影，凸顯校園處於“城鄉結合部”的特色。來自京城的科大人，也融入了當地的小竹椅文化之中，其樂無窮。
掛鑰匙的鄰家小女孩
我從教研室下班回家的路上，常遇見一位漂亮的小女孩，大眼睛，7歲左右，脖子上掛著鑰匙，放學後開心地與小夥伴們在137樓西頭嬉鬧遊戲。小女孩是有機高分子教研室馬德柱/羅筱烈夫婦的掌上明珠。馬老師也常帶著愛女到教研室來，一位老師給小女孩起個外號：小馬駒。她聰明伶俐，深受教研室老師們的喜愛。中科大1970年從北京下遷到合肥後，化學係的老師與學生們一起被“工宣隊”帶到馬鞍山，參加“一打三反”運動。工宣隊要求全係師生員工一律住進工棚式的男或女集體宿舍，統一管理。繈褓中的小馬駒與媽媽，羅老師，一起睡在女工棚的通鋪上，但羅老師患心髒病，夜裏一人帶孩子，不堪重負。後經工宣隊批準，在男工棚的一角，為馬老師一家三口，搭了個獨立的“家庭棚戶”，讓馬老師夜裏可以照顧小馬駒。於是，繈褓中的小馬駒也就跟著父母一起參加“運動”了。20多年後，小馬駒在美國中西部高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拿到了材料學的博士學位，加入3M公司，成了我和妻子從事新藥研發工作的同事。小馬駒還是像小時候那樣性格開朗，臉上常掛著微笑，很有人緣。他們夫婦買下的房子離我家不遠，同屬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的木梅鎮（Woodberry，MN）。1998年馬老師和羅老師夫婦從合肥中科大來美看望女兒一家，我特地請他們來家小聚，還請來了在芝加哥定居的原有機化學教研組的老同事周冬令/王秀英夫婦（照片見下）。我在3M公司裏遇到小馬駒，她仍舊喊我“伍叔叔”，引來一位姓李的3M同事調侃：“你稱呼老伍“伍叔叔”，我和老伍同輩，怎麽不稱呼我“李叔叔呢？“我和妻子也聊起過這一“年齡差別”話題：70年代末，我倆在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讀碩士研究生時，與周圍同學們年齡差不多，大多是61-65年入大學的老五屆，而我倆是63級。但是，以後出國讀博士研究生，當”博後“，進公司，漸漸地與周圍的中國同學或同事的年齡差別越來越大了，與78級同學，差了15年。不少3M公司裏的中國同事舉行家庭聚會時，要他們的孩子敬稱我倆：爺爺、奶奶了。
1998年9月，與中科大高分子有機化學教研室的老同事在明州作者家小聚。右起：
樂俊士，周冬令，馬德柱，羅筱烈，王秀英，伍正誌
訪客
我在136樓的家裏，接待過不少老同學、朋友和親戚來訪。進修二班的同學回校時，大多在26–28歲，屬談婚論嫁的年齡。有同學來與我倆商量相親的事，有同學在談朋友中托我倆從旁美言幾句，也有同學遇到難以決斷的問題，要我們幫忙分析利弊。一位上海籍同學討教如何安排與相親對象的第一次見麵：相親談話的內容應該包括哪些？談話後一起去吃飯好？還是一起去看電影更妥當？我說應該談自己大學畢業後的經曆，談回中科大自己的教學工作，和今後的打算。這些都是”亮點“。俊士說一起去吃飯可以有更多時間談話，以便相互了解，而看電影沒法聊天。這位同學第一次與女友見麵後，還特地來我家，得意地告訴我倆，姑娘也是上海人，長得很漂亮。最後，他倆成了。同班（6335）的李福如與同事從黑龍江海拉爾市到合肥出差，特地來中科大校園的136樓看望我們，一起享用家常飯菜。我倆成功從吉林臨江林業局南調回合肥中科大後，不少還在東北的老同學求助我幫忙聯係調回母校。我則有求必應，收到老同學求職申請信，立即把信送到他們求學時所在的係辦公室。一次，我還把申請商調的信送到數學係係主任龔昇教授家裏。可惜，大多無果，僅辦成了一例。我倆同班的上海籍同學徐震春來家商量，如何從沈陽調回南方？我把新認識的化學係教員、上海老鄉、南京大學化學係63級的溫元凱介紹給震春。我說元凱足智多謀、熱心助人，科學界和教育界的朋友多，路子廣。不出所料，元凱介紹震春到北京中國科學院一個研究所當研究生。以後，震春還順利赴美攻博。
從三口之家到四口之家
兒子小時候常生病，感冒發燒，打針吃藥，成了校醫務所的常客。一次，我騎自行車，帶8個月大的兒子去打針，兒子坐在自行車前麵的小竹椅子上，椅子是卡在自行車的橫檔上的。我經過圖書館，有點下坡，車速較快，路上橫著一條自來水管子，車碾過水管時，一個顛簸，把兒子從小座椅上震掉下來了。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衣服，避免了一場事故。我停下車，抱兒子坐上小座椅，再把椅子朝前挪一點。到家，仍後怕，告訴俊士這場險情，她警告我，以後碰到道路不平，下車，推著走。
1978年俊士懷著老二，臨產前，還在自己裁剪，縫紉嬰兒衣服。一天，她踩縫紉機，感覺不對勁，說：胎位可能變橫位了，要我馬上陪她去校醫務所。上海籍的婦產科陳醫生很有經驗，判斷是橫位。陳醫生熟練地把胎位轉成正常，再用布帶子固定住，並關照，不要再踩縫紉機了。在回家的路上，俊士告訴我，老二在肚裏跟老大完全不一樣，老大胎動少，而老二胎動多。
