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總統已經上任了，內閣成員也已經基本就位開始工作了，但是關於川普總統的爭議還在世界和中文世界持續發酵著，其中就包括川普是否是法西斯主義的問題。
一、川普與法西斯的中外敘事
自2016年川普開始競選美國總統，希拉裏、奧巴馬、拜登、卡瑪拉·哈裏斯以及川普第一屆內閣中的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翰·凱利、首任國防部長馬蒂斯將軍、第二任國防部長埃斯珀、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將軍等一眾政界、軍界精英都使用“法西斯”這類修辭指代川普。
不僅政客們如此說，學者們也同樣這樣認為，比如《國際批判思想》2017年發表Harris Jerry; Davidson Carl; Fletcher Bill; Harris Paul等多位學者的“川普與美國法西斯主義”的專欄文章稱：2016年當選的川普總統團隊與法西斯主義有相似之處。耶魯大學哲學教授、《抹去曆史：法西斯分子如何改寫過去以控製未來》一書的作者傑森·斯坦利 (Jason Stanley)教授於 2018 年首次警告川普的法西斯言論。他還與費德裏科·芬切爾斯坦（Federico Finchelstein）教授合作致美國眾議院調查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襲擊事件特別委員會的報告中寫道：“唐納德·川普的行為讓美國右翼遠離民粹主義，走向法西斯主義。” 2024年《紐約時報》發表法西斯主義政治學家和曆史學家羅伯特·帕克斯頓的文章《法西斯主義剖析》稱，此前他不讚同川普被貼上法西斯分子的標簽，但在1月6日後，他將國會大廈的襲擊與墨索裏尼1922年指揮的黑衫軍成功占領了意大利首都和1934年巴黎極右翼反議會暴亂相比。《大西洋月刊》2024年10月刊發Applebaum Anne的文章，其中寫道：“川普的言行舉止像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裏尼。”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背景的哲學家齊澤克，在Otterbein大學演講時，針對所謂的川普主義特意新發明了一個名詞，叫自由法西斯主義（Liberal Fascism）。其他還有曆史學家提莫太·斯奈德（Timothy Snyder）和薩拉·丘奇韋爾（Sarah Churchwell）等，都認為川普就是法西斯主義者。
也不僅學者們這樣說，普通美國民眾也這樣認為，比如2024年10月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所作的一項近3000人的民意調查中，49% 的美國登記選民認為川普是法西斯主義者。（另外有23% 的人認為卡馬拉·哈裏斯是法西斯主義者）。2月20日美國五十個州共同舉行的50501抗議川普及其政府的活動中，“拒絕法西斯”的標語遍布遊行隊伍。
也不止美國人這樣說，中文輿論界中也有很多人持這類觀點，比如《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創辦人程益中就宣稱：川普是“一個恃強淩弱的納粹法西斯分子”。網絡名人方舟子認同凱利和米利說法，認為川普就是法西斯主義者。
相比來說，學者們的態度要謹慎一些。比如曆史評論家張鳴說：“讓美國再次偉大，原本就是一個脫胎於法西斯主義的口號。”備受尊敬的資中筠先生在評價川普和馬斯克的“審計旋風”時說：“（他們）在某些方麵揭露一些腐敗黑幕，但不能算市場經濟下的‘保守主義’，而是是專製集權，有法西斯傾向。”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教授在采訪中說：鑒於川普對於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島和加拿大等言論看，“川普2.0時代出現了‘新法西斯主義’跡象。這是全世界都應該警惕的。”
當然反對聲音也有，比如絕大多數保守主義者、美國傳統價值認同者們，絕對反對將川普與法西斯鏈接。不過，我並不想羅列這些人，因為思想立場完全不同，觀點自然也就截然對立。為了更有公信力，我尋求了一些非常討厭川普的名流和學者，看看他們如何認為川普是否是法西斯主義者？
