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攙慈父雪夜過斷橋

                  母攙慈父雪夜過斷橋

                            芮少麟

    1949年中國內戰形勢造成政局的急速變遷時，社會上許多選擇南渡北歸的高階層知名人士，先後以不同方式，陸續飽嚐到路徑抉擇的酸甜苦辣鹹，並最終袒露出幾代後人的方向性結局，但有更多人，陷入的則是未被當今文字載錄下的時代磨難，我的父母為其中之一。

     先父芮麟，出身寒門，苦讀成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以他自詡的“詩鳴大江南北”。1935年冬，他於國民政府第三屆高等考試及格；抗戰勝利後，1946年國民政府為稽閱曆經民族劫難時的中華傳統文化成就，考試院專門組織成立了抗戰詩集著作評選審查委員會，倡令參加過全國高等文官考試及格人員，將中國抗戰期間的個人詩作，送審參評。在此背景下，父親當時的“敬以這本抗戰詩集——《莽蒼蒼行》，獻給在抗戰中成長的中華兒女們”一書，獲得國民政府考試院評頒優等獎殊榮，文壇馳譽；1946年行政院暨考試院聯署舉辦的全國縣長挑選試中，先父曾位居榜首；他還是考試院1946年報請國民政府被核準頒發抗戰勝利勳章的獲得者，榮譽載身，但整體而言，其人生價值，卻首推對中國現代山水文學與抗戰文學的寫作奉獻。

     1945年9月，36歲的父親被國民政府考試院銓敘部以簡任官派赴青島特別市市政府設立人事處，是青島市政府頭麵人物之一。後因不屑與黨棍黨痞同流，1947年國民黨與三青團合並時，他未按國府規製重新登記，退出國民黨，認為自己循規蹈矩，沒有舊政府官員的劣行，以“出淤泥而不染”，潔身自好。

     社會戰亂，時代變遷之際，“尋得桃源好避秦”，是普遍縈繞心底的人之常情。從曆史視角掃描社會，趨炎附勢是社會常態，並不奇怪。父親因抗戰，陷入國民政府官場，在中國黨爭內戰的南渡北歸巨變中，他棄卻南渡，即使欲學古人蠡湖歸隱，急流勇退，但為家庭生計與囊中羞澀，卻無湖可泛，無處可退。乾坤萬裏，滄海茫茫，一個平素清風兩袖兼有家室之累的國府高級公務員，以“從未做過對不起他人之事”的舊時文化人心態，在疾風暴雨翻騰不息的時局風浪中，如何將滿載家人的扁舟，平安駛進相對平靜的港灣，力爭一個誌趣相投的溫飽職業，對父母當時的殫精竭慮，我那時年幼，實難回首他們那種撕裂心扉、肝腸寸斷的兩難之痛，而認知決定命運，更是當事人的必然之途。

     1948年秋，解放軍攻占濟南，楊希文時任中共山東省人民政府秘書長，他與父親是1929年無錫教育學院同學摯友，彼此至交，談吐相契；1939年國共合作抗日時，他們又是山東省政府與中共山東分局聯係抗日救國宣傳的各方負責人，中共對父親的政治傾向也較清楚。楊希文1948年入城後，按中共政策委托他倆在教育學院的老同學喬鳴九先生，從鼓角爭鳴稍事停頓的濟南，專程赴青島，轉達中共方麵對父親脫離國民黨的讚許，並帶去希望他能設法保護好國民政府青島特別市人事檔案留青不走的寄語。

      中國的積弱積貧和日本侵華戰爭，造成上世紀早期許多文化人出於愛國，被無奈卷入與政治沾邊的人生遊戲，父親屬其一。1930年初，出身草根的他，靠努力奮進及賣文度日，已是國內著名社會教育活動家、詩人、和文藝評論家，他秉性耿直，從不參與黨派政治活動。1935年冬，他高等考試及格，由從事普通教育，轉事教育行政，後投筆反日本侵略抗戰八年。於岩牆下，他厭棄官場腐敗和黨爭政治，民族內戰危難中，袪卻流亡，其詩文既有“還我江南老布衣”之意，並兼有憂鬱、彷徨，和期待和平的心願。

      1949年5月，父親有著國民政府高級公務員和著名知識分子雙重身份，經中共友人“做過細的工作”，又在自家信箱見有中共入城前散發《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向全國各界人士宣稱除怙惡不悛的戰犯外，全國各地國民黨黨、政、軍人員，“不分階級、信仰和職業”，宣布“約法八章”，要他們一律留原地，原崗位，原工廠、商業機構，以及公私學校、文化機關、體育場所，解放軍進駐後，將一律予以保留任用……”的宣講，篤信不疑。他是一個不聞政治的文化人，毫不懷疑地相信了“約法八章”的承諾保證，對舊時的政治腐敗，已喪失信任，成為士林文苑外的獨行客。

