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文革十年（17）“學工”上工廠，“學農”下農場

三、我的文革十年（17）“學工”上工廠，“學農”下農場

文革十年後期，學生回校“複課鬧革命”之後，中學教育改革新增了兩門課，而且有課本《工業基礎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學校師生及課程表簡稱“工基”和“農基”），在學校上課是十九位理科老師們負責，班主任要負責帶學生去工廠學工、去農場學農，美其名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課堂上學的是一些什麽“理論”，我不知道；但是帶學生去工廠農場“實踐”，我有深刻體會。

前幾天，在我們武漢市水廠路中學（以下簡稱“水中”）退休教師群聊起十年文革往事，不勝感慨。

後來與當年元老之一的舒鼎英老師私聊，我記得她是1964年華中師大物理係畢業的，就問她還記得文革期間教《工業基礎知識》嗎？她非常興奮地告訴我：“我不僅教過‘工基’，還教過‘農基’呢！”

“您還記得‘工基’教些什麽，‘農基’又教些什麽嗎？”



（耄耋之年的舒老師在自家的後院）

“嗨！‘工基’比原來初中物理課本簡單多了，而且知識點都是跳躍性的，沒有係統，沒有邏輯性，一點都記不得了！而‘農基’課本的內容印象卻非常深刻。一是當時讓我教九個班的“農基”，每個班一周兩節，常常到後來走進教室，得先問學生上節課講到哪裏了。每節課的內容一周要重複九次啊！再就是內容好記，講到當年的農業八字方針時，耄耋之年的老人竟然一字不差地脫口而出：“水、肥、土、種，密、管、保、工”。然後一個字一個字給我解釋：“‘水’是農業的生命；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土’就是哪塊莊稼地適合種什麽；‘種’是一定要有優良種子；‘密’指的是要密植；‘管’是說田間管理；‘保’就是保墒；‘工’說的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舒老師還回憶起教“工基”時，去一個空軍基地登上過一架直升飛機參觀；教“農基”時，到武漢四中大操場學過開拖拉機。第一次上了飛機，第一次開了拖拉機，印象太深刻了。盡管如此，老師們在一起笑談，我們這些老師，當年是在黑板上開拖拉機，在教室教學生種田插秧。回頭去看，真是要多荒唐有多荒唐呀!

她常常跟69屆的學生說：“你們喊我一聲老師，我感到萬分慚愧，由於曆史的原因,我並沒有教你們多少知識，隻是盡職盡責盡心地管好你們不變壞，真的是荒唐歲月的荒唐教育！幸好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還認真教了幾年書，不然這一生都不知道是怎麽當物理老師的。”

當時，課堂上講“工基”和“農基”，然後要求初中學生，每學期上工廠“學工”一周，下農場“學農”一周。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

我們“水中”地處礄口工業區，學校周邊有武漢市抗菌素廠、武漢市自來水廠、武漢電池廠、國棉三廠等。離學校幾公裏遠，就到了解放大道西邊盡頭的東西湖農場。“水中”學校的“地利”，真是得天獨厚啊！不愁學工學農的實踐基地。

學校最後確定的學工基地是武漢抗菌素廠和國棉三廠，學農基地是東西湖的荷包湖農場。

劉政秀書記特別重視學生在“學工學農”期間的人身安全問題。經常在班主任會上反複強調，希望班主任不要掉以輕心，特別是上夜班，一定要注意學生的安全。我們班“學工”安排在國棉三廠，那個廠工人上班都是三班倒，即工人八小時後可以下班，車間的機器晝夜二十四小時不能停。我們的學生也要分成三組，跟工人一起上下班，我把工作重點放在夜班那一組。一周三個組輪流上兩個夜班，每個學生都可以見到了。而且，白天下午時間還可以去車間看看上白班的學生。一周時間平平安安完成了任務。

回頭想一想，我的學生在工廠學到了什麽呢？女生在車間還學到了一點棉紡女工的技術活，盡管不是“工基”課本上的內容。男生就慘啦！他們在車間跟著男師傅學“機修”，隻要哪台機器出問題了，就忙起來，師傅修機器，學生就當下手，遞給師傅老虎鉗啊、螺絲刀啊。忙完那一陣就沒有什麽事了。師傅就躺在工休室睡覺，幾個學生就打撲克，熬到早上，下班回家。也還合十幾歲孩子的味口，同齡人在一起蠻好玩，也不覺得累。那個年代，上學就是好玩，換個地方玩更新鮮。

