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65）
（二十三）難逃抄家厄運
且說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下旬抄家之風剛剛刮起時，我聽這些抄家的傳聞如聽傳奇故事，隻感到新奇，內心並不緊張。但是有一天之後我的心情突然有點緊張起來。那天中午，我和同事孫隆璋飯後上街溜達一圈後回單位，突然發現單位大門對麵的一戶人家的門板上貼了好幾條長條形的小標語，紙背後的漿糊還沒幹，顯然是剛貼不久。其中一條寫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我以前沒有見過這句話，也不知道這句話是誰說的。雖然這條語錄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三論中就出現過，但當時的三論還沒有傳到青浦。因此看到這條標語我不由自主地嚇了一跳。在共產黨的天下，我還沒有見過有人竟然敢公然叫喊造反兩字的。不過我想，既然有人敢公然寫了貼出來，說明這句話是有來曆的。在當前形勢下，敢說這樣話的恐怕也隻有毛澤東一個。這句話或許出自毛澤東以前的什麽文章，但我孤陋寡聞不知道而已。然而，這句話即使真是毛澤東說的，但毛澤東當初說這句話的時候一定是在他造國民政府反的時候，現在是他掌權了，時移勢遷，難道他和共產黨還能允許別人造他們的反？因此這條語錄現在能不能照搬引用顯然是有疑問的。不過當時正是紅衛兵在社會上大出風頭的時候，許多驚世駭俗的事情他們都敢做而且無人敢指責，所以他們貼出這樣的標語，別人也不能把他們怎樣。存著這樣的疑慮，我們準備再到單位食堂那邊去轉一下。
在對麵這戶人家的右邊是一塊凹進去的空地。空地中央有一個供周圍居民公用的自來水龍頭。而空地後麵有一幢高高圍牆的二層樓房，就是我們單位的食堂和員工單身宿舍。對麵這戶人家，平時不用前門，在側邊另開一個邊門。因此我們進出食堂都要經過他家的邊門。往日像現在這樣天氣，他家一對老夫婦常常坐在門外太陽陰影裏乘涼。老太太坐在一隻小凳上看顧坐在坐車內的小孫子，傍邊站一個紮著小辮的小女孩，那是他們的大孫女。老頭則坐在門口一把竹椅上，傍邊一隻小茶幾，茶幾上放一把茶壺，一個茶杯，赤膊或穿一件白布對襟背心，坦開胸懷，扇著大蒲扇看看過路行人喝喝茶。見到我們單位的人經過，他們總會點點頭笑笑，算是打招呼。老頭原來也是木匠，現在退休了。他們的兒子，一個胖子小木匠，在縣城南門木器廠工作。媳婦在徐涇公社當鄉村小學教師。聽說小木匠每天早晚踩二十公裏的路接送媳婦上下班，所以夫妻十分恩愛。這本來是一個和睦、溫馨的家庭，令人羨慕。但今天，這兩個老人低著頭神情沮喪地坐在門前的小竹椅上，見到我們走過，木然全無反應。小孩也沒有出來。那個小木匠則在屋內毫無目的地來回走動，看見我們在門口張望，就朝我們苦笑笑。顯然，這家人家發生了什麽事情。我們仔細往他們家裏察看了一下，兩個小孩都在屋內，但東西亂七八糟地丟了一地，最主要是原來放在屋內靠牆壁的兩隻壽材不見了。那時候家裏還放有壽材的人家極少見了，我們在四清時因為天天要到食堂吃飯，經過他家時就注意到了這一點。開始覺得非常兀突，但看慣了也不覺奇怪了。今天，這兩隻本來疊在一起的棺材不見了，反而覺得不正常了。當時我還不清楚他家僅僅是被破了四舊，還是被抄了家？但孫隆璋看見這一幕，便跺著腳連連歎息道：完了完了，我家肯定也抄得不成樣子了！他家成份是工商地主，土改時已受到過衝擊，他估計這次又是在劫難逃。而我看到連這樣做手工業的人家也要抄，心中也生起了陰影。雖然我家在解放後沒有受到過任何政治衝擊，但這次運動是不是也能保證平安無事呢？我心中無數。從這一刻起，我總覺得自己的心像懸在空中一樣不踏實。
就在那幾天，單位組織大家觀看了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電影紀錄片。林彪在天安門上講話的聲音時時在我耳邊回響。那天，九月十五日，林彪在天安門上代表毛澤東、黨中央講話。他聲嘶力竭地說：紅衛兵戰士們，革命的同學們，你們鬥爭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廣大工農兵群眾也堅決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這等於是中央表態：抄家合法！難怪紅衛兵、學生們抄家抄得更起勁了。
