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位於無錫南門附近的一個大院之中，三棟兩層樓的西式樓房裏住著十多戶人家。有趣的是，住進這個院落的家庭基本都生男孩子，住在我家樓下的左家，更是一門五子。熟讀中國曆史的左家老大，每年夏天晚上乘涼的時候，常常給我們一幫孩子繪聲繪色地講述一個個成語的來曆和相關的曆史故事。這輩子從來沒有機會在課堂裏聽上一堂曆史課，但是半個多世紀前在夏日星空下學到的曆史人物和故事，卻至今依然栩栩如生地留存在腦海之中，也讓我終身保持了對曆史的興趣和熱愛。
1966年7月全國學生大串聯時，左家老大已是高中生，老二初中生，他們給還在小學六年級的老三偽造了一張假中學生證，兄弟三人懷揣著60元錢離家，一路向北走到哈爾濱，向南來到昆明，向西遠到烏魯木齊。他們到新疆時已是10月下旬，在當地駐軍那裏每人搞到一件全新的軍大衣，還借了40元錢才得以回歸故裏。這一路四處闖蕩，遊山玩水的故事，他們吹了整整一年，讓全院的大人小孩都羨慕不已。左家老大對當時的社會局勢洞若觀火，記得他帶著得意的口吻對老二說：“是利用我們學生打前陣做炮灰，還是我們藉此機會來遊遍全國？！”這種特立獨行的想法對當時的我，無疑起著振聾發聵的作用。左家三兄弟的所作所為，讓那些虔誠赴京朝聖的學生顯得幼稚可笑。都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大概就是從那時起，獨立思考的生活習慣和周遊世界的願望種子在我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
在毛時代的中國，每個人的腦門都被貼上一個標簽，這個標簽決定了此人的生活和命運。如果不幸被貼上“地富反壞右”的標簽，那就會淪落到比印度賤民還要悲慘的地步。住在我家同一樓層的趙某是印尼歸國華僑，50年代末18歲的他滿腔熱血地回國參加建設，但在1966年因為說話犯忌，被帶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就此失去了所有做人的尊嚴和自由。就連上街買菜，還得先去院外一個倒馬桶的蘇北老太那裏請假，因為那個以前逃荒來此的不識字老太成了我們大院的群眾專政組長。原來意氣風發的趙某就此被打入18層地獄，30歲不到的他佝僂著腰，失去了所有的精氣神，遠看像一個遲暮之年的老人。
當時在上海的一個堂叔，年齡和我們的鄰居華僑趙某差不多。文革興起時恰逢他大學畢業不久，因為年輕氣盛說話犯忌，也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分配在最髒最累的冶金車間勞動改造。他家落難之後，幾乎所有的親朋好友都退避三舍，不再和他家來往。我家在1970年後恢複穩定，父母對所有遭難的親友一視同仁，在那冷酷無情的年代給他人帶去力所能及的溫暖。我們因此和堂叔一家走得更近了一些，我們去上海總會去他家做客，堂叔有機會也會來無錫小住幾天。
當時堂叔在冶金車間揮汗如雨，我在翻砂車間汗流浹背，彼此見麵自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而真正使我對堂叔刮目相看的，是他那與生俱來的貴族氣質和那副威武不能屈的傲骨。和所有抬不起頭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不同，堂叔的脊背總是挺得筆直，他的眼睛清澈明亮。你永遠看不到堂叔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模樣，他的身上真正體現了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古風。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裏，他始終保持著對生活的熱情，享受著力所能及的一切。記得有一次我在晚飯後上他家，敲開房門，貝多芬的小提琴曲在房間裏回蕩，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英文小說，床頭櫃上放著一瓶打開的汽酒。在那斯文掃地的年代，到處充斥著粗鄙和豔俗，堂叔家那高雅的場景永遠定格在我年輕的記憶之中，這才是文明的模樣，是人應該過的日子。
