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春天了， 這已是1942年的春天， 日本鬼子又一次來到浙東掃蕩， 我們又要逃難了； 仍舊是第一步乘船到山盤村， 這是來過的老地方， 還很熟悉， 但是，到這裏來的人很多， 於是要求部分人分散到別的村子裏去住， 方可避免太擁擠， 父親和錢首席（檢察官）約好， 一起住到距山盤村十裏路的一個小村莊（羊印）去； 住在羊印，不斷的聽到： 日本鬼子已進住義烏縣城了-----等消息， 怎麽辦呢？！大家都愁眉苦臉的； 在一個炎熱的夏天， 父親正和錢首席等人共同商討下一步該怎麽辦的時候， 忽然又傳來消息說： 日本鬼子已到了山盤村， 這一下可把大家急壞了， 房東說： “不要緊， 我們可以上天龍山， 那裏鬼子是上不去的。”
既然是鬼子上不去， 母親和錢夫人又怎麽能上去呢？ 房東說： “我們要觀察鬼子的動靜， 他們如果向我們這裏走來， 我們就趕緊上山， 大家就是輪流地背， 也得把兩位太太背到天龍山上，決不會留下一個人”。 有老百姓的這種愛護精神， 這才放下心來， 於是就在村頭不斷地探望著， 觀看鬼子的動靜； 火光冒出來了， 而且越冒越大，天空的一方， 全部被染得通紅的。有人說：“是山盤村失火了， 這麽大的村子， 有三百多戶人家，這一下全都要燒光了”。 原來日本鬼子的掃蕩，是要尋找縣政府的根據地， 而縣政府人員得知日寇來臨的消息後， 早就跑到另一個山上去了， 這就是義烏縣對日本鬼子的遊擊戰。
提心吊膽地過了一陣子， 秋天將要來臨， 法院的領導考慮到， 大家分散住在這裏也不能辦案子， 而且和縣政府在一起，還要擔心受怕， 還是躲到鄰縣去安身的好， 隻要與高等法院保持聯係， 就能度過這一難關的； 因此， 雇了一些挑夫和小轎子等， 就挑的挑、抬的抬、走的走、翻過一個山， 一直走到天黑， 才走到永康縣的一個小集鎮， 在這個鎮上租了一些房子， 每家分住一間， 暫時住了下來； 有一天， 我正在廚房裏洗碗， 突然聽到父母親的哭聲， 急忙跑了過去， 母親見到我就說：“你爹爹（淮安人稱呼爺爺）死了”， 我隨即流下眼淚， 又見桌上堆了一大堆信件， 大部分是二哥寫來的， 地址全是寫的“義烏縣地方法院”， 因為日本鬼子阻擋， 郵局無法通行， 所以把這些信積累起來一次送來了。 我慢慢地一封一封地拆了看， 除了祖父死的消息以外，主要的還有：
日本鬼子已進駐上海租界了、全家人已搬到楊州居住了、三叔全家已從天津來到上海，他已當了偽法官（漢奸）， 大哥留在上海與三叔同住、並考進了交通大學等等。 我們三人那時已無法像祖母去世時的那樣——穿孝衣，搞一些排場來盡孝等， 而僅能將父母親的鞋上縫一塊白布， 把我的鞋上縫一塊藍布以表孝意。
不久， 說仙居縣要法官， 父親就允許了此事， 隨即雇了三輛獨輪車， 一輛車裝行裏， 一輛車是我和母親各坐在該車的車輪一邊， 還有一輛車是父親坐在一邊， 另一邊是配了一件行裏。咕吱、咕吱地走了兩三天， 才到了仙居城， 暫住在一個旅社裏； 一切都安排妥當後， 和父親的同事朱檢察官（他是江蘇東台縣人）同租用一家的住房， 兩家各住一間， 是對門，到也很親熱； 朱家也是三口人， 他的兒子（朱青白）和我差不多大， 也是小學畢業後未曾上初中的學生， 於是約定寒假後一起去考仙居中學。 那時， 我是手頭空空地， 什麽都沒有； 臨考前拿了父親胸前掛的一支自來水鋼筆， 就去應試了。考完後， 自我感覺是一般化， 不太理想；等到發榜時， 父親和我、加上朱家父子一起去看榜了， 該榜錄取學生的名單是按成績排列的， 我是第一名， 一眼就看到了， 朱青白的名字在中間， 找了好一會才找到； 當時朱檢察官就用風刺的口吻對我講：“你看你是第一， 是女皇”。 在回家的路上， 朱檢察官還不斷地批評他的兒子說：“你怎麽連個女孩子都不如？---” 當時我聽了很生氣， 為什麽朱青白一定要比我好呢？ 我很不服氣， 從那以後我就不理睬朱青白， 暗暗地想： 男孩子又怎麽樣？
