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靜，想起了一個人，一個已經不在世上的人。我忘不了他，忘不了我和他的交情，更忘不了他的一輩子（盡管他的一輩子我隻是東鱗西爪地知道些）。
當兵初始，分配到醫院大灶（工作人員食堂）當火頭兵，接受再教育。每天就是給一群職工打下手，洗菜切菜，洗鍋洗碗，打掃廚房，日子過得很沒勁兒。半年後，掉到到醫務處，管統計管圖書館。整日裏和沒有聲音的數字和書籍（都是醫書0相伴，獨往獨來，依然沒勁兒。時常沮喪，覺得這個兵當得極其窩囊。
醫務處隻有五個人，主任不在，說是支左去了。隻有一個副主任帶著兩個助理員，外加我一個小兵幹活。如果是複員前的幾年在醫務處工作，會覺得很自在，輕鬆。但是對於我一個滿懷著子繼父業，要在部隊大幹一場的新兵來說，失望不已。機關是一個支部，早上出操時，跟在科室的後麵；晚上，各科室都有各種各樣的活動，機關裏冷冷清清，無事可做，百無聊賴。
一日，聽說是主任回來了。於我，這也算是風平浪靜裏的一起漣漪了。我立時打定主意，要向這個從未謀麵的主任要求下臨床科室。第二天，開科務會。回來的主任坐在上座。我直愣愣地打量了好一陣這位主任。根據我當時所具有的社會經驗，他年紀不小了（現在想起來，他絕不到五十歲），穿著一身發白的軍裝，胖墩墩的。大概是胖的緣故，感覺他的眼睛總是眯縫著，像是沒有睡醒。正琢磨著主任的形體，他開口了。聲音低沉，有點共振的感覺。他說話慢悠悠地，挺幽默。當他說些令人發笑的詞句時，隻是微笑著，卻讓人想大笑。他講的什麽，我已經不記得了。會後，他特地把我留了下來。自然，主任要認識認識我這個處裏的新卒子。沒有說幾句話，我就提出要下科室。記得他微微一笑，既不否定也不許諾，隻是說，等等再說。等什麽？我心裏琢磨著。
就這樣，我認識了這位姓徐的主任，開始了我們幾十年的交情，淡如清水，又相互惦念的交情。
醫院裏的人們都叫他“徐老頭”，我想是因為他走路慢慢騰騰，說話不慌不忙。
那時，正是中蘇邊境打仗，林彪發布了一號命令，全軍準備打仗。半夜裏緊急集合，夜行軍，在山洞裏給狗做手術什麽的，成了家常便飯。在我的記憶裏，行軍時，他常常走在全院的最前麵，我呢，自然是跟在他的後麵。大概是因為我個子高，喜歡爬山，不喜歡下山。所以，上山時催著他，下山時就總要拉下幾步。他呢，總是邁著不緊不慢，穩穩當當的步伐，好像每一步都用著一樣的力氣，邁出一樣的距離，即使是到達目的地的最後一步。好像每次演習，都是徐老頭作計劃寫總結。經常是他寫，我抄，他是一筆規規矩矩地蠅頭小字，我說他的字像蒙古文，他總是嗬嗬地笑，然後反攻我幾句。
一天，他對我說，你去護訓隊吧。於是，我就離開了醫務處，進了護訓隊。護訓隊結束後，我分到了內科。以後，又作了護士長。他呢，終於在所有和他同級的人都提拔了之後，也作了副院長，負責全院的醫療。
作了護士長之後，隻要科裏一有搶救，我就要到場。調整護士值班，製定護理計劃，協助醫生搶救病人。我發現，院領導中，隻有徐老頭很快地出現在搶救室，一次不落。了解情況，協調科間會診，解決具體問題。那時，臨床科的醫生護士都知道徐老頭每天晚上都要邁著他那四方步，風雨無阻地到各科看看。在那個大講革命，不講業務的年代裏，徐老頭的行為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由於我曾經是他氅下的卒子，和他說話比較直接，也很隨便。那時，我這個護士長是很不安心工作的，一點不喜歡護士工作，一心想上大學。但是，因為不是軍區的直係子女，我們這些非軍區後裔，讀書無望已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實。唯一可反抗的就是發牢騷。除了和朋友發發牢騷，徐老頭也是我發牢騷的對象之一。一次，他和我談話，說有人反映我學外語，想當翻譯，不安心工作。我很氣憤地說，難道要我業餘時間聊大天？不讓我上學，還不容許自學點兒什麽？徐老頭一聲不吭，沒有批評我一句。以後，也沒有人在我的麵前提及此事。我很感激徐老頭的一聲不吭。
