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生命的意義》是我經常翻閱的一本書，它由奧地利神經學家、精神病學家，奧地利科學院榮譽會員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Emil Frankl）所著。他提出的存在主義分析（Existential Psychoanalysis）被稱為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之後的維也納第三心理治療學派。《活出生命的意義》書中強調的意義療法（logotherapy）在臨床心理治療中被廣泛運用。
1905年，弗蘭克爾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的一個貧困的猶太家庭。上中學的時候，他被弗洛伊德的學說所吸引。15歲時，他成為阿德勒學派的熱烈擁護者。18歲他入讀維也納大學醫學院，在校期間，他努力探究精神醫療的意義與價值問題，並以這一主題作為自己終身研究的核心和個人生存的主旨。1928至1929年，弗蘭克爾在維也納和其他六個城市組織了麵向未成年人的免費心理谘詢中心，並為大學的精神病治療中心服務。1930年，他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成為維也納大學醫學院的助教。
二戰爆發後，弗蘭克爾和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新婚妻子一起被納粹逮捕，關押在納粹集中營。他在集中營中度過了艱難的3年，到1945年被美軍解救。
戰爭結束後，他發現父母和愛妻都死在納粹集中營裏，而他卻幸存了下來。
波蘭南部，克拉科夫市（Kraków）的郊外，當我們走進那個“死亡之門”（Gate of Death）時，我們知道我們已經踏入奧斯維辛集中營了。
進入大門，在看守所入口，能看到“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的標誌性鐵門。
這句話是被關進集中營的人在踏入死亡流程前看到的最後的“正常語言”。因為這個入口是一個心理閾值線，人們在那個位置還沒看到毒氣室，還沒意識到屠殺的規模，仍然在用“正常世界的語言係統”理解現實。
我們去的那天，烏雲沉沉，陰雨淅淅瀝瀝，似乎老天都在為受害者哭泣。
作為大屠殺的幸存者，弗蘭克爾很少談論自己在納粹集中營裏所遭受的苦難，他關注的並不是那麽多人的死亡經曆，他想知道為什麽有些人能存活下來。他相信尼采的名言：“知道為什麽而活的人，便能生存”。他常說：“你無法控製生命中會發生什麽，但你可以控製麵對這些事情時自己的情緒和行動。”
這塊牌子所在的位置，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內的一條“即刻處決邊界”。牌子寫著：停下！
它不是警示，而是一條已經被反複執行過的死亡規則。
集中營周圍由通電鐵絲網、觀察燈和門禁亭所控製，那兒“不能出去”，“出去即死”。
女囚犯的樓前有塊牌子，上麵寫著四位女子的名字，她們因幫助特別工作隊組織武裝起義，反抗黨衛軍，在殘酷審訊之後，於1945年1月6日被公開絞死。
上圖左側是10號樓（Block 10），曾被德國婦科醫生卡爾·克勞貝格（Carl Clauberg）等用於殘酷的絕育實驗。
右側11號樓（Block 11）被稱為“死亡樓”，是營區內的集中拘留所。
絞刑架用於公開處決囚犯，目的是為了恐嚇其他囚犯，並對他們施加心理壓力。
上圖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內的“死亡牆 / 槍決牆”。牆的前麵後來加建了吸音與防反彈的填充結構，其目的不是為了牆的建築安全，而是減少槍聲外泄，避免子彈反彈傷到行刑者。這本身就是一種高度“理性化”的殺戮設計。
