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1935-2018）是台灣著名作家、曆史學者、社會評論家和政治人物！他曾以其犀利的言辭和反叛的精神而聞名。李敖已於2018年3月逝世, 但他生前曾經說過, 我死了以後, 你們會想我想得發發瘋！
然而現今海峽兩岸所有媒體, 無論是平麵的, 或是立體的, 卻罕見有關李敖的任何報導, 怎麽會沒有人發瘋呢?!
最近我寫了一篇“胡適兩段動人婚外情”的文章, 因此由胡適想起了李敖, 因為他們彼此之間, 似有類似師徒的關係.
（一）
說起李敖, 最讓我難以忘記的；是他在1962年所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
近百年來, 由於滿清政府的無能衰敗, 國家累遭外國列強侵犯, 一般有識之士, 認為這根本原因是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因此國內對中西方文化優劣的論戰, 累見不鮮.
最早是在五四運動時期.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愛國主義和民主運動. 在這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傳統文化，探索新的思想和價值觀，其中中西文化的比較和衝突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因此中西文化論戰在五四運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一方麵，許多知識分子認為中國落後的根源在於封建文化的束縛，需要向西方學習，吸收現代科學、民主和進步思想。他們主張以西方文化為榜樣，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和民主化. 另一方麵，也有一些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認為應該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保留和發揚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實現中西文化的融合與共生.
總的來說，五四運動時期的中西文化論戰, 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 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關係的不同理解和探索.
1962年在台灣由李敖也掀起一場中西文化論戰!
現在就讓我來談一談: “1962年在台灣由李敖所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
談到”文化”, 首先要問”文化”的含義究竟是什麽?
文化這一詞匯, 它是具非常廣意的含義, 很不容易給它下一個精確的定義. 但我個人認為, 文化就是一個族群, 共同生活的一切呈現!
知名作家龍應台曾說:
“確切地說, 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曆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等.
因此, 品位、道德、智能, 是文化積累的總和. ”
中國曆史悠久、文化內涵博大精深, 這種優秀傳統的中土文化, 它是我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結晶, 讓我們常常感到自傲!
但近一百多年來, 由於歐風東漸, 西方文化入侵中土, 更由於滿清末年, 清政府政治腐敗, 國勢趨弱, 累受外國列強欺淩, 國內一般有識之士, 念茲在茲, 不斷地在尋求富國強兵之道, 並探求中西方文化之異同, 為何西方的科技文明會比中土進步得如此神速?
有人認為, 這都是由於我國傳統文化, 深受儒家思想影響, 隻重人文學術之鑽究, 而忽略對現代科學之研發, 有以致之!
因此曾經有人主張: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或”截長補短, 學習別人家的長處”; 但也有人認為, “要學人家, 就應該學得徹底, 最好全盤西化!”
因此1962年在台灣, 由李敖所扇起的中西文化論戰的起因, 也可以認為是:
1958年胡適從美國到台灣, 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以後, 目睹台灣島內的政治氣氛十分沉悶與壓抑, 特別是文化方麵, 保守勢力非常活耀, 內心是相當痛苦的. 他作為代表以西方穩健型為文化發展模式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領袖, 當年在台灣不斷地為學術獨立和言論自由, 而奔走呼籲.
1961年11月, 胡適在台灣召開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上發表題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著名演講, 他說:
“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 沒有多少精神成分. 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 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 還有什麽文明可說? 一個文明容忍“種姓製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幾千年之久, 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 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 而不值得過的, 把貧窮和行乞看作美德, 把疾病看作天禍, 又有些什麽精神價值可說?
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 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 那些老文明本來隻屬於人類衰老的時代---年老體衰了, 心智也頹唐了, 就覺得沒法子對付大自然的力量了. 的確, 充分認識那些老文明中並沒有多大精神成分, 甚或已沒有一點生活氣力, 似乎正是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 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種智識上的準備. 因為這個近代文明, 正是歌頌人生的文明, 正是要利用人類智能, 改善種種生活條件的文明. ……
我主張把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義的、精神的. 我大約三十多年前說過: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能來尋求真理, 來控製自然, 來變化物質以供人用, 來使人的身體免除不必要的辛勞痛苦, 來把人的力量增加幾千倍幾十萬倍, 來使人的精神從愚昧、迷信解放出來, 來革新再造人類的種種製度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義的??文明, 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
殊不料, 這篇題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講稿, 立即遭到了衛道士諸公如東海大學教授徐複觀、政論家鄭學稼等人的“口誅筆伐”, 甚至惡意詆毀. 一時間圍剿、責難的文章紛紛出籠, 熱鬧不已.
徐複觀說: “看到胡博士在東亞科教會的演說, 他以一切下流的辭句, 來誣蔑中國文化, 誣蔑東方文化, 我應當向中國人、東方人宣布出來, 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是中國人的恥辱, 東方人的恥辱. 我之所以這樣說, 並不是因為他不懂文學, 不懂史學, 不懂哲學, 不懂中國的, 更不懂西方的, 不懂過去的, 更不懂現代的, 而是他過了七十之年, 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 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 發而為狂悖的言論, 想用誣蔑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 以掩飾自己的無知, 向西方人賣俏, 因而得點殘羹冷炙, 來維持早已掉到廁所裏去了的招牌. 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 ”
此時徐複觀已近六十歲, 頗有點“老夫聊發少年狂”的率性. 有人稱他是一位“天賦熱情充沛、疾惡如仇的人, 常會因情緒激動, 破口直言, 而筆鋒又淩厲尖銳, 不免予人以刻薄的口實之之感”.
這時胡適已在病中, 似未有任何答辯, 但他在去世之前曾激動地提及這件事.
