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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不高，霸淩者們被教育體製擋在了高中的大門之外。其它一些讓我恐懼的事也漸漸遠去：我似乎不再為死亡困擾 – 我猜想這可能是因為年輕人畢竟生命之火旺盛，離死亡太過遙遠，而每日生活中又有那麽多的信息和刺激鋪天蓋地而來，爭奪我的注意力。高中同學多數是來自農村的聰明好學的孩子。他們勤奮讀書，在體製給他們準備好的金字塔底端向上攀援，如古代準備科考的寒門士子那樣。
在縣城長大的我勤奮讀書的動機也差不多 – 除了出於好學生的慣性，還有一個原因是想趕快離開故鄉的強烈願望。我從書中讀來、從收音機中聽來的那個編織已久、也密封已久的小天地不存在於我老家小鎮的塵土飛揚之間，而是存在於北京那樣的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紅牆綠瓦之間；不是被粗俗的老家話，而是被悅耳的普通話承載。那才是我該歸屬的世界。父母希望我申請省城的大學，但省城離老家太近、離我夢想中的地方太遠。
我那顆深埋於後院地下、被我辛勤灌溉施肥的種子已經迫不及待要破土而出了。
雖然困擾兒時的我的那些恐懼似乎漸漸走遠，我並沒有從此歲月靜好。比如，我從小學時就開始的失眠到了高中越來越嚴重。晚上經常是很久睡不著覺。
我的失眠是由於焦慮。我想我的焦慮也是一種恐懼：焦慮是鈍鈍的恐懼，恐懼是銳利的焦慮。它們的不同是：恐懼通常有明確而具體的對象，焦慮指向的對象則更模糊、更瑣碎，經常是各種因素纏夾於一處，織成一張網，找不到突破口在哪裏。在我這裏的情形是：我給自己設定了各種期望值，而不敢麵對達不到這些期望值的可能性，比如，我害怕睡眠太少時第二天會麵容憔悴、不能以我想要表現出的精神狀態示人、不能成為我想要歸屬的群體中的堂堂一員。我也怕父母親知道我的習慣性失眠，他們為我的焦慮會成為我沉重的心理負擔。我甚至害怕長期失眠會嚴重損害我的身體 – 我想這是我小時候對死亡的恐懼的繼續。這些想法在別人聽起來或許有些太過荒謬，但人在不敢麵對許多東西時的自然反應就是把各種可能後果的嚴重性都無限放大。
而在人想要追求的各種目標之中，入睡是個有些奇特的目標：它是個越費力尋求就越找不到、不去努力追求才能得到的東西。睡不著時會焦慮，越焦慮就越睡不著。
我的失眠後來又持續了十多年。有些時候尤其嚴重，如在第二天有在我看來重要的事情或需要長途開車時。我擔心睡不好時第二天疲勞駕駛會車毀人亡。
焦慮對我的影響是：從別人的眼睛裏看起來，我的生活好像在平靜而穩定地正常運轉，沒有任何異樣。但在我的心中，每一種焦慮都是一個傷疤，一碰就痛，所以我作任何運動都要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它們。這讓我的內心世界失去了所有的彈性，不敢向有趣的可能性開放。
並且那些好像已經消失於視線之外的強烈銳利的恐懼其實也並沒有走遠。
1989年春夏的北京對我是一段奇特的經曆。那時我正在上大學。那些戰勝了恐懼挺身而出的學生和市民把我感動得熱淚盈眶。我比班裏其他所有同學都更關注這場運動。現在回頭來解讀我當時的興奮，我想那是因為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性，在那裏弱者也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抗爭人與人之間的那些不平等。在那些慷慨激昂的大字報、遊行隊伍、演講和歌聲中，我從小被父母、學校、老師、霸淩者壓製的情緒一齊被釋放出來。
我在大學校園的大部分時間裏都被慢性頭痛困擾，八九運動的那五十天是唯一例外的一段時間。
在這激動的情緒之下，我的心中也在忐忑，因為我從小就從父母親那裏知道體製的厲害。終於，六四的血腥讓我重溫了小時候從父母親的眼睛裏看到的恐懼。
鎮壓之後的兩個月中，我被強烈的恐懼籠罩。在這種強烈的恐懼過去之後，我回到我的慢性焦慮和頭痛。
隨著畢業的臨近，我的焦慮也越來越強烈。要是問那時的我為什麽而焦慮，我想我的回答會是：我不知道自己畢業後該做什麽。但現在想起來，我那時的焦慮有更深層、更具體的原因：首先是我與我的專業並沒有那麽多的親近感。其次是我與我將要跳入的那個汪洋大海 - 那個體製、那個社會 - 也沒有那麽多的親近感。在那時的我看來，體製就是社會：那個社會中幾乎所有掙工資的人都是那個體製的雇員。我目睹了父母親在對那個體製的恐懼中度過的一生，再加上我自己的親眼所見，對它無法生出好感大概也不奇怪。
有一次放假在家，母親突然建議我考慮出國留學。這讓我有些詫異。母親本來是個沒有安全感的人。我上高中時，她特別希望我到離家不遠的省城去讀大學，畢業後回到老家，在她身邊生活。母親沒有向我解釋她的想法何以發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 她從來都是把心裏話緊緊鎖在心裏 – 在這一點上我繼承了她的血脈。現在我猜想，她雖然自己沒有多少安全感，那時我也離家已經不少年，但以她的超級敏感，不會看不到我這個書呆子在社會上的生存能力與小時候相比毫無進展，這給她以更多的不安全感。那時即使在我老家那樣的偏僻小鎮，大家對西方社會已經有了相當的認識，我猜母親在左思右想之後斷定書呆子的生存率在那片天地裏更高一些。
那時我有不少同學正在準備出國留學，我也隱隱感到這或許是幫助我逃脫焦慮的一條有希望的路。但我猜想父母親不會同意，所以沒有動過這個心思。有了母親的批準，我再次開始勤奮地準備我的逃亡計劃，與高中時一樣。隻是這次走得更遠。
但在出國後的前幾年，我的焦慮有增無減。我為說不好英語焦慮、為聽不懂大家打趣說笑話焦慮、為陌生的文化焦慮。後來上班後對事業的茫然也讓我焦慮。
在那些年裏，不管是在故鄉的高中、在北京的大學校園、還是在美國留學時，我總能設法找到讓我焦慮的事。每次改變環境，恐懼或焦慮還是老樣子，它們不過是換了一件外衣而已。所以對我而言，我的真正對手並不是外部世界中那些讓我害怕擔憂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