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576年年底,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帝國至少在三個戰場同時開戰。
首先是西班牙所屬低地尼德蘭。菲利普二世1555年被其父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洛斯五世任命未尼德蘭總督之後[1],尼德蘭地方貴族政治話語權被削弱,新教被壓製。1568年奧蘭治親王沉默者威廉帶領北方武裝起義後,菲利普二世派阿巴公爵駐軍尼德蘭,雙方開始拉鋸戰。到1573年北方七省開始轉敗為勝,迫使西班牙加大對此地的軍隊和財力輸入。
其次是地中海/土耳其前線。神聖羅馬帝國與土耳其之間的戰爭從1529年維也納圍城戰後就一直沒停過。作為神聖羅馬帝國中最強大的成員國,西班牙深深陷入這場持續兩百多年的奧斯曼-哈布斯堡戰爭中。西班牙與奧斯曼帝國之間同時還有單獨的戰爭,保衛西班牙的地中海領土(西西裏、那不勒斯、米蘭)以及西班牙的北非軍事要塞、堡壘及駐軍營地。北非並不能為西班牙創收,隻是西班牙龐大帝國的中轉站,但這裏的軍營、傳教士定居點和港口運轉都需要大量開支去維護。
圖1:地中海,顯示西班牙、北非、西西裏島、意大利和土耳其之間的地理位置
加上此時西班牙才剛從曠日持久的意大利戰爭(1494-1559)中脫身,雖然獲得了那不勒斯王國、西西裏王國、米蘭大公國和撒丁島這些經濟富裕地區的控製權,但在戰爭中的投入難以快速從當地財政中償還。
總之,龐大的帝國、過長的戰線、超大的軍事開支以及菲利普二世的行政權力過度集中化,到1575年西班牙財政已入不敷出,而且效率也差,以至於這一年9月,西班牙再次短暫停止對熱亞那銀行短期貸款利息的支付。
意大利和美洲領土的財政短缺可以由當地人自己設法彌補,但荷蘭低地的情況則完全不同。這裏的駐軍麵對的是尼德蘭對西班牙通用指著的深刻敵意和頑強抵抗,而西班牙財政困難使得低地駐軍從1568年開始就欠餉。而1568年伊麗莎白扣押了在英格蘭躲避胡格諾新教海盜的5艘軍餉押送船(都鐸王室風雲錄(四):童貞女王伊麗莎白(8) - 博客 | 文學城),以及1572年英格蘭海盜對西班牙美洲銀塊的打劫(都鐸王室風雲錄(四):童貞女王伊麗莎白(14) - 博客 | 文學城),也是造成低地駐軍欠餉的原因。
1576年3月5日,菲利普二世於1573年任命的尼德蘭總督路易斯·德·雷格森斯[3]去世了,布魯塞爾要求菲利普二世立刻任命新總督。但此時菲利普二世正忙於和熱亞那銀行談判西班牙的銀行信用恢複以及繼續向銀行貸款等事宜,根本沒把低地總督這件事放在心上。
到5月份,菲利普二世得到熱亞那銀行家們繼續給他貸款的保證,才任命自己同父異母弟弟奧地利的唐璜(Don Juan de Austria)接任尼德蘭總督,唐璜雖然是卡洛斯五世的私生子,但他是菲利普二世唯一的弟弟,兄弟二人感情很深。菲利普並未將任命立刻告知剛從地中海回到西班牙的弟弟。唐璜是1576年秋天才正式接到任命書,1577年1月才啟程赴低地任職。
故此,1576年3月之後,西班牙所屬尼德蘭總督位置一直空懸,行政權力進入真空,低地特別是南方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而西班牙在尼德蘭的駐軍中西班牙人隻占20%,意大利人占20%,40%是從神聖羅馬帝國版圖內德意誌諸侯國招募的雇傭軍,剩下20%是當地招募的說法語的瓦隆人和說荷蘭語的佛拉芒人。
