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六十年是一個輪回。
如今想起近六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曆曆在目。又到八月，年紀漸長後，根本不記得過去這十多年的八月有哪些不同；卻永遠記得1966年夏天的那個八月。那是我人生的分水嶺,那個八月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傷痛，氣候稍變，就會再次襲來。死亡預兆
在1966年的夏天之前，我的童年生活無憂無慮；夏日陽光燦爛、草木綠得發光，
小花如星星般散落在草叢中。我剛上中學，按年齡還可以算作兒童，可以過兒童節。又因已經上了中學，也可以和高年級同學一樣過婦女節和青年節。婦女節那天學校給女生放半天假，我騎車去頤和園遊玩。在爬佛香閣的時候，赫然看見一個穿著黑棉襖的老人，趴倒在半山的假山石上，頭上有鮮血，順著黑灰色石頭往下流；我身後有人說他是自殺的老地主。我忽然意識到，他死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死人，當即嚇得發抖，趕緊回家；到家就開始發燒，晚上也不敢睡覺。
這是一個恐怖和死亡的預兆。幾個月後的6月1日，一張大字報改變了一切，暴力與死亡成了常態。
紅色恐怖
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還挺高興，因為不用考試了。還可以批判老師，過去被老師管教，這會兒有機會報複，當然感覺很“爽”（人性惡的本能）。不過，事情越來越不對了，我父母在大學工作，大學裏也有人貼大字報批判他們。
再後來就有了紅衛兵，“紅色恐怖萬歲”的口號響徹大街小巷，
少年人以暴力為榮，夏日的陽光中彌漫著恐怖與血腥。施暴者多是處在反叛期的少年人，與我年齡相仿或略大幾歲；此刻他們失去學校和家長的管教、也失去了道德的壓力，狂躁與暴力如同高壓鍋爆炸一樣猛烈，又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紅衛兵高呼的口號“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充斥著大街小巷。他們隨時隨地進入隨意看見的一扇門，隨心所欲地打砸搶任何看著不順眼的東西，隨手揪出敵人、當場批鬥。
那些過去的體麵人，一串串地被拉到烈日下遊街，挨鬥；警察已經不執法，普通百姓遇到惡人惡事，無處求救，隻能忍氣吞聲。那位領軍的第一夫人，更是公開鼓勵無法無天的年輕人，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好人，誤會。
問題是誰來定義“好人、壞人”呢？當然是造反得勢的人說了算。不過造反派也不是一錘子定音，今天的座上賓，明天就變成階下囚。紅衛兵學生領袖的風光隻是一時，接下來就是牢獄之災。
轉身為仇
沒有人知道何時厄運會降到自己的頭上，好人可能在瞬間變成了壞人。有人在昨天、甚至幾分鍾之前，還在批鬥會上聲嘶力竭地對別人喊打喊殺，然後自己也被揪上了批鬥台，和被自己鬥垮的人一道，用一條麻繩捆成一串，
在千萬人麵前被踐踏蹂躪。以前見到鄰居、朋友，見麵總要打個招呼，聊上幾句。現在人人麵帶寒霜，若你屬於“有問題”的人，最好不要出門，若不曉得輕重，還像過去那樣和人打招呼，甚至會被當麵痛罵甚至毆打。我們雖然是孩子，也看得出那些熟悉的叔叔阿姨的臉色，若不長眼，這會兒還主動打招呼，好一點的遭冷眼、挨頓臭罵；壞一點的，就要被舉報揭發，說你試圖拉攏腐蝕革命群眾。
我們鄰居有一對夫妻，丈夫是軍人，太太是教師。她和我母親同時被抓走，遭到猛烈的毒打。因她一直大罵“暴徒，凶手…”,被造反派戴上黑色頭罩，打得遍體鱗傷，四肢的淤血半年都褪不下去。幸虧他丈夫得到信息之後，第二天帶著八一體工大隊的一群壯漢把她營救出去。