帕斯卡爾說：“人隻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在堂叔身上，我真正體會到人精神力量的偉大。隻要你自己不放棄，沒有任何人和力量能夠征服你。泰戈爾在“飛鳥集”中寫道：“世界痛吻我，是要我報之以歌。” 堂叔以自己的言行告訴我，痛苦不是隻有消極影響，它也有積極的作用。痛苦能夠錘煉我們的內心，讓我們變得堅韌勇敢。
在堂叔家裏，我第一次讀到普希金的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心急！憂鬱的日子裏須要鎮靜：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心兒永遠向往著未來；現在卻常是憂鬱：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將會過去；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懷戀。” 在和堂叔的交往中，我愛上古典音樂、閱讀西方文學作品、開始攝影、親手洗印和放大照片、學會打橋牌、自學英語 …… 在政治高壓物質匱乏的年代，我們沒有放棄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仰望星空。
堂叔還給我講基督山伯爵恩仇記，曲折的情節令人入迷。故事中的愛德蒙遭人陷害，被打入死牢達14年之久，但是他始終沒有放下心中的希望，最後終於大仇得報，拿回屬於自己的一切。現在回想起來，堂叔在給我講故事的同時，又何嚐不是在勉勵自己呢。大仲馬在故事結束時說的那句話：“人類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這五個字裏麵：等待和希望。” 給處在人生困境中的我們帶來無窮的力量。
有次周六堂叔下了班，一個人坐火車來無錫，第二天我們兩人騎自行車去太湖邊玩。在那個周日的上午，我們並肩站在黿頭渚伸向太湖的岩石上，望著前方的三山島和藍天白雲之下的碧波蕩漾，我得意地說：“這一定是全世界最美麗的自然景觀！” “不，不？”堂叔毫不猶豫地給予了否定。“如果將全世界的自然景觀排序的話，這裏肯定排不進前一百名。” 他不經意的回答，卻激起我內心無窮的波瀾 - 這世界得有多美啊！無論如何要去看看。中國人常愛說貴人，堂叔應該就是我人生中的貴人，他使一個井底之蛙知道了自己的局限，讓一個青年燃起了無盡的希望和鬥誌。
當時翻砂車間繁重的體力活，使瘦弱的我有些力不從心。於是毛遂自薦混進工人理論隊伍，為的就是每次運動來臨時，都能有1-2個星期脫產寫作，藉此逃避體力勞動。在寫作班子裏，遇到了來自木模車間的楊兄，對讀書的熱愛讓我們迅速走到了一起。楊兄的父親在無錫革委會宣傳部工作，於是我從楊兄那裏借到了許多內部發行的圖書。當時令我大吃一驚的是，這些印著內部發行字樣的書，主要就是在社會上被嚴禁的所謂封資修的書。年代久遠，大部分書名都淡忘了，隱約還能記住的有：張國燾回憶錄、岡村寧次回憶錄、戰爭回憶錄（戴高樂）、丘吉爾回憶錄、十三天: 古巴導彈危機回憶錄、金瓶梅、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等。其中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熱愛生命”，“荒野的呼喚” 和“馬丁伊登”這三本書，最令我傾倒。傑克倫敦筆下頑強的生命力、對自由的熱愛和無畏的冒險精神對我的一身影響至深。
在內部發行的西方最新出版的書刊之中，印象最深的是尼克森訪華後不久，我們就讀到了基辛格在美國外交學會所做的關於中美建交的報告。其中基辛格對周恩來的描述，使我們眼界大開。其講話的大意說，為了準備中國之行，中央情報局給基辛格準備了八百多頁關於周恩來的報告，因為周是基辛格的主要談判對手。基辛格總結所有的信息，得出的結論說周是一位鐵血的儒者。他甚至舉例說明：周在簽署了一份關於當夜秘密逮捕和處決他一位同事的報告之後，他走出辦公室，正好和那位同事麵對麵碰上。這時周會非常和顏悅色地和同事握手寒暄，甚至會詢問他的家庭情況如何，有什麽困難，然後揮手道別。基辛格說周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暴力，但他也許是中共黨內唯一秉持不當麵撕破臉的人。基辛格說在和周麵對麵談判的時候，雖然周和顏悅色，但是他的氣場壓人，使基辛格覺得自己對麵是一條昂首的眼鏡蛇，隻要稍不留神，眼鏡蛇就會在瞬間咬斷他的脖子。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世紀70年代，能夠有幸讀到這些書刊，實乃天大的幸事。洞察社會真相之後的人生，不再有任何虛幻的迷茫和期待，隻有腳踏實地勇往直前，楊兄也是我最重要的貴人。
