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回國 紀念抗戰，兩個人的悲劇。。。（圖）

八十年前的 1945 年 7–8 月，有幾個非常重要的日子，與抗日戰爭和世界格局變化密切相關：

• 7月26日 — 波茨坦公告發布：美、英、中共同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否則將遭“迅速而徹底的毀滅”。
  
  
• 8月6日 — 廣島遭原子彈轟炸（“Little Boy”），人類首次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
  
  
• 8月9日 — 長崎原子彈轟炸（“Fat Man”），造成巨大平民傷亡；同日，蘇聯對日宣戰並出兵東北。
  
  
• 8月15日 — 日本天皇通過廣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
  
  
• 8月15日 — V-J Day（對日勝利日），標誌著二戰亞洲戰場的結束。
  
  

我原來看過一部美國政府在二戰期間製作的宣傳片《我們為何而戰：中國之戰》（Why We Fight: The Battle of China），作為戰爭時期的官方影片，雖然帶有強烈的政治宣傳色彩，但影片對中國抗戰的正義性和必要性給予了充分肯定，明確表達了美國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持，呼籲美國人民團結一致，支援中國抵抗日本侵略。

而電影的片頭和片尾曲，正是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旋律——那首激勵無數中華兒女奮起抗爭的《義勇軍進行曲》。百萬莊大俠讓人熱血沸騰《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的紀念文中也提到了它。這首歌最初誕生於1935年抗日題材電影《風雲兒女》，作為其主題曲傳唱開來。

今年春天回國，我們在上海楊浦區辦事，偶然經過長陽路與大連路交匯處，意外發現一片寬闊的公共綠地。這片占地2.7萬平方米的地方，竟是“國歌紀念廣場”——一個並不為大眾熟知的曆史地標。王人美、談瑛、顧夢鶴領銜主演的《風雲兒女》就是在這裏拍攝的，而《義勇軍進行曲》也是從這裏傳遍中華大地，成為民族覺醒的號角。





在紀念廣場北側的下沉式廣場內，坐落著國歌展示館。與大多數“紅色旅遊景點”類似，這裏除偶有團體參觀外，幾乎沒有散客。展館不需預約，免費開放，甚至連常見的身份證查驗程序也省去。



廣場與紀念館本身顯然是上海市及楊浦區政府的大手筆之作，投資之巨可見一斑，儼然又是一個“不計成本”的政績工程。



在那裏我們重新回顧了這首歌曲的誕生與流傳。徜徉在陳列室中，仿佛穿越回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

撇開它作為政治象征的身份，這首歌早已成為中華民族共同抗戰的集體記憶，一種超越時代的精神圖騰與文化印記。心中不禁湧起深深的敬意與感慨。

提到《義勇軍進行曲》，自然繞不開它的兩位主要創作者：田漢與聶耳。盡管他們的名字廣為人知，人生結局卻鮮有人深究，實在令人唏噓。



田漢，生於1898年，湖南長沙縣一個農民家中。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後，在上海創辦南國社拍攝電影、南國藝術學院，從事戲劇和電影創作。在1932年成為上海文藝界的中共地下黨員。



聶耳，生於1912年，雲南玉溪人。他自幼愛好音樂，演奏多種樂器。1931年，到上海入明月歌舞團，後任首席小提琴手，並從事音樂創作。1933年，經田漢介紹秘密加入中共。



《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背景可追溯至“九一八”事變之後，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民眾的抗日呼聲愈發高漲。具有左翼背景的電通影片公司拍攝的第二部影片《風雲兒女》，由田漢擔任劇本和主題曲歌詞的創作。彼時，國民政府對戲劇和電影的審查製度相對寬鬆，官方幹預不多，與今日中宣部對影視作品的嚴格審查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就在田漢寫完歌詞後不久，由於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被民國政府偵破，他隨即被捕。聶耳尚未來得及為歌詞譜曲，便離滬赴日。1935年4月下旬，這首歌曲在東京完成定稿，聶耳將樂譜寄回電通影片公司。

聶耳最初為這首歌曲取名《進行曲》，而電通影片公司的投資人之一、民國將軍朱慶瀾則將其更名為《義勇軍進行曲》。1935年5月初，電通公司首次將該曲灌製成唱片並對外發行，自此傳唱全國，激勵無數民眾的抗戰意誌。