     1949年5月，父親多次棄卻有楫南渡之緣，對嗣後的生活前景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6月2日青島市易政，他以忠於友情、信守承諾，將完整保護好的青島特別市市政府人事處的方型銅質印信及全部簿冊、賬目、報表與人事檔案，向中共青島市市軍管會做詳細清點，造冊移交，兌現了完整無損保護青島特別市人事檔案的承諾，受到軍管會的表彰，在學習中共政策後，回家待業。

     父親是有自尊心的文化人，毫不懷疑相信約法八章宣講的承諾保證。然，《布告》裏大餅散發出的陣陣餘香，尚未散盡，受眾憧憬安定的祈望，卻變換了模樣，“約法八章”裏諸多許諾幻滅，戛然而止，我家也隨之陷入另番的磨難人生。

     49年9月20日，父親將家中不需要的舊書清理後，賣給沿街收購舊物的小販，傍晚，被新政公安警察順藤摸瓜，由小販抵門指認，以父親“私賣轉移機密敵偽人事檔案”為由，在無任何書麵指令下，抄家搜查了一整夜，緣由是賣出的舊書中有幾本《青島市市政府職員錄》涉密，案發。

      父親再三說明他的舊時職務身份，稱“這是1947年他署名編輯出版的書，目的是為公務員們與社會交往實施替市民服務時使用，沿用多年，內容並無涉職員履曆，隻有現任職務、住址、電話等聯係方式，不屬於人事檔案之列，是公務員人手一冊的服務性書籍。人事檔案是公家物品，蓋有公章和檔案專用章，在市政府人事處妥善保管，已按中共政策交由市軍管會接收。你們可去了解……”。但公安警察根本不予置理。清晨，將父親和他的八本抗戰期間的日記及出版的數十本著作與往來書信等大宗曆史文字資料，一起帶往青島市市南區公安局審查，作為一條“大魚”，後轉市公安局看守所羈押，再移案至市法院待判，成為1949年9月轟動青島市的一起大案。這種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不幸，使父親莫名其妙地罹受厄運，成為一名政治嫌疑刑案人。

     曆史上，許多事情在未曾切身經曆前，其人生關鍵時刻的抉擇，就是一場裹挾著個人家庭和子女後代命運的方向性賭博，它無法讓被操弄者，看得更準，更透，更遠，這抑或是南渡北歸者人生路徑選擇時的宿命，抑或是當事人對政治手腕蒙蔽的無法認清。

     命運之神在任何曆史關頭，似乎都在殘酷捉弄著每位過客，古往今來，概莫能外，是社會劇變時的真貌，隻是經曆者能否汲取史實教訓，抑或後續的執政者，是否忌諱與允許刻留下這種時代印記而已。

     父親時年四十歲，被舊時官場稱謂書呆子，他缺乏起碼的政治敏感度，率真地聽信了同學友好的囑托，如許多讀書人把對舊誼的執信，當作人生迷航時的燈塔，而陷入對政治許諾的癡信，對政治上的翻雲覆雨，虛虛實實，變化萬千，迷惑不解，更無須說對特定布局的辨識了。父親1949年6月2日之前，為誠信兌現承諾，以敷衍方式，棄卻過多次南渡機緣，留青未走。這種樸實意識下的抉擇，隻是不願陷入國共兩黨的爭鬥漩渦，不願重蹈抗戰時的顛沛流離，和當年“入川衣飾典都盡”的苦難覆轍，他避離內戰，期待能有一個自由寫作或教書的生活空間，哪怕是繼續他三十年代的爬格子生涯，也在所不惜，而帶領全家，堅持留住下來。

     中國曆史上改朝換代之際，在牢獄裏的待決政治犯，命途不定，能否理清待判事實、竭力脫罪的心境，忐忑煎熬，舉步維艱，可想而知。常言道“一入牢門深似海，進去容易出來難”，而在押政治犯們“坐牢誠受難，家屬更堪憐”的淒悲處境，則有著諸多共同性。父母對當時這一“政治嫌疑”冤案顯示出的錯愕及他們各自的心碎刺痛，是難以啟齒的回憶。

     我的母親是有高等文化素養的職業女性，在父親1949—1950年冤陷囹圄的待判期間，她除白天須承擔撫養四個孩子的生活重擔外，還要忍受社會不明真相者的非議冷眼，要挺著五個月的待產身孕，拖著我這不到九歲的長子，去看守所給父親送牢飯，度日如年；夜深人靜時，再以待判家屬身份，要根據中共政策，將父親完整保護青島市人事檔案的經過，乃至對中共政策的認識與請求，用執著毅力與誠摯態度，向山東省人民政府和青島市法院以萬言陳述詞，反複說明，力爭能攙扶著父親，雪夜渡斷橋脫難。