1977年恢複高考，毫無疑問通過高考改變命運是我們這代人的最佳選擇。但是對小學四年級都沒有讀完的我來說，高考比登天還難，我的同學中幾乎沒有人抱此奢望。應該是堂叔那種不容置疑的自信鼓舞了我，使我明知不可而為之，義無反顧地投入學習之中。白天上班，晚上通宵硬啃17冊《數理化自學叢書》，硬是在一年之內將初高中6年的教材學了一遍。臨近高考的時候，堂叔提醒我不要在乎那份可憐的工資，應該集中精力準備衝刺，改變命運在此一搏。於是我請了一個月的事假，住到上海堂叔家裏，每天去堂叔同學任教的高三班旁聽。應該是我的努力感動了上帝，被時局無情中斷小學教育的我竟然考上了南京中醫學院，就此告別揮汗工作8年的翻砂車間。
中國步入改革開放之途，無辜的堂叔迅速得到了平反。他於1980年去美國攻讀碩士學位，之後在美國匹茲堡一家鋼鐵公司擔任高位，參與了美國鋼鐵產能向中國轉移的全過程，為祖國鋼鐵產業的振興作出巨大的貢獻。再次驗證了俄國那句古老的諺語：“鷹常常比雞飛得還要低，但是雞永遠飛不到鷹這樣高。” 這輩子有幸和堂叔、左家兄弟和楊兄結緣，得到他們的指點和幫助，使我走出一條和50年代同齡人完全不同的道路。
文革記憶之四：貴人指點迷津
南半球 (2025-08-21 15:12:51) 評論 (1)
我家位於無錫南門附近的一個大院之中，三棟兩層樓的西式樓房裏住著十多戶人家。有趣的是，住進這個院落的家庭基本都生男孩子，住在我家樓下的左家，更是一門五子。熟讀中國曆史的左家老大，每年夏天晚上乘涼的時候，常常給我們一幫孩子繪聲繪色地講述一個個成語的來曆和相關的曆史故事。這輩子從來沒有機會在課堂裏聽上一堂曆史課，但是半個多世紀前在夏日星空下學到的曆史人物和故事，卻至今依然栩栩如生地留存在腦海之中，也讓我終身保持了對曆史的興趣和熱愛。
1966年7月全國學生大串聯時，左家老大已是高中生，老二初中生，他們給還在小學六年級的老三偽造了一張假中學生證，兄弟三人懷揣著60元錢離家，一路向北走到哈爾濱，向南來到昆明，向西遠到烏魯木齊。他們到新疆時已是10月下旬，在當地駐軍那裏每人搞到一件全新的軍大衣，還借了40元錢才得以回歸故裏。這一路四處闖蕩，遊山玩水的故事，他們吹了整整一年，讓全院的大人小孩都羨慕不已。左家老大對當時的社會局勢洞若觀火，記得他帶著得意的口吻對老二說：“是利用我們學生打前陣做炮灰，還是我們藉此機會來遊遍全國？！”這種特立獨行的想法對當時的我，無疑起著振聾發聵的作用。左家三兄弟的所作所為，讓那些虔誠赴京朝聖的學生顯得幼稚可笑。都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大概就是從那時起，獨立思考的生活習慣和周遊世界的願望種子在我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
在毛時代的中國，每個人的腦門都被貼上一個標簽，這個標簽決定了此人的生活和命運。如果不幸被貼上“地富反壞右”的標簽，那就會淪落到比印度賤民還要悲慘的地步。住在我家同一樓層的趙某是印尼歸國華僑，50年代末18歲的他滿腔熱血地回國參加建設，但在1966年因為說話犯忌，被帶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就此失去了所有做人的尊嚴和自由。就連上街買菜，還得先去院外一個倒馬桶的蘇北老太那裏請假，因為那個以前逃荒來此的不識字老太成了我們大院的群眾專政組長。原來意氣風發的趙某就此被打入18層地獄，30歲不到的他佝僂著腰，失去了所有的精氣神，遠看像一個遲暮之年的老人。
當時在上海的一個堂叔，年齡和我們的鄰居華僑趙某差不多。文革興起時恰逢他大學畢業不久，因為年輕氣盛說話犯忌，也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分配在最髒最累的冶金車間勞動改造。他家落難之後，幾乎所有的親朋好友都退避三舍，不再和他家來往。我家在1970年後恢複穩定，父母對所有遭難的親友一視同仁，在那冷酷無情的年代給他人帶去力所能及的溫暖。我們因此和堂叔一家走得更近了一些，我們去上海總會去他家做客，堂叔有機會也會來無錫小住幾天。