1978年3月7日，女兒出生於合肥安徽醫學院附屬醫院。出生前一天午後， 我送俊士去安徽醫學院婦產科住院待產，一直陪她到晚上12點，醫生說不會馬上生，要我先回家。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醫院，護士說，生了個女孩。估計，女兒是淩晨2-4點鍾出生的。俊士看見我，非常興奮地描述小女兒的體型，還開心地說真好玩。那幾天，3歲半的兒子在家，扶著樓梯口的欄杆，告訴每一位上三樓的鄰居，“我媽媽到醫院去生老二了”。出院那天，我請鄰居司機小王開車，約了沈麗鈞老師一起去安醫接俊士和嬰兒。我攙著俊士，沈老師抱著嬰兒，一起回到136樓。那時，中科大已經實行了計劃生育，但我倆沒有生育指標，派出所不給女兒報戶口。過了約半年，我倆拿到生育指標後，才給女兒落戶，女兒當了半年的“黑戶口”。1978年3月18日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開始了“科學新長征”。我跟俊士說，女兒是“必“字輩，起名“必征”，小名“征征”。
女兒誕生後，我們又請了保姆。兒子老虎已經3歲半了，進了中科大幼兒園。以致許多年後，兒子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大學（UC Berkeley）讀研究生時，他與來自中科大的室友小劉調侃：“我也來自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科大幼兒園肄業。“
我倆一起建立了溫馨的家，春華秋實，有了一雙可愛的兒女，體驗到家庭中洋溢著的親情。我倆為兒女，為家庭，忙碌著，樂在其中。這是從人性，從生命的根底裏流出來的，人生幸福的重要組成部分。
兒子伍必成
女兒伍必征
兒子和女兒
報考科學院研究生
1978年初，為了實現自己“當科學家”的夢想，在俊士支持下，我決定報考中國科學院研究生。教研室的一位老師勸我：你已經能夠獨立授課了，再過幾年就可以招研究生，何必去考研呢？我有自知之明，自己從未單槍匹馬地做過科學研究，僅靠書本上的知識，哪來的資曆去帶研究生呢？在五年的有機化學教學實踐中，我漸漸對探討有機化學反應機理的實驗工作感興趣。在選擇導師的問題上，我聽取了在中科院感光研究所的佟振合老師的意見，報考了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物理有機化學研究室室主任蔣錫夔教授的研究生。錄取後，我帶著4歲的兒子於1978年10月回到了上海；而俊士則帶著剛過半歲的幼女留守合肥中科大。1979年，俊士為了家庭團聚，決定報考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的黃維垣院士/史觀一教授的研究生。我為她準備了有機化學複習資料。一位中科大74級的同學回憶道：1979年樂老師帶兩位76級學生的畢業論文。一天，樂老師宣布要考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向一位同學借分析化學講義。當時樂老師既有教學任務，還要帶著剛過周歲的女兒。那一年，上海有機所向全國隻招5名研究生，俊士參加了初試、複試和口試，成功錄取。
1979年10月，我回合肥中科大136樓搬家，小女兒已經一歲半了，她站在小手推車裏，咧著嘴喊“爸爸”，一點不怕陌生地張開小手要我抱，但她那副可愛的樣子像照片一樣印在我的腦子裏。人生旅途中“合肥任教”這一章已經翻過去了，它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新的一章“上海讀研”開始了，朝著自己的人生目標又邁進了一步，我們一家四口在上海團圓了。我的父母非常開心看到俊士成功地把兒子和女兒的戶口報進了老家——上海惠民路149弄12號。
家族心願達成
作為晚清重臣李鴻章（文忠公）的後人，我於1973年攜妻子俊士，如願從吉林省臨江林業局調回母校合肥中科大任教，建立家庭，兒女雙全。 70年代末，我倆又雙雙考上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的研究生，追逐當科學家的人生之夢，離開合肥，回到上海。合肥幾年，事事順心，幸福滿滿，冥冥之中，感覺受到了神靈的護佑。2024年秋，在中科大張祖德教授陪同下，我把一張太奶奶李經璞（我的曾外祖母，母親的奶奶，李鴻章文忠公的幼女）的照片捐獻給合肥市李鴻章故居陳列館。
以前，我參觀過該館多次，看見太奶奶的哥哥和姐姐的名字和照片都在館裏，遺憾的是獨缺文忠公幼女李經璞的照片。而且網上把太奶奶的名諱誤寫成李經溥。從太奶奶寫給她姐姐李經璹的信中得知，文忠公生命的最後數月，一直由16歲的太奶奶在旁陪伴。請求館方能夠把這張照片與太奶奶的父親及兄姐等家庭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此乃我的心願。
太奶奶李經璞（1885-1966），李鴻章幼女
太奶奶和作者，1947年夏，上海海關宿舍，惠民路149弄12號，伍家門口
2024年秋，作者持太奶奶照片站在高外祖父李鴻章的合肥故居門口
附錄1
在上海圖書館所藏《張佩綸家藏信劄》中，收有一通太奶奶李經璞於清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1901年7月14日)致她姐姐李經璹的家書，參見《南方都市報》，2018-08-14，蘇州博物館申聞：
