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９年９月，納粹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１９４０年４月至５月，納粹德國通過一係列的閃電戰，橫掃歐洲大陸，攻占了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法國，１９４１年４月，攻占南斯拉夫、希臘；６月突襲蘇聯。
歐洲爆發戰爭，尤其是１９４０年春德國入侵西歐國家後，許多美國人認為德國和蘇聯正在利用大批猶太難民向國外派遣間諜。美國國務院告誡領事官員在篩選申請人時要特別小心，在１９４０年幾乎填滿了德國的配額。人們從歐洲移民美國變得更加困難。超過３０萬人，其中大多數是猶太人，在等待名單上。
由於歐洲陷入戰爭，美國國務院實施了新的限製措施，旨在保護國家安全並進一步限製移民。
首要要求之一是持有有效護照。然而，自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５日起，德國集體剝奪了所有居住在境外的德國猶太人的國籍，隻要他們尚未被單獨“驅逐出境”。盡管歐洲有外交官可以為無國籍人士提供緊急護照，但這項措施嚴重影響了移民程序。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空軍襲擊了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美國向日本及其盟國德國宣戰，這最初導致跨大西洋航運陷入停頓。後來，少數客船成功離開歐洲，但在１９４２年及之後，隻有極少數人能夠抵達美國，移民變得幾乎不可能。
１９４１年６月，美國國務院頒布了“親屬規則”，拒絕向仍有近親在納粹領土的移民發放簽證。１９４１年６月，納粹德國命令美國關閉其在所有德國占領區的領事館，將潛在的移民困在裏麵。從那時起，隻有能夠聯係到美國駐西班牙、葡萄牙或法國未被占領區的領事館的德國難民，才能獲得美國移民簽證。１９４１年７月，美國國務院將所有外國人簽證控製權集中在華盛頓特區，因此所有申請人都需要得到華盛頓審查委員會的批準，並需要提交額外的文件，包括第二份財務宣誓書。
納粹德國橫掃攻占了歐洲大陸後，控製了歐洲國家９５０萬猶太人中的絕大部分人口，立即將德國猶太人種族清除的國策，在新占領區全麵實行，推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製定針對歐洲猶太人係統化實施種族滅絕的計劃，主導了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三分之二被害，約６００萬猶太人喪生，包括近１５０萬是兒童。
“最終解決方案”，１９４１年７月由戈林正式提出，初時含義模糊，對猶太人究竟是要放逐還是處死，尚未確定。納粹德國橫掃歐洲大陸後，控製了新占領區龐大的猶太人，驅逐猶太人的海陸通道，因為戰爭中斷，原來設想的將德國殘餘猶太人驅逐到非洲島國馬達加斯加的計劃，已徹底無法實施。被納粹德國視為低劣種族的龐大猶太人族群，在他們眼裏成為與優秀種族雅利安德國人爭奪資源、浪廢糧食的人渣，既然無處驅趕，幹脆就地清除。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裏希·希姆萊在柏林西南部萬湖區的猶太富豪留下的瑪裏爾別墅（Villa Marlier），主持了萬湖會議（Wannseekonferenz），有１５名納粹領袖，把包括一些國務秘書、政府高官、納粹黨領袖、黨衛隊官員以及其它製定與猶太人政策相關的政府部位領導人參加。會議最初的目的，是討論“歐洲猶太人問題”的徹底解決方案。海德裏希有意“在各個不同的占領地區規劃出大規模屠殺”，“作為希特勒下達的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的答複”，“為了確保執行，必須讓部委層級官僚知曉，並使其共同承擔執行這項政策的責任”，從而落實了有係統的猶太人大屠殺。納粹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將其稱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 （據維基百科等資料，下同）
萬湖會議確定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方針，決定自西向東徹底清洗歐洲猶太人，將其全部送往東方占領區，通過繁重勞役加以消滅，幸存者則處死，使猶太民族徹底滅絕。
作為“最終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納粹德國實施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屠殺。屠殺方式主要有兩種：大規模槍殺與毒氣窒息。德國部隊在整個東歐的村莊、城鎮和城市郊區實施了大規模槍殺，或在專門的屠殺中心和通過移動毒氣車進行毒氣行動。（據《猶太人大屠殺百科全書》資料，下同）
猶太人聚集區（ghetto隔都）是納粹強迫猶太人生活在其中的被占城市或城鎮區域，其環境往往過度擁擠且極其不衛生。德國當局通常會修建圍牆或其他障礙，將這些區域封閉起來，守衛則會阻止未經允許的猶太人離開。部分猶太人聚集區的存在持續數年，但有的聚集區隻作為等候區， 僅維持了數月、數周，甚至幾天，直到猶太人被驅逐或殺害。
德國控製下的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一些匈牙利猶太人經火車到達的場景，絕大部分被直接送往毒氣室
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０年，納粹在被德國占領的波蘭建立了第一批猶太人聚集區，其中最大的兩個聚集區位於被占領的波蘭城市華沙和羅茲 (?ód?)。從１９４１年６月開始，隨著德國入侵蘇聯，納粹也在新占領的東歐地區內建立了猶太人聚集區。此外，納粹及其盟友和合作者還在歐洲的其他地區設立猶太聚集區，尤其在１９４４年，德國和匈牙利當局在將猶太人驅逐出匈牙利之前，建立了臨時聚集區來集中和管控猶太人。