接著, 老立委胡秋原在《文星》第五十一期（1962年1月1日）上發表二萬七千字的長信《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 他不以胡適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為然, 警告人們不可在“複古”、“西化”中二者選一, “因複古隻足以促成洋化, 而洋化無論西洋化、北洋化, 到最後是亡國”, 同時告誡年輕的朋友們應當“認真的、規規矩矩的做人, 認真的、規規矩矩的求學, 以便將來有機會認真的、規規矩矩的立國”.
胡秋原的這一“荒腔走板”的論說, 立即遭致當時文星主編李敖的反駁.
李敖在《文星》第五十二期（1962年2月1日）《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 一槍連挑五十幾位中國三百多年來的古今人物, 並直截了當地聲稱這些人都是有病的. 這些病包括義和團病、中勝於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病、挾外自重病、大團圓病、超越前進病等等, 不一而足.
他甚至還認為“取長舍短, 擇善而從”地麵對西方文化的理論是行不通的, 他說:
“我們麵對西方現代文化, 就好像麵對一個美人, 你若想占有她, 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占有”, 企圖改正美人缺點, 就是妄自尊大的厚顏;?? 因此“我們一方麵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蔥、鍾表、番茄、席夢思、預備軍官製度, 我們另一方麵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離婚、太保（不知害臊）、大腿舞和搖滾而來的瘋狂”.
李敖後來在《文化論戰的一些史料與笑料》一書中, 將胡適的那篇英文講稿以及自己這篇《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視為這一場論戰中“真正在思想'趨向'方麵指路的文獻”, 而“其他的大量文字, 有的是這條路上的壓路機, 有的是這條路上的攔路虎……”
（二）
當《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發表後, 李敖自己也驚訝了. 這篇文章竟給他帶來了始料未及的“不虞之譽”與“不虞之毀”, 一時間是“數不清的來信, 數不清的批評、讚揚、支援、恐嚇, 以及數不清的文字上的辯駁討論”. 李敖突然發現自己此時已然成了《文星》上的一個焦點人物. 於是聰明過人的他開始反擊了.
就這樣, 一方以李敖為首、另一方以胡秋原當帥, 一場言論兩極、硝煙四起的“中西文化大論戰”於焉而爆發!
參加論戰者, 支持李敖的有居浩然、許登源（ 台大哲學係助教）、洪成完（台大數學係助教、何秀煌（台大哲學係講師）、陳鼓應（台大哲學係助教）等中青年學者.
站在胡秋原這一邊的有徐複觀、鄭學稼、葉青（任卓宣）等資深政論家.
1962年4月, 李敖在《文星》第五十四期上發表《我要繼續給人看看病》, 鄭學稼則有《論白話文和白話文的運動——附答李敖先生》, 同期的還有居浩然、許登源、洪成完、李彭齡、黃富三、東方望、孟戈等人的文章.
東方望在文章中嘲笑徐複觀做人不夠恕道, 在胡適生前大肆攻訐, 此時又為文大捧, “在古今中外之褒貶文章中, 兩個月之內, 如此轉態度者, 當推徐複觀教授為第一”.
居浩然在文章中也為胡適的“西化”運動辯護, 他認為現在的“全盤西化”, 應是專就以近代西洋科學為基礎的工業技術而言, 說到底就是“全盤科學化和全盤工業化”, 同時批評胡秋原的“俄化”問題簡直“不知所雲”, 甚至提出要與胡秋原公開比試一下英文的“讀、說、寫”能力, 且開了個洋書單, 要他“不妨認真將這些書讀通, 再談知識社會學不遲”. 其文字充滿挑釁而不留餘地.
李敖則在文中嘲笑徐道鄰的文化觀念中無不滲透著“世界博物館館長”的好夢, 想以萬花筒的方式, 來維持各地文化傳統於不墮, 分明是在替“傳統派做嫁衣裳”,又說胡秋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 他的長篇大論矛盾百出, 僅“超越”一文就有自相矛盾三十七處之多.
許登源在文中批評胡秋原以“立正、向前看、超越、前進”來比喻“超越”完全是一種口號, “一點也沒有說到具體的方法”, 邏輯觀念也不正確, 並建議胡秋原“應修好大一邏輯”, 再“吃一帖強烈的瀉藥, 把自己雜亂無章、概念不清、思考不邏輯等毛病統統瀉去”, 完全是一種輕蔑的口吻.
洪成完攻擊胡秋原《由精神獨立到新文化之創造》一文, 認為一個“淵博常識”的知識分子, 除了先天因素外, 還必須多讀及格的書, 多做硬功夫, 如果不了解及接受新知識, 對於尚在爭論中的問題狂加斷說, 他便沒有資格談現代化問題, 胡秋原不過是一個“頭腦不邏輯”、昧然不知“科學”為何物的“蜘蛛式的玄學英雄”而已, 於是奉勸胡秋原“勿玩弄名詞, 也勿被名詞玩弄”, “多動大腦多思考, 少動小腦耍筆杆”.
李彭齡針對徐複觀《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過分廉價的中西文化問題》兩篇文章而戲之, 懷疑徐氏根本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了解過胡適, 徐複觀筆下的胡適之, 毀也好,譽也罷, 也就“無啥斤兩了！”黃富三在駁斥徐複觀時認為: “胡先生是說東方文明隻有極少的精神價值, 並不是說東方文明根本沒有靈性. ”他問道: “凡是人便有靈性嗎? 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也有靈性嗎? ”至於婦女纏足問題, 胡適不過是舉出“包小腳”這個例子, 是想說明中國文化中缺少“精神成分”, 徐對胡適的批評“隻是向空中虛放一響而已”.
孟戈則在文中大聲呼籲“我們年輕的一代, 要痛痛快快地接過這位大師交下來的曆史接力棒……我們不能再兜圈子了, 再兜圈子什麽都完了！”雖然《文星》在上一期的“編輯室報告”中還特別強調“來稿隻要是理性的, 而不是肌肉衝動——例如謾罵, 人身攻擊, 我們將盡可能的刊載”.