弗蘭克爾在納粹集中營裏經曆了非人道的、殘酷無情的苦役，無休止的饑餓、疾病、暴力和精神上的極度摧殘。
弗蘭克爾在《活出生命的意義》的書中寫道：在集中營裏，一位小有名氣的作曲家和詞作者悄悄地告訴弗蘭克爾，2月份他做了一個神奇的夢，夢中有個詭異聲音告訴他戰爭將於3月30日結束，那時他們就能被解放了。3月29日那天，這位作曲家病了，發高燒，30日陷於昏迷，31日死於傷寒。
弗蘭克爾認為，人的勇氣和希望與免疫係統密切相關，當作曲家所深信的預言破滅時，他絕望了，活下去的意誌失去了，身體抵抗力急劇減弱，導致潛伏的感染發作。
一號毒氣室與火葬場遺址
被炸毀的毒氣室與焚屍爐遺址
上圖是毒氣室與焚屍爐的遺址，那兒是所有集中營裏殺戮效率最高、規模最大的設施。1945年，當蘇聯紅軍逼近時，納粹下令炸毀毒氣室，推倒焚屍爐，試圖抹去係統性屠殺的證據。
被炸毀的毒氣室與焚屍爐遺址的附近設置了“國際紀念碑”，為遊客和官方紀念活動停留、獻花、默哀的地方。
紀念碑上用多種語言寫著：
“願這裏成為永遠的呼聲和警告：在這裏，納粹屠殺了約一百五十萬名男人、女人和兒童，其中大多數是來自歐洲各國的猶太人。”
那天下午，當我們踏進這塊泥濘的土地時，陰雨如悲傷的眼淚不停地灑在奧斯威辛。有幾百個身著以色列國旗標誌的衣服的人集聚在焚燒爐的廢墟前，其中以年輕人為主。他們安靜地聆聽著某人激情的演講。演講之後，雄厚的男高音劃波了集中營的寂靜，大家伴唱著，歌聲激蕩在奧斯威辛，如歌如泣，悲鏘激昂，幾百人以發自內心的共鳴聲響徹大地。
音樂是無國界的，盡管我們聽不懂那些歌詞，但是那種對前人的悼念，對戰爭的痛恨心情應該是一樣的。
集中營裏有好些場所是不準拍照的。
紀念館裏，我們看到整整齊齊的完整的被害者的名單，還有無數的金銀首飾，金牙銀牙，等等。
紀念館裏還擺放著厚厚的訪客留言簿，人們以各種文字寫下了自己的感悟。其中中文留言寥寥無幾。我想了一下，還是用中文寫下了自己的感悟：
“永保和平！” 簽下了自己的名。
弗蘭克爾在集中營生活了三年之後，根據自己的理念和人生經驗，創建了意義療法（logotherapy），目的是協助患者從生活中領悟自己生命的意義，藉以改變其人生觀，進而麵對現實，積極樂觀地活下去。
意義療法的本質是對生命意義的追求。弗蘭克爾認為，“努力發現生命的意義正是人最主要的動力，這就是為什麽我用‘追求意義’這詞，而不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所強調的快樂原則，也不用阿德勒心理學派的‘追求權力’或者‘追求卓越’之說。”
弗蘭克爾在解釋意義療法和存在主義分析的精髓時說：“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患者需要躺在診察台上，告訴你那些有時難以啟齒的事情；而意義療法，患者隻需要筆直地坐著，傾聽那些有時很不中聽的事情”。
就“存在”一詞而言，它有三種含義：（1）存在本身，如個人特定模式的存在；（2）存在的意義；（3）對個體存在意義的追求。
“生命的意義不是含糊不清的東西，而是非常實在和具體的，它構成人的命運，而每個人的命運都是獨特的”。弗蘭克爾在集中營觀察囚徒的心理後發現，“隻有那些自甘沉淪、放棄對道德自我和精神自我內在把握的人才會成為集中營惡劣條件下的犧牲品。”弗蘭克爾常引用尼采的那句話：“那沒能殺死我的，會讓我更強壯。”
許多現代人並沒有弗蘭克爾在集中營的那種痛苦經曆。一些年輕人表示，他們相信人需要“某種東西”才能活下去，但是他們並不知道“某種東西”是什麽。
弗蘭克爾強調，“人不應該問他的生命之意義是什麽，而必須承認生命向他提出了什麽問題。簡單地說，生命對每個人都提出了問題，他必須通過對自己生命的理解來回答生命的提問。對待生命，他隻能擔當起自己的責任。因此，意義療法認為，負責任就是人類存在之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