從１９４１年開始，德國及其盟友和合作者開始大規模殺害猶太人聚集區的居民，並解散了聚集區內的行政機構。納粹稱此過程為“大清洗”，是“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組成部分。聚集區的大多數猶太人或死於就近屠殺點的大規模槍殺行動，或在運送至屠殺中心後毒氣窒息被害。屠殺中心大多都被故意設置在德占波蘭的大型猶太人聚集區附近，或者接近交通便利的鐵路要道。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被盟軍解放的米特堡-朵拉（Mittelbau-Dora）集中營，約有２０，０００名囚徒死於營中
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被盟軍解放時的場景
１９４５年５月９日，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營中幾近餓死的囚犯迎來了解放
在納粹黨領導及黨衛隊協調之下，德國所有政府部門、商業公司、民間團體均參與了大屠殺的相關事宜。在具體實施中，波蘭、匈牙利、希臘和南斯拉夫等國的猶太人大部分在毒氣室遇害；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蘭和比利時的猶太人半數遭槍殺；丹麥和保加利亞的猶太人在當地民眾的保護下大部分幸存。
納粹領導頭目們倚靠許多德國機構和組織來幫助他們實施大屠殺。在二戰之前和戰爭期間，納粹組織的成員們發起並實施了許多反猶行動，這些組織包括納粹黨、突擊隊 (SA) 和黨衛軍 (Schutzstaffel, SS)。戰爭一開始，黨衛軍及其警察分支機構就變得極富破壞性。在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中，帝國保安部 (Sicherheitsdienst, SD)、蓋世太保（秘密警察，Gestapo）、刑事警察 (Kripo) 和治安警察（Order Police）的成員，扮演著尤為積極且致命的角色。涉及參與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其他德國機構包括德國軍方、德國國家鐵路和醫療係統、德國公務員和刑事司法體係、德國企業、保險公司和銀行。
作為以上這些機構的成員，無數德國士兵、警察、公務員、律師、法官、商人、工程師、醫生和護士都選擇了執行納粹政權的政策。普通德國人也以各種方式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當猶太人被毆打或羞辱時，有些德國人歡呼雀躍；有些德國人譴責猶太人不遵守種族主義法律和規定；許多德國人強買、強占或掠奪其猶太鄰居的物品和財產。受到狂熱、野心、恐懼、貪婪、利己主義、反猶主義、政治理想等種種因素的驅使，這些德國人也在猶太人大屠殺中發揮了作用。
納粹德國並非實施大屠殺的唯一凶手，其盟友和合作者也提供了各類幫助。這裏的“盟友”是指與納粹德國正式結盟的軸心國，“合作者”是指以官方或半官方身份與德國當局勾結的政權和組織。納粹德國的盟友和合作者包括：歐洲軸心國和其他通敵政權（如法國維希政權）：這些政府頒發了各自的反猶法律並配合德國實現目標；德國扶持的地方官僚機構，尤其是地方警察部隊，其幫助圍捕、拘留和驅逐猶太人，甚至在未與德國結盟的國家（例如荷蘭）也是如此；由軍人、警員和平民組成的地方後備部隊，這些由德國支持的部隊參與了對東歐猶太人的屠殺（通常出於自願）。
作為猶太人的鄰居、熟人、同事甚至朋友，在個人所做的最致命事情之中，就是向納粹德國當局告發猶太人。不計其數的個人選擇了這樣做。這些人檢舉猶太人的藏身之處，舉報猶太人偽裝的基督徒身份，或者以其他方式向納粹官員指認猶太人，以此導致猶太人的被害。這些個體的動機各式各樣：出於恐懼、利己主義、貪婪、報複、反猶主義、政治或意識形態信仰。
許多個人也從猶太人大屠殺中獲益：有的非猶太人會搬進猶太人的家中，或接管猶太人的生意，或偷走猶太人的財產和貴重物品。這些都構成伴隨種族滅絕的大範圍偷竊和掠奪。
大多數情況下，個人對其猶太鄰居的困境無動於衷或漠不關心，從而助長了大屠殺，這些人有時也被稱為“旁觀者”。
德國基督教會的主流，積極與納粹德國政府合作，在猶太人大清洗、大屠殺運動中，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
１９３４年９月，德國總理兼納粹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在紐倫堡納粹黨代表大會（Reichsparteitag der NSDAP）上，於哥特式聖母教堂（Frauenkirche）外迎接帝國主教路德維希·穆勒（Ludwig Müller），他是紐倫堡的新教大主教。羅馬天主教（本篤會）院長阿爾巴努斯·沙赫萊特（Albanus Schachleiter）站在希特勒和穆勒之間
梵蒂岡的羅馬教廷的教皇庇護十二世（Pius XII，Eugenio Pacelli尤金尼奧·帕切利）， 成為教皇之前，曾擔任梵蒂岡駐德國外交官，並在庇護十一世手下擔任梵蒂岡國務卿，對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實施的慘絕人寰種族滅絕，置若罔聞，鮮有勸戒，更談不上公開譴責。
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社會科學高度發達成熟的德國社會，上至高度文化修養的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法學家，下到普通勞工教師、家庭婦女、學生，對發生在身邊的納粹德國迫害、屠殺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暴行，普遍置若罔聞，視而不見，拍手稱快者亦非少數。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國家有約９５０萬猶太人，美國有約４８０萬猶太人，是歐洲猶太人口的一半左右。但美國猶太人官方領導組織，對猶太人逃難美國，並不熱心。
美國猶太教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ACJ），由一群改革派的領軍拉比於１９４２年創立，其中包括六位美國拉比中央會議前主席和希伯來聯合學院院長，是美國猶太人的主流宗教組織，致力於宣揚猶太人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個宗教團體，並遵循改革猶太教最初提出的原則，正如１８８５年匹茲堡綱領中所闡明的那樣，它曆史上一直反對猶太複國主義。美國猶太教理事會的領導人認為他們代表了大多數美國猶太人的觀點，大規模招募會員，在美國各地設立了眾多地方分會。