當我脫下了軍裝，經過考試，終於如願以償地走進了醫學院的大門之後，我給徐老頭寫了一封信。說心裏話，有一種解氣炫耀的目的。自然，也對他同意我複員表示一份感激。 徐老頭給我回了一封信，祝賀我了幾句。從那時起，每年春節，我總是給他寄個賀年卡，他給我寫封信，有時夾著張相片。通過一年一封信的來往，我知道他調到了分部的另一所醫院，終於當上了院長。大裁軍時，醫院撤銷了，他又被調到了廣東武警總院當院長。以後，又隱隱約約地聽說老頭當上了全國人大代表。那年，正準備出國，徐老頭從北京飯店給我打了個電話。他還真是來開全國人代會的。他說希望見見我。記得晚上下班急急忙忙地趕到飯店，卻隻見老頭的一紙留言，一行熟悉的蠅頭蒙古小字告知，被武警總部的頭頭們召去了。沒有見到他。
出國四年之後，第一次回國，去了趟廣州。不知為何，那時真是很想念部隊的朋友和同事。在徐老頭家住了幾個晚上。老頭已經離休了，不過還在忙。他說在幫助省裏辦醫院管理幹部培訓班。一早就去上班，晚上回來和我聊天。其實，就聽我和她的妻子說話了，他隻是靜靜地聽著，微笑著。說到可笑的地方，我們笑得前仰後合的，他和以往一樣，嘿嘿地笑，好像就不會開懷大笑似的。言談話語間，可以感覺出他對我的來訪很高興，但又總覺得他有心事。
一個晚上，他和我坐在書房裏聊天。老頭一根接一根地抽著煙，煙霧繚繞中，看他臉色，有些臃腫晦暗，眼睛更成一條縫了，一種疲憊不堪的氣色。我有意想問個究竟。無奈，老頭竟說些無關緊要的話。隨後，就去睡了。
我剛回大棚我的房間坐定，老頭的妻子吳醫生就走了進來。吳醫生是我們醫院婦產科的醫生，性格和徐老頭正相反，大嗓門，多言多語，直來直去。在醫院裏那會兒，我是一門心思地想讀書，聽不到院裏的閑言閑語。就是如此，我也記得當年醫院裏的人都說她說話沒有遮擋，淨給老頭找事兒。好像還說她是歸國華僑。
那晚，吳醫生坐到我身邊，打開了話匣子。就好像憋了一肚子的心裏話沒人說，也不敢說，今天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信賴，也不會也沒有機會外傳的人。就是那個夜晚，我有了一個走進徐老頭感情、事業、和家庭生活的機會，不再把他當作一個院長來了解他的機會。
徐老頭是東北人，從小就沒有了爹娘，也沒有兄弟姐妹，是個名副其實的孤兒。很小年齡就參軍了。自然，是四野的隊伍。跟著隊伍，一直打到海南島。等打到了天涯海角，新中國成立時，他已經在醫院裏工作了。以後，組織上送他上了軍醫學校。
五十年代，組織上派他到廣州進修，住在軍區的一個門診部。就在那裏，他遇見以後相濡以沫的妻子，吳醫生。
吳醫生是在東南亞的一個國家裏長大（瞧我這腦筋，忘了是哪個國家。），家裏挺富有，是個大家族。聽說新中國成立了，大家都高興得不得了。她的表姐立刻宣布要回國，為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出力。吳醫生那時正在上中學，二話沒說，積極響應。於是，姐妹二人立即踏上了回國的輪船。吳醫生把她家的相冊拿來給我，看她們在回國的船上照的照片。照片上的吳醫生，就和電影裏的那些投向革命隊伍裏的年輕人一樣，穿著布拉吉，高昂著頭，海風把短短的頭發都吹了起來，臉上一副純情，一副向往，笑著。這位風華正茂，懷著炙熱的理想的小姑娘，自然無法知道她以後的人生會多麽地曲折。
