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社科院馬列所剛成立，他們的幾位小年輕相當激進，由李銀河和林春牽頭，發起“圓明園聚會”，討論《曆史的沉思》組稿。李銀河依然年輕，林春現在是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榮休教授。
這是維淩文革後，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金觀濤通知的，先到中關村集合，然後一起騎自行車去圓明園。一大群人興高采烈，維淩的車後麵坐著北師大一位學心理學的女生。他心有餘悸，“十年前，這就是通往監獄之路。”女生沒反應，他意識到，時代變了。
大家席地而坐，他身邊坐著《哲學動態》編輯李克力，兩人相談甚歡。還有人民大學一位本科生，學信息經濟管理，話不多、謙和，思想活躍，給他留下良好印象。
80年金觀濤告訴維淩，李湘魯調到了總理辦公室，當趙紫陽隨行秘書。李湘魯？金觀濤說，就是圓明園坐你旁邊那位。還在河南的時候，金觀濤就認識李湘魯。李湘魯脫產到人大讀書，人事關係還在書記處研究室。
據李湘魯本人說，他能入選，除他在書記處研究室經濟組工作外，還有兩個原因。他媽跟趙夫人梁伯琪在冀魯豫邊區婦救總會同事。另外，他跟趙二軍都在武漢當兵，成了朋友；四軍不同城，也屬武漢軍區。武漢軍區才幾個軍，趙家就占了倆。但趙紫陽恰恰就沒有兵權，那是鄧小平的奶酪。
趙紫陽剛到北京時，身上還有土味兒。李湘魯負責給他配衣服、打領帶，讓他顯得洋氣，風度翩翩。趙紫陽信任他，不知不覺受他影響，開始重視第三代知識精英，關注新思想、新方法。李湘魯跟第三代知識精英接觸廣泛、頻繁，包括發展組，一有空就說給趙紫陽聽。趙紫陽平時也問李湘魯，在讀什麽書，接觸到了什麽新觀點。發展組使用的新語，像調控、宏觀、微觀等就這樣源源不斷進入官場。
發展組進入體製後，跟李湘魯的來往就更頻繁了。維淩經常帶王彥去總理辦公室見他，談高層動態、政策方向、改革重點、地方情況、成敗得失等。李湘魯思路開闊，反應敏捷，舉止得體。
83年維淩和王彥籌辦科教組，幾次去中南海找李湘魯。他把他們介紹給負責科教的總理秘書鮑彤，見麵時間不長，但印象深刻。鮑彤思路清晰，言辭犀利，坦誠、沒有官氣。鮑彤（1932-2022）78年在國家科委當辦公廳副主任，的確有管科教的經驗。他87年當選中央委員，任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主任。
1980年代，趙紫陽與鮑彤（後排右二）
89年5月28日鮑彤被捕，是學潮期間頭麵人物裏麵第一個被抓的。29日維淩被抓，第二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能不信嗎？
李湘魯住南沙溝，坐114路無軌到22號樓五分鍾。二人常在晚間密談，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李湘魯談老一輩革命家們對改革，有四大心理屏障。一是“剝削”。一談市場，就怕剝削。他們從來以消滅剝削為己任、為驕傲，一點也沒意識到，他們這幫特權分子一直都在剝削整個國家。二是“不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他們長期享受特供、特權，一直心安理得，從沒覺著不平等。
三是“賣國”。國家對外開放，外國資本、企業、產品、技術、管理方法進入中國，老幫菜（cèi）們就覺得喪權辱國。但死守“洋老祖宗馬恩列斯的章法”，他們不覺得賣國。四是“腐敗”。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國有到非國有、從人治到法治的社會轉型期，腐敗難以避免。但是腐敗並非市場、資本固有的必然，反而是特權體製、人治專製自身的痼疾。從長遠看，建立非國有市場經濟、實行法治，有助於根除腐敗。
維淩認為，這四大屏障，正是老朽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心因。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包括三種人：特權階層，政工幹部，懶漢、懦夫和混混。
四人幫倒台後，維淩結識了毛潤之密友、北農大首任校長樂天宇（1900-84）。樂天宇咬牙切齒，“經過文革算是真看透了，大徹大悟。看到今天，如果50年前就知道是今天這個樣子，我絕對不會參加共產黨！”【《手稿》pp.362-63】80年他回到家鄉，創辦九嶷山學院。九嶷山，九一三？
維淩和李湘魯關於腐敗的討論精辟，但忽略了一點。腐敗也可以促進社會進步，成為人類進步的階梯。歐洲中世紀繪畫題材受限，隻讓畫聖子聖母、聖經故事。畫家在不斷重複中，熟中生巧，寫實技術臻於盡善，能精確刻畫皮下血管、半透明的薄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天主教會有些高級神職人員尋歡作樂，有情婦有孩子，收藏裸體畫。在此過程中，藝術家題材拓寬，獲得創作自由。進入文藝複興時期，不但裸體畫，甚至公開展示強奸主題的雕塑。權力在腐敗中衰頹，權利因自由而覺醒。中國要進步，沒有別的路。