《紐約時報》的出版人亞瑟·海斯·蘇茲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是一位虔誠的改革派猶太教徒，該教派將猶太教定義為一種宗教信仰，而不是一個民族。他堅稱，作為一名美國人，他認為歐洲猶太人是難民問題的一部分，無涉政治。他是美國猶太教理事會的積極支持者，該理事會的成立，旨在反對猶太複國主義，蘇茲伯格在其報刊上對此進行了顯著報道。蘇茲伯格表示，猶太複國主義應為大屠殺中部分猶太人的死亡負責，戰爭期間的難民危機原本是一個“可控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直到“建國呼聲引入了難以解決的政治因素”。他認為如果猶太複國主義者“不那麽強調建國”，那麽“成千上萬的死者現在可能還活著”。
作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紐約時報》的出版人，對戰爭期間反對滅絕猶太人的呼聲，他隻允許發表少數社論。即使在納粹單一針對猶太人進行滅絕之後，蘇茲伯格仍然認為所有難民都遭受了苦難。實際上，他將有關猶太人的議題排除在社論版麵之外，並將納粹對猶太人暴行的報道埋藏在報紙深處的短文中，從而削弱了《紐約時報》巨大的潛在影響力。
雖然除了《紐約時報》之外，猶太人幾乎沒有其他享有盛譽的報紙，但他們在好萊塢和網絡電台中卻占有重要地位。好萊塢電影和電台幾乎都回避質疑珍珠港事件前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迫害。猶太電影公司的高管們不想被指控製作帶有明顯反法西斯主義主題的電影，從而被指控為張揚猶太宣傳。事實上，他們受到了反誹謗聯盟（（ADL）等全國猶太組織領導人的壓力，要求他們避免此類主題，以免美國猶太人遭到國內反猶太主義的強烈反彈。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３日，正值大屠殺期間，美國財政部長助理小約西亞·E·杜波依斯 (Josiah Ellis DuBois Jr.)呈報了著名的《致國務卿的關於本屆政府默許屠殺猶太人的報告》，對美國國務院外交、軍事和移民政策提出控訴。該報告敘述了國務院的不作為，並在某些情況下積極反對為納粹占領的歐洲猶太人發放資金，並譴責美國對來自當時進行係統屠殺的國家的猶太難民關閉大門的移民政策。（據維基百科等資料，下同）
該報告的催化劑是涉及７０，０００名羅馬尼亞猶太人的事件。這些猶太人本可以通過 １７０，０００美元的賄賂，得以從羅馬尼亞王國撤離。財政部外國資金控製部門授權支付這筆資金，總統和國務卿科德爾·赫爾都支持發放這筆資金。從１９４３年７月中旬提出提案並獲得財政部批準，到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國務院官僚機構和英國經濟戰部共同設置了各種障礙。該報告是對這起事件感到沮喪的產物。
到１９４２年底，美國收到了有關歐洲猶太人被係統性大屠殺的可靠報告。杜波依斯和財政部的其他基層官員對美國政府的阻撓行為感到沮喪，尤其是國務院的高級官員們，他們阻礙了營救猶太人的努力——特別是助理國務卿布雷肯裏奇·朗Breckenridge Long的冷漠，德波依斯簡單地將朗描述為“反猶太主義者”。
杜波依斯和他的同事開始調查國務院阻礙他們認為當時最緊迫的人道主義任務的策略。作家兼總統助理理查德·古德溫回憶道：隨著喬的調查越深入，他開始樹敵。他告訴我，國務院官員會對他說“你們猶太人真討厭”，因為他們以為他是猶太人，但他當然不是……喬告訴我，有一次，一位國務院官員把他拉到一邊，說：“杜波依斯，你會遇到很多麻煩，超過你能承受的程度。你最好把這件事放下。”如果他們認為這會嚇跑他，那他們就不了解喬·杜波依斯了。他不僅沒有被嚇倒，還認為這表明他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讓他相信，肯定還有更多的秘密，這激勵他更加努力地工作。
這份美國財政部官員政府備忘錄指出，１９４２年末至１９４３年末這段時期，美國國務院的某些官員不僅未能利用美國政府工具營救歐洲猶太難民，反而利用這些工具阻止或妨礙營救行動，並阻止相關信息向美國公眾公開，指責美國是大屠殺中潛在的同謀。
這份備忘錄被譽為“政治炸彈”，後來被縮短並重新命名為《致總統的個人報告》，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Jr.)，親自將該文件遞交給羅斯福總統，促使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批準成立戰爭難民委員會。
據估計，如果不是布雷肯裏奇·朗等人故意設置移民官僚障礙，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可能有１９０，０００至２００，０００名猶太人獲救。
在大屠殺期間，每年隻有不到３萬名猶太人抵達美國，絕大多數申請著者因移民政策而被拒之門外。
給人類社會帶來空前生命財產損失的兩次世界大戰，均是起源於基督教主導的歐洲國家。敵對歐洲國家的雙方基督徒戰場上相互廝殺，還講究要遵守《日內瓦公約》，善待傷病者，人道待遇俘虜，保護平民；但禍及猶太人時，則任憑佩戴鐵十字勳章的納粹肆意屠殺，緘默縱容，冷漠幾近落井下石。倒是遠在亞洲遠東，曆史上與猶太人罕有交織的傳統儒教影響下的中國人，伸出援手。
麵臨滅頂之災的歐洲猶太人，為求生存，逃避納粹德國的屠殺，急不擇路，在世界各國無情拒絕入境或嚴厲限製入境簽證的危機時刻，異想天開向德國管轄下的中國領事館申請入境簽證，逃脫虎口。