她後來述說挨打的過程時，特別提到，在反抗時她一把扯下了施暴者給她戴的黑頭套，看見正在對她揮舞大棒的，是她辦公室的對麵同桌……。
親朋遭難
我的父母在被關押期間，都受到酷刑的折磨。那些暴力的施行者，都認識他們，也都能下狠手。記得那些年批判過“人性論”，這讓在文革中喪失人性的打手們，在下毒手時更加理直氣壯。
1966年夏天，我的父親被打倒了。6月的一天他回到家，我們看見他被剃了陰陽頭，潑了一頭一臉的墨汁……原來他被遊街了；那天住在同一棟樓的、還有好幾位叔叔伯伯也被遊鬥了。那時候每天都能看見成串的人被掛著大牌遊街，名字被倒著寫，打了黑叉；也都給他們披掛上“牛鬼蛇神”的裝裹，剃了陰陽頭，身上臉上潑了墨汁。這大概是走資派挨鬥時的“標配”，
這也成了一些革命群眾的病態流行娛樂。圍觀者的心態，大約和阿Q被推向刑場時，圍觀者等著聽死囚犯喊一聲“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是一樣的。被遊街的人若有人反抗，大呼“我是老革命，跟從毛主席幾十年”，然後遭到一通毒打，旁觀群眾就會叫好，和看戲的喝彩聲一樣。我後來的公公，1930年入黨的老黨員，在批鬥舞台上，被年輕人拉扯著手腳，像打夯一樣，掄起砸下……。我的小學同學中，有近一半人的父母，都成了“牛鬼蛇神”，也有好幾位受不了淩辱，就自殺了。
1967年秋天，父親又被造反派抓走，受到酷刑，和《紅岩》裏麵渣滓洞的酷刑類似，老虎凳、灌辣椒水之類的都有。所以父親被放出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手握不住筆，寫交代材料的字都是歪歪斜斜的。
母親一開始還努力參加群眾運動，1968年5月，她也被突然抓走，下落不明。我們被趕出家門，流落在外。後來我才知道，她被抓走關押之後，曾經絕食抗議。關押她的學生用滾開的水泡上麵糊，一個人扳她的頭，一個人用金屬工具撬開她的嘴，一個人端著碗直接往下灌；因麵糊太燙，她被燙得滿嘴水泡，牙也都被撬得鬆動了，隻好停止了絕食。
幸虧我有幾個叔叔都是軍人，甚至是“支左”部隊裏的負責人，他們知道我父母被綁架、被秘密關押、提出了抗議，他們才得以保住性命。
死亡進行曲—山水中
我的中學麵積非常大（大過很多大學），從一校門到二校門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路邊有樹林、小溪、稻田和蘆葦塘。我那時每天騎車上學。1966年6月初的一天早晨，我騎車剛進一校門，
就看見校門口左邊的樹林裏，影影綽綽有個人靠著樹站立，卻一動不動。我有些好奇，近前去看，發現他脖子上套著繩索，吊在樹上自殺了。我後麵有人跟過來看，大概是他報了警，警察把那一片林子圈起來，不許人再來看自殺現場。這是我親眼看見的第二個死人，也是自殺身亡。後來就時不時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紅衛兵橫行學校、機關和街市之後，死亡已經不是什麽大新聞，外麵不時傳來誰被打倒，誰又自殺的消息。
1966年8月，學校的美術老師，被批鬥後又被扔進噴水池，逼著他繞著假山爬行，水池上麵的學生扔石頭砸他，號稱 “痛打落水狗”；直到他爬不起來、氣絕而死，還被認為是“裝死”。
自殺進行曲—跳或吊
1968年夏天，我父母雙雙被關押，我們被趕出家門，我寄住在中央樂團的叔叔家。有一天我在廚房做飯，聽見窗外一聲嘶吼，然後是沉悶的一聲巨響。接著聽見窗外有人喊，“陸公達跳樓自殺了”。陸公達是中央樂團的大提琴演奏員，文革中極左，被中央文革選中，當了中央文革音樂組的負責人；後來不知怎麽的他就被隔離審查了。他大概心氣太盛，從關押處的窗口跳了下來；電影界的上官雲珠也是跳樓自殺。
