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競爭的興衰

大國競爭曾被認為是上個世紀的現象，但現在卻卷土重來。” 川普總統2017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如是說，一行字概括了美國外交政策製定者過去十年來一直在自己和全世界講述的故事（下圖 Foreign Affairs/Ivo Daadler/Newsweek）。後冷戰時代，美國通常盡可能尋求與其他大國合作，並將它們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但在201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種新的共識：合作時代已經結束，美國戰略必須把重點放在華盛頓與其主要競爭對手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競爭上。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優先事項，就是要確保領先於中俄。

川普在2017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指出，華盛頓的競爭對手“正在爭奪我們的地緣政治優勢，並試圖改變國際秩序，使其對自身有利”。因此，他於2018年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指出，國家間戰略競爭已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關切”。2021年，民主黨的拜登就任總統，美國外交政策也隨後在某些方麵做出了巨大變化。但大國競爭仍然是主旋律。2022年，拜登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警告稱：“我們願景麵臨的最緊迫的戰略挑戰來自那些將威權治理與修正主義外交政策相結合的大國。” 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為，美國政府政策的唯一目標就是“戰勝”中國並遏製咄咄逼人的俄羅斯。

俄羅斯2022年2月對烏克蘭的入侵及不斷加大力度，中國大陸明確表明其對台灣的意圖，以及這兩個威權大國加深關係並與其他美國競爭對手加強合作，人們預測華盛頓隻會強化其大國競爭的指導方針。拜登在其四年任期期間延續了大部分川普1.0政府的大國競爭政策，尤其是與中國大陸競爭的政策，讓人們普遍預測川普2.0政府將延續川普1.0和拜登政府時期的大部分政策，從而將是一個“川普-拜登-川普”的外交政策。

但是，美國特使威特科夫8月6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的“非常有益且富有建設性”會談，以及川普總統反複表達他對大陸領袖的尊重和訪問北京的願望，與大國間的激烈競爭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川普2.0任期的頭兩個月，就讓從專家學者到盟國友國大跌眼鏡 - 川普果然並非凡人，以驚人的速度粉碎了他親手締造的共識，給國際政治局麵帶來了底兒朝天的變化。川普不再與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競爭，而是希望與它們合作，尋求達成一些在他1.0任期內看似與美國利益相悖的交易。川普明確表示，他支持迅速結束烏克蘭戰爭，即使這意味著公開羞辱烏克蘭人，同時擁抱俄羅斯，在允許其占領烏克蘭大片領土的條件下明天（星期五，8月15日）與普京在阿拉斯加會麵（下圖 facebook/Instagram/BBC）。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持續緊張，尤其是在川普關稅政策生效以及中國大陸報複威脅迫在眉睫之際。但川普已暗示，他尋求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達成一項廣泛的和解，並且對北京的關稅征收再推延90天。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川普顧問告訴《紐約時報》，川普希望與習近平“麵對麵”會談，敲定貿易、投資和核武器方麵的條款。與此同時，川普不斷加大對美國在歐洲的盟友和加拿大（他希望迫使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的經濟壓力，並威脅要奪取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幾乎一夜之間，美國就從與其咄咄逼人的對手競爭，變成了欺淩其溫順盟友的惡霸。

或許川普的這種“逆天”行為，出於他不循規蹈矩的大國競爭策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走得更近是大國政治的巔峰之作 - 甚至是“反向基辛格”，旨在分裂中俄夥伴關係。又或者，川普隻是在追求一種更具民族主義風格的大國競爭，這不就是政治強人習近平和普京、以及印度的莫迪和匈牙利的歐爾班的競爭模式嗎。但現在畫麵正變得更加清晰 - 川普的世界觀並非大國競爭，而是大國勾結：一種類似於19世紀塑造歐洲的“協調”體係。川普想要的是一個由強人領導的世界，他們共同努力 - 並非總是和諧，但總是有目的性 - 將共同的秩序願景強加給世界其他國家。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將完全停止與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競爭：大國競爭作為國際政治的一個特征，無容質疑將持續存在。但過往的實踐證明，將大國競爭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柱既目光短淺也不可持續。如果曆史能為川普的‘新政’提供任何啟示的話，那就是事情可能會以糟糕的結局收場。

近日，衛斯理/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政治學教授戈達德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題為《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的文章，分析川普2.0政府實施的對外政策，以及可能的結局。以下為該文主要內容。

