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年後的回望：六四與九號院

一直想起筆寫寫六四，但每次開個頭就擱下了，因為心裏有個結，不知道該如何下筆。看到城內有不少博主每年都會在六四寫紀念文，特別敬重他們。我很慚愧，六四我也是親曆者，而且因為六四，我的個人成長軌跡也被改變。疫情之後回國，把我存在爸媽家的一大摞日記本抱回來，特意先翻看了六四前後的記錄，心裏的結還是沒打開。

這個結，相信許多人心中也有：如果沒有六四，中國的憲政改革會不會沿著“言論自由—法治保障—憲政落地” 的漸進路徑緩慢推進？如果沒有六四，會不會有另一個中國？如果當年那場改革沒有戛然而止，我們的公民、社會、製度與國家，會不會有不同的麵貌？

曆史沒有如果，也沒有注定，但六四之後，漸進改革的道路被徹底封死。

我對政治一向不夠敏感，直到最近，我才真正看清並接受了政治的殘酷現實，才解開了這個心結。

從曆史的角度看，1989年的學生運動起源於廣泛的社會訴求：反腐敗、要求言論自由、推動製度改革等，學生和民眾出於對國家未來的關心與美好的願景，發起了和平示威。他們的動機和願望本質上是追求更加公正、透明、民主的社會，這是一個合理且正當的訴求。

但在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就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了，到最後的失控和全麵鎮壓，舉世震驚，實際上反映了學生、知識分子和民眾對當局的誤判和對權力本質的誤判，沒有人相信也沒有人預見到解放軍的槍口會真的指向手無寸鐵的平民。

當時的我，既是在校大學生，又同時在一個與政改息息相關的政府機構實習，本應該比一般學生更有條件看到運動背後的政治博弈。但由於我對政治的遲鈍，過了很多年，回顧六四運動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節點，才意識到作為學生的我們，隻是憑著滿腔熱血走上街頭，麵對急轉直下的局勢，其實毫無準備，也毫無應對的能力。

1989年4月23-30日，趙紫陽出訪朝鮮；4月25日，鄧小平聽取李鵬的匯報後，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這一“定性”激發了學生們心中更大的不滿，成為學生和政府衝突升級的導火索。回過頭來看，這是當局內部兩股勢力的鬥爭，保守派故意為之，激怒學生，製造局勢緊張，以便破壞改革派為平息事態做出的努力。趙紫陽的出訪，正是保守派選擇出手的時機，一句話，“中了敵人的奸計”。

簡而言之，從當時的政治環境看，改革派與保守派在黨內權力鬥爭激烈，國家麵臨著多重挑戰，保守勢力以強硬回應，最終導致了武力鎮壓。使得六四成為改革進程中一次深刻的斷裂點，導致後續政治改革完全陷入停滯。

那麽如果沒有六四，改革一定會順利進行嗎？肯定不是，改革道路注定艱難，由於既得利益者的抵製和權力格局的博弈，政治體製改革也必然會遭遇重重阻礙，中斷或者變形都為未可知。

九號院的理想與命運

眾所周知，六四運動是導致黨內改革派趙紫陽下台的直接原因。而趙紫陽的下台又引發了一係列多米諾骨牌的倒塌。作為趙紫陽的智囊團 -- 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 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因辦公地點在西黃城根南街九號，人稱“九號院”）首當其衝受到了影響，《南方周末》曾發表過一篇紀念杜潤生的文章，開篇是這樣寫的：

“1990年的一天，西黃城根南街九號的院子裏，一個工作組走了進來。他們宣布，決定撤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一年來，清查組進進出出，另一塊牌子“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剛被摘下，九號院的人已接受事實，也就沒什麽可驚訝的。沒人說一句話，各自默默走出會議室。”

在1989年風波發生的幾個月間，說得更直白一些，在九號院走向終結的日子裏，我恰好有幸在九號院裏實習，那時曾滿懷憧憬，以為畢業後還會回到這裏，繼續跟隨這群有理想有抱負有良知的兄長們，為中國的改革事業盡一份綿薄之力。

“九號院”裏麵不大，除了副部以上在幾個平房辦公，其他人都在院裏唯一一棟三層高的L型辦公樓裏工作，院裏有個公共食堂，會經常見到杜老和其他幾個已經有些名氣的研究員排隊打飯買菜。

剛到九號院的時候，我對農村改革知之甚少，但非常喜歡大院裏無時無處不散發著的濃鬱的民主氣息和包容風格。聚集在杜老（杜潤生）旗下的那一群有抱負的年輕人，絕不僅限於對農村改革的研究，實際上是為民主為改革出謀劃策，九號院培養了一批改革生力軍。

1980年代初，中國經曆了一場脫胎換骨的轉型。在這場變革中，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悄然登上曆史舞台，中心主任就是被譽為“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中心直接受命於時任總理趙紫陽。

由於這個機構的特殊地位，“九號院”後來幾乎成了體製內改革派的代稱，擁有前所未有的政策建議權和調研自由。這裏聚集了一批銳意改革的經濟學者、政策研究者和年輕幹部，研究者包括陳錫文、杜鷹、陳一谘（後來去了體改所）、溫鐵軍等人，還有王岐山。當時的這些人，雖然身在體製之內，卻保留了一種知識分子的氣節與公共責任感。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一腳踩在泥地裏，一腳站在宏觀政策層麵。他們既重調研，又敢於建言。他們關心的不僅是糧食的產量、經濟的增長，也關心農村的公平、人的尊嚴，以及國家治理結構能否適應新時代的挑戰。

