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是一個11歲的四年級小學生。在世界絕大部分地方，這個年齡的孩
子大概隻知道學習、運動和玩耍。而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卻經曆了許多匪夷所思
的怪事，那場荒唐無比的動亂不僅耽誤了我們的學業，還讓每一個中國人吃盡
了苦頭，使整個國家淪為全世界最貧窮的所在。
我們家住無錫，我小學上的是新廟前小學，這是當時無錫唯一的五年製實驗小
學，配備了較強的師資力量，因為入學要考試，所以學生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後
代。從1965年三年級開始，階級鬥爭的觀念日益強化，老師開始給我們灌輸階
級敵人搞破壞，要抓特務這類的觀念。使我們這些孩子上下學時，走在路上總
是東張西望，恨不得能夠發現一個鬼鬼祟祟的壞人。1966年四年級時，批判三
家村的運動之風也刮倒小學裏，語文課人人得寫作文批判三家村。十來歲的小
孩子哪裏知道什麽三家村？要寫這樣的作文，隻能一段段地抄錄報刊上的官樣
文章。原來作文時老師堅決反對的抄襲，在政治掛帥的大前提下偃旗息鼓了，
孩子們自然而然成了高層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爺爺奶奶家在北京，外公外婆家在上海。我自從出生之後，基本上每年夏天在
北京爺爺家，冬天過年則去上海外公家。上學之後，都是在暑假期間去北京，
記得1966年初起，父母的神色就有些凝重。經過十多年大大小小政治運動的曆
練，大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嗅出山雨欲來的味道，他們覺得到7月份暑假期
間，上北京可能會有困難，所以母親帶著我提前在5月份赴京，趕在暑假前的6
月中回無錫。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大人們的預感是正確的，1966年7月底學生
大串聯開始，全國大中學生擠爆了各條鐵路幹線，其中京滬線大概是最擁擠的
一條線路。
爺爺和大伯大嬸一家住在北京菊兒胡同一個四合院中，院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
海棠樹，東側有棵葡萄樹。夏天去的時候，海棠樹上知了時斷時繼的高聲鳴
叫，葡萄棚下的陰涼是我童年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70多歲的爺爺有一台
日本產的半導體收音機，體積大約比一本聖經略微小一些。爺爺每天都拿著這
台收音機在自己書房收聽新聞，這是他最珍愛的寶貝，平時絕對不允許我觸
碰。記得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是在傍晚時分由電台廣播的，那天半導體收音
機放在葡萄棚下的小桌上，爺爺大伯大嬸和母親都圍站在一旁，所有的大人們
一起收聽廣播，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收音機喇叭中傳出高亢激昂的語
音，使大人們的神情變得前所未有的緊張和拘謹，讓在一旁玩耍的我不知所
措，隻是感到有什麽不好的事情要發生，這是一個永生不會忘記的場景。
第二天全家就忙碌開了，人人動手將家裏的藏書撕碎，裝入一個個麻袋，拿去
廢品收購站當廢紙賣。我自然也成為撕書的生力軍，記得有些精裝的書是用絲
織品、漆布、人造革、皮革等材料，粘貼在硬紙板表麵做成書殼。我手勁不
夠，根本撕不動這樣的書，所以大伯讓我負責撕一般的簡裝書。母親在我5歲
時就教我認字，11歲時已經津津有味地讀過水滸、三國和西遊記，在撕書的過
程中，發現了一本名叫《四遊記》的書，一翻目錄裏麵有東遊記、南遊記、西
遊記和北遊記。當時的我有一種發現寶藏的激動，立刻偷偷將這本書藏到了自
己床上，壓在枕頭之下。但是還沒有來得及看，就被當天下班回家的大伯給沒