當時堂叔在冶金車間揮汗如雨，我在翻砂車間汗流浹背，彼此見麵自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而真正使我對堂叔刮目相看的，是他那與生俱來的貴族氣質和那副威武不能屈的傲骨。和所有抬不起頭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不同，堂叔的脊背總是挺得筆直，他的眼睛清澈明亮。你永遠看不到堂叔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模樣，他的身上真正體現了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古風。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裏，他始終保持著對生活的熱情，享受著力所能及的一切。記得有一次我在晚飯後上他家，敲開房門，貝多芬的小提琴曲在房間裏回蕩，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英文小說，床頭櫃上放著一瓶打開的汽酒。在那斯文掃地的年代，到處充斥著粗鄙和豔俗，堂叔家那高雅的場景永遠定格在我年輕的記憶之中，這才是文明的模樣，是人應該過的日子。
帕斯卡爾說：“人隻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在堂叔身上，我真正體會到人精神力量的偉大。隻要你自己不放棄，沒有任何人和力量能夠征服你。泰戈爾在“飛鳥集”中寫道：“世界痛吻我，是要我報之以歌。” 堂叔以自己的言行告訴我，痛苦不是隻有消極影響，它也有積極的作用。痛苦能夠錘煉我們的內心，讓我們變得堅韌勇敢。
在堂叔家裏，我第一次讀到普希金的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心急！憂鬱的日子裏須要鎮靜：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心兒永遠向往著未來；現在卻常是憂鬱：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將會過去；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懷戀。” 在和堂叔的交往中，我愛上古典音樂、閱讀西方文學作品、開始攝影、親手洗印和放大照片、學會打橋牌、自學英語 …… 在政治高壓物質匱乏的年代，我們沒有放棄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仰望星空。
堂叔還給我講基督山伯爵恩仇記，曲折的情節令人入迷。故事中的愛德蒙遭人陷害，被打入死牢達14年之久，但是他始終沒有放下心中的希望，最後終於大仇得報，拿回屬於自己的一切。現在回想起來，堂叔在給我講故事的同時，又何嚐不是在勉勵自己呢。大仲馬在故事結束時說的那句話：“人類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這五個字裏麵：等待和希望。” 給處在人生困境中的我們帶來無窮的力量。
有次周六堂叔下了班，一個人坐火車來無錫，第二天我們兩人騎自行車去太湖邊玩。在那個周日的上午，我們並肩站在黿頭渚伸向太湖的岩石上，望著前方的三山島和藍天白雲之下的碧波蕩漾，我得意地說：“這一定是全世界最美麗的自然景觀！” “不，不？”堂叔毫不猶豫地給予了否定。“如果將全世界的自然景觀排序的話，這裏肯定排不進前一百名。” 他不經意的回答，卻激起我內心無窮的波瀾 - 這世界得有多美啊！無論如何要去看看。中國人常愛說貴人，堂叔應該就是我人生中的貴人，他使一個井底之蛙知道了自己的局限，讓一個青年燃起了無盡的希望和鬥誌。