至於“學工“實踐中，學生學到了一些什麽呢？還真不好說。當然，班上少數幾個國棉三廠的子弟，上幾天班，尤其是上兩天夜班，至少親身體會到了父母為了養育他們之不易，工人每天八小時為國家創造財富，實在是辛苦！

但是，國棉三廠女工多，男工少。特別是夜班，一個車間隻安排一個機修工。我就遇到過一個帥氣的年輕機修工，夜班吃宵夜短暫的休息時間，被女工中的少婦戲弄的情景。幾個女工圍著機修工，開始七嘴八舌，說他長得蠻帥，不知道他的雀兒（《生理衛生常識》中指男性的生殖器“陰莖”）管不管用。一個年齡大一點的笑著說：“把他的褲子扒下來看看不就知道了！”於是，幾個女工同時上去抓住他，一定要把他的褲子脫下來。也許這種玩笑對工人來說司空見慣，但是，對十幾歲的學生而言，會產生什麽後果呢？我不知道。

隻知道，上世紀六十年代我讀中學時，還學過《生理衛生常識》，正是對性知識懵懵懂懂時，盡管老師講到男女生殖係統這一節，讓我們自己看。自學後知道男女有別，男生遺精，女生來月經是性常識，僅此而已。但是在那荒唐歲月，學生哪有《生理衛生常識》課呢？難怪那個年代的流氓特別多！強奸犯被槍斃的也不少!

我們“學農”到東西湖荷包湖農場，每次兩個班，師生自帶行李。學生興奮之極自不待言，如何安排哪兩個班呢？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管理問題。至今，“水中的元老們為什麽那樣懷念劉書記那個領導班子呢？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他們對老師的管理非常人性化。四十個元老級教師中有六對夫妻，教導處排課時，夫妻二人不在同一時間上課，保證家裏有一個人看孩子；等孩子會走路了，總務處在教學樓一樓辦一個托兒所，請一位臨時工阿姨照護孩子；學工學農期間保證家裏有一個人照顧孩子；去農場安排哪兩個老師也考慮得非常周全。領導知道我和周良君是好朋友，更了解我們兩人的性格特點。於是，讓我們兩人各帶自己的班到荷包湖農場一起去“學農”。

教導處指定我負責帶隊，既要與農場和生產隊聯係每天的勞動任務及安排，又要管這兩個班。我與周良君商量好了，他每天負責管、帶兩個班學生，完成勞動任務和晚間學生安全。我負責對外聯係，每天早上集合學生表揚昨天的好人好事，指出存在的問題，布置今天的勞動任務及注意的事項；然後帶幫廚的學生去買菜，指揮他們做好飯菜。

我們兩人同心協力共同完成了一周的“學農”任務。

學生在“學農”活動中最大的收獲，是不同程度地改變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狀況。特別是到廚房幫廚的幾個學生，可以看出那些出生在相對貧困一些家庭的孩子，真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擇菜、洗菜、切菜相當不錯，一看就是經常在家幫大人做過事的，其中有一個孩子切土豆絲、蘿卜絲既勻稱，速度又快。原來那個孩子的爸爸媽媽都在上班，他是家中老大，每天放學回家要做一家人的飯菜。在他的帶領和幫助下，其他幾個幫廚的學生有了長足的進步。

通過在稻田勞作，一天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學生們才比較深刻地感知“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相對來說，學生學農比學工收獲要大得多。但是，我們的中學到底該怎麽教育學生呢？茫然無措！後來改革開放，各行各業都“摸著石頭過河”時，似乎明白了一點點。最終還是不甚了了。為何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得以傳承，原來，“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十年文革期間，“學工”“學農”於“師者”，是不是有點不務正業呢？老師又能問誰?難怪有高人當時就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