中華民國駐奧地利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德國吞並奧地利後，不顧上司駐德大使陳介的反對，在中華民國駐維也納領事館向數千猶太人發放了入境簽證，從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０年５月何鳳山奉調回國，兩年間他共簽發多少張“生命簽證”，其準確數字已無從統計。根據已找到的簽證看，一份１９３８年６月的簽證的號碼為２００號，另一份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７日的簽證號碼為１９０６號，也就是說半年間他共簽發了近２，０００份簽證。在納粹當局以總領事館原屬於猶太人房產為由，將之沒收，而國民政府又拒絕出資租房後，何鳳山自掏腰包在約翰內斯巷２２號租下一套小公寓，把總領事館搬到那裏，繼續堅持發放簽證。為此，１９３９年４月，何鳳山被當時尚與納粹德國交好的中華民國外交部，記過處分一次。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８日，９６歲高齡的何鳳山在舊金山去世。
１９３１年日本關東軍在沈陽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控製中國東北滿洲地區，拉攏前清宗室及漢人將領，建立了其傀儡政權滿洲國。滿洲國駐德國兼匈牙利公使呂宜文與書記官王替夫，為猶太人辦理了１１，０００多個簽證，其中有５，０００多張是王替夫冒著極大的風險簽發的，拯救了至少１２，０００名猶太人。
１９３９年，日本盟國德國的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召見了滿洲國駐德公使呂宜文，要求他為逃離德國的猶太人辦理滿洲國的入境簽證。納粹德國采取無猶化政策，將猶太人驅逐出境，歐洲很多國家不願意接納猶太人。在沒有明確猶太人出境後的最後歸宿的情況下，一些國家的使館拒絕給他們辦理過境簽證。唯有美國政府在猶太人聯合救濟委員會的斡旋下同意接納。歐洲二戰爆發前夕，從德國到尚未參戰的美國，海路險阻重重，艱難漫長，於是納粹政府決定讓猶太人陸路通過蘇聯進入中國，再從海路前往美國。
為實現這一計劃，納粹德國政府已經取得了蘇聯政府的同意，讓赴美猶太人從蘇聯過境。滿洲國外交部表示同意給德國猶太人簽證。因王替夫精通俄語，有同蘇聯人交涉的經驗，呂宜文將這件事交給王替夫來做。當時出境猶太人的護照，由德國猶太人公會或者美國猶太人公會駐德代表托馬斯集中寄來，分批到滿洲國駐德國公使館辦理。經滿洲國公使館驗證，再由蘇聯駐德國大使館簽證即可發給簽證，並注明滿洲國的字樣。６月１０日，為德國猶太人辦理簽證的工作正式開始，和王替夫一起工作的還有公使館聘用的德國朗格爾小姐，辦理簽證工作進展得很順利。到８月份，他們已經給近７０００份護照辦理了簽證。（據《“東北辛德勒”——備受讚頌的偽滿“外交官”王替夫》資料，下同）
滿洲國為猶太人發放的簽證。
１９３９年二戰歐洲爆發後，德國加緊在國內建猶太人集中營，開啟了對猶太人的屠殺模式。當時，德國外長暗示呂宜文，不必給猶太人辦理過境簽證了，並稱德國政府準備有步驟地建立一些猶太居住區。而實際上，納粹德國是準備建立一些集中營來解決猶太人問題。
王替夫雖然收到消息，但他出於對猶太人的同情，決定在未接到國內指示前，繼續為猶太人辦理簽證，但要保密，盡量不讓德國方麵知道。為避開公使館的耳目，他暗中指示工作人員在每日外出或下班後，到柏林猶太人公會去取護照。當晚辦理簽字後，第二天再送回並取回新的護照。
１９４０年，呂宜文接到滿州外交部的命令，命令他們立即停止給猶太人發放簽證的工作。原因是日本的對猶政策發生了改變。從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初到１９４０年５月，王替夫以未接到滿洲外交部命令為由，避開滿洲國公使館日籍參事官江尊綱一監視，又給近５０００本猶太人護照簽發了入境簽證。
由於中國對猶太人采取了寬容的政策，尤其是當時的上海，對猶太人來說就是一座沒有圍牆的城市，到中國的猶太人，多數居住在上海。他們有的通過上海去了美國和其他國家；大多滯留在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經曆德國盟國日本集中營的拘留迫害，熬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浩劫，幸存下來。
二戰結束後，呂宜文被中華民國法院判處死刑，後赦免加入軍統，１９４９年末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三軍攻打雲南思茅時，呂宜文持槍拒捕被擊斃；王替夫被關押在蘇聯戰犯集中營長達１２年，遣返回中國後，下放勞改２２年，７０歲後做門房１０年，９０歲病逝於哈爾濱。
因得到中國入境簽證終於抵達上海的猶太難民，有３萬之眾，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新西蘭五國當時所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
羅斯柴爾德、沙遜等猶太人家族，把持東印度公司向中國傾銷毒品鴉片的生意，向英國政府繳納了大量稅金，終因中國政府禁煙斷了他們的財路，操縱英國發起了對大清國的鴉片戰爭，讓中華民族蒙受帝國主義百年欺淩之辱。
中國是唯一從未迫害猶太人的國家。即便不排除有官員受賄的因素，在二戰時世人皆欲殺的世界大環境下，中國人卻以德抱怨，是唯一盡量給猶太人提供生路的國家，拯救了數萬猶太人的性命，讓他們逃脫了被納粹極其幫凶集體屠殺，焚屍揚灰的下場。
納粹德國在其占領下的歐洲大陸實施“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對猶太人進行係統化的種族滅絕大屠殺，消滅了歐洲三分之二的猶太人，猶太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絕境。
猶太人大屠殺死亡人數占戰前猶太人口總數的百分比，按國家/地區劃分：淺粉色，０－０．１％；粉色，２－３４％；紅色，３５－５９％；棕色，６０－７９％；深棕色，８０％－９０％
從滅絕他們的歐洲地獄僥幸逃命的猶太人，無望進入日益緊閉天堂之門的美國，隻能極力奔向人間僅可藏身逃命之所——西亞一隅的英國控製的托管巴勒斯坦地區，但被猶太複國主義移民搞得不勝其煩的大英帝國，也已把這塊蠻荒之地開給猶太人的大門，關閉得十分狹窄，讓九死一生逃出納粹魔掌的他們，入境無比艱難。
２０２５年８月１５日，作於芝加哥西郊
（圖片來自網絡。參照相關論著、報道、維基百科、猶太人大屠殺百科全書等資料。博文非論文，篇幅限製，不一一注出。）
長文分載。待續。
以色列——被逐出歐洲家園猶太人的無奈歸宿（七）