收了。大伯那笑嘻嘻，但是不容商量的臉容直到今天我還記得。不知道是誰看
見我藏書，然後告訴了大伯，反正這件事讓我沮喪了好多天。
每天大家忙著撕書，在一個烏雲密布的夜晚，大人們再次聚到了院子裏，這次
他們圍在海棠樹腳下。爺爺拿出了七八個精美的勳章，多邊形的金屬勳章中央
有著五彩繽紛的琺琅質，每個勳章上還係著五彩的綬帶，非常漂亮。大伯先將
綬帶剪去，再用鐵錘將勳章砸爛。在砸勳章的過程中，飛濺出來的琺琅質打在
身上很痛，我隻能躲得遠遠的。但是內心覺得實在可惜，如此靜美的物件就這
樣毀了，真想藏幾個下來把玩，可在眾目睽睽之下，不敢輕舉妄動。砸完勳
章，大伯開始燒授勳證書，這是一張張猶如教科書大小的厚道林紙，上麵印刷
著精美的文字和圖案。這些紙張質地結實，不容易點燃，好不容易點上火，卻
立刻冒出一股股嗆鼻的黑煙，嚇得爺爺和大嬸壓著喉嚨低呼，就怕濃濃的黑煙
驚動了左鄰右舍，於是急忙用水澆滅好不容易點起的火苗，一時間大人們手忙
腳亂狼狽不堪。最後還是從小喜歡玩火，挨過不少罵的我出主意解決問題。先
將白天已經撕碎的書紙拿來點起一個小火堆，再將厚厚的證書剪成窄窄的紙條
扔進火叢中，這樣就能讓其充分燃燒，而沒有濃煙滾滾了。
事後母親告訴我，那天晚上被砸毀的絕大部分勳章都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和勝利
後，為獎勵爺爺的傑出貢獻而頒發的。那是我第一次聽說，原來爺爺還是抗日
英雄，那為什麽要將這樣漂亮的物件毀去，大人們不再說下去，當時四周沉重
的氣氛讓一個孩子也能夠清楚感受到，這是一件不該追問的事情。大概也是從
那時候開始，我開始朦朦朧朧地認識到命運的無情和人生的無奈。
在小時候的記憶中，1966年的北京之行是最無聊的一次，所有的大人始終愁眉
不展，爺爺不帶我們去吃西餐了，大伯不講故事了，甚至沒有出門遊玩一次。
6月中回到無錫家中，父親立刻給我布置了一項任務 - 將家裏所有的書撕了去
賣廢紙。天啊，這得撕到猴年馬月？父親一輩子不嗜煙酒不搓麻將，除了工
作，唯一的愛好就是買書看書，我家的藏書比北京爺爺家還要多。當時我已經
知道賣廢紙3分錢一斤，舊書可以賣5分錢一斤，那為什麽要多花氣力少掙錢
呢，再說我一個孩子哪裏撕得完那一排排靠牆的書櫃？在我的據理力爭和母親
的支持下，父親終於同意直接賣舊書算了。小時候的我可不是一個勤勉的孩
子，知子莫若父，父親為了提高我的積極性，承諾賣書所得全部歸我。
於是我踏上了人生第一次掙錢的征程，將書裝在網兜裏，一次可以背上17-8
斤，一趟接一趟地將書背到離家約一裏地外的廢品收購站。無錫6月的天氣已
經很熱了，每次負重走到廢品收購站，總是汗流浹背，但是從工作人員手裏接
過紙鈔和硬幣，內心的滿足感不可言喻。這就是金錢的魔力，資本主義的精髓
之所在，你不需要多說一句催促的話，幾張破爛紙幣就可以讓人心甘情願地做
牛做馬。
我每天馬不停蹄地在自家和廢品站之間來回奔波，星期天父親休息在家，推他
的自行車載書，一次可以運上5-60斤，那是發財的日子，相對還省力一些。兩
個星期下來我居然積攢了超過一百元錢。那時技術工人每月工資隻有60元左
右，腰纏百元的我，一定是全無錫最富有的小孩。6月底北京上海抄家的風聲
日緊，父親覺得我賣書的速度還是不夠快，讓我找個小夥伴一起幹。於是我叫
上同齡的左家老四，他家就住在我們樓下，當他聽說還有這樣的美差，那一臉
的驚喜我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最後我們兩人一起將父親一輩子的藏書掃蕩一
空，左家老四掙了26元多，我一共掙了150元多。對1966年中國大陸一個11歲
的孩子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巨款，這大概可以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口袋裏有了錢，也沒有什麽用的地方。在那物質極端匱乏的年代，商店裏購買
任何食品和衣物都得憑糧票和布票，或者什麽其它專用劵，光有錢還買不了。
