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緣 - （6）王海燕：醫生，教授，我的朋友

二零一四年十三日，晨，醒來。坐起來，打開床邊的燈，從身邊拿過兩個枕頭，墊在背後，身體靠上去，感覺舒服了，就開始了我一天的生活。拿過床頭櫃上的iPad，打開，先查看Email，然後看報紙。

嫂子送來了一個mail，題目是”海燕去世"。急忙打開，讀到："王海燕姐姐今天清晨忽然去世。泣告。"這個簡單的mail，帶給我的是難以置信，衷心的難以置信！我送過去一條 mail："真的嗎？她才七十七歲啊！"

難以置信！實在是難以置信！去國二十五年，沒有再見過海燕大姐。每次回去，總可以聽到她的消息，總想著去看看她，卻隻是想，沒有去敲她家的門，沒有再聽到過她的聲音。此時此刻，後悔，無奈的後悔。這把年紀，懂得些人生，後悔的事情已經不多。想到海燕大姐，更多的是她的神情，她的行為，她的情感，和她帶給我的一種精神。

    一晃，海燕大姐離開我們已經十一年。她胖胖的臉盤依然在眼前，她爽朗的聲音依然在耳邊。我很想念她。

如果在百度裏尋她一下，她頭上的光環（主任醫師，教授，中國腎髒學之母，等等等）耀眼奪目。感歎今日國人的文字運用境地，如何了得。如今有了國母還不夠，還要給自己的腎髒也封個母後。我想，若把此事與海燕大姐交流，她一定會不屑一顧。是啊，海燕大姐大我十幾歲，對於我來說，就是一個和我的哥哥姐姐一樣的普普通通，實實在在的人。

回想起我們交往的那些日子，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凡人小事，都是些真真實實的喜怒哀樂：在筒子樓裏終年不見陽光，總是那麽潮濕的水房裏，邊洗碗邊發牢騷／說笑；在她擁擠著書籍雜誌繁亂紙張的辦公室裏，討論我的職業計劃，回答我淺薄的科研疑問；在新建的教學樓裏我明亮的新辦公室裏，為那場悲壯的以流血告終的運動泣不可仰，憂國之沉痛。和海燕大姐聊天，不覺得國家事離之甚遠，更不覺個人事隻為私事；和海燕說話，感覺海闊天空，明白事大事小。

我認為，我一生，得識一兩性情純潔品德高尚之人士，為大幸。性情純潔不意味沒有缺點，品德高尚不意味沒有弱缺。隻是在你麵對他們時，張不開口去議論無聊之事，晦暗之事，即使說些笑話小事，也是一份精神鬆弛的享受。和他們在一起，不覺得他們和你有何一二的不同，卻又偏偏享受著高於己得益於己的歡喜。海燕大姐就是我至今所遇到的那一兩個人中的一個。

四十幾年前就認識的海燕大姐。我是先聞其人後識其人。

一九八七年，脫了軍裝，在北大醫院求得一職。上班前，去一位家裏熟悉的伯伯家。話間提到我要去北大醫院上班之事，伯伯說，"哦，海燕在那裏作醫生。她父親和我大革命時在一起。" 於是，我就知道有一個叫王海燕的在北醫工作，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熟人。僅此而已。

上班後，我也沒有刻意去找海燕大姐。不過，我發現，這位王海燕在醫院是個人物呢，幾乎人人皆知這個"王大夫"。所以，我很快就知道她的"事跡"了。

王大夫是國內腎髒內科學鼻祖王樹賢教授的弟子，文革前就是王老先生的研究生（若稱海燕大姐為母，何為王老教授之位？鼻祖？！）。因為我曾經有意搞內分泌，有一段時間每周都參加科裏的查房，得幸親身受教於王老教授（老先生對內分泌學也是研精闡微），感受了老教授尊重科學，尊重事實，對病人一視同仁，一絲不苟的醫風教律。對於王海燕大夫來說，多少年如此身近追隨這位聖賢學者，為精誠行醫嚴謹科研打下的基礎就是不可言喻的堅實了。

王老教授去世後，腎內和內分泌好像就分了家，海燕大姐作了腎內科的主任。當時，人們都議論說王海燕是個很厲害的人。天長日久，和海燕大姐接觸多了，發現所謂的厲害，就是她思想敏銳，說話直爽，幹脆，常常一針見血，不大給人麵子。話說出去的直接，又得理，就留下了”厲害人"的印象。

不過，盡管她說話厲害，但是她把她那個腎內科的人團結的緊緊的。那時，腎內實驗室有兩個房間。內分泌是個小科，科研項目也不多，和腎內合著用實驗室。我有一陣子為了一個題目，常去作實驗，和腎內的人混得很熟。我發現腎內的人很團結，海燕大姐的威信很高。久而久之，我又發現海燕大姐對她科裏的人，無論是她的研究生，還是醫生，護士，以及實驗室的技術員，都很關心，尤其是從個人的角度替人想問題，不管是一個技術員的前途，還是一個研究生的深造，她都設身處地為每個人計劃著。一個和我很熟的技術員，談起過海燕大姐和她的一次談話。唯一的內容就是討論她近期對這個技術員的培養計劃和未來她可以為其的提高作什麽。而談話時，這個技術員才剛調進腎內科實驗室，正為自己終於可以在離家近的單位工作而歡欣鼓舞呢。而海燕大姐卻已經開始想的她的未來。至於她的研究生通過她在國外學術界的名望和關係，被她送出國深造的就多了去了。盡管很多人沒有再回來，她依然一如既往地做著這件事。我認為，這是一種胸懷，一種遠見。