橡溪 (2025-08-15 08:28:59) 評論 (4) １９３９年９月，納粹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１９４０年４月至５月，納粹德國通過一係列的閃電戰，橫掃歐洲大陸，攻占了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法國，１９４１年４月，攻占南斯拉夫、希臘；６月突襲蘇聯。
歐洲爆發戰爭，尤其是１９４０年春德國入侵西歐國家後，許多美國人認為德國和蘇聯正在利用大批猶太難民向國外派遣間諜。美國國務院告誡領事官員在篩選申請人時要特別小心，在１９４０年幾乎填滿了德國的配額。人們從歐洲移民美國變得更加困難。超過３０萬人，其中大多數是猶太人，在等待名單上。
由於歐洲陷入戰爭，美國國務院實施了新的限製措施，旨在保護國家安全並進一步限製移民。
首要要求之一是持有有效護照。然而，自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５日起，德國集體剝奪了所有居住在境外的德國猶太人的國籍，隻要他們尚未被單獨“驅逐出境”。盡管歐洲有外交官可以為無國籍人士提供緊急護照，但這項措施嚴重影響了移民程序。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空軍襲擊了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美國向日本及其盟國德國宣戰，這最初導致跨大西洋航運陷入停頓。後來，少數客船成功離開歐洲，但在１９４２年及之後，隻有極少數人能夠抵達美國，移民變得幾乎不可能。
１９４１年６月，美國國務院頒布了“親屬規則”，拒絕向仍有近親在納粹領土的移民發放簽證。１９４１年６月，納粹德國命令美國關閉其在所有德國占領區的領事館，將潛在的移民困在裏麵。從那時起，隻有能夠聯係到美國駐西班牙、葡萄牙或法國未被占領區的領事館的德國難民，才能獲得美國移民簽證。１９４１年７月，美國國務院將所有外國人簽證控製權集中在華盛頓特區，因此所有申請人都需要得到華盛頓審查委員會的批準，並需要提交額外的文件，包括第二份財務宣誓書。
納粹德國橫掃攻占了歐洲大陸後，控製了歐洲國家９５０萬猶太人中的絕大部分人口，立即將德國猶太人種族清除的國策，在新占領區全麵實行，推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製定針對歐洲猶太人係統化實施種族滅絕的計劃，主導了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三分之二被害，約６００萬猶太人喪生，包括近１５０萬是兒童。
“最終解決方案”，１９４１年７月由戈林正式提出，初時含義模糊，對猶太人究竟是要放逐還是處死，尚未確定。納粹德國橫掃歐洲大陸後，控製了新占領區龐大的猶太人，驅逐猶太人的海陸通道，因為戰爭中斷，原來設想的將德國殘餘猶太人驅逐到非洲島國馬達加斯加的計劃，已徹底無法實施。被納粹德國視為低劣種族的龐大猶太人族群，在他們眼裏成為與優秀種族雅利安德國人爭奪資源、浪廢糧食的人渣，既然無處驅趕，幹脆就地清除。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裏希·希姆萊在柏林西南部萬湖區的猶太富豪留下的瑪裏爾別墅（Villa Marlier），主持了萬湖會議（Wannseekonferenz），有１５名納粹領袖，把包括一些國務秘書、政府高官、納粹黨領袖、黨衛隊官員以及其它製定與猶太人政策相關的政府部位領導人參加。會議最初的目的，是討論“歐洲猶太人問題”的徹底解決方案。海德裏希有意“在各個不同的占領地區規劃出大規模屠殺”，“作為希特勒下達的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的答複”，“為了確保執行，必須讓部委層級官僚知曉，並使其共同承擔執行這項政策的責任”，從而落實了有係統的猶太人大屠殺。納粹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將其稱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 （據維基百科等資料，下同）
萬湖會議確定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方針，決定自西向東徹底清洗歐洲猶太人，將其全部送往東方占領區，通過繁重勞役加以消滅，幸存者則處死，使猶太民族徹底滅絕。
作為“最終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納粹德國實施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屠殺。屠殺方式主要有兩種：大規模槍殺與毒氣窒息。德國部隊在整個東歐的村莊、城鎮和城市郊區實施了大規模槍殺，或在專門的屠殺中心和通過移動毒氣車進行毒氣行動。（據《猶太人大屠殺百科全書》資料，下同）
猶太人聚集區（ghetto隔都）是納粹強迫猶太人生活在其中的被占城市或城鎮區域，其環境往往過度擁擠且極其不衛生。德國當局通常會修建圍牆或其他障礙，將這些區域封閉起來，守衛則會阻止未經允許的猶太人離開。部分猶太人聚集區的存在持續數年，但有的聚集區隻作為等候區， 僅維持了數月、數周，甚至幾天，直到猶太人被驅逐或殺害。
德國控製下的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一些匈牙利猶太人經火車到達的場景，絕大部分被直接送往毒氣室
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０年，納粹在被德國占領的波蘭建立了第一批猶太人聚集區，其中最大的兩個聚集區位於被占領的波蘭城市華沙和羅茲 (?ód?)。從１９４１年６月開始，隨著德國入侵蘇聯，納粹也在新占領的東歐地區內建立了猶太人聚集區。此外，納粹及其盟友和合作者還在歐洲的其他地區設立猶太聚集區，尤其在１９４４年，德國和匈牙利當局在將猶太人驅逐出匈牙利之前，建立了臨時聚集區來集中和管控猶太人。