大國競爭的內涵

川普1.0和拜登任期的外交政策核心是與主要大國對手競爭，但“大國競爭”從未描述過一個連貫的戰略。製定戰略意味著領導人已經定義了具體的目標或成功指標。例如，在冷戰期間，華盛頓試圖增強其實力，以遏製蘇聯的擴張和影響力。相比之下，盡管現在華盛頓明確了其競爭對手，但它很少具體說明競爭發生的時間、方式和原因。因此，這個概念的靈活性極高。“大國競爭”可以解釋川普威脅要放棄北約，除非歐洲國家增加國防開支，因為這樣做可以保護美國的安全利益免遭搭便車（下圖 CNN）。但這個詞也適用於拜登對北約的再投資，該投資旨在重振一個民主國家聯盟，以對抗俄羅斯和中國大陸的影響。

大國競爭並非定義某種具體的戰略，而是代表著一種強有力的世界政治敘事，它為了解美國決策者如何看待自身和周圍世界，以及他們希望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視角。在這一敘事中，美國是主角。有時，這個國家被塑造成強大而令人敬畏的英雄，擁有無與倫比的經濟活力和軍事實力。但華盛頓也可能被描繪成受害者，就像川普2017年的戰略文件一樣，該文件將美國描繪成一個麵臨“危險的世界”，競爭對手“正在積極破壞美國在全球的利益”。有時，該敘事也存在配角：例如，在拜登看來，民主國家共同體是確保全球經濟繁榮和保護人權的必要合作夥伴，又曰‘配角’。

反過來，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則成為主要的對手。盡管伊朗、朝鮮以及一係列非國家行為體也參與其中，但北京和莫斯科作為削弱美國陰謀的主要實施者被美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可說是名副其實。對川普來說，這一敘事的根基在於國家利益：這些修正主義大國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但在拜登政府時期，該敘事聚焦於理想，利益並非首要因素，拜登更關注秩序，安全排在之後。華盛頓必須與主要的專製大國競爭，以確保民主的安全以及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韌性

盡管優先不同，從川普1.0，到拜登政府，再到川普2.0，美國政府的總體敘事脈絡始終如一：咄咄逼人的對手試圖損害美國的利益，華盛頓不得不做出回應。這種世界觀一旦確立，便賦予了事件特殊的意義。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僅是對烏克蘭的攻擊，也是對美國主導的秩序的攻擊。中國大陸在南海的軍事集結並非為了捍衛北京的核心利益，而是為了損害華盛頓的利益，擴大北京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大國競爭意味著科技不可能保持中立，美國需要將中國大陸排除在歐洲的5G網絡之外，並限製北京獲取半導體的渠道。非洲國家的對外援助和基礎設施項目不僅僅是發展的工具，更是爭奪主導地位的武器。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刑事法院，甚至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都成為了爭奪霸權的舞台。如今，一切似乎都成了大國之間的競爭。

大國協調治理

川普在其1.0任期內的一次演講中說道：“我們的對手很強硬，他們頑強不屈，並且致力於長遠發展 - 但我們也一樣，…… 為了取得成功，我們必須整合我們國家實力的各個方麵，我們必須動用我們國家實力的所有工具進行競爭。”但川普連任後改變了策略。他的做法依然粗暴且具對抗性。為了迫使其他國家按照他的意願行事，他毫不猶豫地威脅要施加懲罰 - 通常是經濟懲罰。然而，川普現在不再試圖打敗中國大陸和俄羅斯，而是想說服它們與他合作，共同管理國際秩序（下圖 NIKKEIASSIA/ABCNEWS）。他現在講述的是一個共謀而非競爭的敘事；一個協同行動的故事。在1月中旬與習近平通話後，川普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寫道：“我們將共同解決許多問題，而且立即開始。我們討論了平衡貿易、芬太尼、TikTok以及許多其他問題。習近平主席和我將盡一切努力，讓世界更加和平安全！” 同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商界領袖會議上，川普若有所思地說道：“中國可以幫助我們停止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他們對局勢擁有強大的影響力，我們將與他們合作。”