可這一期的《文星》就幾乎成了一本反胡（秋原）反徐（複觀）的專輯, 其中“四篇圍攻胡秋原, 三篇圍攻徐複觀. 即使徐道鄰的一封短信, 也遭受無情的批判. 作者們熟練地運用邏輯辯證技巧, 毫不留情地把對方逼到牆角, 再用教訓的口吻數落對方, 要他們回去多讀點書再回來辯論”. 如此猛烈的文字火力, 讓胡秋原、徐複觀等人如坐針氈, 他們遷怒於《文星》, 實際上也是在責怪文星的出版人蕭孟能.
就在這時, 胡秋原卻突然翻臉了, 再也不願回到《文星》來了, 而是轉移陣地, 開始在《世界評論》上撰文反擊《文星》上的年輕人. 他把居浩然、李敖、許登源、洪成完四個人編為甲、乙、丙、丁四號, 予以個別批評, 甚至懷疑《文星》敢於有組織性地連篇刊文攻擊自己, 是有一股勢力在迫害他. 這讓蕭孟能多少感到有點意外:
蕭孟能則說: “原則上, 隻要是言之有物, 對知識分子是有意義的,??不管它刻不刻薄, 無論是正麵或是反麵, 我都讓它發表. 當時胡秋原對於李敖給他的反駁與攻擊, 惱羞成怒. 對《文星》拂袖而去, 如果他不這樣做, 他的反駁與攻擊的文章, 不管有多長, 我們還是照樣刊登. 過去他的長文, 我們不但登, 而且是一次登完. 為了他一篇長達七萬字的文章, 《文星》不惜增加頁數, 一期登完. 我們對他的尊重, 他是沒有話說的. 相信任何其他雜誌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
1962年5月5日, 《政治評論》刊出葉青《中西文化問題之總結》一文, 聲稱“'全盤西化'是一種奴婢思想, 而現在主張全盤西化的人, 多是陳序經的第三代信徒, 所以稱為'奴下奴'是再恰當沒有了. 這些人, 目的不在討論問題, 隻是由於門戶之見, 為'洋大人'、'學閥'看'家'而已”.
（三）
陳序經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文化界主張“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 1933年12月29日, 他在中山大學禮堂發表題為《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 曾引發過一場關於文化問題的論爭. 陳序經認為: “尋出一種辦法以為中國文化前途計的人, 大約不出下麵三個派別: 一、主張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的; 二、主張複返中國固有文化的;三、主張折衷辦法的. ”他直言不諱地批評後兩派一個是“辦不到”, 另一個是“走不通”, 因為“前者昧於文化的一致與和諧的真義, 而後者昧於文化發展變換的道理”.
《文星》在第五十八期時重刊陳序經《全盤西化的理由》一文, 李敖還寫了“重刊後記”, “對這位第一個提出'全盤西化'四個字的人的一點懷念”. 這一姿態分明表示“陳序經的第三代信徒”毫不讓步的決心. 至此, 文化論戰進入了一個短兵相接階段.
李敖在《文星》發表文章寫“閩變”, 這下惱怒了胡秋原, 他專辦一個《中華雜誌》和李敖對上. 《文星》和《中華雜誌》你來我往, 極盡攻守之能事.
1962年10月1日《文星》第六十期刊出李敖的長文《胡秋原的真麵目》，寫胡秋原在“閩變”時的行為，胡秋原惱羞成怒，一狀告上法院。
1963年7月1日李敖在第六十九期發表《為“一言喪邦”舉證》，文章中繼續挖苦胡秋原，說他“不堪造就，竟然惱羞成怒，老下臉皮來控告我”，勸告胡秋原“趁早投筆毀容，披發入山”。
這場論戰, 就此不了了之.
顯而易見, 這次中西文化論戰, 是一次具有相當規模的、有深度的文化大討論, 它為台灣人民擴大視野, 更新觀念, 麵向世界, 迎接台灣的經濟起飛, 政治趨向民主, 做了一些思想上的準備工作！
憶李敖1962年所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
Lxxyy2014 (2025-07-28 03:54:08) 評論 (13)
李敖（1935-2018）是台灣著名作家、曆史學者、社會評論家和政治人物！他曾以其犀利的言辭和反叛的精神而聞名。李敖已於2018年3月逝世, 但他生前曾經說過, 我死了以後, 你們會想我想得發發瘋！
然而現今海峽兩岸所有媒體, 無論是平麵的, 或是立體的, 卻罕見有關李敖的任何報導, 怎麽會沒有人發瘋呢?!
最近我寫了一篇“胡適兩段動人婚外情”的文章, 因此由胡適想起了李敖, 因為他們彼此之間, 似有類似師徒的關係.
（一）
說起李敖, 最讓我難以忘記的；是他在1962年所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
近百年來, 由於滿清政府的無能衰敗, 國家累遭外國列強侵犯, 一般有識之士, 認為這根本原因是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因此國內對中西方文化優劣的論戰, 累見不鮮.
最早是在五四運動時期.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愛國主義和民主運動. 在這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傳統文化，探索新的思想和價值觀，其中中西文化的比較和衝突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因此中西文化論戰在五四運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一方麵，許多知識分子認為中國落後的根源在於封建文化的束縛，需要向西方學習，吸收現代科學、民主和進步思想。他們主張以西方文化為榜樣，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和民主化. 另一方麵，也有一些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認為應該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保留和發揚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實現中西文化的融合與共生.
總的來說，五四運動時期的中西文化論戰, 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 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關係的不同理解和探索.
1962年在台灣由李敖也掀起一場中西文化論戰!
現在就讓我來談一談: “1962年在台灣由李敖所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
談到”文化”, 首先要問”文化”的含義究竟是什麽?
文化這一詞匯, 它是具非常廣意的含義, 很不容易給它下一個精確的定義. 但我個人認為, 文化就是一個族群, 共同生活的一切呈現!