從１９４１年開始，德國及其盟友和合作者開始大規模殺害猶太人聚集區的居民，並解散了聚集區內的行政機構。納粹稱此過程為“大清洗”，是“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組成部分。聚集區的大多數猶太人或死於就近屠殺點的大規模槍殺行動，或在運送至屠殺中心後毒氣窒息被害。屠殺中心大多都被故意設置在德占波蘭的大型猶太人聚集區附近，或者接近交通便利的鐵路要道。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被盟軍解放的米特堡-朵拉（Mittelbau-Dora）集中營，約有２０，０００名囚徒死於營中
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被盟軍解放時的場景
１９４５年５月９日，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營中幾近餓死的囚犯迎來了解放
在納粹黨領導及黨衛隊協調之下，德國所有政府部門、商業公司、民間團體均參與了大屠殺的相關事宜。在具體實施中，波蘭、匈牙利、希臘和南斯拉夫等國的猶太人大部分在毒氣室遇害；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蘭和比利時的猶太人半數遭槍殺；丹麥和保加利亞的猶太人在當地民眾的保護下大部分幸存。
納粹領導頭目們倚靠許多德國機構和組織來幫助他們實施大屠殺。在二戰之前和戰爭期間，納粹組織的成員們發起並實施了許多反猶行動，這些組織包括納粹黨、突擊隊 (SA) 和黨衛軍 (Schutzstaffel, SS)。戰爭一開始，黨衛軍及其警察分支機構就變得極富破壞性。在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中，帝國保安部 (Sicherheitsdienst, SD)、蓋世太保（秘密警察，Gestapo）、刑事警察 (Kripo) 和治安警察（Order Police）的成員，扮演著尤為積極且致命的角色。涉及參與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其他德國機構包括德國軍方、德國國家鐵路和醫療係統、德國公務員和刑事司法體係、德國企業、保險公司和銀行。
作為以上這些機構的成員，無數德國士兵、警察、公務員、律師、法官、商人、工程師、醫生和護士都選擇了執行納粹政權的政策。普通德國人也以各種方式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當猶太人被毆打或羞辱時，有些德國人歡呼雀躍；有些德國人譴責猶太人不遵守種族主義法律和規定；許多德國人強買、強占或掠奪其猶太鄰居的物品和財產。受到狂熱、野心、恐懼、貪婪、利己主義、反猶主義、政治理想等種種因素的驅使，這些德國人也在猶太人大屠殺中發揮了作用。
納粹德國並非實施大屠殺的唯一凶手，其盟友和合作者也提供了各類幫助。這裏的“盟友”是指與納粹德國正式結盟的軸心國，“合作者”是指以官方或半官方身份與德國當局勾結的政權和組織。納粹德國的盟友和合作者包括：歐洲軸心國和其他通敵政權（如法國維希政權）：這些政府頒發了各自的反猶法律並配合德國實現目標；德國扶持的地方官僚機構，尤其是地方警察部隊，其幫助圍捕、拘留和驅逐猶太人，甚至在未與德國結盟的國家（例如荷蘭）也是如此；由軍人、警員和平民組成的地方後備部隊，這些由德國支持的部隊參與了對東歐猶太人的屠殺（通常出於自願）。
作為猶太人的鄰居、熟人、同事甚至朋友，在個人所做的最致命事情之中，就是向納粹德國當局告發猶太人。不計其數的個人選擇了這樣做。這些人檢舉猶太人的藏身之處，舉報猶太人偽裝的基督徒身份，或者以其他方式向納粹官員指認猶太人，以此導致猶太人的被害。這些個體的動機各式各樣：出於恐懼、利己主義、貪婪、報複、反猶主義、政治或意識形態信仰。
許多個人也從猶太人大屠殺中獲益：有的非猶太人會搬進猶太人的家中，或接管猶太人的生意，或偷走猶太人的財產和貴重物品。這些都構成伴隨種族滅絕的大範圍偷竊和掠奪。
大多數情況下，個人對其猶太鄰居的困境無動於衷或漠不關心，從而助長了大屠殺，這些人有時也被稱為“旁觀者”。
德國基督教會的主流，積極與納粹德國政府合作，在猶太人大清洗、大屠殺運動中，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
１９３４年９月，德國總理兼納粹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在紐倫堡納粹黨代表大會（Reichsparteitag der NSDAP）上，於哥特式聖母教堂（Frauenkirche）外迎接帝國主教路德維希·穆勒（Ludwig Müller），他是紐倫堡的新教大主教。羅馬天主教（本篤會）院長阿爾巴努斯·沙赫萊特（Albanus Schachleiter）站在希特勒和穆勒之間
梵蒂岡的羅馬教廷的教皇庇護十二世（Pius XII，Eugenio Pacelli尤金尼奧·帕切利）， 成為教皇之前，曾擔任梵蒂岡駐德國外交官，並在庇護十一世手下擔任梵蒂岡國務卿，對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實施的慘絕人寰種族滅絕，置若罔聞，鮮有勸戒，更談不上公開譴責。
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社會科學高度發達成熟的德國社會，上至高度文化修養的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法學家，下到普通勞工教師、家庭婦女、學生，對發生在身邊的納粹德國迫害、屠殺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暴行，普遍置若罔聞，視而不見，拍手稱快者亦非少數。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國家有約９５０萬猶太人，美國有約４８０萬猶太人，是歐洲猶太人口的一半左右。但美國猶太人官方領導組織，對猶太人逃難美國，並不熱心。
美國猶太教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ACJ），由一群改革派的領軍拉比於１９４２年創立，其中包括六位美國拉比中央會議前主席和希伯來聯合學院院長，是美國猶太人的主流宗教組織，致力於宣揚猶太人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個宗教團體，並遵循改革猶太教最初提出的原則，正如１８８５年匹茲堡綱領中所闡明的那樣，它曆史上一直反對猶太複國主義。美國猶太教理事會的領導人認為他們代表了大多數美國猶太人的觀點，大規模招募會員，在美國各地設立了眾多地方分會。