在學習麵前是人人平等的； 並在以後的學習中， 我總是拚命的用功， 每晚都是用土製的燈具，和用桐油、燈草來點亮的照明燈下，把老師布置的作業全部做完， 而且還暗暗地要求自己每門課每次考試都要拿到滿意的分數， 一定要做個樣子給他們看看。
學校位於仙居城，南門外的南峰山上， 離城約有五裏路， 學生除少數農村的住宿生外， 多半是居住在城內的走讀生， 這些學生都要在學校吃一頓中飯， 當時是抗戰時期， 故學校就按童子軍的模式進行管理， 學生的穿著是童子軍的統一服裝；男同學是黃色服裝， 女同學是黃色上裝， 黑色裙子， 黑襪子，黑鞋，並帶有各校規定的領帶； 早上，要舉行升國旗儀式， 中午飯是： 在同一個大廳內， 放了很多方桌， 每張桌上放一盆菜， 八個人站立圍著一張方桌， 等著大家都把飯都盛好後， 由上童子軍課的老師喊口令：“立正、稍息、開動”。 大家才能一言不發的用餐， 餐後各自洗刷自己的碗筷。
仙居中學中有好幾位老師， 都是從上海等地流亡過來的大學生， 他們對外地來的學生都視為流亡學生， 因此顯得特別親切； 經常組織座談會， 要大家暢談流亡的經過和對日寇的仇恨， 並一起搞一些文娛活動等；那位音樂老師還在全校挑選了數十名學生， 組織了一個歌詠隊， 我被選中並安排在女中音組， 每天的課外活動時間， 就叫歌詠隊的成員去練習唱歌，唱的全是抗戰歌曲，很有風度。 每逢到紀念日時（如5.7 5.9是日本強行定的21條不平等條約, 和6.3鴉片戰爭紀念日等），學校就帶領全體歌詠隊員外出宣傳、演唱。
在上初二的時候， 童子軍還有一次為時一周的“露營”活動， 就是由童子軍課和體育課的老師共同帶領全班同學到一個小鎮附近、又靠近河流的荒野地方， 事先將全班同學編好幾個小隊， 班上隻有八個女同學， 就成立了一個女子小隊， 各小隊均將行李、帳篷、和各種用具， 分別由每位同學背在背上行軍，直到目的地， 然後在老師指定的地方， 搭起帳篷， 壘起爐灶， 從小鎮上買來柴米油鹽， 各小隊每天輪流留二人到小鎮上去買菜、 燒飯， 其他同學一律從事軍事訓練， 晚上， 用大家自己砍來的樹枝， 點上火， 在火光下舉行篝火晚會， 由各小隊拿出自編自演的節目來表演， 這樣的野外生活， 到也感到很有趣； 但是， 在快樂之中， 也搞出一些笑話來； 第一個是燒大鍋飯， 很多同學是沒有經驗的， 又是輪流燒飯，每人都有嚐試這一動作的機會， 所以， 經常是燒出生飯或焦飯來； 就是這種飯，大家即使是含淚把它吞下去， 也是感到很開心； 另一件忘不了的事是在一次軍訓中， 要大家練習爬行， 而王金香在地上的亂石上爬行時， 裙子被扯破了， 在那個年代， 女孩子的裙子破了是一件很醜的事， 當時，同學們都大笑起來，還有個別調皮的男同學發出一些怪聲來， 當時王是又腦又氣地跑到帳篷裏大哭； 我和其他幾位女同學也是很沒趣地走進了帳篷； 奇怪！ 這次罷課行動不僅未受到批評， 而童子軍課老師返而拿來了針和線， 並說： 以後女童子軍就練習救護和包紮吧！
到學期快結束的時候， 傳來了中央指示： 要組成“十萬青年十萬軍”， 號召中學生和青年老師參加“青年軍”， 當時轟動了一時， 在校報名的人很多， 幾乎都上不成課了， 那幾個外地來的老師全都報名準備走了， 我也曾動過心； 為了愛國， 為了打日寇， 青年人是應該有這點誌氣的。 但後來一方麵因女兵的名額有限， 另一方麵是舍不得親生的父母親， 所以沒有去； 後來想起來， 幸好沒去， 如那時要順從當時潮流的話， 以後就成了“曆史反革命”了。