當時翻砂車間繁重的體力活，使瘦弱的我有些力不從心。於是毛遂自薦混進工人理論隊伍，為的就是每次運動來臨時，都能有1-2個星期脫產寫作，藉此逃避體力勞動。在寫作班子裏，遇到了來自木模車間的楊兄，對讀書的熱愛讓我們迅速走到了一起。楊兄的父親在無錫革委會宣傳部工作，於是我從楊兄那裏借到了許多內部發行的圖書。當時令我大吃一驚的是，這些印著內部發行字樣的書，主要就是在社會上被嚴禁的所謂封資修的書。年代久遠，大部分書名都淡忘了，隱約還能記住的有：張國燾回憶錄、岡村寧次回憶錄、戰爭回憶錄（戴高樂）、丘吉爾回憶錄、十三天: 古巴導彈危機回憶錄、金瓶梅、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等。其中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熱愛生命”，“荒野的呼喚” 和“馬丁伊登”這三本書，最令我傾倒。傑克倫敦筆下頑強的生命力、對自由的熱愛和無畏的冒險精神對我的一身影響至深。
在內部發行的西方最新出版的書刊之中，印象最深的是尼克森訪華後不久，我們就讀到了基辛格在美國外交學會所做的關於中美建交的報告。其中基辛格對周恩來的描述，使我們眼界大開。其講話的大意說，為了準備中國之行，中央情報局給基辛格準備了八百多頁關於周恩來的報告，因為周是基辛格的主要談判對手。基辛格總結所有的信息，得出的結論說周是一位鐵血的儒者。他甚至舉例說明：周在簽署了一份關於當夜秘密逮捕和處決他一位同事的報告之後，他走出辦公室，正好和那位同事麵對麵碰上。這時周會非常和顏悅色地和同事握手寒暄，甚至會詢問他的家庭情況如何，有什麽困難，然後揮手道別。基辛格說周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暴力，但他也許是中共黨內唯一秉持不當麵撕破臉的人。基辛格說在和周麵對麵談判的時候，雖然周和顏悅色，但是他的氣場壓人，使基辛格覺得自己對麵是一條昂首的眼鏡蛇，隻要稍不留神，眼鏡蛇就會在瞬間咬斷他的脖子。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世紀70年代，能夠有幸讀到這些書刊，實乃天大的幸事。洞察社會真相之後的人生，不再有任何虛幻的迷茫和期待，隻有腳踏實地勇往直前，楊兄也是我最重要的貴人。
1977年恢複高考，毫無疑問通過高考改變命運是我們這代人的最佳選擇。但是對小學四年級都沒有讀完的我來說，高考比登天還難，我的同學中幾乎沒有人抱此奢望。應該是堂叔那種不容置疑的自信鼓舞了我，使我明知不可而為之，義無反顧地投入學習之中。白天上班，晚上通宵硬啃17冊《數理化自學叢書》，硬是在一年之內將初高中6年的教材學了一遍。臨近高考的時候，堂叔提醒我不要在乎那份可憐的工資，應該集中精力準備衝刺，改變命運在此一搏。於是我請了一個月的事假，住到上海堂叔家裏，每天去堂叔同學任教的高三班旁聽。應該是我的努力感動了上帝，被時局無情中斷小學教育的我竟然考上了南京中醫學院，就此告別揮汗工作8年的翻砂車間。
中國步入改革開放之途，無辜的堂叔迅速得到了平反。他於1980年去美國攻讀碩士學位，之後在美國匹茲堡一家鋼鐵公司擔任高位，參與了美國鋼鐵產能向中國轉移的全過程，為祖國鋼鐵產業的振興作出巨大的貢獻。再次驗證了俄國那句古老的諺語：“鷹常常比雞飛得還要低，但是雞永遠飛不到鷹這樣高。” 這輩子有幸和堂叔、左家兄弟和楊兄結緣，得到他們的指點和幫助，使我走出一條和50年代同齡人完全不同的道路。
1966年7月全國學生大串聯時，左家老大已是高中生，老二初中生，他們給還在小學六年級的老三偽造了一張假中學生證，兄弟三人懷揣著60元錢離家，一路向北走到哈爾濱，向南來到昆明，向西遠到烏魯木齊。他們到新疆時已是10月下旬，在當地駐軍那裏每人搞到一件全新的軍大衣，還借了40元錢才得以回歸故裏。這一路四處闖蕩，遊山玩水的故事，他們吹了整整一年，讓全院的大人小孩都羨慕不已。左家老大對當時的社會局勢洞若觀火，記得他帶著得意的口吻對老二說：“是利用我們學生打前陣做炮灰，還是我們藉此機會來遊遍全國？！”這種特立獨行的想法對當時的我，無疑起著振聾發聵的作用。左家三兄弟的所作所為，讓那些虔誠赴京朝聖的學生顯得幼稚可笑。都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大概就是從那時起，獨立思考的生活習慣和周遊世界的願望種子在我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