卻說在九月上旬的某一天，我們學習小組的組長連燊德找我個別談話，說最近上海市又要動員一批社會青年去新疆建設兵團。因為你是臨時工，也在動員範圍內。不知你對此有什麽想法？顯然，他是代表黨支部來找我談話的。在中國大陸這個社會環境中，黨要你東，你必須東；要你西，必須西，連當個臨時工也要黨的組織批準。因此我不能說我不想去。我推說父母親可能不會同意。他就要我寫信去征求我父親的意見。我無法推辭，隻能立刻寫了一封信寄去香港。信中注明了複信寄到我單位，並附上了單位的地址。約半個月後，父親的回信來了。信是連燊德拿來的。我相信父親絕不會同意我去新疆，看見連燊德猴急的樣子，恨不得自己將信拆開了先看，我就當他麵把信拆開，看了一遍後即將信交給他看。他也不客氣，立刻把信紙抓過去看起來。父親當然不同意我去新疆。但信寫得很婉轉，說我母親隻有我一個兒子在身邊，身體又不好，不宜離家遠行。連燊德看完了信，一邊將信交還給我，一邊笑嘻嘻地說：看來你父親也不是不同意，主要是擔心你母親。這樣，你是否明天立即回家一次，征求征求你母親的意見？連燊德公然曲解我父親信的意思，真可謂無恥到了極點，竟還要我回家征求母親意見，實際是進一步在逼迫我去新疆，但我還不能拒絕。第二天上午，我隻能遵照站領導的意思搭小輪船回家一次。
那一天具體的日期我已不記得了，估計是在九月下旬。那時因為搞運動，站裏已有好幾個星期沒有放假，因此我也已有好幾個星期沒回過家。自從我看到青浦縣城抄家的一些情形，一直在擔心家裏是否平安無事，所以這次回家的路上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古人說近鄉情更怯，船越快到家時我的心情就越緊張，總怕家中發生了什麽不好的事情。中午船到岸，我一路匆匆走回家。果然，剛站在家門口還沒進家門，我就看到家中一片淩亂：底樓隔開前後兩半的中門和隔牆上的兩扇玻璃窗被交叉貼著封條封掉了；以前父親開店時做店堂的前半間，牆上滿是一個個敲破的洞；地板也被撬開過，現在高低不平地勉強鋪在地上。不足十平米的屋內，放著一張舊方桌、幾張方凳、一張舊的藤躺椅和堆在躺椅上的幾條棉被，還有就是放在屋角的一隻燒飯用的行灶。母親低頭坐在一張凳上。在上海讀書的三姐也在家中。還有三個妹妹此時是否在家我已記不起來。 我腦袋上好像被人猛擊了一棒，轟的一聲眼前發黑，頭暈暈地人仿佛要栽倒。我竭力支撐著不讓自己摔倒。很快，腦子一點點清醒過來：家裏也被抄家了！這一段日子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我定了定神，跨步走過門檻，在門口立定。母親麵容憔悴，看見我回來，默然無語，隻微微點了一下頭。三姐輕聲問我：你怎麽也來了？我看了看她，千言萬語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就沒有回答她，先在門口的一張凳上坐下。母親看著我，等我歇了一陣才開口說話。母親用很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對我說：正要托人帶訊，叫你們不要回來，結果你們兩個都來了（另一個是指我三姐）。三姐一直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參加文革，我不知她回來做什麽，什麽時候回來的。至於我自己，我覺得現在家已被抄，去不去新疆已是小事，為免母親更加擔心，我隻說我是回來看看的。
早上從縣城乘輪船三個小時到家，此時已中午過去。母親他們估計早已吃過午飯。等我也吃過飯（我至今想不起這天中飯究竟有沒有吃？怎樣吃，吃什麽？），母親開始把從破四舊到抄家這一段時間大概的經過對我說了一遍。
最先是我大姐正在當地中學讀初中的大兒子，領了一幫同學來破四舊。他們來主要是抄書藉的，來了兩三次，把我家中的藏書幾乎抄光。接著，來了鎮上商業係統的紅衛兵。他們是有目標地來抄家的。因為有人揭發說我家有兩斤金子。為了把金子抄出來，除了威脅、引誘，他們扒灶頭，拔水缸、撬地板、挖牆洞，什麽手段都用了出來。第一天他們上午、下午來了兩次，沒有抄到多少金子，隻在灶灰中找到一二件戒子、耳環之類的小金器，他們很失望。第二天又來抄。這樣接連來了幾次。都沒有抄到金子，隻是抄走一些衣服、毯子、時鍾、瓷器等雜物。因為抄不到心目中的兩斤金子，他們發火了，威脅說再不交出金子來，就要把房子全部封掉，將你們掃地出門。麵對這樣的威脅，母親仍不啃聲，但三姐頂不住了，說出了藏金所在地。因為抄得的黃金隻有七、八兩，他們懷疑還有藏金沒說出來，但當天天色已晚，於是他們將樓上和底下後半間房子都封掉，隻留了門口半間讓我們住，隻允許我們拿了一些最簡單的生活必需品。