到了下一年（1945年）的春天， 父親又要被調到永康去， 這時我已上到初三上學期了，在學期中間轉學是有困難的， 想把這學期讀完， 故決定父母親先去永康， 而我一人留在仙居， 由蔡推事的女兒作伴仍住在原處， 生活上由房東照顧， 很快一兩個月就過去了， 學期結束後， 從學校要了一張轉學證書， 該證書上書明我的年齡是16歲， 我說這個不對呀？（那時習慣都是用虛年齡的）， 但那教務主任講；“按規定是要填實足年齡的，因為這裏的數字是你們班長給我的，怕他填的不是實足年齡， 所以給你減了一歲， 上初三是16歲不是很好嗎？”這一下我明白了， 年齡相差兩歲是班長給我減一歲， 而學校又給我減了一歲， 我當時聽從了教務主任的話， 16歲上初三是很好的， 就成為以後的事實，填報的年齡比實際小兩歲了。
房東安排了一名六十多歲的老頭作挑夫， 路途兩天， 挑了我的簡單行裏，翻山越嶺地送我到永康縣方岩鎮（父親上班的地方）， 又回到了“家”。 這個暑假肯定是在方岩過了， 正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又找不到同學玩， 心中感到非常煩悶的時候， 傳來了一個大好消息：“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了”。 這一下把大家都樂得不得了， 母親特地叫人買來一掛很長的鞭炮， 在門前放了好幾分鍾， 以表示慶賀， 小鎮的街道上也是家家戶戶地掛燈結彩， 大家都表明對抗日戰爭勝利的喜悅心情； 以後就該各自安排自己的出路了。
我的一生與家庭（第二部分）（3）
天上人間遊一遊 (2025-11-07 18:19:58) 評論 (1) 又是春天了， 這已是1942年的春天， 日本鬼子又一次來到浙東掃蕩， 我們又要逃難了； 仍舊是第一步乘船到山盤村， 這是來過的老地方， 還很熟悉， 但是，到這裏來的人很多， 於是要求部分人分散到別的村子裏去住， 方可避免太擁擠， 父親和錢首席（檢察官）約好， 一起住到距山盤村十裏路的一個小村莊（羊印）去； 住在羊印，不斷的聽到： 日本鬼子已進住義烏縣城了-----等消息， 怎麽辦呢？！大家都愁眉苦臉的； 在一個炎熱的夏天， 父親正和錢首席等人共同商討下一步該怎麽辦的時候， 忽然又傳來消息說： 日本鬼子已到了山盤村， 這一下可把大家急壞了， 房東說： “不要緊， 我們可以上天龍山， 那裏鬼子是上不去的。”
既然是鬼子上不去， 母親和錢夫人又怎麽能上去呢？ 房東說： “我們要觀察鬼子的動靜， 他們如果向我們這裏走來， 我們就趕緊上山， 大家就是輪流地背， 也得把兩位太太背到天龍山上，決不會留下一個人”。 有老百姓的這種愛護精神， 這才放下心來， 於是就在村頭不斷地探望著， 觀看鬼子的動靜； 火光冒出來了， 而且越冒越大，天空的一方， 全部被染得通紅的。有人說：“是山盤村失火了， 這麽大的村子， 有三百多戶人家，這一下全都要燒光了”。 原來日本鬼子的掃蕩，是要尋找縣政府的根據地， 而縣政府人員得知日寇來臨的消息後， 早就跑到另一個山上去了， 這就是義烏縣對日本鬼子的遊擊戰。