在毛時代的中國，每個人的腦門都被貼上一個標簽，這個標簽決定了此人的生活和命運。如果不幸被貼上“地富反壞右”的標簽，那就會淪落到比印度賤民還要悲慘的地步。住在我家同一樓層的趙某是印尼歸國華僑，50年代末18歲的他滿腔熱血地回國參加建設，但在1966年因為說話犯忌，被帶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就此失去了所有做人的尊嚴和自由。就連上街買菜，還得先去院外一個倒馬桶的蘇北老太那裏請假，因為那個以前逃荒來此的不識字老太成了我們大院的群眾專政組長。原來意氣風發的趙某就此被打入18層地獄，30歲不到的他佝僂著腰，失去了所有的精氣神，遠看像一個遲暮之年的老人。
當時在上海的一個堂叔，年齡和我們的鄰居華僑趙某差不多。文革興起時恰逢他大學畢業不久，因為年輕氣盛說話犯忌，也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分配在最髒最累的冶金車間勞動改造。他家落難之後，幾乎所有的親朋好友都退避三舍，不再和他家來往。我家在1970年後恢複穩定，父母對所有遭難的親友一視同仁，在那冷酷無情的年代給他人帶去力所能及的溫暖。我們因此和堂叔一家走得更近了一些，我們去上海總會去他家做客，堂叔有機會也會來無錫小住幾天。
當時堂叔在冶金車間揮汗如雨，我在翻砂車間汗流浹背，彼此見麵自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而真正使我對堂叔刮目相看的，是他那與生俱來的貴族氣質和那副威武不能屈的傲骨。和所有抬不起頭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不同，堂叔的脊背總是挺得筆直，他的眼睛清澈明亮。你永遠看不到堂叔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模樣，他的身上真正體現了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古風。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裏，他始終保持著對生活的熱情，享受著力所能及的一切。記得有一次我在晚飯後上他家，敲開房門，貝多芬的小提琴曲在房間裏回蕩，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英文小說，床頭櫃上放著一瓶打開的汽酒。在那斯文掃地的年代，到處充斥著粗鄙和豔俗，堂叔家那高雅的場景永遠定格在我年輕的記憶之中，這才是文明的模樣，是人應該過的日子。
帕斯卡爾說：“人隻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在堂叔身上，我真正體會到人精神力量的偉大。隻要你自己不放棄，沒有任何人和力量能夠征服你。泰戈爾在“飛鳥集”中寫道：“世界痛吻我，是要我報之以歌。” 堂叔以自己的言行告訴我，痛苦不是隻有消極影響，它也有積極的作用。痛苦能夠錘煉我們的內心，讓我們變得堅韌勇敢。
在堂叔家裏，我第一次讀到普希金的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心急！憂鬱的日子裏須要鎮靜：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心兒永遠向往著未來；現在卻常是憂鬱：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將會過去；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懷戀。” 在和堂叔的交往中，我愛上古典音樂、閱讀西方文學作品、開始攝影、親手洗印和放大照片、學會打橋牌、自學英語 …… 在政治高壓物質匱乏的年代，我們沒有放棄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仰望星空。
堂叔還給我講基督山伯爵恩仇記，曲折的情節令人入迷。故事中的愛德蒙遭人陷害，被打入死牢達14年之久，但是他始終沒有放下心中的希望，最後終於大仇得報，拿回屬於自己的一切。現在回想起來，堂叔在給我講故事的同時，又何嚐不是在勉勵自己呢。大仲馬在故事結束時說的那句話：“人類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這五個字裏麵：等待和希望。” 給處在人生困境中的我們帶來無窮的力量。