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撰文回憶二月份與普京的通話，“我們都回顧了我們兩國偉大的曆史，以及我們在二戰中並肩作戰取得的巨大成功……我們都談到了各自國家的優勢，以及未來合作將帶來的巨大利益。”三月份，當川普政府成員與俄羅斯同行就烏克蘭的命運進行談判時，莫斯科明確表達了對未來的潛在看法。俄羅斯外交部和安全委員會顧問委員會成員費奧多爾·沃伊托洛夫斯基告訴《紐約時報》：“我們可以找到一種模式，讓俄羅斯和美國、俄羅斯和北約共存，互不幹涉對方的利益範圍。”沃伊托洛夫斯基補充道，俄方明白川普“以商人的身份”把握著這一前景。大約在同一時間，川普的特使維特科夫（Steve Witkoff）在接受評論員卡爾森（Tucker Carlson）采訪時，探討了美俄合作的可能性。維特科夫是一位房地產巨頭，一直深度參與與俄羅斯的談判。“共享海上航線，或許可以共同向歐洲輸送（液化天然氣），或許還可以在人工智能領域合作，”維特科夫說道。“誰不想看到這樣的世界呢？”

在尋求與對手達成妥協的過程中，川普或許打破了近期的慣例，但他正在利用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敵對大國應該攜手共進，共同管理混亂的國際體係，這一理念在曆史上許多時期都曾為各國領導人所接受，尤其是在災難性戰爭之後，這些戰爭迫使各國尋求建立一個更可控、更可靠、更具韌性的秩序。1814年至1815年，在法國大革命和席卷歐洲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拿破侖戰爭之後，歐洲主要列強齊聚維也納，旨在建立一個比19世紀均勢體係（當時幾乎每十年就會爆發一次大國戰爭）更為穩定和平的秩序。其結果是“歐洲協調”，最初包括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和英國（下圖 ATzirkotis）。1818年，法國受邀加入。

作為相互承認的大國，協調成員國被賦予特殊的權利和責任，以緩和歐洲體係中破壞穩定的衝突。如果發生領土爭端，歐洲領導人不會試圖利用爭端來擴張自身權力，而是會聚在一起，尋求通過談判解決衝突。俄羅斯長期以來一直覬覦擴張至奧斯曼帝國，而1821年希臘反抗奧斯曼統治的起義似乎為俄羅斯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作為回應，奧地利和英國呼籲俄羅斯保持克製，認為俄羅斯的幹預將嚴重破壞歐洲秩序。俄羅斯最終做出了讓步，沙皇亞曆山大一世承諾：“我必須表明自己堅信我創立聯盟的原則。” 在別的時候，當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威脅到秩序時，大國會齊聚一堂，確保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即使這意味著放棄重大利益。在大約四十年的時間裏，協調機製將大國間的競爭引導至合作。然而，到了19世紀末，該體係卻崩潰了。事實證明，它無力阻止其成員國之間的衝突。在三次戰爭中，普魯士無一例外地擊敗了奧地利和法國，鞏固了其作為統一德意誌的領袖地位，打破了穩定的力量平衡。與此同時，這些帝國在非洲和亞洲日益加劇的競爭也讓協調機製難以應對。

但大國能夠而且應該共同承擔引導國際政治責任的理念卻逐漸紮根，並時不時地重新出現。這種協同理念引領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構想，他將美國、蘇聯、英國和中國視為“四大警察”，在二戰後維護世界安全。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設想了一個後冷戰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蘇聯將繼續被視為一個大國，並與其昔日的敵人合作，共同維護歐洲的安全環境。隨著華盛頓的相對實力在本世紀初有所減弱，一些觀察家敦促美國與巴西、中國大陸、印度和俄羅斯合作，為新興的後霸權世界提供類似的穩定。

瓜分世界

川普對大國協調的興趣並非源於對這段曆史的深刻理解。他的喜愛源於一時衝動。川普看待外交關係的方式與他看待房地產和娛樂業的方式很相似，隻是規模更大。正如在這些行業中一樣，一群精英權力掮客之間也存在著持續的競爭 - 他們並非不共戴天的死敵，而是相互尊重的平等夥伴。每個人都掌管著一個帝國，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管理。中國大陸、俄羅斯和美國或許會以各種方式相互競爭以獲取優勢，但他們都明白，他們存在於一個共同的體係中，並且掌控著這個體係。因此，大國之間即使在競爭的同時，也必須相互勾結。川普認為習近平和普京是“聰明、強硬”的領導人，他們“熱愛自己的國家” （下圖 THE KYIV INDEPENDENT/Global News）。他強調，盡管華盛頓仍然比北京強大，也遠強於俄羅斯，但他會與他們相處融洽，平等相待。正如歐洲協調一樣，平等的觀念至關重要：1815年，奧地利和普魯士在物質上無法與俄羅斯和英國匹敵，但盡管如此，他們仍被視為平等的國家。

