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嚴慶祥先生邂逅的一件趣事 (下)

與嚴慶祥先生邂逅的一件趣事

徐家禎

(下)

 

          我是一九八 0 年二月初離開上海去的美國。一九八三年的二月初， 我離開美國直接到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大學來走馬上任，期間，已經整整 三年沒有回過中國了。那三年中，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我上海的家，我的 父母。但是，那時，我在美國是學生簽證，要是離開，就又要重辦簽證了， 於是，不敢回國。到了澳洲，雖然我那時拿的還是中國護照，仍是中國公 民，而且我當時也還沒有澳洲的永久居留身份，在大學也還沒有得到永久 教職，但是，我至少與大學有六年的工作合同，也有澳大利亞進出自由的 四年簽證，所以，我就打算等八三年年底大學放暑假時回國一次。那時， 我離開中國就已經快整整四年了呢!當時，我真是歸心似箭呀!

          大學十一月底結束大考，到十二月中，考卷改完，分數結算好，一 年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我打算那時回國，住到第二年的一月底才回澳做 開學的準備工作。於是，就在那年的九、十月訂好了十二月中回滬的飛機 票。誰知，那年十月，國內就開始了一場所謂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

          什麽是“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呢?那可得從更早幾年說起。

          “文化大革命”一結束，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就提倡要“撥亂反正”，在 一九七八年開展了全國性的“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確立了“解放思想”和“實 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後，就開啟了一九八 0 年開始的“新啟蒙運動”。黨的十 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了全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正式宣布了“改革開 放”政策。由於政治思想上的鬆動，就在全國帶來了文藝界、思想界和理 論界的相對自由。

           在文藝界，作家白樺寫了小說《苦戀》，並拍成電影，提出了“你愛 祖國，可祖國愛你嗎”這個大問號。在新聞界，《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帶 頭開展了對“黨性”和“人民性”的討論。他提出，“人民性高於黨性”、“黨性 來源於人民性”、“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等主張。在理論界，周揚提出了 “異化”和“人道主義”的主張。在社會上，開始流行鄧麗君的歌曲，也出現 留長發、穿喇叭褲的風氣。針對這些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各種現象，黨內的 保守派就開始組織力量進行批判。其實，早在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就發表 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於是，不久，就先後開始了對小說 《苦戀》的批判，對胡績偉“人民性”的批判和對周揚“異化”和“人道主義” 的批判。社會上也開始批判鄧麗君的歌曲，說是“靡靡之音”。一九八三年 十月，黨召開十二屆二中全會，與會者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 定》，會上陳雲發表了《不搞精神汙染》的講話。於是，所謂的“清除精神 汙染”運動就正式開展起來了。除了對理論上的批判之外，連留長發、穿 牛仔褲、跳迪斯科舞、聽鄧麗君歌曲，都被當作“精神汙染”來批判。再加 上，結合當時社會上出現的一些嚴重治安問題，公安係統在全國範圍開始 了“嚴打”運動，於是社會上風聲鶴唳，大家一時緊張起來，甚至產生了“改 革開放是否還會堅持下去”、“第二次‘文革’會不會重來”的疑問。不過，到 了十一月，趙紫陽和胡耀邦就發表講話，提出要限製“精神汙染”的範圍， 於是，這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前後據說隻延續了二 十七天而已。但是，對於剛剛經曆過“文化大革命”、已成驚弓之鳥的人民 大眾來說，這場運動對他們的影響還是不小的。

          我訂好了機票，就馬上寫信通知我父母我要年底回國探親的決定。 他們聽到了這個消息，真是既開心又擔心:開心的當然是因為很快就要看 到四年不見的我了，而擔心的是，在“清除精神汙染”的形勢下，我回國後 再出國是不是會有問題?於是，他們在回信中暗示:要我再三考慮，這個 時候回國妥當不妥當?安全不安全?不過，對於當時已經歸心似箭的我來 說，我覺得事態不會發展到如此惡劣的地步，於是就還是照既定計劃做: 十二月中回國去探親。

          八十年代，澳大利亞到中國還沒有直達航班。我從阿德萊德回上海， 要先飛墨爾本，再坐飛機到香港，然後再從香港飛上海。在香港，我住在 我上海時就認識的朱姓朋友家。而那位朱姓朋友，因為生意上的來往，認 識了當時已經在香港定居的嚴慶祥先生的兒子嚴達，於是我就有了邂逅嚴 慶祥老先生的機會。