82年的時候，維淩還以為鄧、胡、趙是一回事。直到有天晚上，李湘魯問，有沒有辦法給趙紫陽搭一條直通鄧小平的紅線？維淩問，趙紫陽進京三年，沒有這樣一條線嗎？李湘魯說，沒有。鄧隻把胡、趙當助手。鄧、趙之間紅線還沒搭起來，維淩跟樸方之間的線倒先中斷了。
86年春天，維淩在美國接受《百姓》雜誌陸鏗采訪。陸鏗問，鄧小平之後，胡趙體製如何？維淩答，“胡趙體製就是鄧體製……胡耀邦、趙紫陽不過是鄧小平的具體執行某方麵事務的代理人。隻要鄧小平不存在，胡趙體製必將不複存在。”陸鏗大驚。維淩接著說，鄧後的中國仍是個謎，大家等著看黑馬吧。六四後大家知道，鄧小平還沒死，胡趙體製就粉碎了，江澤民就是那匹黑馬。
84年9月，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在浙江湖州莫幹山舉行，匯集了來自各地的180多名中青年經濟學者，史稱“莫幹山會議”，是改革曆程的重要事件。
中央過河沒有石頭可摸，亟需一套價格改革的方案。體改委徐景安和西北大學研究生張維迎主張“放”，物價總局田源主張“調”，相持不下。羅小朋主張“雙軌製”。社科院研究生華生、張少傑等人建議“放調結合”，得到國務委員張勁夫和總理趙紫陽讚許。
莫幹山會議打通了第三代知識精英以智囊形式參政議政的道路，催生了體改所。多虧李湘魯的溝通和內應，趙紫陽才解除發展組是鄧家軍的誤會，不多久就授權諮先生組建體改所。
在山上，諮先生是中心人物，聲名隆盛，訪者不斷。維淩尚未脫敏，不便出席，《經濟學周報》記者馬力回來對他講，“想不到你有這麽好的名聲。凡是知道你的，不管是見過沒見過，都異口同聲地稱讚你的精神和貢獻，沒一個說壞話的。”鄧小平、習仲勳高屋建瓴，非說他是壞人。
84年10月，李湘魯離職。關於去留、去向，他跟維淩、諮先生商量多次，選擇了“官商”的路。維淩他們給樸方推薦，讓李湘魯主持“小康華”。李湘魯去了幾個月，提出康華必須跟殘疾人基金會脫鉤，獨立經營。這說明至遲85年，高層對於康華已經有了不好的看法，康華成了燙手山芋，俞正聲在那兒也沒久留。結果李湘魯去了中國石油開發公司，當常務副總經理。86年秋索羅斯基金會成立後，他擔任中方代表，一年後脫鉤。六四以後，一直在海內外經商。
李湘魯跟著總理，經常出國，眼界開闊。他建議維淩出國看看，維淩固執地認為，他的事業在中國。他到了美國之後，才知道李湘魯對。
在趙紫陽身邊，接替李湘魯的是李勇。李勇在八九年春夏之交卷入較深，但他爺爺是李富春（李勇隨母姓）。樸方說他爸跟李富春最鐵，他喊李富春伯父。六四以後，李勇曾長期擔任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負責人。
體製外
維淩說的非主流派，我稱非建製派，有人稱體製外、民主派甚至異見人士、持不同政見者，差不多的意思。倒不是要跟維淩爭名詞，中國沒有自由選舉，他怎麽知道這些人是非主流？維淩說，要不是有幾個太子黨朋友、住在22號樓，他肯定也是非建製派。
八十年代非建製派多源自76年四五運動、78-79年間西單民主牆、80年大學生競選，像魏京生、徐文立、胡平、王軍濤、陳子明、薑洪這些人基本上場場不落。維淩跟其中不少人保持友好關係。
他跟胡平是在四人幫垮台後青年知識分子群聚時認識的。胡平在北大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成功當選。他當選的似乎不是人大代表，而是人民公敵，一直遭公安監視、“內控”，研究生畢業近兩年沒有單位接收。
胡平當選後，維淩把他請到家裏。維淩講了自己早年爭民主自由、反暴君暴政的經曆，問胡平，你是否承認鄧小平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在現階段可以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如果你否認，咱們無話可談。不過，你這也是一條路子，隻不過我沒法參與。咱們各走各的，後會有期。如果你承認……胡平承認這個前提。維淩認為，現階段，鄧小平是最優選擇。胡平正在做的，已經達到了上限，到此為止，否則對鄧小平造成肘掣，過猶不及。他告訴胡平，社會在進步，現在給你小鞋穿，十年前可是要坐牢的。內心裏他欣喜，大學生永遠是先鋒，薪火相傳。
薑洪、薑漁兄弟在人大參加競選，自此被視作問題人物。薑洪自己說公安已經不追究了，但他在社會上還是受歧視，人們因為“政治問題”排斥他，好幾年了都這樣。84-85年諮先生籌辦北京青年經濟學會，薑洪夠格當理事，但遭到其他人抵製，以王岐山為首，維淩替他說話也沒用。薑洪非常生氣，從此成為諮先生的死對頭。維淩自己也隻當上理事，而不是常務理事，但他不太介意。【《手稿》pp.483-4】
主要參考文獻
《手稿》：《傳說中的何維淩手稿》（2015），香港大風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