比如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馬修·費爾德曼（Matthew Feldman）說：“盡管我對川普的立場沒有改變——他更像是一個盜賊統治者，而非法西斯主義者；他更像是一個利己主義者，而非極右翼思想家——但這無助於減輕危險。”
紐約的伯納德學院政治學教授謝裏·伯曼（Sheri Berman）說：“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體製，它不僅想廢除自由主義和民主，還想徹底改變社會、經濟和政治。這與任何舊的獨裁政權都不一樣，即使是肮髒的獨裁政權，也不是我們今天所處的狀態。至於川普整體，我還是更願意稱他為非自由主義民粹主義者或右翼民粹主義者。他與當今在歐洲遊走的右翼民粹主義者有很多共同之處。”“如果川普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我們處在與1932年的德國或1921年的意大利類似的境地，那麽某些行動將是合理的。”“但我們不是，他們也不是。”
《法西斯主義的本質》一書的作者、牛津布魯克斯大學曆史學教授羅傑·格裏芬（Roger Griffin）說：“我堅信，川普與民主的關係是回答他是否是法西斯主義者的關鍵。即使在四年的語無倫次和前後矛盾的推文中，他也從未真正像普京那樣試圖讓自己成為永久總統，更不用說提出任何推翻憲法製度的連貫計劃了。我甚至不認為他有這個想法。他是一個剝削者，一個不勞而獲者,一個投機取巧者。這與空想家不同，所以他絕對不是法西斯分子。他沒有對憲政民主構成挑戰，他當然對自由主義和自由民主構成了巨大挑戰。我認為我們稱川普為法西斯主義者與否很重要，這不是學術上或思想上的問題，而是因為這是一個轉移注意力的話題——它實際上轉移了我們應該進行批評的注意力。”“你可以說川普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排外種族主義大男子主義混蛋，但仍然不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
英國曆史學家、劍橋大學教授理查德·J埃文斯在2021年1月《新政治家》發表題為“為什麽川普不是法西斯主義者”的文章。其中寫道：“大多數真正的專家，包括曆史學家羅傑·格裏芬、馬修·費爾德曼、斯坦利·佩恩（Stanley G. Payne：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法西斯主義）和露絲·本·吉亞特（Ruth Ben-Ghiat：紐約大學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法西斯主義），都同意，無論川普是怎樣的人，他都不是法西斯主義者。”
有句詩叫“亂花漸欲迷人眼”，我不知道各位如何在這截然相反的事實和價值判斷上做出分辨？我的意思是，說川普是法西斯主義的，除了敵對的政客和一些萬事通的媒體人不值得關注外，還有那麽多的專業學者，同時反對說川普是法西斯主義的，也有那麽多專業學者，那就需要認真看待了。可是到底哪一方才是客觀的評價呢？
我覺得做這個判斷不難，就是如果能搞清楚什麽是法西斯主義，然後就可以給總統川普做客觀評價和定性。
二、法西斯主義是什麽
法西斯主義，並非是一個固定的概念或意識形態，而是一係列理論家、實踐家不同曆史時期思想合流的結果，正式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期的“世紀末主題”，也就是因為臨近世紀末，部分歐洲人認為文明正處於危機之中，需要進行全方位、係統性地解決，為此社會中湧動著一股“反動思潮”，即反唯物主義、反理性主義、反實證主義、反憲政社會、反自由民主；同時他們追求情感主義、非理性主義、主觀主義、活力主義、宏大敘事。（Sternhell·Zeev：《世紀末思想危機》；佩恩·斯坦利：《法西斯主義史，1914-1945》）