     這繁重的勞心勞力事務，遙遙無期，周而複始，度日如年。母親絞盡腦汁，身心疲憊，屈指以待，晚上每當她暗自潸然淚下時，我看在眼裏，無法替代，隻能搖扶著她的手臂，勸她盡量減輕傷悲。這種銘心記憶，我畢生難忘。

     經過五個多月的苦等煎熬，青島市法院終於通知母親要找兩位社會賢達人士和兩個著名店鋪，簽約作保， 1950年3月，終於將父親釋放歸家。在當時送達的青島市人民法院（50）刑字第1270號《刑事判決書》中，他被以令人詫異未明的政治嫌疑論罪科刑六個月，緩期執行一年。

     筆者成人工作後，母親對我提及當年得知父親“政治嫌疑”罪名時，堅信他遭此厄運實屬無辜。對這“欲加之罪卻無錯放”的案例，以往隻在曆史戲劇或社會傳言中見到、聽到，但親臨其境時，除去無奈，她隻能替蒙冤親人籲請中共當局網開一麵，以文化人特有方式，上書陳辯，謹慎訴冤。她說：“那時是家庭最困難的時期，我已做出最壞打算，將你們四個大一點的孩子分別托付給幾位友好寄養照看。讀書人若能靠文字陳情說理固然好，但易被有些人視為某種軟弱而非難。然讀書人並非刁民，被逼無奈時，也隻能像古時楊三姐那般破釜沉舟，攔轎申冤，求取清白。你爸的案子冤情清楚，與中共公布的政策顯著不符，為求得玉潔冰清，必要時我隻能不顧個人尊嚴，抱著小五（指最小的妹妹）赴濟南或北京請命……”。

     該案判決35年後，即先父去世20周年的1985年，筆者看到國家首次公布的《刑事訴訟法》中，有不服一審判決可以上訴，卻並未有時效限製規定，遂據此向山東省高院，書麵提請對芮麟“政治嫌疑案”的二審請求。經最高法院對省高院請示報告作出批示，先父1950年的原判，經青島市中院（85）刑二再字第3號刑事判決書撤銷，作出了他“青島解放前夕能將掌管的人事檔案予以保護，解放後完整無損地移交政府，確有立功表現”的人民法院再審平反結論，這已是後話。

    父親1950年初夏出獄，當時青島市中學師資匱缺，人民政府教育局在《青島日報》公布考試招聘公立中學教師。父親剛被釋放，但駐地公安派出所卻拒絕給他出具政審證明，為家庭生計度日和報名應試，母親讓父親拿著1949年8月蓋有中共青島市軍管會簽發的“經本政府教育後準予轉業”紅印章證明信，去市教育局協調。經有關方麵從市法院確認他的政曆已審查清楚後，獲準報名參加青島市公立中學教師資格考試。嗣後，父親以第一名成績分配在山東省青島市第四中學任職語文教師。舊時的高官變身為公立中學教師，後被稱為“混入革命幹部隊伍”，這種曆史匯聚，不可思議。

 

    1950年與聯合國軍對持的抗美援朝戰爭爆發，1951年2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公布，紅色風暴使從舊社會過來並與政治曾有過沾邊者，個個自危，人人忐忑。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相繼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思想改造運動在教育係統全麵開展。當時舊知識分子教師，對政治運動的概念，認識極其模糊，隨著運動深入，才深刻領悟到中共政治運動將觸及到每人靈魂深處那種刻骨銘心的厲害。

     父親缺少政治生存之道，對交代曆史，1949年6月—1950年3月期間，他向市軍管會、基層派出所、區、市公安局、市法院交代過多次，對向學校和教育局再次書寫個人曆史，隻是重複，但將自己經曆細節和內心隱私，向全體教師同仁當眾麵述，尤其要重點深刻認識與自我批判，這不僅傷及文化人的顏麵尊嚴，且還要提升到政治高度加深認識，難度巨大。

    父親被整肅改造時，思想難以理順，對要求的立場轉變，與幫助他思想改造的積極分子們的要求，差距甚極，人多口雜，顏麵盡掃，度日如年，天天如此。當他運動中，講真話、講實話，交代曆史上個人因參加抗戰衛國，獲得國民政府頒發抗戰勝利勳章，及在1947年退出國民黨，認為自己循規蹈矩，沒有舊政府官員的貪腐劣行，“出淤泥而不染”時，思想認識當即觸礁，在學校掀起軒然大波，他自然也成為舊政權在青島市中學裏的被批判代表，中共黨組織針對他的批判，也隨之進入高潮。