1935年5月，電影《風雲兒女》在上海金城大戲院（今黃浦劇場）隆重上映。影片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一經問世，便借助廣播、電台和唱片迅速傳遍大江南北，成為抗戰時期最為廣泛傳唱的激昂戰歌。在國民政府軍中，這首歌亦廣為流行，曾被譽為國軍第五軍200師的軍歌。







令人唏噓的是，作曲者聶耳終其一生卻從未親眼見到《義勇軍進行曲》被演奏或傳唱的盛況。1935年7月17日，他出國不足半年，便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年僅23歲。《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他短暫生命中最後的作品。更令人扼腕的是，這位以音樂為利劍、激勵同胞奮起抗日的青年，最終竟客死在侵略國的國土之上，命運的諷刺令人深思，也讓人倍添哀痛。

1949年9月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政協籌備會發出征集新國歌的啟事。馬敘倫提議暫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獲得與會代表一致通過。這一決定，不僅凸顯了該曲廣泛的民族認同感，也體現出中共將其納入“抗日中流砥柱”敘事體係的政治考量。

作為詞作者的田漢，來京後曾出任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藝術事業管理局局長等要職，仕途似乎春風得意、前途無量。

然而，命運卻向他亮出了殘酷的另一麵。1966年“文革”爆發，田漢被打成“叛徒”、“反黨分子”，在群眾大會上遭受批鬥與毒打，後被關押於秦城監獄。1968年田漢因糖尿病、尿毒症及冠心病得不到治療，含冤去世，孤獨長眠，無親屬相伴，其子甚至不敢認領骨灰。他的一生，最終滿是沉痛與悲劇。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義勇軍進行曲》在外交場合隻能奏曲而不得唱詞，成為世界國歌史上的一大“奇跡”。直到1982年12月，田漢獲得平反，全國人大才正式確認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本質上，《義勇軍進行曲》是一首激勵全民抗戰的歌曲。長期以來，中國在國際話語體係中對二戰的貢獻被係統性低估。然而，無論從戰略意義、資源投入，還是持久抗戰的角度看，中國都是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支柱。



盡管當時中國國力孱弱，軍力遠遜於已邁入機械化時代的日本，但中華民國政府和全國民眾始終堅守抗戰立場，忍辱負重，誓不妥協。憑借血肉之軀，築起了一道堅不可摧的民族長城，使日本深陷戰爭泥沼，並最終保障中國以戰勝國的姿態屹立於世界之林。

但小時候我們學曆史時，教科書對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角色評價普遍是貶低乃至否定的。書中稱蔣介石對日奉行“不抵抗政策”，抗戰態度消極，軍隊腐敗無能，戰鬥力薄弱，往往不戰而潰；甚至指責他暗中投敵賣國，借抗戰之名中飽私囊，袖手旁觀，直到勝利在望才“下山摘桃子”，其根本目的隻是保存實力，為戰後內戰做準備。這種敘述，更多地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非基於客觀、全麵的曆史事實與理性分析。

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雖有戰果，但整體戰力及戰區影響有限。然而《中國共產黨簡史》仍宣稱“中共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卻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巨大投入與犧牲輕描淡寫，甚至扭曲史實，試圖抹除其應有的曆史地位。正如美國作家海明威所言，中共“善於宣傳，使美國對他們在抗戰中起的作用產生了名不副實的印象。中共確有貢獻，但國軍的作用勝過他們一百倍。”



《義勇軍進行曲》以及其他抗戰歌曲極大鼓舞了民族精神，喚醒了民族自信，堅定了全民抗戰的信念。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無疑是二戰期間最具影響力的文化藝術作品之一，其曆史地位，注定銘刻於中華民族的記憶深處。

另外，大家聽過這首慶祝中國抗戰勝利的歌曲《恭喜恭喜》嗎? 也很有紀念意義。



最近看見文學城不少朋友都在撰文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年前，戰火停息，硝煙散盡，和平的曙光再次照亮大地。這不僅是對戰爭的告別，更是正義、良知、團結與人性攜手贏得的勝利。那一刻的榮光，已深深鐫刻在人類文明的長卷中。值此二戰勝利八十周年，讓我們肅然回望，銘記先烈的犧牲與奉獻，珍視來之不易的和平，讓和平之花永遠盛開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