知名作家龍應台曾說:
“確切地說, 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曆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等.
因此, 品位、道德、智能, 是文化積累的總和. ”
中國曆史悠久、文化內涵博大精深, 這種優秀傳統的中土文化, 它是我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結晶, 讓我們常常感到自傲!
但近一百多年來, 由於歐風東漸, 西方文化入侵中土, 更由於滿清末年, 清政府政治腐敗, 國勢趨弱, 累受外國列強欺淩, 國內一般有識之士, 念茲在茲, 不斷地在尋求富國強兵之道, 並探求中西方文化之異同, 為何西方的科技文明會比中土進步得如此神速?
有人認為, 這都是由於我國傳統文化, 深受儒家思想影響, 隻重人文學術之鑽究, 而忽略對現代科學之研發, 有以致之!
因此曾經有人主張: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或”截長補短, 學習別人家的長處”; 但也有人認為, “要學人家, 就應該學得徹底, 最好全盤西化!”
因此1962年在台灣, 由李敖所扇起的中西文化論戰的起因, 也可以認為是:
1958年胡適從美國到台灣, 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以後, 目睹台灣島內的政治氣氛十分沉悶與壓抑, 特別是文化方麵, 保守勢力非常活耀, 內心是相當痛苦的. 他作為代表以西方穩健型為文化發展模式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領袖, 當年在台灣不斷地為學術獨立和言論自由, 而奔走呼籲.
1961年11月, 胡適在台灣召開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上發表題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著名演講, 他說:
“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 沒有多少精神成分. 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 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 還有什麽文明可說? 一個文明容忍“種姓製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幾千年之久, 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 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 而不值得過的, 把貧窮和行乞看作美德, 把疾病看作天禍, 又有些什麽精神價值可說?
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 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 那些老文明本來隻屬於人類衰老的時代---年老體衰了, 心智也頹唐了, 就覺得沒法子對付大自然的力量了. 的確, 充分認識那些老文明中並沒有多大精神成分, 甚或已沒有一點生活氣力, 似乎正是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 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種智識上的準備. 因為這個近代文明, 正是歌頌人生的文明, 正是要利用人類智能, 改善種種生活條件的文明. ……
我主張把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義的、精神的. 我大約三十多年前說過: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能來尋求真理, 來控製自然, 來變化物質以供人用, 來使人的身體免除不必要的辛勞痛苦, 來把人的力量增加幾千倍幾十萬倍, 來使人的精神從愚昧、迷信解放出來, 來革新再造人類的種種製度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義的??文明, 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
殊不料, 這篇題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講稿, 立即遭到了衛道士諸公如東海大學教授徐複觀、政論家鄭學稼等人的“口誅筆伐”, 甚至惡意詆毀. 一時間圍剿、責難的文章紛紛出籠, 熱鬧不已.
徐複觀說: “看到胡博士在東亞科教會的演說, 他以一切下流的辭句, 來誣蔑中國文化, 誣蔑東方文化, 我應當向中國人、東方人宣布出來, 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是中國人的恥辱, 東方人的恥辱. 我之所以這樣說, 並不是因為他不懂文學, 不懂史學, 不懂哲學, 不懂中國的, 更不懂西方的, 不懂過去的, 更不懂現代的, 而是他過了七十之年, 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 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 發而為狂悖的言論, 想用誣蔑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 以掩飾自己的無知, 向西方人賣俏, 因而得點殘羹冷炙, 來維持早已掉到廁所裏去了的招牌. 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 ”
此時徐複觀已近六十歲, 頗有點“老夫聊發少年狂”的率性. 有人稱他是一位“天賦熱情充沛、疾惡如仇的人, 常會因情緒激動, 破口直言, 而筆鋒又淩厲尖銳, 不免予人以刻薄的口實之之感”.
這時胡適已在病中, 似未有任何答辯, 但他在去世之前曾激動地提及這件事.
接著, 老立委胡秋原在《文星》第五十一期（1962年1月1日）上發表二萬七千字的長信《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 他不以胡適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為然, 警告人們不可在“複古”、“西化”中二者選一, “因複古隻足以促成洋化, 而洋化無論西洋化、北洋化, 到最後是亡國”, 同時告誡年輕的朋友們應當“認真的、規規矩矩的做人, 認真的、規規矩矩的求學, 以便將來有機會認真的、規規矩矩的立國”.
胡秋原的這一“荒腔走板”的論說, 立即遭致當時文星主編李敖的反駁.
李敖在《文星》第五十二期（1962年2月1日）《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 一槍連挑五十幾位中國三百多年來的古今人物, 並直截了當地聲稱這些人都是有病的. 這些病包括義和團病、中勝於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病、挾外自重病、大團圓病、超越前進病等等, 不一而足.
他甚至還認為“取長舍短, 擇善而從”地麵對西方文化的理論是行不通的, 他說:
“我們麵對西方現代文化, 就好像麵對一個美人, 你若想占有她, 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占有”, 企圖改正美人缺點, 就是妄自尊大的厚顏;?? 因此“我們一方麵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蔥、鍾表、番茄、席夢思、預備軍官製度, 我們另一方麵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離婚、太保（不知害臊）、大腿舞和搖滾而來的瘋狂”.
李敖後來在《文化論戰的一些史料與笑料》一書中, 將胡適的那篇英文講稿以及自己這篇《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視為這一場論戰中“真正在思想'趨向'方麵指路的文獻”, 而“其他的大量文字, 有的是這條路上的壓路機, 有的是這條路上的攔路虎……”
（二）
當《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發表後, 李敖自己也驚訝了. 這篇文章竟給他帶來了始料未及的“不虞之譽”與“不虞之毀”, 一時間是“數不清的來信, 數不清的批評、讚揚、支援、恐嚇, 以及數不清的文字上的辯駁討論”. 李敖突然發現自己此時已然成了《文星》上的一個焦點人物. 於是聰明過人的他開始反擊了.