其中也湧現出很多理論家，比如較有代表性並且影響巨大的包括法國政治家、也是法蘭西祖國聯盟的創始成員之一的莫裏斯·巴雷斯。他聲稱，歐洲人經曆的自由民主，不過是騙局，真正的民主隻能是威權民主，因為國家和社會需要英雄崇拜和魅力型領導力，真正的自由也不是來自個人權利或議會約束，而是來自“英雄領導”和“國家力量”。（羅伯特·蘇西：《巴雷斯與法西斯主義》；佩恩·斯坦利：《法西斯主義史，1914-1945》）為此他在競選活動中，將歐洲流行的社會主義學說和約翰·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德國浪漫主義狂飆運動的倡導者之一）提出的“文化民族主義”以及黑格爾的“絕對國家權威”（“隻有國家才是自由的實現”；“國家是上帝在人間的行進”）進行糅合，（Johari· J C. ：《當代政治理論：新維度、基本概念和主要趨勢》），製造出了“社會主義民族主義”一詞，“試圖將對能量和充滿活力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與民族根基和某種達爾文式的種族主義”（佩恩·斯坦利：《法西斯主義史，1914-1945》）相結合。
與巴雷斯差不多同期的另一法國知識分子喬治·索雷爾影響也很大。索雷爾起初曾受到天主教、詹巴蒂斯塔·維科和柏格森啟蒙——保守主義的影響，後來轉向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修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還曾與伯恩斯坦並肩戰鬥，再之後他宣布放棄社會主義而轉向激進的革命法團主義（corporatism，又譯為工團主義、社團主義、統合主義、職團製等），同時宣揚暴力革命和建立一種革命的政治宗教，比如他在《論暴力》和《對暴力的思考》中提出政治革命取決於無產階級組織暴力起義和罷工，布爾什維克革命後他不但為其暴力鎮壓辯護，還稱列寧是“自馬克思以來最偉大的社會主義理論家，是一位天才讓人想起彼得大帝的政治家”（《獻給列寧》），並稱“墨索裏尼是一位不亞於列寧的傑出人物”。但同時，他批評馬克思的曆史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也批評意大利的法西斯“非常糟糕”，說他們製造的“混亂很可能會讓意大利回到中世紀”。盡管索雷爾的思想比較混亂，但深度影響了墨索裏尼以及一定程度反對法西斯的克羅齊以及後來成為法蘭克福學派奠基人的盧卡奇。
20世紀開始了，但世紀末的思潮並不會輕易消失，尤其是遭遇“一戰”這樣的人類悲劇，歐洲人普遍陷入意誌消沉和社會失序中，人們開始不承認國家權威，國王和軍隊的威望也被降低，個人至上、釋放激情和道德墮落等“戰爭後遺症”，以及因巴黎和會各國普遍沒有達成意願導致部分民眾難以排解屈辱、悲情心理和情緒開始蔓延。加之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勝利，共產主義開始在蘇俄革命輸出的過程中對歐洲人產生熱情的吸引力。
為了對抗這股思潮，也為了對抗當時歐洲流行的民主社會主義，吸收了巴雷斯和索雷爾營養的墨索裏尼，聚集了一些親曆戰爭的人，共同倡導政治就是個人為國家、為一種思想而獻身和犧牲，並在1921年創建意大利國家法西斯黨，還在隔年“向羅馬進軍”中成功組閣。因為他們最初是議會中的少數派，所以他們反對多數派的自由主義國家，並認為多數派的憲政國家必然是反法西斯的。他們還將追求“年輕的意大利”，作為所有蔑視過去、渴望複興的意大利人的信仰，不尊重任何與生命和偉大祖國相對立的東西，並標榜隻有違反法律才能建立新的法律，隻有用武裝力量反對國家才能建立新的國家。
這些主張和特性，在墨索裏尼的先驅者加布裏埃爾·鄧南遮那裏體現出來的，是他親率民間武裝發起震動歐洲的“阜姆進軍”，不但迫使英法美的占領軍撤退，而且阜姆自由邦，還頒布了代表法西斯“憲法”的《卡爾納羅憲章》（Carta del Carnaro）。其中的法團主義治理模式、陽台演講、羅馬式敬禮、民族主義的公共儀式、身穿黑衫等在墨索裏尼那裏得到傳承。
當曆史迅速走到1925年，也就是墨索裏尼不但徹底改變多黨聯合執政的格局，並開始了一黨製，還作為首相兼任國會議長、陸軍總司令、內政部長、外交部長、宣傳部長等二十多個職位。同時，師承卡爾·馬克思、黑格爾和費希特、自稱法西斯主義哲學家的喬瓦尼·秦梯利，公開站台發表了《法西斯知識分子宣言》，250多位具有文化影響力的意大利公共知識分子聯名簽署。然後是喬瓦尼·秦梯利與墨索裏尼合作撰寫了文章《法西斯主義學說》，其中指出：“雖然十九世紀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的世紀，但這並不意味著二十世紀也必須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的世紀。政治學說會過去，國家會長存。我們可以自由地相信，這是一個權威的世紀，一個傾向於‘右翼’的世紀，一個法西斯的世紀。如果十九世紀是個人的世紀（自由主義意味著個人主義），那麽我們就可以自由地相信，這是一個‘集體’的世紀，因此也必然是國家的世紀。”