最多就是和小夥伴一起出去玩，請大家吃3分錢的冰棍和5分錢的汽水；有舊貨
換糖的挑擔小販來大院，買塊5分錢的麥芽糖給妹妹。我和小夥伴們跑遍了整
個無錫市，發現隻有火車站在京滬快車到站時，站台上有肉包子售賣，5分錢
一個有錢就行。於是在一段時間裏，想方設法混進站台，買一個熱乎乎的肉包
子大快朵頤，是我和小夥伴最大的享受。
1968年父親被自己的工作單位無端隔離審查，工資立刻被減少到每個月隻有區
區19元，母親帶著我和妹妹三人的生活頓時陷入困境。那時候，我家絕大部分
親戚都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倒是母親家平時不怎麽來往的兩個表舅挺身而
出，遠在上海的他們並不寬裕，卻每家每月省出5元錢來接濟我們。雖然一輩
子要強的母親最後退回了他們的接濟，但是這份雪中送炭的情誼，母親在我和
妹妹麵前念叨了幾十年，讓我們不要因為世道的黑暗，而對人性的美好失去信
心。家庭的落難使我這個富裕小孩的地位隻維持了不長的時間，母親用借的名
義將我的錢全部收繳，用來補貼家用。三個人粗茶淡飯相依為命，熬過近兩年
最困難的時光。1970年初，父親被釋放回家；同年隻有15歲的我被分配進廠做
工人，作為事實上的童工，最小號的工作服穿在身上還是太大。不過至少也有
了一份固定收入，一家人的生活總算穩定下來。
文革記憶之一：撕書賣廢紙
南半球 (2025-08-14 16:24:39) 評論 (2)
1966年，我是一個11歲的四年級小學生。在世界絕大部分地方，這個年齡的孩
子大概隻知道學習、運動和玩耍。而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卻經曆了許多匪夷所思
的怪事，那場荒唐無比的動亂不僅耽誤了我們的學業，還讓每一個中國人吃盡
了苦頭，使整個國家淪為全世界最貧窮的所在。
我們家住無錫，我小學上的是新廟前小學，這是當時無錫唯一的五年製實驗小
學，配備了較強的師資力量，因為入學要考試，所以學生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後
代。從1965年三年級開始，階級鬥爭的觀念日益強化，老師開始給我們灌輸階
級敵人搞破壞，要抓特務這類的觀念。使我們這些孩子上下學時，走在路上總
是東張西望，恨不得能夠發現一個鬼鬼祟祟的壞人。1966年四年級時，批判三
家村的運動之風也刮倒小學裏，語文課人人得寫作文批判三家村。十來歲的小
孩子哪裏知道什麽三家村？要寫這樣的作文，隻能一段段地抄錄報刊上的官樣
文章。原來作文時老師堅決反對的抄襲，在政治掛帥的大前提下偃旗息鼓了，
孩子們自然而然成了高層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爺爺奶奶家在北京，外公外婆家在上海。我自從出生之後，基本上每年夏天在
北京爺爺家，冬天過年則去上海外公家。上學之後，都是在暑假期間去北京，
記得1966年初起，父母的神色就有些凝重。經過十多年大大小小政治運動的曆
練，大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嗅出山雨欲來的味道，他們覺得到7月份暑假期
間，上北京可能會有困難，所以母親帶著我提前在5月份赴京，趕在暑假前的6
月中回無錫。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大人們的預感是正確的，1966年7月底學生
大串聯開始，全國大中學生擠爆了各條鐵路幹線，其中京滬線大概是最擁擠的
一條線路。
爺爺和大伯大嬸一家住在北京菊兒胡同一個四合院中，院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
海棠樹，東側有棵葡萄樹。夏天去的時候，海棠樹上知了時斷時繼的高聲鳴
叫，葡萄棚下的陰涼是我童年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70多歲的爺爺有一台