就這樣, 一方以李敖為首、另一方以胡秋原當帥, 一場言論兩極、硝煙四起的“中西文化大論戰”於焉而爆發!
參加論戰者, 支持李敖的有居浩然、許登源（ 台大哲學係助教）、洪成完（台大數學係助教、何秀煌（台大哲學係講師）、陳鼓應（台大哲學係助教）等中青年學者.
站在胡秋原這一邊的有徐複觀、鄭學稼、葉青（任卓宣）等資深政論家.
1962年4月, 李敖在《文星》第五十四期上發表《我要繼續給人看看病》, 鄭學稼則有《論白話文和白話文的運動——附答李敖先生》, 同期的還有居浩然、許登源、洪成完、李彭齡、黃富三、東方望、孟戈等人的文章.
東方望在文章中嘲笑徐複觀做人不夠恕道, 在胡適生前大肆攻訐, 此時又為文大捧, “在古今中外之褒貶文章中, 兩個月之內, 如此轉態度者, 當推徐複觀教授為第一”.
居浩然在文章中也為胡適的“西化”運動辯護, 他認為現在的“全盤西化”, 應是專就以近代西洋科學為基礎的工業技術而言, 說到底就是“全盤科學化和全盤工業化”, 同時批評胡秋原的“俄化”問題簡直“不知所雲”, 甚至提出要與胡秋原公開比試一下英文的“讀、說、寫”能力, 且開了個洋書單, 要他“不妨認真將這些書讀通, 再談知識社會學不遲”. 其文字充滿挑釁而不留餘地.
李敖則在文中嘲笑徐道鄰的文化觀念中無不滲透著“世界博物館館長”的好夢, 想以萬花筒的方式, 來維持各地文化傳統於不墮, 分明是在替“傳統派做嫁衣裳”,又說胡秋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 他的長篇大論矛盾百出, 僅“超越”一文就有自相矛盾三十七處之多.
許登源在文中批評胡秋原以“立正、向前看、超越、前進”來比喻“超越”完全是一種口號, “一點也沒有說到具體的方法”, 邏輯觀念也不正確, 並建議胡秋原“應修好大一邏輯”, 再“吃一帖強烈的瀉藥, 把自己雜亂無章、概念不清、思考不邏輯等毛病統統瀉去”, 完全是一種輕蔑的口吻.
洪成完攻擊胡秋原《由精神獨立到新文化之創造》一文, 認為一個“淵博常識”的知識分子, 除了先天因素外, 還必須多讀及格的書, 多做硬功夫, 如果不了解及接受新知識, 對於尚在爭論中的問題狂加斷說, 他便沒有資格談現代化問題, 胡秋原不過是一個“頭腦不邏輯”、昧然不知“科學”為何物的“蜘蛛式的玄學英雄”而已, 於是奉勸胡秋原“勿玩弄名詞, 也勿被名詞玩弄”, “多動大腦多思考, 少動小腦耍筆杆”.
李彭齡針對徐複觀《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過分廉價的中西文化問題》兩篇文章而戲之, 懷疑徐氏根本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了解過胡適, 徐複觀筆下的胡適之, 毀也好,譽也罷, 也就“無啥斤兩了！”黃富三在駁斥徐複觀時認為: “胡先生是說東方文明隻有極少的精神價值, 並不是說東方文明根本沒有靈性. ”他問道: “凡是人便有靈性嗎? 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也有靈性嗎? ”至於婦女纏足問題, 胡適不過是舉出“包小腳”這個例子, 是想說明中國文化中缺少“精神成分”, 徐對胡適的批評“隻是向空中虛放一響而已”.
孟戈則在文中大聲呼籲“我們年輕的一代, 要痛痛快快地接過這位大師交下來的曆史接力棒……我們不能再兜圈子了, 再兜圈子什麽都完了！”雖然《文星》在上一期的“編輯室報告”中還特別強調“來稿隻要是理性的, 而不是肌肉衝動——例如謾罵, 人身攻擊, 我們將盡可能的刊載”.
可這一期的《文星》就幾乎成了一本反胡（秋原）反徐（複觀）的專輯, 其中“四篇圍攻胡秋原, 三篇圍攻徐複觀. 即使徐道鄰的一封短信, 也遭受無情的批判. 作者們熟練地運用邏輯辯證技巧, 毫不留情地把對方逼到牆角, 再用教訓的口吻數落對方, 要他們回去多讀點書再回來辯論”. 如此猛烈的文字火力, 讓胡秋原、徐複觀等人如坐針氈, 他們遷怒於《文星》, 實際上也是在責怪文星的出版人蕭孟能.
就在這時, 胡秋原卻突然翻臉了, 再也不願回到《文星》來了, 而是轉移陣地, 開始在《世界評論》上撰文反擊《文星》上的年輕人. 他把居浩然、李敖、許登源、洪成完四個人編為甲、乙、丙、丁四號, 予以個別批評, 甚至懷疑《文星》敢於有組織性地連篇刊文攻擊自己, 是有一股勢力在迫害他. 這讓蕭孟能多少感到有點意外:
蕭孟能則說: “原則上, 隻要是言之有物, 對知識分子是有意義的,??不管它刻不刻薄, 無論是正麵或是反麵, 我都讓它發表. 當時胡秋原對於李敖給他的反駁與攻擊, 惱羞成怒. 對《文星》拂袖而去, 如果他不這樣做, 他的反駁與攻擊的文章, 不管有多長, 我們還是照樣刊登. 過去他的長文, 我們不但登, 而且是一次登完. 為了他一篇長達七萬字的文章, 《文星》不惜增加頁數, 一期登完. 我們對他的尊重, 他是沒有話說的. 相信任何其他雜誌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
1962年5月5日, 《政治評論》刊出葉青《中西文化問題之總結》一文, 聲稱“'全盤西化'是一種奴婢思想, 而現在主張全盤西化的人, 多是陳序經的第三代信徒, 所以稱為'奴下奴'是再恰當沒有了. 這些人, 目的不在討論問題, 隻是由於門戶之見, 為'洋大人'、'學閥'看'家'而已”.
