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暴亂”被炒作至今多年，法律戰、輿論戰此起彼落，卻始終缺乏一個冷靜的總結。事件本身並不複雜，複雜的是情緒與政治立場。若要給此案一個了結，最基本的問題必須先被回答清楚。
首先，選舉欺詐能不能質疑？
在任何現代民主製度中，對選舉過程提出質疑不僅不應被視為犯罪，反而是製度自我校驗的重要一環。法院是否采信是一回事，公民與候選人是否有權提出疑問是另一回事。把“質疑選舉”直接與“煽動暴亂”畫上等號，在邏輯上並不成立，也在法理上站不住腳。
其次，川普能不能有支持者？
一名政治人物擁有支持者，是現代政治的常態而非異常。支持者表達立場、集會、示威，原則上都在憲法保護的範圍內。政治競爭不能同時要求選民“要投票，卻不要情緒”；更不能把某個候選人的支持者整體妖魔化，從而為一切後續政治操作提供理由。
第三，到國會前示威是否合法？
和平示威與暴力衝擊是兩個概念。前者是權利，後者是違法。但不能因為後續發生了衝突，就把整個示威前提一並定性為“犯罪行為”。界線在哪裏，必須依法厘清，而不是用情緒與標簽去替代判斷。
再談責任問題。
示威最終失控，衝突出現，這是事實；但失控到底由誰導致，並不是一句“沒有某某就不會發生”就能解決的。執法機關是否充分準備？警戒是否存在明顯疏漏？現場引導是否失職？這些問題都不應被忽略。簡單把一切歸因於“某個人的存在”，在邏輯上屬於反果為因，在法律上則是一種危險的滑坡。
特別檢察官史密斯宣稱：“如果沒有川普，就不會發生國會暴亂。”
這種說法在修辭上有衝擊力，但在法理上卻顯得空洞。因為按照這種邏輯，隻要“某人參與或被喜歡”，就能對他人行為負全部責任——那還要個體責任何用？川普是否組織暴力？是否指揮衝擊？是否獎勵違法者？是否明確號召暴力行為？這些才是司法體係必須回答的問題，而不是情緒化的定性。
質疑選舉結果，本身並不等於組織暴力；
號召集會示威，也不當然等於煽動衝擊議會。
把合法權利與非法行為混同，是討論此案時最大的認知陷阱。
更何況，從社會比較的角度來看，全美多地發生的“黑命貴”運動中，打砸搶焚的暴力行為客觀存在，造成大量財產損失與人身傷害。與之相比，國會衝突在暴力程度與破壞範圍上並不算最嚴重。然而，前者被大量浪漫化、包裝為正義之舉，後者卻被無限上綱到“民主存亡”的高度——這種顯著的不對稱本身，就值得反思。
如果司法被政治化、標簽化，那麽真正受損的不是某一位政治人物，而是製度自身的公信力。
案件終究需要法律的解決，而不是仇恨的輸出。
是時候讓“國會暴亂”案回到法律本身，也讓這場長期被消費的事件，真正畫上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