母親說完後，三姐向我解釋她所以將藏金地點說出來的原因。她說：當時壓力很大。再說他們是有備而來，有人去告了密，不說也不行。不說，保不定他們還會采取些什麽行動。我又想，反正這些金子現在不能賣也不能當現金用，放著也是放著，就想不如說了。說了也許就可以解脫了。我聽了三姐所言，也無話可說。事已至此，說也無用。我明白，這樣的情勢，不說肯定過不了這一關。不過以我的脾氣，我是不肯說的。你們有本事就自己去抄吧！我也不是心痛這點金子沒了，而是氣上不服，憑什麽輕巧巧一句你們是資產階級、我們是革命行動，就比強盜還霸道，理直氣壯地將人家辛勞節儉幾十年積累的財產一朝擄掠而去？我更痛惜的是，這些金子是父親辛勤勞累了大半生的積蓄，就此盡付東流水了。
解放前，因為社會不安定，物價飛漲，鈔票不值錢。父親把做生意賺來的錢托我叔父家的堂哥在縣城裏一兩一兩地換黃金，一共換了七兩七個小金塊。一九五六年父親去香港前秘密把它藏在三樓屋頂的樑縫間。一九五八年父親回來探親再回香港前，把這個秘密告訴了三姐和我。所以家裏有藏金的事我也知道。
至於告密的事，我聽了更感到寒心。家有藏金，這是極機密的事情，一般外人是不會知道的。知道這件事的隻有我舅舅家。因為那時候，也是解放前，有幾次有強盜來鎮上搶東西。因為我家地方小，沒地方藏，一旦強盜來搶很易被搶去，所以母親把這些值錢的金銀首飾拿到舅舅家，讓舅舅舅媽藏起來。所以來抄家的人說是有人揭發的，我們就懷疑是舅舅家人告的密。舅舅家為什麽告密，這原因我也能猜到幾分，無非就是前幾年為了三姐去上海讀書一時錢不夠，母親想叫舅舅湊一點，結果吵起來。還有就可能是大饑荒時為了我父親從香港寄來的食品分給他們的太少，可能他們有怨恨情緒。但這些都是兄妹之間的一點小矛盾，何至於要下這麽毒辣的手段來報複？他們已全忘了五反時我父母救他們的事了。人心如此澆薄，當然有社會環境這個大原因。而身逢末世，遭此橫禍，我輩小民，夫複何言！後來果然證實是舅舅家的二女兒和大媳婦去告的密。非但告密，還故意誇大了藏金的數量。
破四舊抄書，家中原有幾箱子書，我這個外甥以前常來是知道的。文革開始除了毛澤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其他都被說成是封、資、修的毒草。這幾箱子書自然也是毒草了。因此破四舊時他就帶了一批同學來抄書。這些抄去的書中大部分是以前二哥買的小說書。有一套木刻板陳壽、裴鬆之注的《三國誌》，是父親當年在家時在舊書攤上買的，好象是清末光緒年間的刻本。我買的書也有一些，主要有範文瀾注的《文心雕龍》上下兩冊；一套俞平伯和他的女弟子王惜時校對的《紅樓夢》，包括兩冊曹雪芹寫的正本、一冊高鄂的續本，還有一冊校對記。此書難得的是還有脂硯齋的批語。此外還有我買的有關中國文學的書籍和父親以前寄給我的好幾本毛筆、鋼筆字帖。這些書被抄走，令我很痛心。《文心雕龍》和《紅樓夢》是我工作以後一九六五年一次去上海在南京路新華書店買的。同時買的還有一冊特種印刷的沈尹默的《二王法書管窺》。這是一冊印刷很精美的書，原色毛邊紙墨印，白絲線裝訂，薄薄幾十頁，要價人民幣三元多，差不多是普通書價的十倍。當時買這三種書十多元人民幣，花了我半個月工資。據三姐說這本字帖本來也要被這些學生拿走的，是向他們求情，說這隻是一本字帖，而且是新近出版的，不是四舊，結果這本字帖就幸運地被留下沒有拿走。一九七二年父親回來探親，父親也喜歡這本字帖，回香港時我就把它給了父親。
我的文革（65）
jiangshui888 (2025-11-30 10:58:36) 評論 (0)
我的文革（65）
（二十三）難逃抄家厄運
且說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下旬抄家之風剛剛刮起時，我聽這些抄家的傳聞如聽傳奇故事，隻感到新奇，內心並不緊張。但是有一天之後我的心情突然有點緊張起來。那天中午，我和同事孫隆璋飯後上街溜達一圈後回單位，突然發現單位大門對麵的一戶人家的門板上貼了好幾條長條形的小標語，紙背後的漿糊還沒幹，顯然是剛貼不久。其中一條寫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我以前沒有見過這句話，也不知道這句話是誰說的。雖然這條語錄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三論中就出現過，但當時的三論還沒有傳到青浦。因此看到這條標語我不由自主地嚇了一跳。在共產黨的天下，我還沒有見過有人竟然敢公然叫喊造反兩字的。不過我想，既然有人敢公然寫了貼出來，說明這句話是有來曆的。在當前形勢下，敢說這樣話的恐怕也隻有毛澤東一個。這句話或許出自毛澤東以前的什麽文章，但我孤陋寡聞不知道而已。然而，這句話即使真是毛澤東說的，但毛澤東當初說這句話的時候一定是在他造國民政府反的時候，現在是他掌權了，時移勢遷，難道他和共產黨還能允許別人造他們的反？因此這條語錄現在能不能照搬引用顯然是有疑問的。不過當時正是紅衛兵在社會上大出風頭的時候，許多驚世駭俗的事情他們都敢做而且無人敢指責，所以他們貼出這樣的標語，別人也不能把他們怎樣。存著這樣的疑慮，我們準備再到單位食堂那邊去轉一下。