（三）
陳序經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文化界主張“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 1933年12月29日, 他在中山大學禮堂發表題為《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 曾引發過一場關於文化問題的論爭. 陳序經認為: “尋出一種辦法以為中國文化前途計的人, 大約不出下麵三個派別: 一、主張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的; 二、主張複返中國固有文化的;三、主張折衷辦法的. ”他直言不諱地批評後兩派一個是“辦不到”, 另一個是“走不通”, 因為“前者昧於文化的一致與和諧的真義, 而後者昧於文化發展變換的道理”.
《文星》在第五十八期時重刊陳序經《全盤西化的理由》一文, 李敖還寫了“重刊後記”, “對這位第一個提出'全盤西化'四個字的人的一點懷念”. 這一姿態分明表示“陳序經的第三代信徒”毫不讓步的決心. 至此, 文化論戰進入了一個短兵相接階段.
李敖在《文星》發表文章寫“閩變”, 這下惱怒了胡秋原, 他專辦一個《中華雜誌》和李敖對上. 《文星》和《中華雜誌》你來我往, 極盡攻守之能事.
1962年10月1日《文星》第六十期刊出李敖的長文《胡秋原的真麵目》，寫胡秋原在“閩變”時的行為，胡秋原惱羞成怒，一狀告上法院。
1963年7月1日李敖在第六十九期發表《為“一言喪邦”舉證》，文章中繼續挖苦胡秋原，說他“不堪造就，竟然惱羞成怒，老下臉皮來控告我”，勸告胡秋原“趁早投筆毀容，披發入山”。
這場論戰, 就此不了了之.
顯而易見, 這次中西文化論戰, 是一次具有相當規模的、有深度的文化大討論, 它為台灣人民擴大視野, 更新觀念, 麵向世界, 迎接台灣的經濟起飛, 政治趨向民主, 做了一些思想上的準備工作！
然而現今海峽兩岸所有媒體, 無論是平麵的, 或是立體的, 卻罕見有關李敖的任何報導, 怎麽會沒有人發瘋呢?!
最近我寫了一篇“胡適兩段動人婚外情”的文章, 因此由胡適想起了李敖, 因為他們彼此之間, 似有類似師徒的關係.
（一）
說起李敖, 最讓我難以忘記的；是他在1962年所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
近百年來, 由於滿清政府的無能衰敗, 國家累遭外國列強侵犯, 一般有識之士, 認為這根本原因是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因此國內對中西方文化優劣的論戰, 累見不鮮.
最早是在五四運動時期.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愛國主義和民主運動. 在這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傳統文化，探索新的思想和價值觀，其中中西文化的比較和衝突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因此中西文化論戰在五四運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一方麵，許多知識分子認為中國落後的根源在於封建文化的束縛，需要向西方學習，吸收現代科學、民主和進步思想。他們主張以西方文化為榜樣，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和民主化. 另一方麵，也有一些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認為應該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保留和發揚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實現中西文化的融合與共生.
總的來說，五四運動時期的中西文化論戰, 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 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關係的不同理解和探索.
1962年在台灣由李敖也掀起一場中西文化論戰!
現在就讓我來談一談: “1962年在台灣由李敖所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
談到”文化”, 首先要問”文化”的含義究竟是什麽?
文化這一詞匯, 它是具非常廣意的含義, 很不容易給它下一個精確的定義. 但我個人認為, 文化就是一個族群, 共同生活的一切呈現!
知名作家龍應台曾說:
“確切地說, 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曆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等.
因此, 品位、道德、智能, 是文化積累的總和. ”
中國曆史悠久、文化內涵博大精深, 這種優秀傳統的中土文化, 它是我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結晶, 讓我們常常感到自傲!
但近一百多年來, 由於歐風東漸, 西方文化入侵中土, 更由於滿清末年, 清政府政治腐敗, 國勢趨弱, 累受外國列強欺淩, 國內一般有識之士, 念茲在茲, 不斷地在尋求富國強兵之道, 並探求中西方文化之異同, 為何西方的科技文明會比中土進步得如此神速?
有人認為, 這都是由於我國傳統文化, 深受儒家思想影響, 隻重人文學術之鑽究, 而忽略對現代科學之研發, 有以致之!
因此曾經有人主張: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或”截長補短, 學習別人家的長處”; 但也有人認為, “要學人家, 就應該學得徹底, 最好全盤西化!”
因此1962年在台灣, 由李敖所扇起的中西文化論戰的起因, 也可以認為是:
1958年胡適從美國到台灣, 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以後, 目睹台灣島內的政治氣氛十分沉悶與壓抑, 特別是文化方麵, 保守勢力非常活耀, 內心是相當痛苦的. 他作為代表以西方穩健型為文化發展模式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領袖, 當年在台灣不斷地為學術獨立和言論自由, 而奔走呼籲.
1961年11月, 胡適在台灣召開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上發表題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著名演講, 他說:
“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 沒有多少精神成分. 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 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 還有什麽文明可說? 一個文明容忍“種姓製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幾千年之久, 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 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 而不值得過的, 把貧窮和行乞看作美德, 把疾病看作天禍, 又有些什麽精神價值可說?