          記得那是一天晚上，吃過晚飯，我的朋友說有事要去見嚴達，問我 有沒有興趣一起去見見，大家認識認識。我在香港反正沒有正經事要辦， 隻是想回上海前休息幾天而已，就答應同朋友一起去見嚴達。

           嚴達的住處離我朋友家不近，要坐車才能到。那是一棟香港比比皆 是的高層公寓房子裏的一套公寓。到了嚴達家才知道，原來他父親嚴慶祥 老先生也正在香港，就住在嚴達家，於是，我就第一次見到了嚴老先生。

          那天，我們四人是在嚴達家的客廳裏談話的。客廳不大，燈光也不 明亮，隻記得廳裏放著很多東西，不很整齊。牆上有沒有掛什麽字畫也已 經毫無印象了。客廳中間有一張小圓桌，我們四人就圍坐著這張圓桌談話。

            我見到嚴老先生時，他已經是八十四歲高齡了。隻見他個子不高， 很清臒瘦削，但精神還是十分矍鑠，留著幾根長須，看上去更加清朗儒雅。 介紹以後，我就稱嚴老先生為“嚴老伯”，這是上海人對老者的一般稱呼。 那天，我朋友主要跟嚴達談生意上的事，我就跟嚴老先生聊聊家常。

          我就從我上海住在哪裏聊起，說我與嚴老先生本來就是幾十年的“老 鄰居”了，我經常走過他家門口，也知道他就住在那裏。嚴老先生就問我 家庭情況，他好像說知道我的三叔祖禮耕先生和我的八姑夫沈祖棫先生， 至於熟不熟，我現在已經忘記。談話中，他當然也問我在澳洲做什麽，這 次為什麽回上海去，於是，我就告訴了他我父母親對我這次回國探親的擔 憂。嚴老先生馬上用上海話回答我:

          “唔沒關係格。回上海去，勿會出不來的。”(意思是“沒有關係的。 回上海去，不會出不來的。”)說完，再思考了一會，他就說:

          “我撥儂一樣物事，假使海關真格勿尼昂儂出來，儂乃撥伊看，保儂 唔沒事體!”(意思是:“我給你一樣東西，要是海關真的不讓你出來，你 拿給他看，擔保你沒事!”)

           說著，老先生從懷裏拿出一張名片。我看見名片上除了正中一行豎 寫的三個大字“嚴慶祥”之外，什麽頭銜和職稱都沒有印。

          嚴老先生在把這張名片遞給我之前，用圓珠筆在名片的空白處寫了 幾行字:

          “國家是均富為目的，1976 年 10 月後大革新，經建等 等一天快一天，國家歡喜同胞回國看看。一定會讓我 弟驚奇進步的快。來日還要快呢!安心回家可也。此 致

            徐家禎契弟(注 2)                                 祥

                                                                                        上海愚園路六九九號

                                                                                         電話五二二六三七號”

 

          寫完這些字，嚴老先生就把名片遞給我。我再三向他道謝，就隨手 把這張名片放進口袋裏，一直保存到現在。

          那天我與嚴慶祥老先生的談話，大概不過半小時至一小時之久，以 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這位老先生。當然，那次我回國，出國時也沒有遇到任 何麻煩，所以，那張名片就沒有正式派過用場。我之所以把這張名片保留 了四十多年之久，也隻是為了將它作為這次邂逅的一個紀念品而已。

          我想，那時，大概也可算是嚴慶祥老先生一輩子政治地位最高的時 候，老先生天真爛漫地相信，當時他的一張名片居然有嚇退海關阻攔我出 國的威力。不過，後來，連榮毅仁都可以當國家(副)主席，那麽，與榮 主席經濟實力相當的大資本家嚴慶祥的名片，說不定在那時也確實會有這 麽大的威力吧!

             可惜我沒有機會實地試驗過!

 

                                                                                   二 0 二五年八月十日

                                                                                    寫於澳大利亞刻來佛寺愛閑堂

 

 

注 2:“契弟”，廣東話中有“結拜弟兄”之意。那時，老先生已經八十多歲，我卻 剛剛四十出頭:他長我兩輩，而稱我為“契弟”，當然是既脫俗又抬舉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