在川普的美妙敘事中，美國既不是國際體係的英雄，也不是受害者，它有義務向世界其他國家捍衛其自由主義原則。川普在其第二次就職演說中承諾，美國將再次引領世界，並非憑借其理想，而是憑借其雄心壯誌。他承諾，追求偉大的動力將帶來物質力量，以及“為這個充滿憤怒、暴力和完全不可預測的世界帶來新的團結精神”的能力。自他發表此次演說以來的幾周裏，顯而易見的是，川普尋求的團結對象主要是中國大陸和俄羅斯。

在大國競爭的敘事中，這些國家被定位為不可調和的敵人，在意識形態上反對美國主導的秩序。而在協調的敘事中，北京和莫斯科不再是純粹的對手，而是潛在的合作夥伴，與華盛頓合作維護其共同利益。這並不是說協調夥伴會成為親密的朋友；遠非如此。協調秩序將繼續存在競爭，因為這些強國都在爭奪優勢。但每個國家都認識到，必須緩和彼此之間的衝突，以便能夠對抗真正的敵人：混亂的力量。

在川普的新協調願景中，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必須被視為誌同道合者，共同平息猖獗的動亂和令人擔憂的社會變革。美國將繼續與其同行競爭，尤其是在貿易問題上與中國大陸競爭，但不會以幫助川普及副總統萬斯口中的“內部敵人”為代價：非法移民、伊斯蘭恐怖分子、“覺醒”的進步人士、歐式社會主義者和性少數群體（下圖 npr/Youtube）。強國協調要發揮作用，成員國必須能夠追求自身野心，而不踐踏其他成員國的權利（相反，踐踏非成員國的權利既可接受，也對維持秩序至關重要）。這意味著要將世界劃分為不同的勢力範圍，劃定強國有權在哪些區域進行不受約束的擴張和統治。在歐洲協調中，強國允許其他成員國在公認的勢力範圍內進行幹預，例如奧地利在1821年鎮壓了那不勒斯的革命，以及俄羅斯殘酷鎮壓波蘭民族主義 - 它在整個19世紀屢屢這樣做。

按照當代協調的邏輯，美國允許俄羅斯永久占領烏克蘭領土，以防止莫斯科認為的地區安全威脅，這合情合理。正如學者拜爾斯（Andrew Byers）在2024年川普任命他為主管南亞和東南亞事務的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前不久所提出的，美國“從菲律賓撤軍或武器係統，以換取中國海警減少巡邏”也是合情合理的。協調思維甚至會留下這樣的想法：如果中國大陸決定控製台灣，美國將袖手旁觀。作為回報，川普會期望北京和莫斯科在他威脅加拿大、格陵蘭和巴拿馬時保持袖手旁觀。

正如“協奏曲敘事”賦予大國隨心所欲地安排體係的權利一樣，它也限製了其他國家發出聲音的能力。19世紀的歐洲列強幾乎不關心小國的利益，即使在至關重要的問題上也是如此。1818年，在南美洲經曆了十年革命之後，西班牙麵臨著其在西半球帝國的最終崩潰。列強在亞琛開會，決定帝國的命運，並討論是否應該介入恢複君主製權力。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並未被邀請到談判桌上。同樣，川普似乎也不太願意讓烏克蘭參與其命運的談判，更不想讓歐洲盟友參與其中：川普曾表示，他和普京及其各種代理人將通過“瓜分某些資產”來解決問題。基輔隻能接受結果。

所有領域的總和

在某些情況下，華盛頓應該將北京甚至莫斯科視為合作夥伴。例如，重振軍備控製就值得歡迎，這需要的美、中、俄之間的合作比大國競爭的敘事所能允許的更多。因此，這時“協調一致”的敘事會頗具吸引力。通過將全球秩序移交給強國強權，世界或許可以享有相對的和平與穩定，而不是衝突與混亂。但這種敘事扭曲了強權政治的現實，掩蓋了協調一致行動的挑戰。