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 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 那些老文明本來隻屬於人類衰老的時代---年老體衰了, 心智也頹唐了, 就覺得沒法子對付大自然的力量了. 的確, 充分認識那些老文明中並沒有多大精神成分, 甚或已沒有一點生活氣力, 似乎正是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 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種智識上的準備. 因為這個近代文明, 正是歌頌人生的文明, 正是要利用人類智能, 改善種種生活條件的文明. ……
我主張把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義的、精神的. 我大約三十多年前說過: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能來尋求真理, 來控製自然, 來變化物質以供人用, 來使人的身體免除不必要的辛勞痛苦, 來把人的力量增加幾千倍幾十萬倍, 來使人的精神從愚昧、迷信解放出來, 來革新再造人類的種種製度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義的??文明, 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
殊不料, 這篇題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講稿, 立即遭到了衛道士諸公如東海大學教授徐複觀、政論家鄭學稼等人的“口誅筆伐”, 甚至惡意詆毀. 一時間圍剿、責難的文章紛紛出籠, 熱鬧不已.
徐複觀說: “看到胡博士在東亞科教會的演說, 他以一切下流的辭句, 來誣蔑中國文化, 誣蔑東方文化, 我應當向中國人、東方人宣布出來, 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是中國人的恥辱, 東方人的恥辱. 我之所以這樣說, 並不是因為他不懂文學, 不懂史學, 不懂哲學, 不懂中國的, 更不懂西方的, 不懂過去的, 更不懂現代的, 而是他過了七十之年, 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 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 發而為狂悖的言論, 想用誣蔑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 以掩飾自己的無知, 向西方人賣俏, 因而得點殘羹冷炙, 來維持早已掉到廁所裏去了的招牌. 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 ”
此時徐複觀已近六十歲, 頗有點“老夫聊發少年狂”的率性. 有人稱他是一位“天賦熱情充沛、疾惡如仇的人, 常會因情緒激動, 破口直言, 而筆鋒又淩厲尖銳, 不免予人以刻薄的口實之之感”.
這時胡適已在病中, 似未有任何答辯, 但他在去世之前曾激動地提及這件事.
接著, 老立委胡秋原在《文星》第五十一期（1962年1月1日）上發表二萬七千字的長信《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 他不以胡適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為然, 警告人們不可在“複古”、“西化”中二者選一, “因複古隻足以促成洋化, 而洋化無論西洋化、北洋化, 到最後是亡國”, 同時告誡年輕的朋友們應當“認真的、規規矩矩的做人, 認真的、規規矩矩的求學, 以便將來有機會認真的、規規矩矩的立國”.
胡秋原的這一“荒腔走板”的論說, 立即遭致當時文星主編李敖的反駁.
李敖在《文星》第五十二期（1962年2月1日）《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 一槍連挑五十幾位中國三百多年來的古今人物, 並直截了當地聲稱這些人都是有病的. 這些病包括義和團病、中勝於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病、挾外自重病、大團圓病、超越前進病等等, 不一而足.
他甚至還認為“取長舍短, 擇善而從”地麵對西方文化的理論是行不通的, 他說:
“我們麵對西方現代文化, 就好像麵對一個美人, 你若想占有她, 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占有”, 企圖改正美人缺點, 就是妄自尊大的厚顏;?? 因此“我們一方麵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蔥、鍾表、番茄、席夢思、預備軍官製度, 我們另一方麵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離婚、太保（不知害臊）、大腿舞和搖滾而來的瘋狂”.
李敖後來在《文化論戰的一些史料與笑料》一書中, 將胡適的那篇英文講稿以及自己這篇《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視為這一場論戰中“真正在思想'趨向'方麵指路的文獻”, 而“其他的大量文字, 有的是這條路上的壓路機, 有的是這條路上的攔路虎……”
（二）
當《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發表後, 李敖自己也驚訝了. 這篇文章竟給他帶來了始料未及的“不虞之譽”與“不虞之毀”, 一時間是“數不清的來信, 數不清的批評、讚揚、支援、恐嚇, 以及數不清的文字上的辯駁討論”. 李敖突然發現自己此時已然成了《文星》上的一個焦點人物. 於是聰明過人的他開始反擊了.
就這樣, 一方以李敖為首、另一方以胡秋原當帥, 一場言論兩極、硝煙四起的“中西文化大論戰”於焉而爆發!
參加論戰者, 支持李敖的有居浩然、許登源（ 台大哲學係助教）、洪成完（台大數學係助教、何秀煌（台大哲學係講師）、陳鼓應（台大哲學係助教）等中青年學者.
站在胡秋原這一邊的有徐複觀、鄭學稼、葉青（任卓宣）等資深政論家.
1962年4月, 李敖在《文星》第五十四期上發表《我要繼續給人看看病》, 鄭學稼則有《論白話文和白話文的運動——附答李敖先生》, 同期的還有居浩然、許登源、洪成完、李彭齡、黃富三、東方望、孟戈等人的文章.
東方望在文章中嘲笑徐複觀做人不夠恕道, 在胡適生前大肆攻訐, 此時又為文大捧, “在古今中外之褒貶文章中, 兩個月之內, 如此轉態度者, 當推徐複觀教授為第一”.
居浩然在文章中也為胡適的“西化”運動辯護, 他認為現在的“全盤西化”, 應是專就以近代西洋科學為基礎的工業技術而言, 說到底就是“全盤科學化和全盤工業化”, 同時批評胡秋原的“俄化”問題簡直“不知所雲”, 甚至提出要與胡秋原公開比試一下英文的“讀、說、寫”能力, 且開了個洋書單, 要他“不妨認真將這些書讀通, 再談知識社會學不遲”. 其文字充滿挑釁而不留餘地.
李敖則在文中嘲笑徐道鄰的文化觀念中無不滲透著“世界博物館館長”的好夢, 想以萬花筒的方式, 來維持各地文化傳統於不墮, 分明是在替“傳統派做嫁衣裳”,又說胡秋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 他的長篇大論矛盾百出, 僅“超越”一文就有自相矛盾三十七處之多.