這段話需要做一些分析，因為其中充滿了跨曆史、跨文化的表達。比如法西斯蔑視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主要指向古典自由主義——本文注）和民主，意思是對歐洲19世紀以來流行的所有模式的拒絕，背後的文化思考點是，這些製度損害了作為集體代表的國家權威，法西斯為此要肩負起重塑國家權威的使命，並向敵人——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宣戰。但問題在於，作為流行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已經以集體主義的方式對個人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進行了挑戰。或者理論上來說，法西斯的主張至少應該作為社會主義的同路人或同盟者，但是結果卻相反，因為墨索裏尼不是不知道社會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重要區別，而隻是認為已有的各種社會主義並不純粹、正統，甚至還是向古典自由主義妥協的產物，所以喬瓦尼·秦梯利和墨索裏尼首先點名批評的是社會主義（包括其衍生名詞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而已日漸衰落的古典自由主義不過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幫凶，隻是次要敵人。
在此背景下，墨索裏尼所說的“右翼”，並非是真的“右”——回到古典自由主義，而是試圖通過革命行動從根本上重塑恩格斯、伯恩斯坦開啟的修正社會主義（第二國際）的激進的“左”——以區別於第三國際的“左”。這一點與希特勒的納粹之於布爾什維克以及德共之間既相同又矛盾的關係非常接近。或者說，墨索裏尼那帶引號的“右翼”，不過是激進反叛的代名詞，是一種自認為超越馬克思主義的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的又一嶄新思想和意識形態，就像20世紀後期北朝鮮宣稱偉大領袖金日成的主體思想超越了馬克思主義一樣——墨索裏尼的表述是：“法西斯主義現在已經在全世界獲得了普遍屬於所有通過實現自我表達代表人類思想史上一個時刻的學說。” 對此，德魯克在《經濟人的末日——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再版序言”中指出：“野心家卻可以肆無忌憚地操弄馬克思主義辭藻，就像墨索裏尼那樣，用支離破碎的馬克思主義信條拚湊出‘反馬克思主義’，以掩飾他們智識上的貧乏。”
這樣，無論從理論建構還是政治、經濟的實踐，以極權主義為核心的法西斯主義，已經成功登上曆史舞台，並在歐洲局部產生重大且正麵的影響，眾多左翼知識分子紛紛列隊歡迎，眾多民眾更是喜迎社會主義生產和福利。尤其是在1929年的所謂世界經濟危機中，意大利以治療資本主義危機的有效手段，讓歐洲其他國家相形見絀，包括匈牙利、西班牙以及各位最熟悉的希特勒，都是法西斯眾多粉絲隊伍中的佼佼者。
三、對立統一的複合體
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沒有，在法西斯主義的淵源和內涵中存在矛盾對立的情況，連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運動家葛蘭西和同僚們都要爭論法西斯到底代表哪個階級、屬於什麽主義，因此，如果延續傳統的“左”“右”平麵視角，那隻能得出片麵結論或無法得出結論。