首先，勢力範圍遠非川普認定的那樣很容易劃定和管理（下圖 Newsweek/Atlantic Council）。即使在協調機製的鼎盛時期，列強也難以界定其勢力範圍的邊界。19世紀時奧地利和普魯士不斷爭奪德意誌邦聯的控製權。法國和英國爭奪低地國家的主導地位。事實證明，近期建立勢力範圍的嚐試同樣困難重重。在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和英國首相丘吉爾設想和平地共同管理二戰後的世界。然而，他們很快發現自己在各自勢力範圍的邊界上爭鬥，先是在新秩序的核心德國，後來又在朝鮮、越南和阿富汗等邊緣地區。如今，由於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相互依存，列強更難以劃定世界版圖。複雜的供應鏈和外國直接投資流將無法劃定明確的界限。而諸如流行病、氣候變化和核擴散等問題幾乎不可能存在於一個封閉的範圍內，單個大國無法控製它們。

川普似乎認為，更具交易性的方式可以規避意識形態差異，否則這些差異可能會阻礙美國與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合作。然而，盡管大國表麵上團結一致，但協調機製往往掩蓋而非緩解意識形態摩擦。歐洲協調機製內部很快就出現了這種裂痕。在早期，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等保守勢力組建了各自專屬的“神聖同盟”，以保護其王朝體係。他們將美洲反抗西班牙統治的起義視為生存威脅，其後果將波及整個歐洲，因此需要立即作出反應以恢複秩序。但在更為自由的英國，領導人認為這些起義本質上是自由主義的，盡管他們擔心起義可能造成權力真空，但英國人並不傾向於幹預。最終，英國與新興自由國家美國合作，封鎖西半球，阻止歐洲幹涉，並以英國海軍力量默許門羅主義。

不難想象，在一場新的具交易性的協調中，類似的意識形態之爭也會上演。川普或許並不在意習近平如何管理其勢力範圍，但中國大陸動用武力鎮壓台灣民主的形象，很可能激起美國及其他地區的反對，就像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激怒了民主國家的民眾一樣。迄今為止，川普能夠基本扭轉美國對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政策，而無需付出任何政治代價。但《經濟學人》和YouGov在3月中旬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47%的美國人不滿意川普對戰爭的處理方式，49%的美國人不滿意他的整體外交政策。

當大國試圖壓製現行秩序的挑戰時，往往會引發反彈，催生出試圖打破其權力控製的行動。民族運動和跨國運動可以逐漸削弱“協調”的力量。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大國試圖遏製的民族主義革命力量不僅在整個世紀中不斷壯大，而且還彼此建立了聯係。到1848年，這些力量已經強大到足以在歐洲各地發動協調一致的革命。雖然這些起義最終被鎮壓，但它們所釋放的力量最終在19世紀60年代的德意誌統一戰爭中對“協調”造成了致命打擊。協調一致的敘事表明，大國可以聯合行動，無限期地遏製不穩定力量。但常識和曆史都表明並非如此。俄羅斯和美國或許能夠成功地在烏克蘭建立秩序，通過談判劃定新的領土邊界，凍結衝突。這樣做或許能帶來暫時的平靜，但可能無法帶來持久的和平，因為烏克蘭不太可能忘記失去的領土，而普京也不太可能長期滿足於現狀（下圖 USNI News/npr）。中東是另一個大國勾結難以促進穩定與和平的地區。即使華盛頓、北京和莫斯科三國和諧合作，也很難想象它們能夠促成加沙戰爭的結束、阻止與伊朗的核對抗，並穩定後阿薩德時代敘利亞的局勢。

挑戰也將來自其他國家，尤其是正在崛起的“中等”強國。19世紀，像日本這樣的新興強國要求加入大國俱樂部，並在貿易等問題上享有平等地位。如今，國際等級製度將更加難以維持。小國幾乎不承認大國擁有任何決定世界秩序的特殊權利。中等強國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機構 -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區域安全組織 - 以促進集體防禦。歐洲一直在努力建立獨立的防禦體係，但可能會加倍努力保障自身安全並援助烏克蘭。過去幾年，日本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建立了自己的影響力網絡，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更有能力在該地區采取獨立外交行動的大國。印度不太可能接受被排除在大國秩序之外，尤其是如果這意味著中國大陸在其邊境的實力增長的話。