三姊大人妝次：去冬通函後久闊音問，想念時殷，遙維儷祉增綏為頌。聞近來家務操勞，日無暇晷。外甥輩提攜懷抱，不免費心。阿當尚未種牛痘，老人謂西醫種痘不拘何時，毫無禁忌，不似華俗似以及時早種為是。侯府新居聞甚寬闊，八月間能否早搬，念念。妹到京後，常侍庭闈，竊見公事繁劇，老態日增，欲早息肩，未知能如願否？生慈以次壹是平順，堪慰遠懷。手此，敬問坤福，餘不一一。妹經璞斂袵。五月廿九日。
外甥輩均吉。
生慈暨季兄嫂囑筆致候。
附錄2
在恩師佟振合院士80華誕上的發言（2017.8.24）
各位老師，各位師弟和師妹們，你們好！謝謝主持人楊國強教授讓我作為佟先生的學生，第一個在佟院士80華誕上發言。我講三點，1）介紹一下我是誰；2）我為什麽會在這裏發言；3）我的心願。
我叫伍正誌，1968年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係高分子化學專業。今年72歲了，在美國3M公司做新藥研發近20年，退休前任職，3M藥物傳遞係統部門科學家。在本次第十五屆全國光化學學術討論會上（2017年8月21日–24日蘭州），我報告的題目是：“如何遵循FDA的規定來評估新藥化合物的光化學穩定性”。我很高興能夠參加本次年會組委會舉辦的“佟振合院士80華誕”慶典活動。
在1968年的“複課鬧革命”中，佟老師給我們中科大6335班講授高分子化學課。因此，早在50年前，我就成了佟老師的學生了。這是主持人楊教授讓我這位“老學生“最先發言的原因。
我和妻子樂俊士1968年12月從北京中科大畢業，被分配到鴨綠江邊上的臨江林業局，在邊陲之地曆練了四年半。1973年，迎來了轉機，佟老師和另一位老師推薦我倆回母校（合肥中科大）任教。同年8月，我和俊士回校報到，佟老師還從二食堂買了10個菜為我倆接風。我覺得自己在合肥任教的5年是我一生中幸福感最強的階段，在佟老師的幫助下，重新走上了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當一名科學家。
1978年報考研究生，我麵臨一個人生十字路口，再次受到了佟老師的點撥。我在中科大從事有機化學的教學過程中，對用實驗方法研究有機化學反應機理感興趣，決定報考中科院北京化學所的蔣明謙教授的研究生。初試通過後，我查文獻發現，蔣明謙教授是用他人的實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得出經驗方程，與我的初衷相悖。我便向已在中科院北京感光所工作的佟老師求教。佟老師建議我報考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物理有機化學實驗室的室主任蔣錫夔教授，我遵從了老師的建議。從此，我一輩子在自己喜歡的物理有機化學領域裏耕耘，碩士生研究題目是自由基反應機理，博士生和博士後研究光激發態的反應途徑，在柯達公司的成像機理實驗室的物理有機化學研究組任職，跳槽到3M製藥部門，用物理有機化學來研究新藥的降解反應機理。
2006年，我回國參加導師蔣錫夔院士80華誕，並在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舉辦的慶典中作了學術報告：“用物理有機化學解決新藥研發中的三個難題”。佟老師也出席了那次慶典並作了報告。那時，我就立個心願，以後，要參加佟振合院士的80華誕。今天，我高興地實現了這個心願。
各位師弟和師妹們，當您們到我現在這個年紀，也許會像我今天這樣，回顧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詢問自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受了哪些貴人的指點，我才成為了今天的“我”呢？佟老師就是我的貴人，指引我走上了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成為一名物理有機化學家。最後，當著這麽多師弟和師妹的麵，我要說一聲，謝謝您，佟老師。
【作者簡介】伍正誌（6335），1968年北京中國科大化學係畢業，分配到吉林省臨江林業局工作，1973年調回合肥中國科大化學係任教，1981年獲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碩士，1987年獲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學博士，1990年完成Purdue大學的博士後訓練，進入Eastman Kodak公司，從事彩色膠卷研發工作，1996年轉入3M公司的Drug Delivery Systems Division,從事新藥品研發，2013年從3M退休。退休前職稱，Division Scientist。現定居在加州舊金山灣區。
編輯：許讚華
排版：俞霄
常務編委：
許讚華 803 | 陳錦雄 812
劉揚 815 | 黃劍輝 815
滕春暉 8111 | 沈濤 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