在對麵這戶人家的右邊是一塊凹進去的空地。空地中央有一個供周圍居民公用的自來水龍頭。而空地後麵有一幢高高圍牆的二層樓房，就是我們單位的食堂和員工單身宿舍。對麵這戶人家，平時不用前門，在側邊另開一個邊門。因此我們進出食堂都要經過他家的邊門。往日像現在這樣天氣，他家一對老夫婦常常坐在門外太陽陰影裏乘涼。老太太坐在一隻小凳上看顧坐在坐車內的小孫子，傍邊站一個紮著小辮的小女孩，那是他們的大孫女。老頭則坐在門口一把竹椅上，傍邊一隻小茶幾，茶幾上放一把茶壺，一個茶杯，赤膊或穿一件白布對襟背心，坦開胸懷，扇著大蒲扇看看過路行人喝喝茶。見到我們單位的人經過，他們總會點點頭笑笑，算是打招呼。老頭原來也是木匠，現在退休了。他們的兒子，一個胖子小木匠，在縣城南門木器廠工作。媳婦在徐涇公社當鄉村小學教師。聽說小木匠每天早晚踩二十公裏的路接送媳婦上下班，所以夫妻十分恩愛。這本來是一個和睦、溫馨的家庭，令人羨慕。但今天，這兩個老人低著頭神情沮喪地坐在門前的小竹椅上，見到我們走過，木然全無反應。小孩也沒有出來。那個小木匠則在屋內毫無目的地來回走動，看見我們在門口張望，就朝我們苦笑笑。顯然，這家人家發生了什麽事情。我們仔細往他們家裏察看了一下，兩個小孩都在屋內，但東西亂七八糟地丟了一地，最主要是原來放在屋內靠牆壁的兩隻壽材不見了。那時候家裏還放有壽材的人家極少見了，我們在四清時因為天天要到食堂吃飯，經過他家時就注意到了這一點。開始覺得非常兀突，但看慣了也不覺奇怪了。今天，這兩隻本來疊在一起的棺材不見了，反而覺得不正常了。當時我還不清楚他家僅僅是被破了四舊，還是被抄了家？但孫隆璋看見這一幕，便跺著腳連連歎息道：完了完了，我家肯定也抄得不成樣子了！他家成份是工商地主，土改時已受到過衝擊，他估計這次又是在劫難逃。而我看到連這樣做手工業的人家也要抄，心中也生起了陰影。雖然我家在解放後沒有受到過任何政治衝擊，但這次運動是不是也能保證平安無事呢？我心中無數。從這一刻起，我總覺得自己的心像懸在空中一樣不踏實。
就在那幾天，單位組織大家觀看了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電影紀錄片。林彪在天安門上講話的聲音時時在我耳邊回響。那天，九月十五日，林彪在天安門上代表毛澤東、黨中央講話。他聲嘶力竭地說：紅衛兵戰士們，革命的同學們，你們鬥爭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廣大工農兵群眾也堅決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這等於是中央表態：抄家合法！難怪紅衛兵、學生們抄家抄得更起勁了。
卻說在九月上旬的某一天，我們學習小組的組長連燊德找我個別談話，說最近上海市又要動員一批社會青年去新疆建設兵團。因為你是臨時工，也在動員範圍內。不知你對此有什麽想法？顯然，他是代表黨支部來找我談話的。在中國大陸這個社會環境中，黨要你東，你必須東；要你西，必須西，連當個臨時工也要黨的組織批準。因此我不能說我不想去。我推說父母親可能不會同意。他就要我寫信去征求我父親的意見。我無法推辭，隻能立刻寫了一封信寄去香港。信中注明了複信寄到我單位，並附上了單位的地址。約半個月後，父親的回信來了。信是連燊德拿來的。我相信父親絕不會同意我去新疆，看見連燊德猴急的樣子，恨不得自己將信拆開了先看，我就當他麵把信拆開，看了一遍後即將信交給他看。他也不客氣，立刻把信紙抓過去看起來。父親當然不同意我去新疆。但信寫得很婉轉，說我母親隻有我一個兒子在身邊，身體又不好，不宜離家遠行。連燊德看完了信，一邊將信交還給我，一邊笑嘻嘻地說：看來你父親也不是不同意，主要是擔心你母親。這樣，你是否明天立即回家一次，征求征求你母親的意見？連燊德公然曲解我父親信的意思，真可謂無恥到了極點，竟還要我回家征求母親意見，實際是進一步在逼迫我去新疆，但我還不能拒絕。第二天上午，我隻能遵照站領導的意思搭小輪船回家一次。