他們的調研報告直接推動了從1982年至1986年政府連續五年以“中央一號文件”形式出台的農村政策，開啟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製度變革的黃金時期。這五個一號文件聚焦農村土地製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農產品流通體製改革、鄉鎮企業發展與農民負擔問題，係統地推動了農民從集體化體製下的被動勞動向自主經營的深刻轉型，不僅為億萬農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也為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結構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1986年後，趙紫陽設立了“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準備啟動更深層的製度改革。這標誌著九號院試圖走出“政策優化”，轉向“製度重構”思路的落實。這個小型智庫曾提出一係列製度創新設想：官員財產申報、人大預算權、新聞法、公務員考試製度等，其目標是限製權力、擴大公共監督。陳一谘等人曾就政治改革滯後問題多次向高層建言，明確指出僅靠經濟體製改革而忽視權力運行機製的民主化，可能導致腐敗蔓延、官僚失控與民間不滿的積累。這些觀點後來都在趙紫陽的講話中有所體現。

1989年的春天，當北京的空氣開始變得熾熱而充滿不確定的時候，九號院裏也彌漫著某種不安與期待。一方麵，學生和市民對“反腐敗”、“要民主”、“新聞自由”的訴求與九號院所倡導的改革理念高度契合。從5月開始，九號院裏的工作人員也組織起來上街遊行，打出“國務院”和“中共中央”字頭的橫幅，支持學生，獲得市民們的陣陣掌聲；但另一方麵，九號院也深諳國家體製運行的邊界與權力，擔心學生們的急於求成，反而會對政改的進程起到相反的作用。還記得那時候他們頻頻和我這個在院裏的唯一的在校大學生說：“要盡快停止絕食，改為其他更有效、更持久的方式。”但其實，我們都知道，參加絕食的同學們當時都處在一種極度狂熱的狀態，廣場上的情緒也已臨近沸點，勸說根本不會起作用，更不用說其時北京高自聯內部也存在嚴重分歧，局勢已經滑向不可控製。

到5月中旬，九號院裏每天都充滿著惶惶不可終日的氣氛，我所在的辦公室，有幾位從地方臨時抽調到北京來參加寫調研報告的同事們突然被要求收拾行李，中斷在九號院的工作，返回當地。可見，九號院當時就知道大勢已去了。

5月19日清晨，趙紫陽身著灰色西裝前往天安門廣場，滿麵疲憊地留下那句著名的話：“你們不像我們，我們都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是他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公開亮相，也是他政治生命的句號。

學生們的信息也是很靈通的，盡管當時還沒有正式宣布趙紫陽被罷免，但我所在的大學廣播站在當晚就播出了這則消息， 晚9點15分，廣場絕食團做出暫時停止絕食的決定，改為靜坐示威。但夜裏11點，李鵬、楊尚昆以殺氣騰騰之勢發表了電視講話，運動進一步被定性升級為“反革命暴亂”，政府決定武力清場，軍隊開始集結。當局的火上澆油和鐵腕手段，造成了最後的屠殺之夜。

槍聲之後，趙紫陽被軟禁，秘書鮑彤入獄，杜潤生被邊緣化，陳一谘被迫流亡海外……九號院人事凍結，工作停頓，直至最後機構被肢解。我原本鎖定的工作自然也泡湯了，但與那些失去了年輕生命的死難者相比，我遭遇的挫折，根本不值一提。

曆史無法重來，但我們可以拒絕遺忘

六四之後，中國進入“發展壓倒一切”、“穩定壓倒一切”的時代。在政治高壓與意識形態收緊的大背景下，經濟改革繼續推進， 全社會開始推崇經濟至上：GDP優先、資本主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關於製度公平、權力約束、公民參與等理念，逐漸被邊緣化，直至徹底被禁絕。

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確實高速騰飛，但瘸腿的改革終究會失衡，高度集權的製度發展到今天，帶來的就是貧富差距、腐敗蔓延、社會焦慮、青年失業，以及如今肉眼可見的經濟下滑。表麵的光鮮遮掩不住深層的潰爛。

三十六年過去了，六四依然被列為中國最敏感的禁忌之一，我問國產AI deepseek：請講述下六四。它的回答是：“關於曆史上的特定事件，我們應該以史為鑒，麵向未來，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共同維護國家的穩定和繁榮。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將繼續帶領人民不斷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大牆內外，一些早已習慣於宏大敘事的國人/華人如同這個被馴化的小AI一樣，在虛構的幻象中自我陶醉、集體失憶。每逢六四來臨，我都會想，那些長眠於九泉之下的亡靈若有知，會不會反問自己：值嗎？

我無法替他們回答這個問題，但我知道，那是一代年輕人為了美好的中國和未來，做出的選擇。我們無法讓曆史重來，唯一能做的是拒絕遺忘，讓他們的犧牲能夠一次又一次被記起。希望終有一天，這段真實發生過的曆史能被寫進教科書，而不是被鎖進抽屜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