日本產的半導體收音機，體積大約比一本聖經略微小一些。爺爺每天都拿著這
台收音機在自己書房收聽新聞，這是他最珍愛的寶貝，平時絕對不允許我觸
碰。記得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是在傍晚時分由電台廣播的，那天半導體收音
機放在葡萄棚下的小桌上，爺爺大伯大嬸和母親都圍站在一旁，所有的大人們
一起收聽廣播，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收音機喇叭中傳出高亢激昂的語
音，使大人們的神情變得前所未有的緊張和拘謹，讓在一旁玩耍的我不知所
措，隻是感到有什麽不好的事情要發生，這是一個永生不會忘記的場景。
第二天全家就忙碌開了，人人動手將家裏的藏書撕碎，裝入一個個麻袋，拿去
廢品收購站當廢紙賣。我自然也成為撕書的生力軍，記得有些精裝的書是用絲
織品、漆布、人造革、皮革等材料，粘貼在硬紙板表麵做成書殼。我手勁不
夠，根本撕不動這樣的書，所以大伯讓我負責撕一般的簡裝書。母親在我5歲
時就教我認字，11歲時已經津津有味地讀過水滸、三國和西遊記，在撕書的過
程中，發現了一本名叫《四遊記》的書，一翻目錄裏麵有東遊記、南遊記、西
遊記和北遊記。當時的我有一種發現寶藏的激動，立刻偷偷將這本書藏到了自
己床上，壓在枕頭之下。但是還沒有來得及看，就被當天下班回家的大伯給沒
收了。大伯那笑嘻嘻，但是不容商量的臉容直到今天我還記得。不知道是誰看
見我藏書，然後告訴了大伯，反正這件事讓我沮喪了好多天。
每天大家忙著撕書，在一個烏雲密布的夜晚，大人們再次聚到了院子裏，這次
他們圍在海棠樹腳下。爺爺拿出了七八個精美的勳章，多邊形的金屬勳章中央
有著五彩繽紛的琺琅質，每個勳章上還係著五彩的綬帶，非常漂亮。大伯先將
綬帶剪去，再用鐵錘將勳章砸爛。在砸勳章的過程中，飛濺出來的琺琅質打在
身上很痛，我隻能躲得遠遠的。但是內心覺得實在可惜，如此靜美的物件就這
樣毀了，真想藏幾個下來把玩，可在眾目睽睽之下，不敢輕舉妄動。砸完勳
章，大伯開始燒授勳證書，這是一張張猶如教科書大小的厚道林紙，上麵印刷
著精美的文字和圖案。這些紙張質地結實，不容易點燃，好不容易點上火，卻
立刻冒出一股股嗆鼻的黑煙，嚇得爺爺和大嬸壓著喉嚨低呼，就怕濃濃的黑煙
驚動了左鄰右舍，於是急忙用水澆滅好不容易點起的火苗，一時間大人們手忙
腳亂狼狽不堪。最後還是從小喜歡玩火，挨過不少罵的我出主意解決問題。先
將白天已經撕碎的書紙拿來點起一個小火堆，再將厚厚的證書剪成窄窄的紙條
扔進火叢中，這樣就能讓其充分燃燒，而沒有濃煙滾滾了。
事後母親告訴我，那天晚上被砸毀的絕大部分勳章都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和勝利
後，為獎勵爺爺的傑出貢獻而頒發的。那是我第一次聽說，原來爺爺還是抗日
英雄，那為什麽要將這樣漂亮的物件毀去，大人們不再說下去，當時四周沉重
的氣氛讓一個孩子也能夠清楚感受到，這是一件不該追問的事情。大概也是從
那時候開始，我開始朦朦朧朧地認識到命運的無情和人生的無奈。
在小時候的記憶中，1966年的北京之行是最無聊的一次，所有的大人始終愁眉
不展，爺爺不帶我們去吃西餐了，大伯不講故事了，甚至沒有出門遊玩一次。
6月中回到無錫家中，父親立刻給我布置了一項任務 - 將家裏所有的書撕了去
賣廢紙。天啊，這得撕到猴年馬月？父親一輩子不嗜煙酒不搓麻將，除了工
作，唯一的愛好就是買書看書，我家的藏書比北京爺爺家還要多。當時我已經
知道賣廢紙3分錢一斤，舊書可以賣5分錢一斤，那為什麽要多花氣力少掙錢
呢，再說我一個孩子哪裏撕得完那一排排靠牆的書櫃？在我的據理力爭和母親
的支持下，父親終於同意直接賣舊書算了。小時候的我可不是一個勤勉的孩
子，知子莫若父，父親為了提高我的積極性，承諾賣書所得全部歸我。
於是我踏上了人生第一次掙錢的征程，將書裝在網兜裏，一次可以背上17-8
斤，一趟接一趟地將書背到離家約一裏地外的廢品收購站。無錫6月的天氣已
經很熱了，每次負重走到廢品收購站，總是汗流浹背，但是從工作人員手裏接