這樣一隻雜編軍隊,連續幾個月沒拿到一分錢軍餉,失去了最高軍事指揮官,又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於是決定自己解決軍餉和供給問題:駐紮在弗蘭德斯的西班牙軍隊4月份開始嘩變。
兩個月後,嘩變軍隊仍未得到西班牙皇家或當地市政府的答複,於是開始在南方各省搶劫。1576年6月,嘩變部隊占領了馬斯垂克(Maastricht),7月份占領了弗拉芒忠於西班牙王室的阿爾斯特城(Aalst),洗劫了周圍地區,包括低地首府布魯塞爾的市郊。到10月上旬,嘩變軍隊占領了離布魯塞爾僅11公裏的維爾福德城(Vilvoorde)並要求市民交保護費,10月25日又因馬斯垂克市民拒絕教保護費而掃蕩該城,造成平民死傷。
就這樣還不夠,1576年11月4日,駐紮在弗蘭德斯的軍隊開進了低地金融商貿中心安特衛普城,除了搶銀行、搶倉庫之外,還洗劫民居。和當地居民發生衝突後,士兵們開始殺人放火。
關於這場災難的具體平民死亡人數缺乏確切記載,但根據破壞的民居數量估算並被曆史接受的數據是8000人,再加上對整個城市基礎設施的破壞,這就是十六世紀歐洲曆史上著名的1576年安特衛普“西班牙狂怒”(Spanish Fury)。這場劫難之後,安特衛普一蹶不振,再也沒能恢複昔日榮光。
圖2:1576年安特衛普掠城慘案(藏於安特衛普河畔博物館Museum aan de Stroom)
這場“西班牙狂怒”對生命財產造成損失之巨大無法單純用劫財補軍餉來解釋。
嘩變部隊服務於天主教西班牙,駐紮在天主教低地南方,洗劫的也是南方,故宗教衝突也不是“狂怒”原因;但一隻初現代時期的正規軍,忽然之間變成了殺人不眨眼的魔軍,除了欠餉和缺乏領導造成的軍紀徹底崩潰之外,還與當地政府及市民見死不救而引起駐軍極大仇恨有關。
南方尼德蘭是整個西班牙帝國版圖中最富有的地區,特別弗蘭德斯(Flanders)和布拉邦(Brabant)兩省,是當時歐洲金融商貿最繁華的地區,這裏有的是富裕市民,並非無力而是拒絕幫助受凍挨餓的駐軍。
隻能說1576年安特衛普掠城慘案是西班牙所屬尼德蘭社會經濟矛盾激化到極點後的爆發口。
1576年安特衛普掠城慘案的直接後果是讓尼德蘭南北兩方形成聯盟,天主教和新教暫時放下分歧,一致反抗西班牙統治。
慘案爆發四天後的11月8日,尼德蘭南北十七省代表便在根特(Ghent)簽署了《根特和解協議》(Pacification of Ghent)。主要條款:1,組成尼德蘭聯合國會(States General of the Netherlands),實行自製,協調各省之間的抵抗運動。2,外國(西班牙)駐軍撤出低地。3,宗教和解,允許各省自行決定信仰選擇,停止互相之間的宗教迫害。4,確定威廉·奧蘭治為荷蘭、澤蘭兩省君主(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是奧蘭治親王1581成為北方七省貴族製民主聯邦荷蘭共和國第一任名義總統的奠基石)。
圖3:右圖中顯示安特衛普和根特位置,左圖中低地十七省圖中顯示的澤蘭省下方的AMBERES是安特衛普的西班牙語
這個和解協議的簽署,迫使1577年1月到達布魯塞爾的西班牙新總督唐璜於2月12日簽署《永久赦令》(Perpetual Edict),同意西班牙軍隊撤出,換取西班牙王室在尼德蘭的合法君主地位,以及恢複荷蘭、澤蘭兩個新教省之外其他省的天主教信仰。聯合國會(布魯塞爾聯盟 Union of Brussels)同時承認唐璜為西班牙在尼德蘭的合法總督,並陸續補齊拖欠嘩變部隊的軍餉。到1577年3月,駐紮弗蘭德斯的西班牙駐軍撤離到盧森堡。