《紐約時報》的出版人亞瑟·海斯·蘇茲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是一位虔誠的改革派猶太教徒，該教派將猶太教定義為一種宗教信仰，而不是一個民族。他堅稱，作為一名美國人，他認為歐洲猶太人是難民問題的一部分，無涉政治。他是美國猶太教理事會的積極支持者，該理事會的成立，旨在反對猶太複國主義，蘇茲伯格在其報刊上對此進行了顯著報道。蘇茲伯格表示，猶太複國主義應為大屠殺中部分猶太人的死亡負責，戰爭期間的難民危機原本是一個“可控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直到“建國呼聲引入了難以解決的政治因素”。他認為如果猶太複國主義者“不那麽強調建國”，那麽“成千上萬的死者現在可能還活著”。
作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紐約時報》的出版人，對戰爭期間反對滅絕猶太人的呼聲，他隻允許發表少數社論。即使在納粹單一針對猶太人進行滅絕之後，蘇茲伯格仍然認為所有難民都遭受了苦難。實際上，他將有關猶太人的議題排除在社論版麵之外，並將納粹對猶太人暴行的報道埋藏在報紙深處的短文中，從而削弱了《紐約時報》巨大的潛在影響力。
雖然除了《紐約時報》之外，猶太人幾乎沒有其他享有盛譽的報紙，但他們在好萊塢和網絡電台中卻占有重要地位。好萊塢電影和電台幾乎都回避質疑珍珠港事件前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迫害。猶太電影公司的高管們不想被指控製作帶有明顯反法西斯主義主題的電影，從而被指控為張揚猶太宣傳。事實上，他們受到了反誹謗聯盟（（ADL）等全國猶太組織領導人的壓力，要求他們避免此類主題，以免美國猶太人遭到國內反猶太主義的強烈反彈。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３日，正值大屠殺期間，美國財政部長助理小約西亞·E·杜波依斯 (Josiah Ellis DuBois Jr.)呈報了著名的《致國務卿的關於本屆政府默許屠殺猶太人的報告》，對美國國務院外交、軍事和移民政策提出控訴。該報告敘述了國務院的不作為，並在某些情況下積極反對為納粹占領的歐洲猶太人發放資金，並譴責美國對來自當時進行係統屠殺的國家的猶太難民關閉大門的移民政策。（據維基百科等資料，下同）
該報告的催化劑是涉及７０，０００名羅馬尼亞猶太人的事件。這些猶太人本可以通過 １７０，０００美元的賄賂，得以從羅馬尼亞王國撤離。財政部外國資金控製部門授權支付這筆資金，總統和國務卿科德爾·赫爾都支持發放這筆資金。從１９４３年７月中旬提出提案並獲得財政部批準，到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國務院官僚機構和英國經濟戰部共同設置了各種障礙。該報告是對這起事件感到沮喪的產物。
到１９４２年底，美國收到了有關歐洲猶太人被係統性大屠殺的可靠報告。杜波依斯和財政部的其他基層官員對美國政府的阻撓行為感到沮喪，尤其是國務院的高級官員們，他們阻礙了營救猶太人的努力——特別是助理國務卿布雷肯裏奇·朗Breckenridge Long的冷漠，德波依斯簡單地將朗描述為“反猶太主義者”。
杜波依斯和他的同事開始調查國務院阻礙他們認為當時最緊迫的人道主義任務的策略。作家兼總統助理理查德·古德溫回憶道：隨著喬的調查越深入，他開始樹敵。他告訴我，國務院官員會對他說“你們猶太人真討厭”，因為他們以為他是猶太人，但他當然不是……喬告訴我，有一次，一位國務院官員把他拉到一邊，說：“杜波依斯，你會遇到很多麻煩，超過你能承受的程度。你最好把這件事放下。”如果他們認為這會嚇跑他，那他們就不了解喬·杜波依斯了。他不僅沒有被嚇倒，還認為這表明他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讓他相信，肯定還有更多的秘密，這激勵他更加努力地工作。
這份美國財政部官員政府備忘錄指出，１９４２年末至１９４３年末這段時期，美國國務院的某些官員不僅未能利用美國政府工具營救歐洲猶太難民，反而利用這些工具阻止或妨礙營救行動，並阻止相關信息向美國公眾公開，指責美國是大屠殺中潛在的同謀。
這份備忘錄被譽為“政治炸彈”，後來被縮短並重新命名為《致總統的個人報告》，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Jr.)，親自將該文件遞交給羅斯福總統，促使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批準成立戰爭難民委員會。
據估計，如果不是布雷肯裏奇·朗等人故意設置移民官僚障礙，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可能有１９０，０００至２００，０００名猶太人獲救。
在大屠殺期間，每年隻有不到３萬名猶太人抵達美國，絕大多數申請著者因移民政策而被拒之門外。
給人類社會帶來空前生命財產損失的兩次世界大戰，均是起源於基督教主導的歐洲國家。敵對歐洲國家的雙方基督徒戰場上相互廝殺，還講究要遵守《日內瓦公約》，善待傷病者，人道待遇俘虜，保護平民；但禍及猶太人時，則任憑佩戴鐵十字勳章的納粹肆意屠殺，緘默縱容，冷漠幾近落井下石。倒是遠在亞洲遠東，曆史上與猶太人罕有交織的傳統儒教影響下的中國人，伸出援手。
麵臨滅頂之災的歐洲猶太人，為求生存，逃避納粹德國的屠殺，急不擇路，在世界各國無情拒絕入境或嚴厲限製入境簽證的危機時刻，異想天開向德國管轄下的中國領事館申請入境簽證，逃脫虎口。
