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去車庫，都會經過這個小鋪子，總是會停下來看一樣，買了夏威夷的花裙和各種小禮品。
這也不知道在看啥呢，就被LD給偷拍了下來。
差點就錯過了一個特別安靜、特別“出戲”的地方。沒想到，在瓦胡島（O‘ahu ），居然藏著一座仿日本古寺風格的寺廟——Byodo-In Temple（平等院）？（跟信仰佛教的“平等性博主”有關係嗎？哈哈，開個玩笑。）這裏是日本京都著名的“宇治平等院”的複製版。突然置身其中，有種莫名的穿越感——從太平洋跳到了京都郊外。平等院位於瓦胡島的“神廟山穀紀念公園”（Valley of the Temples Memorial Park），從火奴魯魯市區出發，大約40分鍾的路程。
一路綠意盎然，群山漸入眼簾，雲霧繚繞之間仿佛進入了一幅水墨畫。當我們駛入標有“Valley of the Temples”的入口時，仿佛踏進了一個充滿東方禪意的靜謐天地。
可以說這裏，是我們整個旅程中最寧靜、最治愈的片刻。
寺廟本身藏在山穀深處，不大張旗鼓，但環境超棒，真的像走進電影裏的日式庭園。
走到寺門口的那一刻，我有點驚訝：這不是日本？紅色的主殿、彎彎的石橋、滿池的錦鯉，整個構圖、色調、氛圍，都太像我在日本看到的那些寺廟了。
查了下資料，平等院建於1968年，是為了紀念日本移民到夏威夷100周年。雖然不是真正的佛教活動場所，但它的建築和布局都非常講究，完全按照日本傳統工藝打造，連一根釘子都沒用。
一進門就看見一口巨大的青銅鍾（Bonshō）。幾乎每位來訪者都會排隊敲上一下，我自然也沒能免俗。輪到我時，雙手用力，一拉一推，鍾聲“嗡——”地在山穀間久久回蕩。那一刻，仿佛一切都安靜了下來。據說這是一種“淨心去念”的儀式，也有人說是為了祈福。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真的被保佑，但那一瞬間，心確實靜了下來，氛圍真的太重要了。
寺前有個池塘，水裏錦鯉成群，個頭都挺大，而且超級活潑。你可以買一包魚食喂。
幾隻孔雀優雅地走來走去，有點像在拍宮崎駿的動畫片。：）
整個庭園布置得極為用心：石燈、拱橋、鬆樹、蓮花池……無論哪個角度拍照，都仿佛置身一幅畫中。
有人在阿彌陀佛像前靜坐，有人焚香、默禱，也有小孩在一旁喂魚，笑聲清脆。
我選了一個偏僻的角落，在池邊獨坐發呆。享受“時間慢下來”的感覺。
如同京都的原寺，這裏的平等院同樣供奉阿彌陀如來坐像，象征“極樂淨土”的理念。雖是一座非活躍寺廟，沒有常駐僧侶或定期佛事，但它卻悄然成為不同背景人群的冥想地與心靈寄托之所。
平等院讓我想到“淨土”一詞。不單是宗教意義上的極樂世界，而是一種內在的心理狀態——安寧、澄明、無擾。
* * *
來時，我們就聽說這裏有張學良的墓地。墓地超大，我們找了寺廟裏的工作人員打聽。她告訴我們就在對麵的山坡上。那天恰巧就讀到如斯寫平等院的好文，提到張學良的墓地，我還去她家留了個言。：）
夏威夷便箋 （5）平等院 - 博客 | 文學城
張學良，大名鼎鼎，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極具影響力的人物。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與楊虎城將軍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了當時的國民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逼迫其“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事變持續了13天，最終以蔣介石“被迫接受”抗日主張、張學良送蔣回南京後被軟禁而告終。上篇博文中有提到他，阿留，二郎，侃兄，藍山兄和眾博友都有一些關於他的討論和分享：
他抱怨自己沒被當戰犯起訴（圖） - 博客 | 文學城
張學良作為奉係軍閥首領張作霖之子，年少即位，接掌東三省，後麵對“九一八”事變不抵抗政策，加上西安事變，被譽為“少帥”的他飽受爭議。但不能否認的是，他發動西安事變的抉擇改變了中國曆史的走向。
台灣海峽兩岸對張學良的評價完全相反：中國大陸把他譽為“民族英雄”，台灣定他為“曆史罪人”。 到底如何呢？
西安事變這一惡果其實是來自九一八事變。我上次就寫過那個九一八事變的罪魁禍首--石原莞爾。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秘密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湖段，並製造中國軍隊破壞鐵路的證據。日本關東軍以此為借口，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等人的勸說下，當年擔任關東軍司令僅1個月的本莊繁中將命令關東軍攻擊沈陽北大營，九一八事變因此爆發。