【附錄】回國雜記（2407）同事十年，親如家人

武漢市水廠路中學是武漢市教育局1965年建成的十六所新校之一。校址在武漢市礄口區水廠路，武漢自來水公司職工宿舍裏麵一塊巴掌大的地方。據久居那裏的老人講，原來那裏就是一個臭水塘。新建的學校隻有兩棟四層的教學樓和一棟兩層的辦公樓。依據地形，三棟樓的平麵圖呈倒“L”形。學校大門就在那個拐角的地方。大門外邊是水廠的職工宿舍，進門左邊一棟教學樓與水廠路垂直，進門右邊是與水廠路平行的辦公樓，繼續往裏麵走就是第二棟教學樓。中間大約有三、四個籃球場大的一片空地，我們去學校報到時還是坑坑窪窪的。學校當時沒有圍牆，空地那邊是一排市民的民宅，大多是平房，也有幾棟二三層的樓房，參差不齊。

“水中”是我們剛走上工作崗位的“武漢市水廠路中學”的簡稱。

 1967年我們這批65年高中畢業因高考“不宜錄取”，被武漢市教育局直接錄用當中學老師，然後送到武漢一師、武漢教育學院、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短訓結業後分來的有21人。此前，還有華中師範大學1964和1965兩屆畢業生，被武漢市教育局“儲備”在學校的有19人，時稱“儲備生”。我們這四十人就是“水中”的“元老”。水中首任領導班子成員都是來自武漢市各中學的中年骨幹：黨支部書記劉政秀、校長雷德俊、教導主任江紹永、政教主任胡傳洪、總務主任王羿謇、黨支部幹事夏光中。

從1967年到1977年恢複高考，我們這批“水中”元老，與全國所有學校的老師一樣，經曆了文化大革命中、後期的各種“運動”，但因為是新校，就沒有老校那麽複雜的“階級鬥爭”，又因為四十個年輕人朝夕相處，而且“無所事事”，恰好是到了“男婚女嫁”的生理年齡，於是，在無業可立，打撲克下圍棋之餘，年輕的男老師與心儀的女老師談戀愛、結婚、成家、生兒育女就順理成章。後來，四十個年輕教師，有六對十二人在“水中”結婚了，而且後來都是白頭偕老，不離不棄，榮辱與共。

“水中”創辦初期的這批元老，後來由於各種原因也大多遠走高飛了，但是，緣自“水中”的“處女”情節，夢裏魂牽總在那個巴掌大的地方。

 1977年恢複高考，時任水中校長安大庭，讓我跟著他一起調到礄口區重點中學——武漢市第四十三中，執教文科重點班。兩年後，因緣調回湖北省重點中學——我的母校——華師一附中。1980年，我們一家離開水中，搬家到武昌千家街華中師大一附中教工宿舍。1990年舉家南下，飄洋過海搬到了海口市，一直到退休後，才經常回武漢與老同事相聚。

難忘“水中”那些曾經朝夕相處親如一家的老同事，特別是大家都退休進入微信時代之後，那些一生未離故土的兄弟姐妹們，現在雖然住在武漢三鎮不同的小區，因了大武漢的現代化交通之便捷，還有退休老人的免費乘車卡，隔三岔五都要小聚一下。如有從外地遠道而回來的同事到武漢了，即使是臨時通知，能來的都會趕到聚會地點歡聚一堂。

難忘“水中”那些往事。疫情之前一次聚會時，看到喬斌和吳麗英夫婦，就想起與他們父母家的鄰居、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的貼心人劉政秀書記。劉書記敢於負責、關心群眾生活、善於抓學校工作的主要矛盾。

“水中”是新校，隻有教學用房，沒有教工宿舍 。那麽多年輕教師結婚都沒有新房，結婚後隻好住在學校辦公室了。新婚夫婦有了孩子之後，住在教學樓，存在許多安全隱患，她看在眼裏，急在心裏，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在那時看起來比登天還難的主要矛盾。她為此多方奔走，終於在學校旁邊找到一塊空地，可以做一棟教工宿舍。於是，在那個建材物資緊缺的年代，她發動群眾想辦法，不到半年時間就把房子建起來了。三層樓，大門在中間，每層左右兩個單元，每個單元可以住三家，新婚夫婦住單間；夫婦是學校雙職工的各住一個套間。三家共用廚房和衛生間。現在看那宿舍，實在是太簡陋了，說的難聽一點，就是“貧民窟”。但在那個百廢待興的年代，一個小小的新校，一次解決了十八家老師的的住房問題。當時，在武漢市中學係統是絕無僅有的，讓其他學校的年輕教師無比羨慕。這是劉書記、王主任，還有喬斌等為“水中”年輕教師做的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劉書記待人誠懇、麵慈心善、特別關心年輕教師的成長。她關心我們每一個人，在那學生不讀書、教師無書可教的年代，年輕教師聚在一起不是下圍棋就是打撲克，她總是苦口婆心勸戒，讓大家相信讀書有用，將來教書是需要真本領的。她還把自己年輕時訂閱的《語文》雜誌送給我們幾個語文老師，叮囑我們少玩一下，多讀一點書！