那一天具體的日期我已不記得了，估計是在九月下旬。那時因為搞運動，站裏已有好幾個星期沒有放假，因此我也已有好幾個星期沒回過家。自從我看到青浦縣城抄家的一些情形，一直在擔心家裏是否平安無事，所以這次回家的路上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古人說近鄉情更怯，船越快到家時我的心情就越緊張，總怕家中發生了什麽不好的事情。中午船到岸，我一路匆匆走回家。果然，剛站在家門口還沒進家門，我就看到家中一片淩亂：底樓隔開前後兩半的中門和隔牆上的兩扇玻璃窗被交叉貼著封條封掉了；以前父親開店時做店堂的前半間，牆上滿是一個個敲破的洞；地板也被撬開過，現在高低不平地勉強鋪在地上。不足十平米的屋內，放著一張舊方桌、幾張方凳、一張舊的藤躺椅和堆在躺椅上的幾條棉被，還有就是放在屋角的一隻燒飯用的行灶。母親低頭坐在一張凳上。在上海讀書的三姐也在家中。還有三個妹妹此時是否在家我已記不起來。 我腦袋上好像被人猛擊了一棒，轟的一聲眼前發黑，頭暈暈地人仿佛要栽倒。我竭力支撐著不讓自己摔倒。很快，腦子一點點清醒過來：家裏也被抄家了！這一段日子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我定了定神，跨步走過門檻，在門口立定。母親麵容憔悴，看見我回來，默然無語，隻微微點了一下頭。三姐輕聲問我：你怎麽也來了？我看了看她，千言萬語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就沒有回答她，先在門口的一張凳上坐下。母親看著我，等我歇了一陣才開口說話。母親用很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對我說：正要托人帶訊，叫你們不要回來，結果你們兩個都來了（另一個是指我三姐）。三姐一直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參加文革，我不知她回來做什麽，什麽時候回來的。至於我自己，我覺得現在家已被抄，去不去新疆已是小事，為免母親更加擔心，我隻說我是回來看看的。
早上從縣城乘輪船三個小時到家，此時已中午過去。母親他們估計早已吃過午飯。等我也吃過飯（我至今想不起這天中飯究竟有沒有吃？怎樣吃，吃什麽？），母親開始把從破四舊到抄家這一段時間大概的經過對我說了一遍。
最先是我大姐正在當地中學讀初中的大兒子，領了一幫同學來破四舊。他們來主要是抄書藉的，來了兩三次，把我家中的藏書幾乎抄光。接著，來了鎮上商業係統的紅衛兵。他們是有目標地來抄家的。因為有人揭發說我家有兩斤金子。為了把金子抄出來，除了威脅、引誘，他們扒灶頭，拔水缸、撬地板、挖牆洞，什麽手段都用了出來。第一天他們上午、下午來了兩次，沒有抄到多少金子，隻在灶灰中找到一二件戒子、耳環之類的小金器，他們很失望。第二天又來抄。這樣接連來了幾次。都沒有抄到金子，隻是抄走一些衣服、毯子、時鍾、瓷器等雜物。因為抄不到心目中的兩斤金子，他們發火了，威脅說再不交出金子來，就要把房子全部封掉，將你們掃地出門。麵對這樣的威脅，母親仍不啃聲，但三姐頂不住了，說出了藏金所在地。因為抄得的黃金隻有七、八兩，他們懷疑還有藏金沒說出來，但當天天色已晚，於是他們將樓上和底下後半間房子都封掉，隻留了門口半間讓我們住，隻允許我們拿了一些最簡單的生活必需品。
母親說完後，三姐向我解釋她所以將藏金地點說出來的原因。她說：當時壓力很大。再說他們是有備而來，有人去告了密，不說也不行。不說，保不定他們還會采取些什麽行動。我又想，反正這些金子現在不能賣也不能當現金用，放著也是放著，就想不如說了。說了也許就可以解脫了。我聽了三姐所言，也無話可說。事已至此，說也無用。我明白，這樣的情勢，不說肯定過不了這一關。不過以我的脾氣，我是不肯說的。你們有本事就自己去抄吧！我也不是心痛這點金子沒了，而是氣上不服，憑什麽輕巧巧一句你們是資產階級、我們是革命行動，就比強盜還霸道，理直氣壯地將人家辛勞節儉幾十年積累的財產一朝擄掠而去？我更痛惜的是，這些金子是父親辛勤勞累了大半生的積蓄，就此盡付東流水了。
解放前，因為社會不安定，物價飛漲，鈔票不值錢。父親把做生意賺來的錢托我叔父家的堂哥在縣城裏一兩一兩地換黃金，一共換了七兩七個小金塊。一九五六年父親去香港前秘密把它藏在三樓屋頂的樑縫間。一九五八年父親回來探親再回香港前，把這個秘密告訴了三姐和我。所以家裏有藏金的事我也知道。
至於告密的事，我聽了更感到寒心。家有藏金，這是極機密的事情，一般外人是不會知道的。知道這件事的隻有我舅舅家。因為那時候，也是解放前，有幾次有強盜來鎮上搶東西。因為我家地方小，沒地方藏，一旦強盜來搶很易被搶去，所以母親把這些值錢的金銀首飾拿到舅舅家，讓舅舅舅媽藏起來。所以來抄家的人說是有人揭發的，我們就懷疑是舅舅家人告的密。舅舅家為什麽告密，這原因我也能猜到幾分，無非就是前幾年為了三姐去上海讀書一時錢不夠，母親想叫舅舅湊一點，結果吵起來。還有就可能是大饑荒時為了我父親從香港寄來的食品分給他們的太少，可能他們有怨恨情緒。但這些都是兄妹之間的一點小矛盾，何至於要下這麽毒辣的手段來報複？他們已全忘了五反時我父母救他們的事了。人心如此澆薄，當然有社會環境這個大原因。而身逢末世，遭此橫禍，我輩小民，夫複何言！後來果然證實是舅舅家的二女兒和大媳婦去告的密。非但告密，還故意誇大了藏金的數量。