要應對大國勾結帶來的所有問題，借鑒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的策略至關重要。俾斯麥善於操縱歐洲協調機製，使其為己所用。俾斯麥的外交手腕甚至可以瓦解意識形態一致的盟友。1864年，普魯士準備與丹麥開戰，爭奪石勒蘇益格 - 荷爾斯泰因的控製權。俾斯麥援引歐洲協調規則和現有條約，將英國邊緣化，因為英國領導人曾誓言要維護丹麥王國的完整。他利用非洲的殖民競爭，將自己定位為法國和英國之間的“誠實中間人”。俾斯麥反對19世紀中期席卷歐洲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勢力，因此他是一位反動保守派，但並非被動應對。他仔細思考何時鎮壓革命運動，何時加以利用，就像他在追求德國統一的過程中所做的那樣。他雄心勃勃，卻不受擴張主義衝動的束縛，常常選擇克製。例如，他認為沒有必要在非洲大陸建立帝國，因為這隻會讓德國與法國和英國發生衝突。

可當今的大多數領導人，無論他們如何高看自己，都不無法媲美俾斯麥。許多人更像拿破侖三世。這位法國統治者在1848年革命接近尾聲時上台，並認為自己擁有非凡的能力，能夠利用協調機製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試圖挑撥奧地利和普魯士之間的關係，以擴大自己在德意誌邦聯的影響力，並試圖組織一次盛大的會議，根據民族運動重新劃定歐洲邊界。但他徹底失敗了。他虛榮、情緒化、易受奉承和羞恥感的驅使，要麽被大國同僚拋棄，要麽被操縱著聽命於他人。結果，俾斯麥在拿破侖三世身上找到了推動德國統一所需的傀儡。那麽川普作為領導者，他的表現將如何呢？就他的過往記錄來看，他或許會成為俾斯麥式的人物，用威嚇和虛張聲勢來迫使其他大國做出對他/美國有利的讓步。但他同樣可能被人/它國利用，最終像拿破侖三世一樣，被更狡猾的對手擊敗（下圖 history/THE NEW YORKER）。

合作還是共謀？

世紀大國間的“協調”建立後，歐洲列強維持了近40年的和平。對於一個幾個世紀以來飽受大國衝突蹂躪的大陸來說，這無疑是一項令人矚目的成就。從這個意義上說，“協調”或許可以為日益多極化的世界提供一個可行的框架。但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一個減少共謀、增加合作的敘事，一個大國齊心協力、不僅推進自身利益，也推進更廣泛利益的敘事。最初的“協調”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誌同道合的領導人在大陸治理方麵擁有共同的利益，並致力於避免另一場災難性的戰爭。“協調”也製定了管理大國競爭的規則。這些規則並非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規則，後者試圖用法律程序取代強權政治。更確切地說，它們是共同製定的“經驗法則”，指導大國在衝突談判中發揮作用。它們製定了關於何時介入衝突、如何分配領土以及由誰負責維護和平的公共物品的規範。最後，“協調”最初的願景將正式審議和道德勸說作為合作外交政策的關鍵機製。“協調”依賴於將大國聚集到一起討論其共同利益的論壇。

很難想象川普會精心策劃這樣的“協調”安排。川普似乎認為，他能夠構建一種協調，並非通過真正的合作，而是通過交易手段，依靠威脅和賄賂迫使其合作夥伴走向共謀。而且，作為一個慣於違反規則和規範的人，善變的川普似乎不太可能堅持任何可能緩解大國之間必然會爆發的衝突的準則。同樣，也很難想象普京和習近平會是開明的合作夥伴，會為了更大的利益而自我克製、化解分歧。

值得銘記的是“歐洲協調”是如何終結的：首先是歐洲大陸爆發了一係列有限戰爭，隨後帝國主義衝突在海外爆發，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當競爭加劇時，該體係無力阻止衝突。當精心的合作淪為純粹的勾結時，“協調”的敘事便淪為童話。該體係在赤裸裸的強權政治的狂潮中崩潰，世界陷入戰火之中。

* 本文作者戈達德（Goddard） 現任職衛斯理/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擔任該著名私立大學副教務長和Betty Freyhof Johnson ’44 政治學教授。

參考資料

Goddard .S. E.（2025p）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ise-and-fall-great-power-compet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