待到徐老頭在廣州見到吳醫生的時後，她剛剛從東北的軍醫學院畢業，分到了廣州軍區。聽著吳醫生說他們兩個人談戀愛的事兒，感覺有些不可想像。一個是苦難的孤兒，從小到了部隊，經曆的就是打仗行軍救護之類的事兒。而吳醫生一個華僑大小姐，生活在海外，對中國的事情有多少親身經曆呢？一個是地地道道的東北孤兒，性格內向，少言寡語，一個是百分之百的廣東籍的大小姐，開朗直爽，年輕活潑。而兩個人竟一見鍾情，一拍即合。如今活到七十老幾的人，我明白了，這世上最難說清楚的就是男女間的事情。
至於怎麽談的戀愛，誰向誰求的婚，怎麽結的婚，我還真是問了個詳細。可惜我是全不記得了。隻記得當時我自己冒出來的念頭：嗬，沒想到徐老頭還是這麽一個浪漫，激情的人！要是吳醫生不說，我還以為他們是上級拉郎配的呢！我真真實實地感覺到了徐老頭這個人。
然而，當年的熱戀幸福的開始，並沒有為他們持續了一生的婚姻帶來一帆風順。吳醫生告訴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事情。我很驚奇，因為很多事情都發生在我複原前的時候。我一直認為，那時的部隊，就像南極人說的“那時的世俗幹淨，那時的官也幹淨”。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純情的日子。現在看來，我對部隊的印象大概有一部分是年輕純情而導致的一種自我感覺，未必完全真實。
記得有一段時間，好幾個資曆差不多的科主任級的幹部都提作政委院長之類的。徐老頭是最後一個提的，作醫療副院長。那時，我們這幫年輕人，誰也不在意這些時。當副院長了，那就改叫副院長罷了。其實，這裏還挺有故事的。
吳醫生說，文化大革命中，就連我們這個大山中小小的駐軍醫院，也是挺熱鬧的呢。熱鬧的不是我們這些小兵小卒，而是那些幹部們。徐老頭的事兒，還真是徐醫生惹出來的。不過，她那張嘴隻是罪加一等的緣由，真正的不幸是她的出身 - 華僑。從華僑二字引出的禍害，凡是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大都可以想象出來。不過，禍水都湧向了徐老頭。據吳醫生說，黨委會上對徐老頭的批評就不是一次兩次的事了，好像還提到過離婚的事（記不大清楚了）。不過，這徐老頭還真是像他行軍時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走自己的路，一心一意要和吳醫生作夫妻作到底。至於徐老頭頂住了多大的風浪，就說不清了。徐老頭不在了，妻子一輩子連個黨也入不上，那些當時參加黨委會的人自然閉口不談。
盡管當時我並不知道所有這一切，但是那時我們這一群女兵都挺同情徐老頭和吳醫生的。他們隻有一對雙胞胎的女兒，一對早產兒，一對智力體力發育不全的孩子。老大癱在床上，不會說話，基本的生活能力。老二走路不穩說話不清。那時，動不動就是下鄉下部隊，我記得很清楚，徐老頭攤上這種事的時候特多。吳醫生是婦產科唯一的老醫生，半夜三更叫起來作手術接生孩子的事情更是家常便飯。記得那時他們家請了一個老婆婆管家。如今，我也是有孩子，經曆過事情的人了。這兩口子真是不容易，再加上那時他們麵臨的政治上的壓力。能扛得住，一個家沒有散，還兢兢業業地幹事，就是鐵夫妻了。
那一夜，我們兩個女人，盡管年齡懸殊，經曆大相庭徑，卻談到很晚。吳醫生走後，躺在床上，輾轉難眠，還是不明白老頭子的心事。