讓我感受到海燕大姐的這種胸懷和遠見的還有這樣一件事。在醫院工作時，我曾經負責了很長一段時間醫學生在校後三年臨床教學的工作。一年，負責臨床醫學的教務長從美國考察回來，很欣賞美國醫學生課餘和假期參加科研活動的實踐。幾經討論，決定五年製教學計劃中擠出三個月的時間，組織學生參與學校基礎和臨床科研的活動，訓練其科研思維的能力。北醫基礎部各係和附屬醫院的教授們幾乎人人出國進修過，有的已經不是一次，而且絕大部分都是有關科研的訪問學者。和這些教授們談起國外，都是滔滔不絕，一致感慨國外科研教學的先進，感歎我們的落伍。然而，當我和各科負責教學的主任征求學生搞科研的意見時，詢問可以接受的學生數量時，就不那麽一致了。學生科研開始之後，各位教授的重視態度就更是大不一致。結果，一些學生不是被放任自流，如同放假；就是被派到病案室翻閱病例，多少天見不到指導教授；或者成了臨床，實驗室的觀察員，圖書館的常客。分到腎內科的幾個同學則是收獲大大的。海燕大姐和我聊了幾次她對這些學生的訓練設想。她把他們的時間表排得滿滿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科研題目。在指導教授的引導下，他們學習了從立題，查找中外資料，科研設計，直到收集數據，統計學處理，到論文寫作的科研全過程。最後，一個小組在海燕指導下寫成的論文被中華腎髒病學會年會所接受，海燕大姐選擇了讓學生自己到西安開會，作了發言。

我在一篇報道海燕大姐的文章中看到海燕對記者說的這番話：“做科研你求什麽？寫篇文章，單位給點錢，評個什麽獎，獲得個什麽頭銜，so what（又怎麽樣呢）？“我最反對大家圍繞一個人的科研而工作，形成一種造星運動。學術上，要群星燦爛。”這就是這位王大夫的胸懷。網上有一篇關於她的的報道，題為“醫者菩提心”（http://politics.gmw.cn/2013-06/20/content_8015148.htm）。說的就是一個真實的海燕大姐，她的追求，她的胸懷，她的未竟的事業。

《醫者菩提心》講的是王教授，王主任，王醫生。對於我來說，她是我的大姐，朋友，可以無話不說的朋友，是一個不講大道理的真性情的朋友。我來美國時，正是那場可歌可泣的運動剛剛在血腥中結束之時。來到異國他鄉，是留下還是回國，我舉棋不定。那時，對國家的狀況，失望痛苦迷茫，加上國內工作中遇到的不公平令我氣憤不已，增加了我不回國的籌碼。焦慮與猶豫之中，我給海燕大姐寫了一封信。很快，我收到了她的回信。雖然她的字跡不可恭維，但是信裏說的話卻很是樸實真情，合情合理，實事求是，沒有一句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她說，因為你是公費出國，理應回國。如果你想再出國，可以回來以後再走。從她的字裏行間，我明白她知道我想留的原因想回的理由，流露出一股理解下的信任。雖然最後我決定留了下來，我知道她依然理解我。公費出國，留下不走，總是我一個心結。幾年之後，我托家人還清了當年國家發給我的所有出國經費。

海燕大姐是個真性情的愛國者！她不僅有為國家強盛而獻身醫學科學的精神，還有著一份熱愛國家熱愛民主的真心。那個廣場遭難的晚上，她正在醫院。聽到消息後，她率領醫院的幾輛救護車，直奔廣場。與清場的軍官據理以爭，竟然帶出了一兩百被圍的學生。之後，為搶救受傷的市民百姓而徹夜未眠。我永遠也忘不了之後的那天上午，在我充滿陽光的辦公室裏，她一邊流淚一邊和我講述那天夜裏所見，我們相對而泣，黯然銷魂，久久地，久久地傷心著。我知道，在當時風聲鶴唳的政治環境裏，在醫院裏，她的身份（副院長，科主任）使得她隻有在我這裏才可以袒露她悲憤的心情，而不會傷害任何人。

這些年，每次回去，總可以聽到她的消息，共同的熟人也為我們相互傳達過問候。這幾年，聽說她那似乎永遠擁有無窮的精力的敦實的身體也開始不頂勁了。總是說去看看這位老大姐，卻沒有道理的從未成行。於是，就有了今日的無可逆的悔過。借李白一句，可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悔綿綿無絕期。 

七十已過，對自己對世界似乎已經清楚，似乎越來越覺得我便如此，活至此時，無怨無悔。但是，一想起海燕這樣一生不可多遇的良師益友，如此一位磊落光明為民族強盛勤勤懇懇努力了一生的人，我會突然沒有了那種無悔的自慰和自信。突然覺得，如果我的花甲之年都向海燕大姐那樣做事做人，我或許也可以為國為民做更多的事情啊！

這篇懷念海燕大姐的文章結束之時，想起國內社會上那些依然拉父輩大旗自稱“紅二代”的人們，有時開會，有時合詠，似乎一個個都如何與眾不同的了得。其實，海燕大姐才是名副其實的“紅二代”，她紮紮實實地繼承了父輩為民族努力奮鬥為國家為人命獻出一生的傲氣風骨。

聽嫂子說，海燕大姐那夜推醒丈夫，告訴他自己左心衰竭了。之後，不到一個小時，她就走了。作了一輩子的醫生，生命的最後一刻，為自己的死因作出了正確的診斷。或者說，最後一個病人竟然是自己。海燕大姐就是這樣離開了我們！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