事變發生當夜，張學良命令東北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他多次反複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張學良曾經事後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 “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得到了一個“不抵抗將軍”的稱號，而蔣介石也被迫辭職。
1930年代，日本侵略步步緊逼，蔣介石堅持主張“攘外必先安內”，也就是“先剿共，後抗日”的戰略，集中兵力圍剿紅軍。
其實早在1933年5月，楊虎城與紅四方麵軍商談訂立“巴山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蔣抗日”之密約；雙方根據這一密約，互不侵犯達兩年之久。
1935年，蔣介石調動東北軍到西北，張學良到「剿共」第一線，擔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蔣之總司令職務。張學良和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等人前線壓力巨大，對蔣的政策愈加不滿。
早在1936年初，中共就通過秘密渠道與張學良接觸，提出聯共抗日主張。3月，張學良同意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抗日聯軍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主張。 中共實際上鼓勵張“以非常手段”推動抗日轉變，但沒有明確主張“扣押蔣介石”。在與張學良交流過程中，中共隱瞞了共產國際“聯蔣抗日”的指示。
11月27日，張學良給蔣介石一份“請纓抗敵書”，遭到蔣拒絕，張學良逐漸喪失耐心，最終主導兵諫行動。
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軍隊在12月12日淩晨包圍臨潼華清池，扣押蔣介石。
當蔣介石被扣押的消息傳到南京後，民國政府高層震驚、憤怒，認為這是一次重大軍事叛亂和政治謀逆。國民政府迅速調集中央軍，準備對張學良、楊虎城發動進攻，內戰一觸即發。
中共最初想造成除蔣的既成事實，但迫於中國國內輿論，和蘇聯強烈譴責西安事變(避免事態擴大為內戰，使日軍從中漁利)等事實，被迫受命以和平方式解決事變。
周恩來親赴西安，參與談判、保護蔣介石人身安全。在張學良、楊虎城、中共、宋美齡等多方壓力下，蔣最終口頭承諾“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從此，國共實現抗日統一戰線，為全民抗戰奠定基礎。
盡管極為不滿西安事變的方式，蔣在現實壓力下做出策略調整：停止對陝北紅軍的軍事進攻；準備與共產黨“共赴國難”，開啟第二次國共合作；啟動全麵抗戰（在1937年七七事變後）。西安事變後的蔣介石在社會的地位和威望十分空前。當時中國媒體都聲討“張楊”二個叛逆，一致擁護蔣介石為抗戰領袖。
“西安事變”影響了中國曆史的進程，也改變了張學良的命運。 為了避免蔣秋後算賬、保護抗日大局，張決定親自護送蔣回南京。蔣介石認為張學良的做法雖有民族動機，但方式過於激進，破壞了國家的法統與軍紀，不能容忍。蔣介石回到南京後，對外維持“寬大為懷”的姿態，但實際對張學良長期軟禁，長達54年，直至1990年初才獲自由。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評價張學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塗”。 在南京軍事法庭上，張學良將西安事變比作“二次革命”， 張學良說，“我對於我們違反紀律之行動，損害領袖之尊嚴，我是承認的，也願領罪的。我們的主張，我不覺得是錯誤的。”
50年代在台灣被軟禁期間，張學良說，“當時自用自專，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覺，一往迷惑，空虛幻想，反躬思來，羞愧自憾無已”。“良本一狂熱愛國者，痛恨被人侵略，不願受日人之壓迫，與不願受俄人之壓迫同”。“立誌救國，反而誤國，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計圖謀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灑至中日戰場上一點一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為甚……致良釀成巨禍，百身莫贖，中國今日之浩劫，不悉禍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張學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
1990年，張學良逐漸恢複自由，開始接受采訪，有關西安事變的言論和以前大不一樣！