第二天，我要去看曾經一起工作的朋友。徐老頭非要親自把我送到那朋友的單位，搞得我真不好意思。等老頭車走了，她告訴我了徐老頭的事。
長話短說。徐老頭調到武警總院不久，就趕上裁軍。我們那個醫院撤銷了。很多人找到他，想調到他的醫院。於是，老頭把當年手下幾個看得中的得力的科主任調了來。又過了幾年，要提高級職稱了。徐老頭是個外科醫生，即使作了院長，也沒有放下手術刀。自然，在提職稱的名單裏有他的名字。不久，北京總部派來了調查組，說是有人寫信搞了老頭子的狀，告的是他不搞臨床了，靠職位給自己提了高級職稱。在調查會上，他當年的得力幹將們，不是慷慨激昂的聲討，就是一聲不吭地默認。隻有一位原來的內科副主任一反群情，實事求是地替老頭說了話。自然，人傳人，話就到了徐老頭的耳朵裏。可以想象到，這對他是一個多麽大的打擊！事實上，他當年調來的外科主任領頭告了他，而那個替他說話的主任是他唯一沒有幫忙調來的一個主任。
我想，這不僅僅是一個被人告了黑狀的打擊，更重要的是對老頭曆來識人用人標準的一個決定性的否定。尤其是到了這把年紀，這就是對自己一生識人標準的否定。說是頭腦太簡單？太幼稚？太愚蠢？或者喜歡順從下級的懲罰？總之，這種否定怎麽說也不過分。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對自己作人的一種最大的嘲諷。當時我就想，他信任的一群人如此徹底地背叛了他，老頭的晚年過不好了！
我從廣州去深圳。徐老頭又親自把我送到車站。他用長輩的口吻，和我說，別忘了再來看看我們。然後，向我揮揮手，說走吧！我說，你先走。他笑笑，然後就帶著司機走了。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徐老頭。
以後的這些年，我們還是一年一張賀年卡，一年一封信。不知從何時起，他的信裏總是夾著一張照片。他的小女兒長大了，雖然說話還是有些不清楚，但是智力正常，是個善良的女孩子。有了一份工作，結了婚，還生了個漂亮可愛的小女兒。相片裏的小孫女一天天長大了，長得甜甜的，美美的。學習好，還學跳舞。相片裏的徐老頭和吳醫生，一年年的見老，但是和小孫女在一起的他笑了，笑得幸福了。我對自己說，老頭終於走出了陰影。
一年春節，吳醫生寫來的信，說老伴走了，隨信還寄來了一張徐老頭端端正正的穿著軍裝的照片。以後，聽別人說，老頭抽煙抽的太多，是肺部感染控製不了走的。病重時，一直念叨著讓那位公正地待他的內科主任來救他。聽到這裏，我黯然無語，徐老頭的心被傷的太重了，最終還是沒有走出那被人背叛的陰影。晚年被命運否定的痛苦，唉，換了誰也不容易呀!
這就是我知道的那個徐老頭，那個曾經出現在我豆蔻年華裏的徐老頭，那個珍惜了浪漫愛情一生的徐老頭，那個晚年被人背叛過的徐老頭，那個親自把我送到火車站的徐老頭。
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也有缺欠的人。起起伏伏地走完了人生，帶著浪漫，帶著眷戀，帶著遺憾，大概也帶著些痛苦，離開了這個世界。
每年春節，我還是寄去一張賀年卡，還是收到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徐老頭走了，留下了他的妻子，女兒和小孫女。
這張賀年卡，我要一直寄下去。“人走茶涼”的滋味我嚐過，我作不出那樣的事。老頭走了，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著他。
寫下這篇文章，是要讓徐老頭在天看到，世上還是好人多。讓看過的人知道世上曾經有過一個徐老頭。