嘩變危機的解決,意味著低地南北方之間不再有共同目標,宗教分歧以及對是否獨立以及如何獨立的不同見解再次成為雙方主要矛盾,而北方七省軍事武裝並未執行永久赦令規定,對西班牙王權的武裝挑戰並未停止。
這種情況下,唐璜於1577年5月份請求其兄菲利普二世增援。因為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又於7月份占領了位於法語瓦隆大區的那穆爾城堡(Citadelle de Namur),同時派秘書去西班牙麵見菲利普二世,要求即刻跳回撤離到盧森堡的西班牙駐軍。
西班牙軍隊於1577年12月回到尼德蘭,不僅是調整擴編後的新軍隊,還換了主帥。這次來的是第三代帕爾馬公爵亞利桑德羅·法奈斯( Alessandro Farnese, Duke of Parma)。【帕爾馬公國在今天的意大利北方,著名的帕馬森幹酪和帕爾馬火腿產地】
這位公爵的祖父第一代帕爾馬公爵是教皇保羅三世的私生子,母親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洛斯五世的私生女,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是他血緣上的親舅舅。但雙重私生子家世並不影響他成為一位文武雙全的出色將軍。
圖4:帕爾馬公爵法奈斯
圖5:那穆爾省在低地十七省的位置(位於盧森堡和弗蘭德斯之間)
麵對作戰經驗豐富、裝備精良、剛剛經過調整而且以騎兵為主的西班牙軍隊,以步兵為主而且不少是從德意誌招募不久的雇傭軍組成的荷蘭國會軍隊毫無準備,被西班牙騎兵突破第一道防線後軍心潰散,開始逃跑,最後成了曆史上勝敗懸殊最荒謬的一戰:國會軍隊陣亡人數在6000到8000,加上受傷和被俘的,總計損兵折將一萬人,大多數是在逃跑時被西班牙騎兵殺死;而西班牙方麵陣亡不到200,損兵總數不超過500。
故此,到1578年1月,低地國家的八十年獨立戰爭可謂跌到了低穀。
1576年到1578年尼德蘭這一連串事件的發生,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和她的樞密院(塞西爾和沃辛漢)當然是在密切關注。
從1576年11月安特衛普掠城慘案再次激起歐洲對天主教西班牙的厭憎,到《根特和解協議》達成南北方形成共同前線,再到1577年2月《永久赦令》協議下的西班牙撤軍,這一連串事件對英格蘭來說無疑是一個策略轉折的大好機會。
西班牙在低地國家被迫與新教北方協議和平,荷蘭國會的成立和各省自治,不僅意味著英格蘭可以加大對低地北方的支持,也意味著英格蘭可以通過布魯塞爾國會影響南方十省的政策,以此緩衝法蘭西對該地區的影響。同時,一個沒有西班牙統治的新教低地,也意味著西班牙不能再把它當作進攻英格蘭的跳板。故此,伊麗莎白在《永久赦令》之後立刻貸給奧蘭治親王兩萬英鎊,條件是8個月後歸還。
《根特和解協議》之後,以塞西爾和沃辛漢為主的樞密院以及加爾文主義清教傾向的議會都敦促伊麗莎白一鼓作氣,派兵直接進入低地,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到1577年夏季,樞密院和議會力促女王與布魯塞爾聯合議會正式結盟,共同抗擊西班牙,以進一步擴大歐洲的新教力量。