舉幾個例子。比如，如果抓住墨索裏尼批評布爾什維克革命“毀了俄羅斯的經濟生活”、“與西方文明不相容”，以及他明確“反對一切旨在扼殺財富創造的國家幹預”等言論，以及組織黑衫軍“拯救國家免遭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迫害”，並對意大利內部的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工會和合作社發起暴力活動，甚至斯大林還批評法西斯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於是給人的印象是墨索裏尼比較“右”，但另一方麵的事實是，墨索裏尼在1920年代的某些場合公開表達過對列寧的敬佩，還把蘇聯看作“斯拉夫法西斯主義”，他曾以“法西斯主義戰友”的身份歡迎斯大林。他也曾對自己的言行解釋說：“我們向社會主義宣戰，不是因為它是社會主義，而是因為它反對民族主義”，“我們打算成為一個積極的少數派，把無產階級從官方的社會黨中吸引出來”，為此我們需要“擁護民族工團主義”。
經濟層麵亦如此。社會主義者墨索裏尼的確反對無產階級破壞本國經濟，也反對扼殺經濟的國家幹預，但他一方麵依然倡導政府統合的法團主義，另一方麵也會根據情勢隨時做出調整，比如1922-1925年間，因為多黨聯合執政，財長德斯特凡尼在墨索裏尼的支持下推行了自由放任的新經濟政策，包括降低政府開支、撤銷一戰和二戰時期對經濟的管束法令、取消土地改革、放棄政府壟斷的電信通訊和保險行業行業、促成財政收支平衡等政策先後推出。如果據此判斷法西斯推崇自由市場經濟、小政府，那就被表麵現象欺騙了，因為同時墨索裏尼與勞工聯合與企業家正麵對抗、大力扶持大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政府直接扶持鄉村經濟、對農業經濟進行幹預、推廣工業重建研究所等企業集團（康采恩）模式、管製金融和外匯、糧食保護、產品定價不由企業主決定而是替換為政府主導下雇主協會。尤其是1925年後墨索裏尼完全掌握議會後，經濟由雇主、工人和國家官員通過極權國家層麵的領導，全麵推廣政府計劃經濟的法團主義，於是22個托拉斯式的組合集團成立，並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裏，“意大利四分之三的經濟，工業和農業，掌握在國家手中”，到1939年，“意大利五分之四以上的航運和造船業，四分之三的生鐵產量和近一半的鋼鐵產量”被政府控製。史學家馬丁·布林克霍恩（Martin Blinkhorn）在《墨索裏尼與法西斯主義意大利》中認為，到1930年代末，意大利的國家幹預和所有權範圍“大大超越納粹德國，使意大利的公共部門僅次於斯大林的蘇聯”。
外交和國際關係中，墨索裏尼似乎並沒有什麽“值得誇耀的業績”，包括在“希臘科孚島事件”、從英國手中奪取伊拉克部分地區的委托管理權等，都表現出妥協、退讓的姿態，但如果因此就說法西斯與納粹和斯大林不同，同樣會迷失，因為基於民族和國家立場的理論張力，必然導致法西斯存在擴張的動力。比如1935年的第二次入侵埃塞俄比亞、1939年入侵阿爾巴尼亞，此外法西斯大委員會的正式會議記錄中有一份墨索裏尼1939年起草的“向海洋進軍”很具有代表性，其中寫道：“科西嘉島是一把瞄準意大利心髒的手槍；突尼斯、馬耳他和塞浦路斯，分別在地中海東部和西部對我們構成威脅。希臘、土耳其和埃及已經準備好與英國形成鏈條，完成對意大利的政治軍事包圍。因此，希臘、土耳其和埃及必須被視為意大利擴張的死敵……意大利政策的目標首先是打破障礙，除了阿爾巴尼亞之外，意大利不可能也沒有歐洲領土性質的大陸目標。”這種蓄意假想和製造敵人以及敵人包圍圈的宣傳策略，無疑是極權主義政治的特點，各位應該見怪不怪。而墨索裏尼之所以沒有將這種擴張、侵略的野心落在實處，隻是礙於意大利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太弱而已。
麵對意大利的天主教問題，世麵上流行美國布朗大學的大衛·科澤（David I. Kertzer）的《教宗與墨索裏尼：庇護十一世與法西斯崛起密史》，其中包括教宗十一世如何與墨索裏尼密謀促成法西斯全麵控製意大利，墨索裏尼如何投桃報李地命令：教室、醫院和法庭中懸掛十字架，將辱罵神父和詆毀天主教者定罪，重新給軍隊配備了隨軍神父，要求小學必須包含天主教課程，給教會劃撥了大量經費修複因戰爭而受損的教堂等。如果要據此讚揚這個無神論者如此有信仰那一定會被騙，因為同一本書中還寫道，教皇之所以支持墨索裏尼，一方麵是被他製造的假象欺騙，另一方麵也出於為了抵擋洶湧的蘇俄共產主義。比如教皇在1926年時曾對時任比利時大使說：“人類文明之中，再也沒有比共產主義更致命的東西了。它隻需花去幾天時間，就能摧毀幾個世紀的文化傳承。”作為後來者，我們當然可以馬後炮地批評教皇的愚蠢，但是如果置身在當年，麵對眼前明顯的可怕的敵人和未知的敵人做選擇時，應該也會堅定地與教皇一樣做出選擇。當然，書中還大量披露了墨索裏尼如何監控教皇、監督教堂、密探如何遍布梵蒂岡以及黑衫軍如何武裝襲擊和焚燒教堂、沒收教會財產、暗殺牧師、使用麻油行刑虐待教士，以及下令銷毀教皇臨終前的發言等諸多等邪惡行為。