1990年，張學良說，“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裏頭，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設我自個要地位、利益，我就沒有西安事變。我跟你說，我大權在握，富貴在手，我什麽都不要，所以蔣先生也能原諒我。我是管蔣先生要錢，還是管他要過地盤？我沒有！”他說“我犧牲我自己，為什麽？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不要打了！”
1990年6月，張學良說：“ 古人說虛度，我真是虛度了90，對國家社會人民毫無建樹，正如聖經上所講，保羅所說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張學良自己感覺是萬分的慚愧。” “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介石，我會槍斃了張學良，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
他獲得自由來到美國定居後，盡管中國大陸政府多次邀請張學良回訪家鄉，但他一直沒有回到過大陸，直至在夏威夷去世。他說：依我本願，很想回大陸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東北鄉親，給父親掃掃墓；但我最怕卷入爭執糾纏之中。我已遠離政治，唯一的願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卻，隻當一個普通的小小百姓，從此不再有政治糾纏，不再有記者踏破門坎，不再有任何采訪，求閑雲之清靜，達野鶴之超脫。
大陸廣泛肯定張學良為民族英雄。但據稱張學良讀了蔣的日記了解到，蔣介石要抗日並有戰略計劃。西安事變把原來計劃的爭取時間和壯大力量的部署損害，將全麵抗日的時間表提前。
在台灣官方史觀中，長期將西安事變視為張學良背叛中央，受共產黨煽動的“兵變”。 一個評價說：“西安事變是中國政治史上一次嚴重的政變行為，其後果雖暫時緩解內戰，但破壞法統，為共產黨坐大埋下隱患。” “張學良受中共煽動，發動兵變，劫持領袖，破壞國家統一與軍紀法統。”
也許這位曆史學家鬆本一男的話語最客觀：“在西安事變裏，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的麵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禍端，楊虎城也招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新生、發展而取得天下。”
“中國通”費正清在他的書《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對此寫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卻排除了國民政府剛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的影響，在戰爭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一個準備好打階級戰的新形態的中國。”
張學良晚年信仰基督教，生活樸素，極少涉政。他說：“我活在耶穌基督之中，與世隔絕，不了解政情，也不管世事。我將一切交給主，其他無所求。”
2000年6月22日, 趙一荻離世，享年88歲。
2001年10月15日，張學良病逝於檀香山，享年101歲。
他安葬於這裏神殿穀紀念公園公墓（Valley of the Temples Memorial Park）。山風清冽，植被繁茂，四季常綠，遠離都市的喧囂與浮華，天地間唯有靜謐與肅穆。年複一年，溫暖的海風拂過，草木生生不息，綠意盎然，宛如生者與亡靈共棲的淨土。
據稱這個墓地和菲律賓前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有關。 他早年在夏威夷購買的這塊墓地，而1992年流亡夏威夷的馬科斯遺體運回國下葬，這塊墓地就空置下來，馬科斯夫人要賣掉。 華裔國會參議員鄺友良獲悉消息後告知張學良，張學良看後滿意就用重金買下了。
離開墓地時，陽光透過雲層，灑在墓碑上。我不禁想到，張學良一生行於風口浪尖，最終歸於平淡。中國人講究葉落歸根，但張學良選擇不再踏足中國大陸，而最後選擇海外的安息之地，他既遠離了故土，也與紛爭隔絕。某種意義上，這座簡單的墓碑象征著一個時代的終結，也提醒後人：個人命運終將被納入宏大敘事中被審視，被重構，被反思。
對於張學良，我們應持審慎態度。他既非無辜的犧牲者，也非完美的英雄。他是一個曆史的參與者，同時也是其塑造的產物。而曆史學的意義，正在於厘清這些模糊之處，還原一個更為複雜、真實的張學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