    學校裏的一些力爭政治進步者，爭先恐後響應號召，群起批判父親態度不端正，認識錯誤，稱他沒有看清國民黨挑起內戰，破壞抗日，對日本侵略者不抵抗，使大片國土淪喪的罪行和反動本質，國民黨的抗戰勝利是“從峨嵋山上，下山摘桃子”……，又指責父親所稱“美國投原子彈後日本投降”，是在替美帝公開做宣傳，應該是蘇聯老大哥出兵解放東北後，才……。父親在高壓態勢下隻得重新檢查，深挖痛批“曆史根源”和“思想政治根源”，與舊時代的反動曆史劃清界限，也不得不將投筆抗戰八年獲得國民政府頒發抗戰勝利勳章的業績，作為他效忠黨國的汙點，劃清界限，自怨自艾，在運動中痛苦反複地煎熬著，自尊完全消失，無法過關。

     另一觸及父親靈魂的是，涉及青島市政府人事檔案保護問題。當時全國上下正深入開展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從公布的鎮反案例看，被稱為前政權潛伏留下的軍警，特務、土匪、惡霸、反動道會門等人員，在農村、城市數量驚人，每批鎮反布告上的被槍斃者，紅勾連篇，少則數十人，多則近百名，每隔不久，公布一批，從舊社會過來沾點政治邊緣者，難得講清楚，個個自危。

     在戰爭陰影造成人們思想混亂環境下，父親對他離心舊官場、向往自由、追求民主的作為，可坦然地向軍管會、公安局、法院如實陳述接受中共高級幹部動員留青不走、保護青島市政府人事檔案的經過，但在局勢混亂、“人心隔肚皮”的公開場合，卻無法向全校員工啟齒麵述。人多口雜、直言賈禍、人心如麵的古訓，必須引以為戒。父親在全校教師員工眾目睽睽下交代政治曆史時，那種委曲求全，壓抑著避而不能談接受中共上層影響他保護人事檔案的曆史事實，隻得講述擔任市政府人事處長的相關經曆，接受教職員工的批判。何況，當時也不允許那些親曆政治運動的被整肅者，利用中共政策，提出它類要求，在時代劇變潮流中，鼎革前有過政治曆史問題的過來人，未被進一步追究，已屬萬幸。

    父親那時每天深夜回家，心神不寧，愁容滿麵，懊喪備至，茶飯不思，昔日飯後在書房靜心讀書與高亢吟唱詩作的思緒氛圍，一掃而光，再也不見。他那時對母親多次欲言又止，搖頭歎息不斷，他曾自言“淚眼朦朧恨夢醒”的狀態，和“枉在人間空自尊”的感慨，讓母親憂心忡忡，倍感揪心，她隻能苦苦勸慰父親一定要想得開，父親的思想悲觀痛苦，已處極限承受邊緣。這些恍然如昨的往事，我都還有清晰記憶。

     母親是中學教師，參加思想改造運動，同樣承受著人人自危的煎熬，她擔任過北平女青年會的教育幹事，是虔誠基督徒，磨難之重，自不待言。出於對家庭的維護，她對素無政治生存之道的父親在思想改造運動時避離禍端，有過極大撫慰幫助。母親回家後向父親探詢學校內的運動進展，及父親當眾講述的為難和無奈，要他少解釋，莫爭辯，出於對家庭的保護，母親反複提及宋蘇軾“刺舌君今猶未戒”的典故與詩句，不斷勸慰開導他要再想開一些。

     那強勢下，齒亡舌存、適者生存的名典，使父親與鎮反運動中諸多現實境遇不如他的熟悉者相比，尤其與一些剛任職教師，又按中共政治運動規定被“組織清理”掉的人員相比，他才真正領悟到政治承諾轉瞬巨變的大勢所趨，在當時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漸過關口。

     1953年夏天，父親在腦神經極度繃緊下，患腦血栓住院，經搶救已無法繼續擔任教職，在家休養，56---57年的肅反、反右運動，按中共政策規定，他沒參加，1965年他第二次腦梗複發過世。許多不能被忘卻的往事，是人生見證良心與責任的紀念碑。從前人走過的路途中汲取經驗教訓，為子女後人盡力造福，是必須的人生經驗，它們對增長見識，或有些許啟迪。這篇先父母相濡以沫，雪夜攙扶過斷橋的淒情經曆，閱者若能從時代潮流激蕩中，觸類旁通，唱亮黑夜，撥動星辰，筆者將感激不盡。

     父母與我們子女，隻是中國社會進程中微不足道的過客，難得掌握個人命運的走向，但可用這支禿筆，在獲得做人的話語表述權後，記下並發表這些波濤洶湧、曆盡苦難時掠過形形色色真實浪花的場景，還原時光真貌，將那些刻鐫下來的史料性憶痕，在文學城海外博客裏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