當時自殺的人很多，多數自殺者選擇上吊的方式，比如傅雷夫妻。跳樓自殺的人略少些，大概是在關押之處找不到繩索、皮帶，才選擇了跳樓。當時我對自殺已經處亂不驚，隻從窗口瞄了一眼，甚至懶得下樓去探看，免得影響心情。
母親被釋放之後，告訴我們，她那段時間和兩位阿姨關在一處。其中的一位是孫泱的妻子石琦，孫泱曾是朱德的秘書、人民大學的副校長；20-30年代,孫泱的父親孫炳文被敵人逮捕、腰斬。朱德是孫家的好友，周恩來是她妹妹孫維世的養父。
母親說，有段時間，石琦阿姨一直說,她聽見丈夫孫泱在附近說話；造反派卻宣布孫泱已經“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
孫泱挺拔帥氣（他們一家都是帥哥美女）個性豁達樂觀，石琦阿姨堅決否認他丈夫會自殺。當時去自殺現場驗屍的人，後來披露說，孫泱死亡時斜靠牆壁坐在地上，皮包骨頭的他，脖子上鬆鬆地掛著條繩子，在解剖屍體時，發現他腸胃中都是稻草席上的草和破棉被中的棉絮。孫泱和他妹妹孫維世都死得很慘，卻沒有人追究凶手，當然也談不到審判。父親從一個群眾組織中被釋放之後，又被關在另外一個群眾組織中，同室被關押共有三人；他們被關在教學大樓四層/三層的一間大教室中。那間朝北的大教室，正在武鬥的前沿陣地，窗戶全用木板釘死，不斷聽見對麵打過來的炮彈/大石頭撞擊木板的聲音。一開始我還可以定期給父親送衣物食物，後來就不許家屬進入了。我有時趁樓門口的守衛不注意，偷偷溜進去。
父親同室的一位獄友，是東南亞歸國華僑，妻子也在中央樂團，他趁守衛短暫出去，偷偷讓我帶信給他妻子；另一位獄友年紀較大，據說當過偽警察，他始終沉默無語。有一次我去探望父親，沒有看見老獄友，父親告訴我，他自殺了，在廁所用皮帶吊在上麵的水管上，發現時已經沒氣了。我心中充滿了恐懼，母親生死不明，父親的難友自殺，我很怕也會失去親人…。
自1966年夏天，直到我1969年下鄉去雲南邊疆之前，那期間突然襲來的各種苦難、恐懼和憂慮，像三座大山，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之後幾十年還是會做噩夢。
附錄：小小的中央樂團，是文革中的樣板團，可是在“清理階級隊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有四個人不堪誣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殺：
曾任中央文革文藝組成員的陸公達跳樓自殺，
原中央樂團黨委成員、樂隊隊長陳子信觸電加喝殺蟲藥自殺，
曾任全國文藝界造反組織負責人的巴鬆管演奏員門春富用書包帶上吊自殺，
樂團“井岡山”成員、低音大提琴畢業學員依宏明以鐵絲上吊自殺。
此外，首席小提琴手楊秉蓀等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判刑十年，
合唱隊員王芃被判刑八年。同案未判刑但受到審查、批判的還有：
小提琴手盛中國、合唱隊員查世超等許多人。
同時，近百位嫌疑對象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樂團兩派造反派組織“井岡山”、“東方紅”的成員，幾乎全軍覆沒，成為“五一六分子”，有的先還審查別人“五一六”問題時，自己也成了“五一六”；
與殷承宗關係很好的“東方紅”頭頭鄧宗安（樣板戲交響音樂《沙家浜》創作組組長）也未能幸免，連在八個樣板戲之一的交響音樂《沙家浜》中飾演郭建光的張雲卿也成了“五一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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