許登源在文中批評胡秋原以“立正、向前看、超越、前進”來比喻“超越”完全是一種口號, “一點也沒有說到具體的方法”, 邏輯觀念也不正確, 並建議胡秋原“應修好大一邏輯”, 再“吃一帖強烈的瀉藥, 把自己雜亂無章、概念不清、思考不邏輯等毛病統統瀉去”, 完全是一種輕蔑的口吻.
洪成完攻擊胡秋原《由精神獨立到新文化之創造》一文, 認為一個“淵博常識”的知識分子, 除了先天因素外, 還必須多讀及格的書, 多做硬功夫, 如果不了解及接受新知識, 對於尚在爭論中的問題狂加斷說, 他便沒有資格談現代化問題, 胡秋原不過是一個“頭腦不邏輯”、昧然不知“科學”為何物的“蜘蛛式的玄學英雄”而已, 於是奉勸胡秋原“勿玩弄名詞, 也勿被名詞玩弄”, “多動大腦多思考, 少動小腦耍筆杆”.
李彭齡針對徐複觀《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過分廉價的中西文化問題》兩篇文章而戲之, 懷疑徐氏根本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了解過胡適, 徐複觀筆下的胡適之, 毀也好,譽也罷, 也就“無啥斤兩了！”黃富三在駁斥徐複觀時認為: “胡先生是說東方文明隻有極少的精神價值, 並不是說東方文明根本沒有靈性. ”他問道: “凡是人便有靈性嗎? 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也有靈性嗎? ”至於婦女纏足問題, 胡適不過是舉出“包小腳”這個例子, 是想說明中國文化中缺少“精神成分”, 徐對胡適的批評“隻是向空中虛放一響而已”.
孟戈則在文中大聲呼籲“我們年輕的一代, 要痛痛快快地接過這位大師交下來的曆史接力棒……我們不能再兜圈子了, 再兜圈子什麽都完了！”雖然《文星》在上一期的“編輯室報告”中還特別強調“來稿隻要是理性的, 而不是肌肉衝動——例如謾罵, 人身攻擊, 我們將盡可能的刊載”.
可這一期的《文星》就幾乎成了一本反胡（秋原）反徐（複觀）的專輯, 其中“四篇圍攻胡秋原, 三篇圍攻徐複觀. 即使徐道鄰的一封短信, 也遭受無情的批判. 作者們熟練地運用邏輯辯證技巧, 毫不留情地把對方逼到牆角, 再用教訓的口吻數落對方, 要他們回去多讀點書再回來辯論”. 如此猛烈的文字火力, 讓胡秋原、徐複觀等人如坐針氈, 他們遷怒於《文星》, 實際上也是在責怪文星的出版人蕭孟能.
就在這時, 胡秋原卻突然翻臉了, 再也不願回到《文星》來了, 而是轉移陣地, 開始在《世界評論》上撰文反擊《文星》上的年輕人. 他把居浩然、李敖、許登源、洪成完四個人編為甲、乙、丙、丁四號, 予以個別批評, 甚至懷疑《文星》敢於有組織性地連篇刊文攻擊自己, 是有一股勢力在迫害他. 這讓蕭孟能多少感到有點意外:
蕭孟能則說: “原則上, 隻要是言之有物, 對知識分子是有意義的,??不管它刻不刻薄, 無論是正麵或是反麵, 我都讓它發表. 當時胡秋原對於李敖給他的反駁與攻擊, 惱羞成怒. 對《文星》拂袖而去, 如果他不這樣做, 他的反駁與攻擊的文章, 不管有多長, 我們還是照樣刊登. 過去他的長文, 我們不但登, 而且是一次登完. 為了他一篇長達七萬字的文章, 《文星》不惜增加頁數, 一期登完. 我們對他的尊重, 他是沒有話說的. 相信任何其他雜誌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
1962年5月5日, 《政治評論》刊出葉青《中西文化問題之總結》一文, 聲稱“'全盤西化'是一種奴婢思想, 而現在主張全盤西化的人, 多是陳序經的第三代信徒, 所以稱為'奴下奴'是再恰當沒有了. 這些人, 目的不在討論問題, 隻是由於門戶之見, 為'洋大人'、'學閥'看'家'而已”.
（三）
陳序經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文化界主張“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 1933年12月29日, 他在中山大學禮堂發表題為《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 曾引發過一場關於文化問題的論爭. 陳序經認為: “尋出一種辦法以為中國文化前途計的人, 大約不出下麵三個派別: 一、主張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的; 二、主張複返中國固有文化的;三、主張折衷辦法的. ”他直言不諱地批評後兩派一個是“辦不到”, 另一個是“走不通”, 因為“前者昧於文化的一致與和諧的真義, 而後者昧於文化發展變換的道理”.
《文星》在第五十八期時重刊陳序經《全盤西化的理由》一文, 李敖還寫了“重刊後記”, “對這位第一個提出'全盤西化'四個字的人的一點懷念”. 這一姿態分明表示“陳序經的第三代信徒”毫不讓步的決心. 至此, 文化論戰進入了一個短兵相接階段.
李敖在《文星》發表文章寫“閩變”, 這下惱怒了胡秋原, 他專辦一個《中華雜誌》和李敖對上. 《文星》和《中華雜誌》你來我往, 極盡攻守之能事.
1962年10月1日《文星》第六十期刊出李敖的長文《胡秋原的真麵目》，寫胡秋原在“閩變”時的行為，胡秋原惱羞成怒，一狀告上法院。
1963年7月1日李敖在第六十九期發表《為“一言喪邦”舉證》，文章中繼續挖苦胡秋原，說他“不堪造就，竟然惱羞成怒，老下臉皮來控告我”，勸告胡秋原“趁早投筆毀容，披發入山”。
這場論戰, 就此不了了之.
顯而易見, 這次中西文化論戰, 是一次具有相當規模的、有深度的文化大討論, 它為台灣人民擴大視野, 更新觀念, 麵向世界, 迎接台灣的經濟起飛, 政治趨向民主, 做了一些思想上的準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