因此說，法西斯主義不僅是一個各種學說相互摻雜又矛盾對立的複合體，既符合黑格爾哲學中的“對立統一”，也與《意大利戰鬥法西斯宣言》（又稱法西斯宣言，由阿爾塞斯特·德安布裏斯和未來主義運動領袖菲利波·托馬索·馬裏內蒂合作在1919年發布）一致，因為那裏麵說：“我們允許自己同時成為貴族和民主派、保守派和進步派、反動派和革命派、法製主義者和反法製主義者。”當我們評判法西斯時，如果不具有相對整全和審慎辨析的視角，難免不掉進立場偏執的陷阱中。
四、極左與極權的本質
作為既存在社會主義又兼備民族主義的法西斯，如果使用“左”與“右”的修辭來界定，到底該偏重社會主義，還是偏重民族主義？偏重前者就可以說是“左”，偏重後者就是“右”。要解決這個矛盾體，最好的辦法是確定一個共識坐標，也就是如果人們普遍認為蘇俄式革命及其革命政權是“極左”、激進和極權的代名詞，那麽以此為判斷依據去衡量法西斯，就是最有說服力的。
為了不再重複理論，我這裏先列舉一些重要的觀點和研究成果。
比如作為墨索裏尼的先驅——加布裏埃爾·鄧南遮曾表示：他支持的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拉丁化的國家布爾什維克主義；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的布哈林曾宣稱，法西斯黨比任何其他政黨都更吸收和應用俄國革命的經驗。享譽世界的哲學家也是吉爾特社會主義者伯特蘭·羅素曾在1918年的名著《自由之路：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的“緒論”中寫道：“馬克思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可以產生一個比現在這個世界更美好更快樂的世界……我擔心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給予國家的權力太大了……我認為最好的而又切實可行的製度，還是基爾特社會主義。它既考慮了國家社會主義者保留國家的主張，也考慮了工團主義者對國家的疑懼。”墨索裏尼的鐵杆粉絲凱梅奇（L. Kemechy）在1930年出版的《墨索裏尼的生活和工作》中就寫道：墨索裏尼是個社會主義者、列寧主義者。前意大利總理弗朗切斯科·薩韋裏奧·尼蒂在1927年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民主》中指出：“這兩者之間幾乎沒有區別，在某種程度上，法西斯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回事。”他還在書中的一個標題“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完全一樣”後，遺憾地總結說：“在今天的意大利，人們對依附於莫斯科的共產主義者更容忍，超過對自由派，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的容忍。”當年有過多國考察經驗的記者沃伊特（F. A. Voigt）在《歸於凱撒》中說：“馬克思主義已經導致了法西斯主義和民族社會主義，因為就其全部本質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義和民族社會主義。”
