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去過的北京玉淵潭，在那裏發生的撞船事件，至今還令有些人難忘。
同濟美國牛人問我是否認識一位武大郎校友，並且轉來題為《六四記憶（十）—肖陽》的文章，肖陽曾經積極參與六四，從英國牛津帶好多英鎊到廣場助威，當時還憤然寫了退黨聲明。現在這家夥在美國當教授功成名就後，則是回國做學術休假。他的姓名是肖陽，現在根據家譜改成蕭陽。
我的回複：“泰迪媽媽和她的閨蜜在同濟時去北京玩，似乎是在社科院讀研的武大校友肖陽他們接待的，我明天再問她。正是文章中所說的這位。泰迪媽媽與閨蜜去北京玩，在社科院可以住免費宿舍，很短的時間，具體是誰介紹的，她說已經記不清了。關於為什麽姓氏不同，那可能是泰迪媽媽去北京時他還是叫肖陽，他們家族的姓都可以改去改來，現在便成了蕭陽。”
同濟美國牛人解釋泰迪媽媽就是我太太，泰迪是我們家愛犬後，肖陽通過他們剛加的微信回複：“那我認識她們。當時研究生院的校舍還在修建中。我們住在解放軍後勤學院的招待所。應當是安排她們住在那兒。還記得在玉淵潭玩，劃船。出了一個事故。和別的船相撞。還去了派出所解決糾紛。”
同濟美國牛人追問：“當時還鬧出事故！ Teddy媽媽當年的北京之行目的是什麽？”
我在幾天後，寫下這些留言與故事：
泰迪媽媽在國內出身於家境不錯的人家，盡管她的上海交大畢業生父親也曾在政治風雨中挨過整。即便如此，這樣的家庭背景，與我們這種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依然不可同日而語。
在同濟讀書時，我的零花錢是每月十五塊，而她是五十塊，這個差距在當時已足以說明問題。她的父親是離休的部隊幹部，當時的月收入就是兩百多元。他們屬於軍隊體係裏的體麵人家，隻是長年不得誌，心境可想而知。
在我們談戀愛之前，她的父母希望她能留在武漢讀書，條件是將會花錢送她到外麵的世界去看一看，這個承諾一直存在著。在實習之前，也就是1985年，她的父母資助她到北京去玩一趟。為了讓父母放心，她找了自己的同濟閨蜜同行。閨蜜是武漢姑娘，如今已是深圳頗有名氣的耳鼻喉科醫生，兩人結伴出行，家裏自然安心。
我想肖陽大概正是通過同濟閨蜜的關係認識的，因為她作為武漢伢，認識在北京讀書的肖陽並不奇怪。泰迪媽媽今天說，肖陽其實是通過她的同學介紹認識的，比較難堪的是，現在已經不記得那人的名字了。那時肖陽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攻讀文科碩士，具體專業是哲學。
這件事本身就頗耐人尋味，也很能說明當時武大的學風，因為他在武漢大學讀本科時學的竟然是理論物理。從理論物理轉向哲學，這樣的跨越在今天的中國或長期的美國並不稀奇，但放在那個年代，卻恰恰體現了劉道玉校長所倡導的開放式教育思想所帶來的影響。
到了北京，肖陽後來回憶說，當時社科院還沒有給她們安排住處，她們是住在解放軍後勤學院的宿舍裏。這個細節他記得很清楚，另一個他記得更清楚的是，她們去玉淵潭劃船的故事。
這是泰迪媽媽的回憶版本，劃船時應該是否是操作不規範，還是年輕人一時興奮過頭，她們的船撞上了別人的船，她們甚至把對方的船槳給撞斷了。眼看對方的船動不了了，她們靈機一動，立刻調頭就跑。誰知那條船上坐著六個高大的北京人，二話不說，直接跳進水裏，遊著追了上來。她們的劃船技術顯然不行，劃船的速度居然比別人遊泳還慢，最終還是被追上了。
事情鬧到了派出所，但是所謂“湖北土匪”與“北京爺們”在派出所裏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和解。最終結果是誰也沒有受到什麽實質性的處罰，他們還在派出所處拍照留念。
肖陽對這件事記得如此清楚，我原以為他當年是在英雄救美。今天聽泰迪媽媽說，才知道肖陽其實也脫不了幹係，因為正是他帶著她們去劃船的，他本人也在船上。
年輕的同濟女孩用力過猛，把北京人的船撞壞了，結果被北京人一路追上，從而都到了派出所評理。多年之後，這件小事還被當事人在41年後記起，最終變成了一段帶著傳奇色彩的往事。
肖陽在當年追到的是個高中女生，並且成為他的太太，後來那女孩讀了伯克利和普林斯頓，發展成了Kenyon College 的社會學副教授（似乎已經不在那係了），而肖陽則是該校的哲學教授和曾經的係主任。
肖陽的博士是在紐約的New School of New York讀的，那所學校在人文領域曾經一度聲名顯赫，如今卻深陷財政困境，甚至麵臨有些係關閉的可能。諸如Hannah Arendt, Herbert Marcuse或Leo Strauss等著名學者都曾經是那裏的教授，為二戰期間法蘭克夫學派的流放處，現在沒有想到獨立辦學的該校達到了需要出售樓產的地步。歐洲人喜歡到曼哈頓，上麵列舉的三位都是德國猶太人。
可見ChatGPT對他們的評價：
“Hannah Arendt,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litical think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aught for many years at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New York.”
“Leo Strauss, a leading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philosopher, taught at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before shaping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rbert Marcuse, a leading figur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author of One-Dimensional Man, taught at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became a key intellectual force behind the 1960s New Left.”
我比較肯定，New School 從來不屬於 NYU，也不屬於 Columbia，它始終是一所獨立而特立獨行的學校；隻是到了今天，這所曾匯聚流亡思想家的大學，反而站在了生存的邊緣。
以此可見New School of New York當年錄取肖陽讀博士是很不容易。肖陽當年在“六四”中的積極參與，如今卻在以學術休假的方式回到國內，這樣的人生轉折，本身就讓人恍如隔世。
同濟美國牛人：“肖陽（暫且還是用那個過去的姓為好）是我到沙市三中讀初二上學期時的同班同學，當時他就是以文科成績偏好、還喜歡美術，因此我倆因為辦牆報等宣傳活動也接觸較多。沙市是城市學製，初中三年、高中兩年，因此他是1980年上大學，當時是進的空間物理係。我回黃岡淋山河農村學校、沒有初三、又提前於高一參加高考，故是1978年上大學。”
我的回複：“剛才將肖陽在Kenyon College的職業照給泰迪媽媽看，她己經不認識他了，隻是說這是誰啊？我說是肖陽。肖陽似乎沒有因為64坐中共的牢，反到是在美國像是從牢裏放出來的教授[偷笑][呲牙]”。
同濟美國牛人：“我五十年沒見過他，但即使他現在這樣了，我一眼也看出這就是沙市三中的那個肖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