有次周六堂叔下了班，一個人坐火車來無錫，第二天我們兩人騎自行車去太湖邊玩。在那個周日的上午，我們並肩站在黿頭渚伸向太湖的岩石上，望著前方的三山島和藍天白雲之下的碧波蕩漾，我得意地說：“這一定是全世界最美麗的自然景觀！” “不，不？”堂叔毫不猶豫地給予了否定。“如果將全世界的自然景觀排序的話，這裏肯定排不進前一百名。” 他不經意的回答，卻激起我內心無窮的波瀾 - 這世界得有多美啊！無論如何要去看看。中國人常愛說貴人，堂叔應該就是我人生中的貴人，他使一個井底之蛙知道了自己的局限，讓一個青年燃起了無盡的希望和鬥誌。
當時翻砂車間繁重的體力活，使瘦弱的我有些力不從心。於是毛遂自薦混進工人理論隊伍，為的就是每次運動來臨時，都能有1-2個星期脫產寫作，藉此逃避體力勞動。在寫作班子裏，遇到了來自木模車間的楊兄，對讀書的熱愛讓我們迅速走到了一起。楊兄的父親在無錫革委會宣傳部工作，於是我從楊兄那裏借到了許多內部發行的圖書。當時令我大吃一驚的是，這些印著內部發行字樣的書，主要就是在社會上被嚴禁的所謂封資修的書。年代久遠，大部分書名都淡忘了，隱約還能記住的有：張國燾回憶錄、岡村寧次回憶錄、戰爭回憶錄（戴高樂）、丘吉爾回憶錄、十三天: 古巴導彈危機回憶錄、金瓶梅、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等。其中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熱愛生命”，“荒野的呼喚” 和“馬丁伊登”這三本書，最令我傾倒。傑克倫敦筆下頑強的生命力、對自由的熱愛和無畏的冒險精神對我的一身影響至深。
在內部發行的西方最新出版的書刊之中，印象最深的是尼克森訪華後不久，我們就讀到了基辛格在美國外交學會所做的關於中美建交的報告。其中基辛格對周恩來的描述，使我們眼界大開。其講話的大意說，為了準備中國之行，中央情報局給基辛格準備了八百多頁關於周恩來的報告，因為周是基辛格的主要談判對手。基辛格總結所有的信息，得出的結論說周是一位鐵血的儒者。他甚至舉例說明：周在簽署了一份關於當夜秘密逮捕和處決他一位同事的報告之後，他走出辦公室，正好和那位同事麵對麵碰上。這時周會非常和顏悅色地和同事握手寒暄，甚至會詢問他的家庭情況如何，有什麽困難，然後揮手道別。基辛格說周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暴力，但他也許是中共黨內唯一秉持不當麵撕破臉的人。基辛格說在和周麵對麵談判的時候，雖然周和顏悅色，但是他的氣場壓人，使基辛格覺得自己對麵是一條昂首的眼鏡蛇，隻要稍不留神，眼鏡蛇就會在瞬間咬斷他的脖子。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世紀70年代，能夠有幸讀到這些書刊，實乃天大的幸事。洞察社會真相之後的人生，不再有任何虛幻的迷茫和期待，隻有腳踏實地勇往直前，楊兄也是我最重要的貴人。
1977年恢複高考，毫無疑問通過高考改變命運是我們這代人的最佳選擇。但是對小學四年級都沒有讀完的我來說，高考比登天還難，我的同學中幾乎沒有人抱此奢望。應該是堂叔那種不容置疑的自信鼓舞了我，使我明知不可而為之，義無反顧地投入學習之中。白天上班，晚上通宵硬啃17冊《數理化自學叢書》，硬是在一年之內將初高中6年的教材學了一遍。臨近高考的時候，堂叔提醒我不要在乎那份可憐的工資，應該集中精力準備衝刺，改變命運在此一搏。於是我請了一個月的事假，住到上海堂叔家裏，每天去堂叔同學任教的高三班旁聽。應該是我的努力感動了上帝，被時局無情中斷小學教育的我竟然考上了南京中醫學院，就此告別揮汗工作8年的翻砂車間。
中國步入改革開放之途，無辜的堂叔迅速得到了平反。他於1980年去美國攻讀碩士學位，之後在美國匹茲堡一家鋼鐵公司擔任高位，參與了美國鋼鐵產能向中國轉移的全過程，為祖國鋼鐵產業的振興作出巨大的貢獻。再次驗證了俄國那句古老的諺語：“鷹常常比雞飛得還要低，但是雞永遠飛不到鷹這樣高。” 這輩子有幸和堂叔、左家兄弟和楊兄結緣，得到他們的指點和幫助，使我走出一條和50年代同齡人完全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