但伊麗莎白舉棋不定。此時伊麗莎白登基已18年,期間英格蘭沒有戰事;除了1562年派英格蘭軍隊赴法蘭西參戰並被法蘭西新教背叛而慘敗[4],法蘭西新教對她的背叛還記憶猶新;況且伊麗莎白對樞密院和議會高漲的親荷蘭加爾文新教情緒也極度反感,故此並未同意直接出兵,甚至駁回了萊斯特伯爵要求親自領兵去荷蘭作戰的請求。
因為伊麗莎白深知所謂的危機,是機會,也是危險,她不想徹底激怒西班牙而導致菲利普二世的大軍轉而與英格蘭開戰。作為折中,女王向荷蘭七省再送去兩萬英鎊,與威廉·奧蘭治君子協定在第一可能的時間歸還。
事實證明伊麗莎白的擔憂是有理由的。1578年帕爾馬公爵的讓布盧大捷證明西班牙帝國雖然麵臨多個前線戰事,但並未失去其歐洲霸主地位。隨著北方七省再次落於敗勢,尼德蘭獨立戰爭再次膠著。而法蘭西的亨利三世1574年登基後,法國天主教勢力漸漸占上風,亨利三世1576年和新教胡格諾派簽署了博利厄敕令(Edict of Beaulieu 1576),結束了第五次法蘭西宗教戰爭。這意味著法蘭西可以將精力擊中到對尼德蘭南部法語大區的滲透和影響,這對英格蘭而言絕非好消息。
西班牙或法蘭西,不管誰是低地十七省主導,對英格蘭都是威脅。畢竟英格蘭與低地之間的多佛海峽(Strait of Dover)最窄處的寬度隻有20英裏。也就是說,從多佛海岸的南端(South Foreland)到低地弗蘭德斯省的敦刻爾克(Dunkirk),以十六世紀蓋倫帆船3到4節的平均速度來計算,入侵戰船從低地出發,隻需要5到7小時就可以到達多佛。這正是誰控製弗蘭德斯和布拉邦這兩省對英格蘭至關重要的原因。
圖6:多佛海峽,英吉利海鮮最窄部分
到1578年,英格蘭和西班牙之間的外交關係雖然緊張,但尚未破裂,伊麗莎白和菲利普麵子上還是和睦相處的姐夫小姨子關係。
伊麗莎白對荷蘭七省聯盟的態度則是謹慎的鼓勵,不形成公開的正式聯盟但暗地裏增加對荷蘭七省的支持以及擴大對南方十省的影響。
與法蘭西的關係則比較微妙。一方麵,雙方的共同敵人是西班牙,都需要對方介入低地牽製西班牙,以保護己方在低地的利益。另一方麵,伊麗莎白和亨利三世胡下軌之間都極不信任。亨利三世對伊麗莎白從來就沒有好感;而巴黎聖巴塞羅謬日大屠殺後,英格蘭對法蘭西的態度也更不友好,加上還有蘇格蘭的瑪麗女王的舅舅基斯公爵是亨利三世的主要盟友這個因素,所以1563年之後的十幾年裏,英法外交關係就是雙方都小心翼翼地圍著飯桌轉圈那樣,既不能主動離開飯桌,也不能一不小心踩了對方的腳丫子。
但1578年1月帕爾馬公爵在那穆爾省幾乎讓荷蘭新教叛軍全軍覆沒這一突發事件打破了英法西三家在低地十七省的平衡。如果西班牙全麵控製低地十七省,這對英格蘭和法蘭西都不是好事。
與伊麗莎白同時代的古物學家、史學家、測繪學家和皇家紋章官威廉·坎登(William Camden)如此描述他的女王:“她像一位英勇的公主,坐在西班牙、法蘭西和低地各省之間,如同她父親的那句名言 ‘cui adhaereo, prae est’,我支持的那一方,贏。正如之前我所寫的,法蘭西和西班牙是歐洲天平的兩端,而英格蘭則是天平的支架和指針。” [5]
為了做好歐洲天平的這個支架和指針,重新找回平衡,45歲的伊麗莎白最後一次采取經典的伊麗莎白打法:聯姻遊戲。對象還是法蘭西王太後凱瑟琳·美第奇的一個兒子,隻不過這次是老幺,比伊麗莎白小22歲的細仔昂茹公爵佛朗索瓦。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