與之相呼應的是德魯克在《經濟人的末日》中指出的：“通過馬克思主義可以達到自由與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潰，已經迫使俄國走上德國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極權主義的、純粹消極的、非經濟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會。這等於說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本質上是相同的。法西斯是在共產主義已被證實為一種幻想之後所達到的一個階段，而在斯大林主義的俄國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國，共產主義已經同樣被證實是一種幻想。”哈耶克也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一方麵指出，作為列寧好朋友的馬克斯·伊斯門（Max Eastman）不得不承認：“斯大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壞，更殘酷無情、野蠻、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無可救藥”，斯大林主義“最好被稱為超法西斯主義”；另一方麵他也指出：“同樣重要的是許多納粹和法西斯領袖的精神史。每一位注意到這些運動在意大利或德國發展的人，都曾對許多領袖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從墨索裏尼向下屬起，開始時都是社會主義者，但最終都成為法西斯主義者或納粹分子。......20世紀30年代，這個國家的許多大學教師看到從歐洲大陸回來的英國和美國的學生，無法確定他們是共產主義者還是納粹分子，隻能確定他們都仇視西方的自由主義文明。”
按照上述觀點和材料做判斷，法西斯當然應該被判為“極左”和極權，這是不應該有更多爭議的。但是，為什麽幾乎全世界都非常流行將法西斯定性為“極右”，並喜歡說“極右也導致極權”呢？
我對這類觀念發生學的考證始終充滿興致，也經常以此為武器將很多人逼到死角，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不首先懷疑和反思自己頭腦中的那些觀念何以形成，卻還要堅持自己的認知總是正確，那一定是愚蠢的。道理很簡單，在強力灌輸下，每個人都生活在柏拉圖的洞穴中，腦子中早都被各種假象占據，一旦離開洞穴，並看到外麵的世界，如何能保證所見的世界是客觀真實的，還是自己頭腦中固有觀念的映射呢？
我想各位應該讀過托馬斯·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其中有一段話曾給我很大幫助，他說：20世紀20年代，“墨索裏尼在西方民主國家中被知識分子廣泛追捧，而希特勒甚至在左派傑出知識分子中也擁有其崇拜者。直到30年代墨索裏尼展開了對埃塞俄比亞的入侵，以及希特勒開始在國內推行暴虐的反猶主義、在國外展開軍事侵略後，這些極權主義體係才為國際社會所唾棄，也才為左派所譴責。但從那以後，極權主義就被描繪為‘右翼’”。
再來看米塞斯在《社會主義·跋：有計劃的混亂》中所揭示的：“必須認識到，法西斯主義和納粹都是社會主義的獨裁體製。布爾什維克，無論是正式登記的黨員還是同路人，都把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汙蔑為資本主義的最高、最後和最腐朽的階段。這同他們的另一種習慣如出一轍，即把不是無條件服從莫斯科命令的所有人，甚至德國社會民主黨這個典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概稱為資本主義的附庸。”米塞斯接著寫道：“布爾什維克成功改變了法西斯主義一詞的語義，此事的作用非同小可。”
索維爾和米賽斯的研究非常重要，因為等於揭開了一種有意識的命名的“陽謀”，也就是說，如果知道將法西斯和納粹命名為“極右”的是哪些人？在什麽時候，又是出於什麽目的？也就會明白後世、尤其是中文語境中，何以那麽多人篤信納粹、法西斯是“極右”，卻不知道已先入為主地被植入了一套意識形態話語，促使他們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結果就是他們看不到那些社會主義的倡導者和支持者——左派，以及這些左派中曾經支持法西斯和納粹的知識界、媒體，現在為了與其劃清界限和撇清關係，於是將“極右”的帽子扣在法西斯和納粹的頭上，以示他們左派始終沒有錯、永遠都對。