破四舊抄書，家中原有幾箱子書，我這個外甥以前常來是知道的。文革開始除了毛澤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其他都被說成是封、資、修的毒草。這幾箱子書自然也是毒草了。因此破四舊時他就帶了一批同學來抄書。這些抄去的書中大部分是以前二哥買的小說書。有一套木刻板陳壽、裴鬆之注的《三國誌》，是父親當年在家時在舊書攤上買的，好象是清末光緒年間的刻本。我買的書也有一些，主要有範文瀾注的《文心雕龍》上下兩冊；一套俞平伯和他的女弟子王惜時校對的《紅樓夢》，包括兩冊曹雪芹寫的正本、一冊高鄂的續本，還有一冊校對記。此書難得的是還有脂硯齋的批語。此外還有我買的有關中國文學的書籍和父親以前寄給我的好幾本毛筆、鋼筆字帖。這些書被抄走，令我很痛心。《文心雕龍》和《紅樓夢》是我工作以後一九六五年一次去上海在南京路新華書店買的。同時買的還有一冊特種印刷的沈尹默的《二王法書管窺》。這是一冊印刷很精美的書，原色毛邊紙墨印，白絲線裝訂，薄薄幾十頁，要價人民幣三元多，差不多是普通書價的十倍。當時買這三種書十多元人民幣，花了我半個月工資。據三姐說這本字帖本來也要被這些學生拿走的，是向他們求情，說這隻是一本字帖，而且是新近出版的，不是四舊，結果這本字帖就幸運地被留下沒有拿走。一九七二年父親回來探親，父親也喜歡這本字帖，回香港時我就把它給了父親。
（二十三）難逃抄家厄運
且說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下旬抄家之風剛剛刮起時，我聽這些抄家的傳聞如聽傳奇故事，隻感到新奇，內心並不緊張。但是有一天之後我的心情突然有點緊張起來。那天中午，我和同事孫隆璋飯後上街溜達一圈後回單位，突然發現單位大門對麵的一戶人家的門板上貼了好幾條長條形的小標語，紙背後的漿糊還沒幹，顯然是剛貼不久。其中一條寫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我以前沒有見過這句話，也不知道這句話是誰說的。雖然這條語錄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三論中就出現過，但當時的三論還沒有傳到青浦。因此看到這條標語我不由自主地嚇了一跳。在共產黨的天下，我還沒有見過有人竟然敢公然叫喊造反兩字的。不過我想，既然有人敢公然寫了貼出來，說明這句話是有來曆的。在當前形勢下，敢說這樣話的恐怕也隻有毛澤東一個。這句話或許出自毛澤東以前的什麽文章，但我孤陋寡聞不知道而已。然而，這句話即使真是毛澤東說的，但毛澤東當初說這句話的時候一定是在他造國民政府反的時候，現在是他掌權了，時移勢遷，難道他和共產黨還能允許別人造他們的反？因此這條語錄現在能不能照搬引用顯然是有疑問的。不過當時正是紅衛兵在社會上大出風頭的時候，許多驚世駭俗的事情他們都敢做而且無人敢指責，所以他們貼出這樣的標語，別人也不能把他們怎樣。存著這樣的疑慮，我們準備再到單位食堂那邊去轉一下。
在對麵這戶人家的右邊是一塊凹進去的空地。空地中央有一個供周圍居民公用的自來水龍頭。而空地後麵有一幢高高圍牆的二層樓房，就是我們單位的食堂和員工單身宿舍。對麵這戶人家，平時不用前門，在側邊另開一個邊門。因此我們進出食堂都要經過他家的邊門。往日像現在這樣天氣，他家一對老夫婦常常坐在門外太陽陰影裏乘涼。老太太坐在一隻小凳上看顧坐在坐車內的小孫子，傍邊站一個紮著小辮的小女孩，那是他們的大孫女。老頭則坐在門口一把竹椅上，傍邊一隻小茶幾，茶幾上放一把茶壺，一個茶杯，赤膊或穿一件白布對襟背心，坦開胸懷，扇著大蒲扇看看過路行人喝喝茶。見到我們單位的人經過，他們總會點點頭笑笑，算是打招呼。老頭原來也是木匠，現在退休了。他們的兒子，一個胖子小木匠，在縣城南門木器廠工作。媳婦在徐涇公社當鄉村小學教師。聽說小木匠每天早晚踩二十公裏的路接送媳婦上下班，所以夫妻十分恩愛。這本來是一個和睦、溫馨的家庭，令人羨慕。但今天，這兩個老人低著頭神情沮喪地坐在門前的小竹椅上，見到我們走過，木然全無反應。小孩也沒有出來。那個小木匠則在屋內毫無目的地來回走動，看見我們在門口張望，就朝我們苦笑笑。顯然，這家人家發生了什麽事情。我們仔細往他們家裏察看了一下，兩個小孩都在屋內，但東西亂七八糟地丟了一地，最主要是原來放在屋內靠牆壁的兩隻壽材不見了。那時候家裏還放有壽材的人家極少見了，我們在四清時因為天天要到食堂吃飯，經過他家時就注意到了這一點。開始覺得非常兀突，但看慣了也不覺奇怪了。今天，這兩隻本來疊在一起的棺材不見了，反而覺得不正常了。當時我還不清楚他家僅僅是被破了四舊，還是被抄了家？但孫隆璋看見這一幕，便跺著腳連連歎息道：完了完了，我家肯定也抄得不成樣子了！他家成份是工商地主，土改時已受到過衝擊，他估計這次又是在劫難逃。而我看到連這樣做手工業的人家也要抄，心中也生起了陰影。雖然我家在解放後沒有受到過任何政治衝擊，但這次運動是不是也能保證平安無事呢？我心中無數。從這一刻起，我總覺得自己的心像懸在空中一樣不踏實。