提心吊膽地過了一陣子， 秋天將要來臨， 法院的領導考慮到， 大家分散住在這裏也不能辦案子， 而且和縣政府在一起，還要擔心受怕， 還是躲到鄰縣去安身的好， 隻要與高等法院保持聯係， 就能度過這一難關的； 因此， 雇了一些挑夫和小轎子等， 就挑的挑、抬的抬、走的走、翻過一個山， 一直走到天黑， 才走到永康縣的一個小集鎮， 在這個鎮上租了一些房子， 每家分住一間， 暫時住了下來； 有一天， 我正在廚房裏洗碗， 突然聽到父母親的哭聲， 急忙跑了過去， 母親見到我就說：“你爹爹（淮安人稱呼爺爺）死了”， 我隨即流下眼淚， 又見桌上堆了一大堆信件， 大部分是二哥寫來的， 地址全是寫的“義烏縣地方法院”， 因為日本鬼子阻擋， 郵局無法通行， 所以把這些信積累起來一次送來了。 我慢慢地一封一封地拆了看， 除了祖父死的消息以外，主要的還有：
日本鬼子已進駐上海租界了、全家人已搬到楊州居住了、三叔全家已從天津來到上海，他已當了偽法官（漢奸）， 大哥留在上海與三叔同住、並考進了交通大學等等。 我們三人那時已無法像祖母去世時的那樣——穿孝衣，搞一些排場來盡孝等， 而僅能將父母親的鞋上縫一塊白布， 把我的鞋上縫一塊藍布以表孝意。
不久， 說仙居縣要法官， 父親就允許了此事， 隨即雇了三輛獨輪車， 一輛車裝行裏， 一輛車是我和母親各坐在該車的車輪一邊， 還有一輛車是父親坐在一邊， 另一邊是配了一件行裏。咕吱、咕吱地走了兩三天， 才到了仙居城， 暫住在一個旅社裏； 一切都安排妥當後， 和父親的同事朱檢察官（他是江蘇東台縣人）同租用一家的住房， 兩家各住一間， 是對門，到也很親熱； 朱家也是三口人， 他的兒子（朱青白）和我差不多大， 也是小學畢業後未曾上初中的學生， 於是約定寒假後一起去考仙居中學。 那時， 我是手頭空空地， 什麽都沒有； 臨考前拿了父親胸前掛的一支自來水鋼筆， 就去應試了。考完後， 自我感覺是一般化， 不太理想；等到發榜時， 父親和我、加上朱家父子一起去看榜了， 該榜錄取學生的名單是按成績排列的， 我是第一名， 一眼就看到了， 朱青白的名字在中間， 找了好一會才找到； 當時朱檢察官就用風刺的口吻對我講：“你看你是第一， 是女皇”。 在回家的路上， 朱檢察官還不斷地批評他的兒子說：“你怎麽連個女孩子都不如？---” 當時我聽了很生氣， 為什麽朱青白一定要比我好呢？ 我很不服氣， 從那以後我就不理睬朱青白， 暗暗地想： 男孩子又怎麽樣？
在學習麵前是人人平等的； 並在以後的學習中， 我總是拚命的用功， 每晚都是用土製的燈具，和用桐油、燈草來點亮的照明燈下，把老師布置的作業全部做完， 而且還暗暗地要求自己每門課每次考試都要拿到滿意的分數， 一定要做個樣子給他們看看。
學校位於仙居城，南門外的南峰山上， 離城約有五裏路， 學生除少數農村的住宿生外， 多半是居住在城內的走讀生， 這些學生都要在學校吃一頓中飯， 當時是抗戰時期， 故學校就按童子軍的模式進行管理， 學生的穿著是童子軍的統一服裝；男同學是黃色服裝， 女同學是黃色上裝， 黑色裙子， 黑襪子，黑鞋，並帶有各校規定的領帶； 早上，要舉行升國旗儀式， 中午飯是： 在同一個大廳內， 放了很多方桌， 每張桌上放一盆菜， 八個人站立圍著一張方桌， 等著大家都把飯都盛好後， 由上童子軍課的老師喊口令：“立正、稍息、開動”。 大家才能一言不發的用餐， 餐後各自洗刷自己的碗筷。
仙居中學中有好幾位老師， 都是從上海等地流亡過來的大學生， 他們對外地來的學生都視為流亡學生， 因此顯得特別親切； 經常組織座談會， 要大家暢談流亡的經過和對日寇的仇恨， 並一起搞一些文娛活動等；那位音樂老師還在全校挑選了數十名學生， 組織了一個歌詠隊， 我被選中並安排在女中音組， 每天的課外活動時間， 就叫歌詠隊的成員去練習唱歌，唱的全是抗戰歌曲，很有風度。 每逢到紀念日時（如5.7 5.9是日本強行定的21條不平等條約, 和6.3鴉片戰爭紀念日等），學校就帶領全體歌詠隊員外出宣傳、演唱。