再加上中文知識界看不到不容忍任何異己的極權主義蘇聯，先發製人地曲解法西斯並製造出“反法西斯”、“反法西斯陣營”等流行修辭，就像他們在1920年代初製造的“帝國主義”的帽子，扣在參與華盛頓會議的歐美各國頭上一樣，然後向歐洲、北美和東方各國瘋狂輸出這個意識形態話語和口號，讓世界尤其是埃及國的知識人信以為真，無論民國時期還是現在的自由左派，都是油蒙了心地樂在其中，不但不思蜀，而且還自願充當起護法使者，雖然掛出來的招牌是自由主義者。
當然，這其中也有很多人先天就是心髒穩定在左邊又硬著頸項拒不悔改，所以自然會立場敘事地為“左”辯護，並且心甘情願地順服左派的甩鍋——堅決地認定法西斯是極右並導致了極權。他們連基本常識都忘卻，高度極權的法西斯，不僅在政治上一黨專製，經濟上全麵統製，思想上要求整齊劃一，對外進行武力征服，怎麽可能是傳統西方——“資本主義”的“附庸”或“最高階段”呢？他們也不會懂得，這世界的矛盾不僅是簡單的左、右二元，還有左的內部的親族衝突和兄弟廝殺。因為不明真相，所以他們也會朗朗上口地使用“日本法西斯主義”這類完全不成立的修辭。
至於很多人特別願意強調蘇俄和法西斯之間的差異和矛盾，並因此堅持法西斯屬於“極右”的觀念，這是一種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偏執，因為別說法西斯與蘇俄有不同，就是納粹也宣稱與法西斯有很多不同，比如納粹的政治理論家戈特弗裏德·尼斯（Gottfried Neesse）在《一黨製的憲法規定組織形式》中就曾指出：“墨索裏尼的‘種族國家’和希特勒的‘意識形態國家’不可同日而語。”但二者之間真有什麽本質不同嗎？相信真正懂行的人不會錯判，因為強調階級、工團也好，突出民族、國家也罷，都不過是極權主義追求過程中的旗幟、籌碼和工具，從來不曾是什麽真正的目的。隻要確定蘇俄是“極左”、激進和極權，那麽不管法西斯與其有多少不同點，都難以改變二者是一家人的結局。
五、正題即結尾
到了本次講座的正題了，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川普是不是法西斯主義者呢？我想我該說的都說完了，結論交給各位。隻是我建議各位分別從意識形態、思想、政治、經濟、對外關係和對待基督教的態度等幾個方麵著手，一一核對，尋找最大公約數，然後做出自己的評判，也順便對比一下哪些學者們是不明真相的胡說，哪些是研究到位的專業意見。
當然，不僅僅需要評判川普總統，也需要對美國或低調或喧囂的黑暗啟蒙運動被描述為新法西斯主義之類的修辭進行評估，看看名實是否一致、同一，否則盲目跟風呼喊口號，仍不過是李有才式的庸眾。
最後要補充兩點，一個是需要注意的三個關鍵詞：（1）事實求證，可以檢驗一個人是否具有求真的能力和修正自己觀念的心胸。這裏需要注意勒龐的警告：大眾從不真正渴求真理，麵對那些不合口味的證據，他們會充耳不聞；（2）價值判斷，可以評估一個人的思想能力和認知水平。這裏需要驚醒休謨的“經驗”：理性是且隻應當是激情（passions）的奴隸，並且除了服從激情和為激情服務之外，不能扮演其他角色；（3）用語修辭，可以測試一個人是否能夠清晰地表達對象。這裏需要記住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語言的界限意味著世界的界限，被篡改的語言會改變思想，從而扭曲人類對世界的理解。如果這三個關鍵詞不能很深入地理解，我再列出兩段網絡上流行的兩句話。第一個托名為丘吉爾的名言：未來的法西斯分子會稱他們自己是反法西斯分子。[1]第二個是裏根總統轉述過的一句並不太流行的名言：如果法西斯主義出現在美國，它將以自由主義的名義出現。
剩下的，我就不想再說了。
[1] 2020年，Hillsdale College丘吉爾研究項目的高級研究員Richard M. Langworth發表文章 The fascists of the future will call themselves anti-fascists.其中寫道：我們掃描並搜索了大約8000萬字關於丘吉爾的出版物。直接出自丘吉爾本人的約2000萬字（包括書籍、文章、演講、信件、論文），包括23卷的丘吉爾文件。此外，還有6000萬字的傳記、專業研究、與世界大戰相關的著作，以及丘吉爾同事撰寫的回憶錄。當然，這些第二手資料中的一些引用隻是傳聞，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其來源。……我們可以非常確信的說，丘吉爾沒有就未來的法西斯主義發表任何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