就在那幾天，單位組織大家觀看了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電影紀錄片。林彪在天安門上講話的聲音時時在我耳邊回響。那天，九月十五日，林彪在天安門上代表毛澤東、黨中央講話。他聲嘶力竭地說：紅衛兵戰士們，革命的同學們，你們鬥爭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廣大工農兵群眾也堅決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這等於是中央表態：抄家合法！難怪紅衛兵、學生們抄家抄得更起勁了。
卻說在九月上旬的某一天，我們學習小組的組長連燊德找我個別談話，說最近上海市又要動員一批社會青年去新疆建設兵團。因為你是臨時工，也在動員範圍內。不知你對此有什麽想法？顯然，他是代表黨支部來找我談話的。在中國大陸這個社會環境中，黨要你東，你必須東；要你西，必須西，連當個臨時工也要黨的組織批準。因此我不能說我不想去。我推說父母親可能不會同意。他就要我寫信去征求我父親的意見。我無法推辭，隻能立刻寫了一封信寄去香港。信中注明了複信寄到我單位，並附上了單位的地址。約半個月後，父親的回信來了。信是連燊德拿來的。我相信父親絕不會同意我去新疆，看見連燊德猴急的樣子，恨不得自己將信拆開了先看，我就當他麵把信拆開，看了一遍後即將信交給他看。他也不客氣，立刻把信紙抓過去看起來。父親當然不同意我去新疆。但信寫得很婉轉，說我母親隻有我一個兒子在身邊，身體又不好，不宜離家遠行。連燊德看完了信，一邊將信交還給我，一邊笑嘻嘻地說：看來你父親也不是不同意，主要是擔心你母親。這樣，你是否明天立即回家一次，征求征求你母親的意見？連燊德公然曲解我父親信的意思，真可謂無恥到了極點，竟還要我回家征求母親意見，實際是進一步在逼迫我去新疆，但我還不能拒絕。第二天上午，我隻能遵照站領導的意思搭小輪船回家一次。
那一天具體的日期我已不記得了，估計是在九月下旬。那時因為搞運動，站裏已有好幾個星期沒有放假，因此我也已有好幾個星期沒回過家。自從我看到青浦縣城抄家的一些情形，一直在擔心家裏是否平安無事，所以這次回家的路上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古人說近鄉情更怯，船越快到家時我的心情就越緊張，總怕家中發生了什麽不好的事情。中午船到岸，我一路匆匆走回家。果然，剛站在家門口還沒進家門，我就看到家中一片淩亂：底樓隔開前後兩半的中門和隔牆上的兩扇玻璃窗被交叉貼著封條封掉了；以前父親開店時做店堂的前半間，牆上滿是一個個敲破的洞；地板也被撬開過，現在高低不平地勉強鋪在地上。不足十平米的屋內，放著一張舊方桌、幾張方凳、一張舊的藤躺椅和堆在躺椅上的幾條棉被，還有就是放在屋角的一隻燒飯用的行灶。母親低頭坐在一張凳上。在上海讀書的三姐也在家中。還有三個妹妹此時是否在家我已記不起來。 我腦袋上好像被人猛擊了一棒，轟的一聲眼前發黑，頭暈暈地人仿佛要栽倒。我竭力支撐著不讓自己摔倒。很快，腦子一點點清醒過來：家裏也被抄家了！這一段日子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我定了定神，跨步走過門檻，在門口立定。母親麵容憔悴，看見我回來，默然無語，隻微微點了一下頭。三姐輕聲問我：你怎麽也來了？我看了看她，千言萬語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就沒有回答她，先在門口的一張凳上坐下。母親看著我，等我歇了一陣才開口說話。母親用很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對我說：正要托人帶訊，叫你們不要回來，結果你們兩個都來了（另一個是指我三姐）。三姐一直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參加文革，我不知她回來做什麽，什麽時候回來的。至於我自己，我覺得現在家已被抄，去不去新疆已是小事，為免母親更加擔心，我隻說我是回來看看的。