在上初二的時候， 童子軍還有一次為時一周的“露營”活動， 就是由童子軍課和體育課的老師共同帶領全班同學到一個小鎮附近、又靠近河流的荒野地方， 事先將全班同學編好幾個小隊， 班上隻有八個女同學， 就成立了一個女子小隊， 各小隊均將行李、帳篷、和各種用具， 分別由每位同學背在背上行軍，直到目的地， 然後在老師指定的地方， 搭起帳篷， 壘起爐灶， 從小鎮上買來柴米油鹽， 各小隊每天輪流留二人到小鎮上去買菜、 燒飯， 其他同學一律從事軍事訓練， 晚上， 用大家自己砍來的樹枝， 點上火， 在火光下舉行篝火晚會， 由各小隊拿出自編自演的節目來表演， 這樣的野外生活， 到也感到很有趣； 但是， 在快樂之中， 也搞出一些笑話來； 第一個是燒大鍋飯， 很多同學是沒有經驗的， 又是輪流燒飯，每人都有嚐試這一動作的機會， 所以， 經常是燒出生飯或焦飯來； 就是這種飯，大家即使是含淚把它吞下去， 也是感到很開心； 另一件忘不了的事是在一次軍訓中， 要大家練習爬行， 而王金香在地上的亂石上爬行時， 裙子被扯破了， 在那個年代， 女孩子的裙子破了是一件很醜的事， 當時，同學們都大笑起來，還有個別調皮的男同學發出一些怪聲來， 當時王是又腦又氣地跑到帳篷裏大哭； 我和其他幾位女同學也是很沒趣地走進了帳篷； 奇怪！ 這次罷課行動不僅未受到批評， 而童子軍課老師返而拿來了針和線， 並說： 以後女童子軍就練習救護和包紮吧！
到學期快結束的時候， 傳來了中央指示： 要組成“十萬青年十萬軍”， 號召中學生和青年老師參加“青年軍”， 當時轟動了一時， 在校報名的人很多， 幾乎都上不成課了， 那幾個外地來的老師全都報名準備走了， 我也曾動過心； 為了愛國， 為了打日寇， 青年人是應該有這點誌氣的。 但後來一方麵因女兵的名額有限， 另一方麵是舍不得親生的父母親， 所以沒有去； 後來想起來， 幸好沒去， 如那時要順從當時潮流的話， 以後就成了“曆史反革命”了。
到了下一年（1945年）的春天， 父親又要被調到永康去， 這時我已上到初三上學期了，在學期中間轉學是有困難的， 想把這學期讀完， 故決定父母親先去永康， 而我一人留在仙居， 由蔡推事的女兒作伴仍住在原處， 生活上由房東照顧， 很快一兩個月就過去了， 學期結束後， 從學校要了一張轉學證書， 該證書上書明我的年齡是16歲， 我說這個不對呀？（那時習慣都是用虛年齡的）， 但那教務主任講；“按規定是要填實足年齡的，因為這裏的數字是你們班長給我的，怕他填的不是實足年齡， 所以給你減了一歲， 上初三是16歲不是很好嗎？”這一下我明白了， 年齡相差兩歲是班長給我減一歲， 而學校又給我減了一歲， 我當時聽從了教務主任的話， 16歲上初三是很好的， 就成為以後的事實，填報的年齡比實際小兩歲了。
房東安排了一名六十多歲的老頭作挑夫， 路途兩天， 挑了我的簡單行裏，翻山越嶺地送我到永康縣方岩鎮（父親上班的地方）， 又回到了“家”。 這個暑假肯定是在方岩過了， 正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又找不到同學玩， 心中感到非常煩悶的時候， 傳來了一個大好消息：“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了”。 這一下把大家都樂得不得了， 母親特地叫人買來一掛很長的鞭炮， 在門前放了好幾分鍾， 以表示慶賀， 小鎮的街道上也是家家戶戶地掛燈結彩， 大家都表明對抗日戰爭勝利的喜悅心情； 以後就該各自安排自己的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