過紙鈔和硬幣，內心的滿足感不可言喻。這就是金錢的魔力，資本主義的精髓
之所在，你不需要多說一句催促的話，幾張破爛紙幣就可以讓人心甘情願地做
牛做馬。
我每天馬不停蹄地在自家和廢品站之間來回奔波，星期天父親休息在家，推他
的自行車載書，一次可以運上5-60斤，那是發財的日子，相對還省力一些。兩
個星期下來我居然積攢了超過一百元錢。那時技術工人每月工資隻有60元左
右，腰纏百元的我，一定是全無錫最富有的小孩。6月底北京上海抄家的風聲
日緊，父親覺得我賣書的速度還是不夠快，讓我找個小夥伴一起幹。於是我叫
上同齡的左家老四，他家就住在我們樓下，當他聽說還有這樣的美差，那一臉
的驚喜我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最後我們兩人一起將父親一輩子的藏書掃蕩一
空，左家老四掙了26元多，我一共掙了150元多。對1966年中國大陸一個11歲
的孩子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巨款，這大概可以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口袋裏有了錢，也沒有什麽用的地方。在那物質極端匱乏的年代，商店裏購買
任何食品和衣物都得憑糧票和布票，或者什麽其它專用劵，光有錢還買不了。
最多就是和小夥伴一起出去玩，請大家吃3分錢的冰棍和5分錢的汽水；有舊貨
換糖的挑擔小販來大院，買塊5分錢的麥芽糖給妹妹。我和小夥伴們跑遍了整
個無錫市，發現隻有火車站在京滬快車到站時，站台上有肉包子售賣，5分錢
一個有錢就行。於是在一段時間裏，想方設法混進站台，買一個熱乎乎的肉包
子大快朵頤，是我和小夥伴最大的享受。
1968年父親被自己的工作單位無端隔離審查，工資立刻被減少到每個月隻有區
區19元，母親帶著我和妹妹三人的生活頓時陷入困境。那時候，我家絕大部分
親戚都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倒是母親家平時不怎麽來往的兩個表舅挺身而
出，遠在上海的他們並不寬裕，卻每家每月省出5元錢來接濟我們。雖然一輩
子要強的母親最後退回了他們的接濟，但是這份雪中送炭的情誼，母親在我和
妹妹麵前念叨了幾十年，讓我們不要因為世道的黑暗，而對人性的美好失去信
心。家庭的落難使我這個富裕小孩的地位隻維持了不長的時間，母親用借的名
義將我的錢全部收繳，用來補貼家用。三個人粗茶淡飯相依為命，熬過近兩年
最困難的時光。1970年初，父親被釋放回家；同年隻有15歲的我被分配進廠做
工人，作為事實上的童工，最小號的工作服穿在身上還是太大。不過至少也有
了一份固定收入，一家人的生活總算穩定下來。
子大概隻知道學習、運動和玩耍。而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卻經曆了許多匪夷所思
的怪事，那場荒唐無比的動亂不僅耽誤了我們的學業，還讓每一個中國人吃盡
了苦頭，使整個國家淪為全世界最貧窮的所在。
我們家住無錫，我小學上的是新廟前小學，這是當時無錫唯一的五年製實驗小
學，配備了較強的師資力量，因為入學要考試，所以學生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後
代。從1965年三年級開始，階級鬥爭的觀念日益強化，老師開始給我們灌輸階
級敵人搞破壞，要抓特務這類的觀念。使我們這些孩子上下學時，走在路上總
是東張西望，恨不得能夠發現一個鬼鬼祟祟的壞人。1966年四年級時，批判三
家村的運動之風也刮倒小學裏，語文課人人得寫作文批判三家村。十來歲的小
孩子哪裏知道什麽三家村？要寫這樣的作文，隻能一段段地抄錄報刊上的官樣
文章。原來作文時老師堅決反對的抄襲，在政治掛帥的大前提下偃旗息鼓了，
孩子們自然而然成了高層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爺爺奶奶家在北京，外公外婆家在上海。我自從出生之後，基本上每年夏天在