劉書記為人忠厚、做事老老實實，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耍手腕。我們都不會忘記軍宣隊進駐學校後發生的一個政治笑話：某班開會批判劉少奇，呼喊口號“打倒劉少奇”時，一位老師一緊張喊成了“打到毛主席”。被舉報到軍宣隊，軍宣隊指揮長決定讓劉書記主持全校會議批判那位老師。不成想，劉書記在主持會議時，為了讓大家知道這次開批判會的原因，走上台就講某某老師在昨天一次班會上，居然把“打到劉少奇”喊成“打倒毛主席“。她剛說完這句話，指揮長厲聲喝止！立即開始對劉書記進行批判，而且，要求全體教職員工繼續開會批判她。當時，沒有一個老師上去批判劉書記，誰都知道劉書記是厚道人，老老實實說話和做事的人。會議最後是不了了之。

要說劉書記創辦“水中”的故事，每一位跟隨她創業的元老都有說不完的故事！她對我和聶靜儀更是關懷備至，我們結婚的新房是她布置的，晚上的婚禮是她主持的，後來孩子出生是她給取的名字。我們離開武漢去海南之後，隻要回漢，全家一定要去看望她。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劉書記真正是我們“水中”的“核心”！她在世時，不論退休與否，大家都圍繞著她！她在天上，大家隻要聚會在一起，總是仰望著她，念著她曾給予我們的滴水之恩！也正因為如此，“水中”的元老們幾十年來常相聚，不離不棄，已然成了傳統。

我們這次回國，是2019年武漢爆發疫情以來第一次，與老同事們已經四年多沒見了。我們10月1日淩晨回到武漢，時差剛倒完，就接到原水中還健在的老領導夏光中的微信通知，請我們10月8日到漢陽鍾家村地鐵站附近的樂福園酒店歡聚一堂，“水中”的黨支部幹事、後來曾任漢陽區副區長的夏光中主持聚會活動。到會的有“水中”建校之初的四十“元老”中的：姚磊明和夫人餘蓓蕾、楊四重和夫人胡金秀、韓憲偉和夫人向世娟、周良君和夫人張福華、楊誌輝和夫人黎蘭惠；還有唐星武、舒鼎英、柳駿、張梅生、鄭三橋、王先芬、常仁兆等二十一人。

一周後，姚磊明和他的夫人餘蓓蕾，舉行家宴招待我們夫婦及十幾個老同事；宴會後，餘蓓蕾盛情邀請我、舒鼎英和周良君打麻將；直到吃了晚餐，然後讓她的女兒要來一輛網約車送我們回家。熱情之至，讓我難忘當年與她相識相聚的情景。

打麻將時，舒鼎英老師就跟我說，你們難得回來一次，老同事們都想請你們夫婦吃飯，也借此與大家多聚幾次。我比你們大幾歲，都聽我來安排。下一次，就去周良君家吧！他是你們來水中一起住單身宿舍的老同事、老棋友、老牌友。

然後，我排第四，我老了，兒子、姑娘工作都很忙，我的女婿在他們家附近預訂一個包廂，屆時接你們和各位老同事一起去聚餐。

在舒老師主持的宴席上，我們夫婦要求舒老師給我們一次答謝老同事們的機會，讓我們來請大家吃一次飯。她笑著說，你們在美麗國住那麽長時間，沒有回來，這次就等我們都安排完了再說吧！

恭謹不如從命。誰讓她是我們親如家人的同事中的老大姐呢！

舒大姐後來依序安排了李峰、陳麗薇、胡金秀、汪浩、韓憲偉等老同事做東，答應等我們下次回國安排我們來做一次東。

我們也期待中美航班正常化，還能像以前那樣每年都可以回國與親朋好友聚一聚。



（水中元老在舒老師居居住的小區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