早上從縣城乘輪船三個小時到家，此時已中午過去。母親他們估計早已吃過午飯。等我也吃過飯（我至今想不起這天中飯究竟有沒有吃？怎樣吃，吃什麽？），母親開始把從破四舊到抄家這一段時間大概的經過對我說了一遍。
最先是我大姐正在當地中學讀初中的大兒子，領了一幫同學來破四舊。他們來主要是抄書藉的，來了兩三次，把我家中的藏書幾乎抄光。接著，來了鎮上商業係統的紅衛兵。他們是有目標地來抄家的。因為有人揭發說我家有兩斤金子。為了把金子抄出來，除了威脅、引誘，他們扒灶頭，拔水缸、撬地板、挖牆洞，什麽手段都用了出來。第一天他們上午、下午來了兩次，沒有抄到多少金子，隻在灶灰中找到一二件戒子、耳環之類的小金器，他們很失望。第二天又來抄。這樣接連來了幾次。都沒有抄到金子，隻是抄走一些衣服、毯子、時鍾、瓷器等雜物。因為抄不到心目中的兩斤金子，他們發火了，威脅說再不交出金子來，就要把房子全部封掉，將你們掃地出門。麵對這樣的威脅，母親仍不啃聲，但三姐頂不住了，說出了藏金所在地。因為抄得的黃金隻有七、八兩，他們懷疑還有藏金沒說出來，但當天天色已晚，於是他們將樓上和底下後半間房子都封掉，隻留了門口半間讓我們住，隻允許我們拿了一些最簡單的生活必需品。
母親說完後，三姐向我解釋她所以將藏金地點說出來的原因。她說：當時壓力很大。再說他們是有備而來，有人去告了密，不說也不行。不說，保不定他們還會采取些什麽行動。我又想，反正這些金子現在不能賣也不能當現金用，放著也是放著，就想不如說了。說了也許就可以解脫了。我聽了三姐所言，也無話可說。事已至此，說也無用。我明白，這樣的情勢，不說肯定過不了這一關。不過以我的脾氣，我是不肯說的。你們有本事就自己去抄吧！我也不是心痛這點金子沒了，而是氣上不服，憑什麽輕巧巧一句你們是資產階級、我們是革命行動，就比強盜還霸道，理直氣壯地將人家辛勞節儉幾十年積累的財產一朝擄掠而去？我更痛惜的是，這些金子是父親辛勤勞累了大半生的積蓄，就此盡付東流水了。
解放前，因為社會不安定，物價飛漲，鈔票不值錢。父親把做生意賺來的錢托我叔父家的堂哥在縣城裏一兩一兩地換黃金，一共換了七兩七個小金塊。一九五六年父親去香港前秘密把它藏在三樓屋頂的樑縫間。一九五八年父親回來探親再回香港前，把這個秘密告訴了三姐和我。所以家裏有藏金的事我也知道。
至於告密的事，我聽了更感到寒心。家有藏金，這是極機密的事情，一般外人是不會知道的。知道這件事的隻有我舅舅家。因為那時候，也是解放前，有幾次有強盜來鎮上搶東西。因為我家地方小，沒地方藏，一旦強盜來搶很易被搶去，所以母親把這些值錢的金銀首飾拿到舅舅家，讓舅舅舅媽藏起來。所以來抄家的人說是有人揭發的，我們就懷疑是舅舅家人告的密。舅舅家為什麽告密，這原因我也能猜到幾分，無非就是前幾年為了三姐去上海讀書一時錢不夠，母親想叫舅舅湊一點，結果吵起來。還有就可能是大饑荒時為了我父親從香港寄來的食品分給他們的太少，可能他們有怨恨情緒。但這些都是兄妹之間的一點小矛盾，何至於要下這麽毒辣的手段來報複？他們已全忘了五反時我父母救他們的事了。人心如此澆薄，當然有社會環境這個大原因。而身逢末世，遭此橫禍，我輩小民，夫複何言！後來果然證實是舅舅家的二女兒和大媳婦去告的密。非但告密，還故意誇大了藏金的數量。
破四舊抄書，家中原有幾箱子書，我這個外甥以前常來是知道的。文革開始除了毛澤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其他都被說成是封、資、修的毒草。這幾箱子書自然也是毒草了。因此破四舊時他就帶了一批同學來抄書。這些抄去的書中大部分是以前二哥買的小說書。有一套木刻板陳壽、裴鬆之注的《三國誌》，是父親當年在家時在舊書攤上買的，好象是清末光緒年間的刻本。我買的書也有一些，主要有範文瀾注的《文心雕龍》上下兩冊；一套俞平伯和他的女弟子王惜時校對的《紅樓夢》，包括兩冊曹雪芹寫的正本、一冊高鄂的續本，還有一冊校對記。此書難得的是還有脂硯齋的批語。此外還有我買的有關中國文學的書籍和父親以前寄給我的好幾本毛筆、鋼筆字帖。這些書被抄走，令我很痛心。《文心雕龍》和《紅樓夢》是我工作以後一九六五年一次去上海在南京路新華書店買的。同時買的還有一冊特種印刷的沈尹默的《二王法書管窺》。這是一冊印刷很精美的書，原色毛邊紙墨印，白絲線裝訂，薄薄幾十頁，要價人民幣三元多，差不多是普通書價的十倍。當時買這三種書十多元人民幣，花了我半個月工資。據三姐說這本字帖本來也要被這些學生拿走的，是向他們求情，說這隻是一本字帖，而且是新近出版的，不是四舊，結果這本字帖就幸運地被留下沒有拿走。一九七二年父親回來探親，父親也喜歡這本字帖，回香港時我就把它給了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