北京爺爺家，冬天過年則去上海外公家。上學之後，都是在暑假期間去北京，
記得1966年初起，父母的神色就有些凝重。經過十多年大大小小政治運動的曆
練，大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嗅出山雨欲來的味道，他們覺得到7月份暑假期
間，上北京可能會有困難，所以母親帶著我提前在5月份赴京，趕在暑假前的6
月中回無錫。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大人們的預感是正確的，1966年7月底學生
大串聯開始，全國大中學生擠爆了各條鐵路幹線，其中京滬線大概是最擁擠的
一條線路。
爺爺和大伯大嬸一家住在北京菊兒胡同一個四合院中，院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
海棠樹，東側有棵葡萄樹。夏天去的時候，海棠樹上知了時斷時繼的高聲鳴
叫，葡萄棚下的陰涼是我童年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70多歲的爺爺有一台
日本產的半導體收音機，體積大約比一本聖經略微小一些。爺爺每天都拿著這
台收音機在自己書房收聽新聞，這是他最珍愛的寶貝，平時絕對不允許我觸
碰。記得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是在傍晚時分由電台廣播的，那天半導體收音
機放在葡萄棚下的小桌上，爺爺大伯大嬸和母親都圍站在一旁，所有的大人們
一起收聽廣播，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收音機喇叭中傳出高亢激昂的語
音，使大人們的神情變得前所未有的緊張和拘謹，讓在一旁玩耍的我不知所
措，隻是感到有什麽不好的事情要發生，這是一個永生不會忘記的場景。
第二天全家就忙碌開了，人人動手將家裏的藏書撕碎，裝入一個個麻袋，拿去
廢品收購站當廢紙賣。我自然也成為撕書的生力軍，記得有些精裝的書是用絲
織品、漆布、人造革、皮革等材料，粘貼在硬紙板表麵做成書殼。我手勁不
夠，根本撕不動這樣的書，所以大伯讓我負責撕一般的簡裝書。母親在我5歲
時就教我認字，11歲時已經津津有味地讀過水滸、三國和西遊記，在撕書的過
程中，發現了一本名叫《四遊記》的書，一翻目錄裏麵有東遊記、南遊記、西
遊記和北遊記。當時的我有一種發現寶藏的激動，立刻偷偷將這本書藏到了自
己床上，壓在枕頭之下。但是還沒有來得及看，就被當天下班回家的大伯給沒
收了。大伯那笑嘻嘻，但是不容商量的臉容直到今天我還記得。不知道是誰看
見我藏書，然後告訴了大伯，反正這件事讓我沮喪了好多天。
每天大家忙著撕書，在一個烏雲密布的夜晚，大人們再次聚到了院子裏，這次
他們圍在海棠樹腳下。爺爺拿出了七八個精美的勳章，多邊形的金屬勳章中央
有著五彩繽紛的琺琅質，每個勳章上還係著五彩的綬帶，非常漂亮。大伯先將
綬帶剪去，再用鐵錘將勳章砸爛。在砸勳章的過程中，飛濺出來的琺琅質打在
身上很痛，我隻能躲得遠遠的。但是內心覺得實在可惜，如此靜美的物件就這
樣毀了，真想藏幾個下來把玩，可在眾目睽睽之下，不敢輕舉妄動。砸完勳
章，大伯開始燒授勳證書，這是一張張猶如教科書大小的厚道林紙，上麵印刷
著精美的文字和圖案。這些紙張質地結實，不容易點燃，好不容易點上火，卻
立刻冒出一股股嗆鼻的黑煙，嚇得爺爺和大嬸壓著喉嚨低呼，就怕濃濃的黑煙
驚動了左鄰右舍，於是急忙用水澆滅好不容易點起的火苗，一時間大人們手忙
腳亂狼狽不堪。最後還是從小喜歡玩火，挨過不少罵的我出主意解決問題。先
將白天已經撕碎的書紙拿來點起一個小火堆，再將厚厚的證書剪成窄窄的紙條
扔進火叢中，這樣就能讓其充分燃燒，而沒有濃煙滾滾了。
事後母親告訴我，那天晚上被砸毀的絕大部分勳章都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和勝利
後，為獎勵爺爺的傑出貢獻而頒發的。那是我第一次聽說，原來爺爺還是抗日