中華民國駐奧地利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德國吞並奧地利後，不顧上司駐德大使陳介的反對，在中華民國駐維也納領事館向數千猶太人發放了入境簽證，從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０年５月何鳳山奉調回國，兩年間他共簽發多少張“生命簽證”，其準確數字已無從統計。根據已找到的簽證看，一份１９３８年６月的簽證的號碼為２００號，另一份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７日的簽證號碼為１９０６號，也就是說半年間他共簽發了近２，０００份簽證。在納粹當局以總領事館原屬於猶太人房產為由，將之沒收，而國民政府又拒絕出資租房後，何鳳山自掏腰包在約翰內斯巷２２號租下一套小公寓，把總領事館搬到那裏，繼續堅持發放簽證。為此，１９３９年４月，何鳳山被當時尚與納粹德國交好的中華民國外交部，記過處分一次。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８日，９６歲高齡的何鳳山在舊金山去世。
１９３１年日本關東軍在沈陽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控製中國東北滿洲地區，拉攏前清宗室及漢人將領，建立了其傀儡政權滿洲國。滿洲國駐德國兼匈牙利公使呂宜文與書記官王替夫，為猶太人辦理了１１，０００多個簽證，其中有５，０００多張是王替夫冒著極大的風險簽發的，拯救了至少１２，０００名猶太人。
１９３９年，日本盟國德國的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召見了滿洲國駐德公使呂宜文，要求他為逃離德國的猶太人辦理滿洲國的入境簽證。納粹德國采取無猶化政策，將猶太人驅逐出境，歐洲很多國家不願意接納猶太人。在沒有明確猶太人出境後的最後歸宿的情況下，一些國家的使館拒絕給他們辦理過境簽證。唯有美國政府在猶太人聯合救濟委員會的斡旋下同意接納。歐洲二戰爆發前夕，從德國到尚未參戰的美國，海路險阻重重，艱難漫長，於是納粹政府決定讓猶太人陸路通過蘇聯進入中國，再從海路前往美國。
為實現這一計劃，納粹德國政府已經取得了蘇聯政府的同意，讓赴美猶太人從蘇聯過境。滿洲國外交部表示同意給德國猶太人簽證。因王替夫精通俄語，有同蘇聯人交涉的經驗，呂宜文將這件事交給王替夫來做。當時出境猶太人的護照，由德國猶太人公會或者美國猶太人公會駐德代表托馬斯集中寄來，分批到滿洲國駐德國公使館辦理。經滿洲國公使館驗證，再由蘇聯駐德國大使館簽證即可發給簽證，並注明滿洲國的字樣。６月１０日，為德國猶太人辦理簽證的工作正式開始，和王替夫一起工作的還有公使館聘用的德國朗格爾小姐，辦理簽證工作進展得很順利。到８月份，他們已經給近７０００份護照辦理了簽證。（據《“東北辛德勒”——備受讚頌的偽滿“外交官”王替夫》資料，下同）
滿洲國為猶太人發放的簽證。
１９３９年二戰歐洲爆發後，德國加緊在國內建猶太人集中營，開啟了對猶太人的屠殺模式。當時，德國外長暗示呂宜文，不必給猶太人辦理過境簽證了，並稱德國政府準備有步驟地建立一些猶太居住區。而實際上，納粹德國是準備建立一些集中營來解決猶太人問題。
王替夫雖然收到消息，但他出於對猶太人的同情，決定在未接到國內指示前，繼續為猶太人辦理簽證，但要保密，盡量不讓德國方麵知道。為避開公使館的耳目，他暗中指示工作人員在每日外出或下班後，到柏林猶太人公會去取護照。當晚辦理簽字後，第二天再送回並取回新的護照。
１９４０年，呂宜文接到滿州外交部的命令，命令他們立即停止給猶太人發放簽證的工作。原因是日本的對猶政策發生了改變。從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初到１９４０年５月，王替夫以未接到滿洲外交部命令為由，避開滿洲國公使館日籍參事官江尊綱一監視，又給近５０００本猶太人護照簽發了入境簽證。
由於中國對猶太人采取了寬容的政策，尤其是當時的上海，對猶太人來說就是一座沒有圍牆的城市，到中國的猶太人，多數居住在上海。他們有的通過上海去了美國和其他國家；大多滯留在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經曆德國盟國日本集中營的拘留迫害，熬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浩劫，幸存下來。
二戰結束後，呂宜文被中華民國法院判處死刑，後赦免加入軍統，１９４９年末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三軍攻打雲南思茅時，呂宜文持槍拒捕被擊斃；王替夫被關押在蘇聯戰犯集中營長達１２年，遣返回中國後，下放勞改２２年，７０歲後做門房１０年，９０歲病逝於哈爾濱。
因得到中國入境簽證終於抵達上海的猶太難民，有３萬之眾，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新西蘭五國當時所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
羅斯柴爾德、沙遜等猶太人家族，把持東印度公司向中國傾銷毒品鴉片的生意，向英國政府繳納了大量稅金，終因中國政府禁煙斷了他們的財路，操縱英國發起了對大清國的鴉片戰爭，讓中華民族蒙受帝國主義百年欺淩之辱。
中國是唯一從未迫害猶太人的國家。即便不排除有官員受賄的因素，在二戰時世人皆欲殺的世界大環境下，中國人卻以德抱怨，是唯一盡量給猶太人提供生路的國家，拯救了數萬猶太人的性命，讓他們逃脫了被納粹極其幫凶集體屠殺，焚屍揚灰的下場。
納粹德國在其占領下的歐洲大陸實施“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對猶太人進行係統化的種族滅絕大屠殺，消滅了歐洲三分之二的猶太人，猶太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絕境。
猶太人大屠殺死亡人數占戰前猶太人口總數的百分比，按國家/地區劃分：淺粉色，０－０．１％；粉色，２－３４％；紅色，３５－５９％；棕色，６０－７９％；深棕色，８０％－９０％
從滅絕他們的歐洲地獄僥幸逃命的猶太人，無望進入日益緊閉天堂之門的美國，隻能極力奔向人間僅可藏身逃命之所——西亞一隅的英國控製的托管巴勒斯坦地區，但被猶太複國主義移民搞得不勝其煩的大英帝國，也已把這塊蠻荒之地開給猶太人的大門，關閉得十分狹窄，讓九死一生逃出納粹魔掌的他們，入境無比艱難。
２０２５年８月１５日，作於芝加哥西郊
（圖片來自網絡。參照相關論著、報道、維基百科、猶太人大屠殺百科全書等資料。博文非論文，篇幅限製，不一一注出。）
長文分載。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