英雄，那為什麽要將這樣漂亮的物件毀去，大人們不再說下去，當時四周沉重
的氣氛讓一個孩子也能夠清楚感受到，這是一件不該追問的事情。大概也是從
那時候開始，我開始朦朦朧朧地認識到命運的無情和人生的無奈。
在小時候的記憶中，1966年的北京之行是最無聊的一次，所有的大人始終愁眉
不展，爺爺不帶我們去吃西餐了，大伯不講故事了，甚至沒有出門遊玩一次。
6月中回到無錫家中，父親立刻給我布置了一項任務 - 將家裏所有的書撕了去
賣廢紙。天啊，這得撕到猴年馬月？父親一輩子不嗜煙酒不搓麻將，除了工
作，唯一的愛好就是買書看書，我家的藏書比北京爺爺家還要多。當時我已經
知道賣廢紙3分錢一斤，舊書可以賣5分錢一斤，那為什麽要多花氣力少掙錢
呢，再說我一個孩子哪裏撕得完那一排排靠牆的書櫃？在我的據理力爭和母親
的支持下，父親終於同意直接賣舊書算了。小時候的我可不是一個勤勉的孩
子，知子莫若父，父親為了提高我的積極性，承諾賣書所得全部歸我。
於是我踏上了人生第一次掙錢的征程，將書裝在網兜裏，一次可以背上17-8
斤，一趟接一趟地將書背到離家約一裏地外的廢品收購站。無錫6月的天氣已
經很熱了，每次負重走到廢品收購站，總是汗流浹背，但是從工作人員手裏接
過紙鈔和硬幣，內心的滿足感不可言喻。這就是金錢的魔力，資本主義的精髓
之所在，你不需要多說一句催促的話，幾張破爛紙幣就可以讓人心甘情願地做
牛做馬。
我每天馬不停蹄地在自家和廢品站之間來回奔波，星期天父親休息在家，推他
的自行車載書，一次可以運上5-60斤，那是發財的日子，相對還省力一些。兩
個星期下來我居然積攢了超過一百元錢。那時技術工人每月工資隻有60元左
右，腰纏百元的我，一定是全無錫最富有的小孩。6月底北京上海抄家的風聲
日緊，父親覺得我賣書的速度還是不夠快，讓我找個小夥伴一起幹。於是我叫
上同齡的左家老四，他家就住在我們樓下，當他聽說還有這樣的美差，那一臉
的驚喜我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最後我們兩人一起將父親一輩子的藏書掃蕩一
空，左家老四掙了26元多，我一共掙了150元多。對1966年中國大陸一個11歲
的孩子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巨款，這大概可以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口袋裏有了錢，也沒有什麽用的地方。在那物質極端匱乏的年代，商店裏購買
任何食品和衣物都得憑糧票和布票，或者什麽其它專用劵，光有錢還買不了。
最多就是和小夥伴一起出去玩，請大家吃3分錢的冰棍和5分錢的汽水；有舊貨
換糖的挑擔小販來大院，買塊5分錢的麥芽糖給妹妹。我和小夥伴們跑遍了整
個無錫市，發現隻有火車站在京滬快車到站時，站台上有肉包子售賣，5分錢
一個有錢就行。於是在一段時間裏，想方設法混進站台，買一個熱乎乎的肉包
子大快朵頤，是我和小夥伴最大的享受。
1968年父親被自己的工作單位無端隔離審查，工資立刻被減少到每個月隻有區
區19元，母親帶著我和妹妹三人的生活頓時陷入困境。那時候，我家絕大部分
親戚都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倒是母親家平時不怎麽來往的兩個表舅挺身而
出，遠在上海的他們並不寬裕，卻每家每月省出5元錢來接濟我們。雖然一輩
子要強的母親最後退回了他們的接濟，但是這份雪中送炭的情誼，母親在我和
妹妹麵前念叨了幾十年，讓我們不要因為世道的黑暗，而對人性的美好失去信
心。家庭的落難使我這個富裕小孩的地位隻維持了不長的時間，母親用借的名
義將我的錢全部收繳，用來補貼家用。三個人粗茶淡飯相依為命，熬過近兩年
最困難的時光。1970年初，父親被釋放回家；同年隻有15歲的我被分配進廠做
工人，作為事實上的童工，最小號的工作服穿在身上還是太大。不過至少也有
了一份固定收入，一家人的生活總算穩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